李家丽

《四欧宝笈》在上海图书馆展览现场

碑帖在中国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现存于故宫的先秦时期的10个石鼓是石刻文字之祖，可谓是碑刻的滥觞。此后，碑帖留下了自古至今无数名家的书迹，呈现出各种字体，各家流派的书法风格，是中国书法的起源。今天书画史上耳熟能详的书法家，诸如李思训、王羲之、欧阳询等都有碑帖作品传世，成为后世书法家临摹的重要材料。

2021年11月上旬，60余种唐碑善本齐聚上海图书馆“大唐气象——上海图书馆藏唐碑善本展”，轰动全国。唐碑善本荟萃，接近一半展品属于国家一、二级文物，除了堪称镇馆之宝的《四欧宝笈》外，上海图书馆更将珍稀罕见的拓本，诸如宋拓孤本《岑植德政碑》（项元汴藏本）、明拓孤本《马怀素墓志铭》（顾苓藏本）等一同展出，使观众一赏珍稀拓本背后的大唐气象。在众多“国宝”级珍品碑帖中，不得不提的便是上海图书馆镇馆之宝《四欧宝笈》。它在历史中的跌宕，与近代书画名家吴湖帆的不解情缘，造就了中国近代史中碑帖收藏的一段佳话。

吴湖帆是清代著名书画家吴大澂之孙，绘画、鉴赏、收藏兼通，尤善没骨荷花，声名赫赫。就绘画创作而言，他早年和溥儒并称为“南吴北溥”，后与吴子深、吴待秋、冯超然并称“三吴一冯”。就书画鉴定而言，他与收藏大家钱镜塘同称“鉴定双璧”。

《四欧宝笈》是唐代书法家欧阳询书写的四件传世碑拓，分别为《化度寺塔铭》《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虞恭公碑》，现为国家一级文物。这四件碑帖都是欧体楷书的代表作，又因四件拓本均为宋代拓本，十分珍稀，故称“宝笈”。吴湖帆与《四欧宝笈》情结甚深，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吴湖帆就没有今日我们看到的《四欧宝笈》。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来，《四欧宝笈》中的三册《化度寺塔铭》《皇甫诞碑》《虞恭公碑》原本是清代潘祖荫所藏，吴湖帆的妻子潘静淑是潘祖荫的侄女。这三册原是1915年潘静淑结婚时的嫁妆。1924年，吴湖帆费尽心机，又寻得宋拓《九成宫醴泉铭》，在1926年将这四册合装在一个匣子内，并命名为《四欧宝笈》。吴湖帆对《四欧宝笈》十分得意，为了显示自己这一收藏，他甚至将自己的书斋取号为“四欧堂”。

《四欧宝笈》的定名，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有这么一段曲折的故事。《四欧宝笈》中的《化度寺塔铭》被认为是欧阳询的代表作。据明代《解文毅公集》记载，隆兴初年（隆兴为宋孝宗年号，隆兴初年大致为1163—1164年间）河南的范谔曾经如此写道：1041年，其高王父雍，奉命出关，经过南山佛寺，看到佛寺墙脚下的断石，又看到此碑，称叹它是至宝。然而，寺内的僧侣误以为石头中有宝物，凿开石头后，却没看到宝贝，就把一断为三的乱石丢弃在寺院后边了。后来，高王父雍用数十匹细密的绢向寺内僧侣求得该断石，放置在私宅中。靖康之乱后，好事者将它找了出来，拓印数十本，将这碑刻凿碎了。

宋拓《化度寺塔铭》

吴湖帆绘《四欧堂读碑图》

《化度寺塔铭》宋拓现存七本，吴湖帆“四欧”藏本便是其一。由于《化度寺碑》宋代既已毁，观者皆未见原碑行款样式，吴湖帆便根据所藏之本的碑文断裂痕迹，推敲出原碑面貌。此外，他还用蝇头小楷书录《化度寺碑式图》，殊非易事。然而，清代金石学家、鉴定大家翁方纲曾看过六本宋拓的《化度寺塔铭》，却偏偏把吴湖帆所藏之本定为翻刻本。1926年，吴湖帆邀请文物大家罗振玉重新鉴定《化度寺塔铭》，罗在鉴定中如此写道：“甫一展观神采焕发，精光射十步之外，不必一一与敦煌本校量，已可确定为唐石宋拓。且存字之多至九百余，为之惊喜欲狂。”这才使《化度寺塔铭》重回善本之列。

自此，吴湖帆才得以理直气壮地称这四本碑帖为《四欧宝笈》。而在《四歐宝笈》中，有四方印章自刊刻起，只钤印过一次，它们分别是：“吴氏四欧堂所藏宋拓唐石真本化度寺碑印”“吴氏四欧堂所藏宋拓九成宫碑之印”“吴氏四欧堂所藏宋拓温虞恭公碑之印”“吴氏四欧堂所藏宋拓皇甫明公碑之印”。这四方印章是专属于《四欧宝笈》的，无法移作他用。

事实上，吴湖帆对《四欧宝笈》的贡献远远不止收集成册这么简单。作为一名书画家，吴湖帆曾分别在这四件碑帖的卷端手绘《四欧堂勘碑图》《九成宫图》《四欧堂读碑图》《四欧堂校碑图》，四幅山水小品尺幅虽小，然雅致秀丽又气势恢宏，代表着吴湖帆早期的绘画风格。除此之外，吴湖帆还在前代名家题跋的基础上，遍邀民国文艺界、学术界、收藏界的重量级人物，前来鉴赏、题跋。

在众多的题跋中，不得不提的是保罗·伯希和在《化度寺塔铭》上的题记。一个法国人为何在中国的碑帖上题词？又如何与吴湖帆结识？伯希和是法国知名的汉学家、探险家，也是当时欧美公认的汉学领袖。他的汉学研究精湛渊博，在中国的考古艺术、宗教文化、东西交通，以及边疆史地等方面都有论著。1906年至1908年，伯希和活动于中国甘肃、新疆一带，对库车图木舒克以及敦煌石窟，进行了广泛的考察。而从敦煌莫高窟带走的6000余种文书，也让他在中国学界毁誉参半。鲜为人知的是，伯希和是《化度寺塔铭》“敦煌本”的最初发现人，这也是为什么吴湖帆会邀请他来为《化度寺碑》题记。

1935年，故宫博物院整理文物，想要参加伦敦国际艺术展览会，北平（今北京）一方邀请汉学家伯希和来到中国鉴赏故宫文物。这一年的4月3日，吴湖帆与叶恭绰在张葱玉处和伯希和见了面，伯希和鉴赏了“四欧堂本”并留下法文题跋，同行的翻译陆翔作了释文。中国善本碑帖有西洋人题跋，此册可谓独一无二。

可以说，这一碑帖除了为我们展现欧阳询那平正峭劲的书法外，也是研究民国时期碑帖收藏往来的重要范例。吴湖帆对《四欧宝笈》的内容如此看重，就连装裱也是不计银力，亲力亲为。《四欧宝笈》的书箱是楠木材质，箱内有四个金丝楠木制作的书匣，书匣与书箱的造型和插口样式，正如欧阳询的书法那般严谨工整、一丝不苟。箱盖上有吴湖帆亲书题刻“四欧宝笈”。四件碑帖装裱为同一样式，乾隆古锦为封面，红木镶边，可谓善本碑帖装裱的典范。20世纪50年代后期，《四欧宝笈》以两万元的价格转售给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遂入藏上海图书馆，成为“镇馆之宝”。这才有了今日，《四欧宝笈》得以面向公众展出的一大碑帖界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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