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畿》中的魏晋六朝民俗大观

2022-02-19刘泽坤

文学教育 2022年1期

关键词：巫术

刘泽坤

内容摘要：《华山畿》作为魏晋南北朝民歌保存在宋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清商曲辞》中，《华山畿》一文不仅尤其独一无二的审美价值，同时也有着十分丰富的民俗内涵。本文试图通过研究《古今乐录》中所保存的“华山畿”相关信息，从南朝巫术治疗、丧葬与婚俗角度分析《华山畿》作为民歌对当时民俗的反应与承载，对文学与社会民俗关系进行探究。

关键词：《华山畿》巫术冥婚反叛色彩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思想最为发达的时期之一。南北方战争以及小国家的更替使得汉代建立起的庞大儒家法度在这个时期逐渐崩塌。此外，魏晋时期形成的魏晋玄学，[1]滥觞于老庄，又吸收了佛学的思想。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魏晋志怪小说逐渐蓬勃发展。这种带有志怪色彩的思想内容也不只体现在小说这一体裁，当时的诗歌、散文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这种思潮的影响。任何民间故事的产生与发展都难以脱离历史的、社会的影响。胡适曾经说过：“我们的韵文史上一切新的花样都是从民间来的。三百篇中的国风、二南和小雅中的一部分是从民间来的歌唱。楚辞的九歌也是从民间来的，汉、魏、六朝的乐府歌词都是从民间来的。词与曲子也都是从民间来的这些都是文学史上划时代的文学范本。”[2]《华山畿》作为一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歌，其内容与当时的民风民俗息息相关。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曾引南朝僧沙门智匠《古今乐录》对于《华山畿》一事的描述：

《古今乐录》曰：“《华山畿》者，宋少帝时《懊恼》一曲，亦变曲也，少帝时，南徐一士子，从华山畿往云阳，见客舍女子，年十八九，悦之无因，遂感心疾。母问其故，具以启母。母为至华山寻访，见女，具说闻感之因。脱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卧之当已。少日果差。忽举席见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气欲绝，谓母曰：‘葬时，车载从华山度。’母其从意。比至女门，牛不肯前，打拍不动。女曰：‘且待须臾。’妆点沐浴，既而出，歌曰：‘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棺应声开，女透入棺，家人叩打，无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冢。[3]

宋少帝422年登基424年被杀，《金楼子》一书始作于梁元帝时期，其内容具有可信度。笔者也曾亲自前往镇江新区姚桥镇华山村进行实体调研，当地现存2013年重建的神女冢一座。村口有南朝银杏树一棵，南北朝古墓发掘原址修建了“华山畿文化公园”对“华山畿”传说进行保护。

如今《华山畿》研究中，研究关注点多放在《华山畿》作为民歌对其进行艺术性的文本解读及将其作为《梁祝》传说的起点进行研究或是对华山地点的考证，对民歌中所记载的民俗内涵有所忽视。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在谈及民俗与文学这一问题时强调“过去有一个时期，把文学理论搞得过于狭窄……增加民俗学研究的新视角的问题”。[4]

一.生与死之间——疾病与治疗

《古今乐录》中所记载的这个华山畿的故事，多认为其发生在丹阳华山村。叙述了一个相遇→单相思→寻访得物→病愈→死亡→入棺合葬的故事。敝膝作为故事的叙述脉络中的关联物，是馈赠、治疗、死亡三部分的重要线索。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指出，巫术赖以建立的思想原则，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因为相似，“同类相生”或“果必同因”，即某事物会产生类似的事物或某事物是由类似的事物引起的;二是因为接触，即“物体一经互相接触，在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的互相作用”。前者称为“相似律”，后者称为“接触律”。基于“相似律”的巫术称作“模拟巫术”;基于“接触率”的巫术称为“接触巫术”。[5]无疑，蔽膝在文中一直是接触巫术的媒介。蔽膝在人类服装中属于最古老的衣服。《说文》[6]曰：“袆，蔽膝也。”《释名》曰：“韠，蔽也，所以蔽膝前也，妇人蔽膝亦如之。齐人谓之巨巾，田家妇女出自田野以覆其头，故因以为名也。又曰跪襜，跪时襜襜然张也。”[7]郑玄《易纬乾凿度》注“古者田渔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后知蔽后。后王易之以布帛，而犹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8]而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也出现了不少和蔽膝有关的内容。《诗经·桧风·素冠》中：“庶见素韠兮，我心蕴结兮，聊与子如一兮。”[9]《素冠》一诗有丧葬说，有悼亡说，有妇人探监说，若从妇人探望自己监狱中丈夫的角度来看，通过男子的穿着情境以及各种相关意象，能够看到女子对男子“聊与子如一兮”的真挚情感。而《华山畿》一文中，女子将蔽膝这一带有原始色彩的物质赠与男性，并且密置在男子的床下。这一举动治好了男性的相思病。可以看出，蔽膝作为女子接触过的物件，是具有治愈男子相思病的功效的。清代学者俞摧《废医论·巫医篇》认为“古之医，古之巫也”。[10]持此观点的现代学者亦有很多，如刘师培、陈邦贤、周策纵等。[11]由此可见，这种巫医不分家的观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依然十分流行。而士子的死亡，也正是由席下蔽膝引起的，他在吞下了女子的蔽膝后，就“气欲绝”。蔽膝从之前的救命之物变成了丧命之物，而吞下蔽膝这一行为使得蔽膝上带有的巫术又反噬到了女子身上，让女子心甘情愿的同男子合葬。

唐代西域胡服引入后，百姓们以穿胡服为潮流，神怪们接触过的腰带也具有了魔力。《柳毅傳》载：

“女曰：‘洞庭之阴，有大橘树焉，乡人谓之社橘。君当解去兹带，束以他物。然后叩树三发，当有应者。——因而随之，无有碍矣。……”“还家，乃访于洞庭。洞庭之阴，果有社橘。遂易带向树，三击而止。俄有武夫出于波间，……”（《搜神记·唐宋传奇集》）[12]

腰带是龙女接触过得，染上了龙女的气息，因此敲击此树后“有武夫出于波间”。如今，在一些少数民族的习俗中，腰带依旧是作为一种定情信物存在的。白裤瑶的传统习俗，花腰带是白裤瑶青年男女的定情物，只能送给恋爱对象。[13]

因此，服饰一直具有非凡且独特的含义的。古代为亡人设立衣冠也有这种含义，《史记·封禅书》：“其来年冬，上议曰：‘古者先振兵释旅，然后封禅。’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馀万，还祭黄帝冢桥山，释兵须如。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14]《汉书·郊祀志上》：“上（汉武帝）曰：‘吾闻黄帝不死，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以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15]这是最早的有文字可查的衣冠冢。而就出土文物而言，山东大汶口墓地有5座无墓主尸体的墓，但随葬品相当丰富。一些专家认为这是在古代部落战争中部落领袖死亡后人们难以收敛其尸体，因此选择了将其生前穿过或者用过的器物放入墓中进行厚葬，希望灵魂可以附着在衣服上入土为安。[16]无论是黄帝的“仙而上天”，还是大汶口出土的遗址，都足以说明衣冠是最能同人“本身”划等号的。

二.死当同冢——爱情与反叛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构建的法度逐渐崩塌，但是男女地位虽不像后世那样悬殊，但依旧存在着差距。在墓葬上依旧保持着以男性为主，女性为其附庸品的状况，男性的社会地位决定了男女合葬的等级。自三国起，帝王家虽然一直提倡夫妇合葬，但是在官员或是民间中却并非如此。如西晋名将杜预，是不主张合葬的。“预先为遗令曰：‘古不合葬，明于终始之理，同于无有也。中古圣人改而合之，盖以别合无在，更缘生以示教也。自此以来，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其子孙一以遵之。”[17]南朝时，战争的频繁，夫妇合葬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北朝后期，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对峙，给分离的民间夫妇带来了苦难，裴文举“叔父季和为曲沃令，卒于闻喜川，而叔母韦氏卒于正平县。属东西分隔，韦氏坟陇在齐境。及文举在本州，每加赏募。齐人感其孝义，潜相要结，以韦氏枢西归，竟得合葬。”[18]即便是裴文举这种正史有名之人夫妇合葬也是因为自己有孝义，感动了齐人，齐人才暗中联络，把裴文举妻子韦氏的灵柩运到西方夫妇才得以合葬，更何况是籍籍无名的百姓。

1.对乱世的反叛

汉末的战乱，三国的纷争，西晋统一后的“八王之乱”，西晋王室的灭亡和晋室的东迁，北方十六国的战乱，南方宋、齐、梁、陈的斗争，在这三百多年中，战乱频繁，民不聊生。曹操的《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体现了在那个乱世之中人们生命的渺小和对战争的无奈。在这个时间段也产生了别的合葬故事。如《玉台新咏》卷1载无名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记载小吏焦仲卿与刘兰芝死后，仍以夫妇之礼合葬在一起，诗云：

……

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榜。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

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

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

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19]

现在来看，这都是充满了悲剧色彩的故事，其中内涵也有相通之处：心爱的两人因为各种的原因终究不能长相厮守，选择了同赴黄泉。但是，相比于暴尸荒野，这样的结局似乎是更加体面的。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人们所追求的已经不再是道教带来的长生观念，而失去追求佛教的来世，这种三世观念扩大了人们的想像力。合葬后，无论是通往了另一个世界或是转世成为某种动、植物，都是人们对这个乱世的哭诉和反抗。

2.对爱情传统的反叛

魏晋时期的情感表达方式并没有直接继承汉代的儒家表情观。《华山畿》的故事叙述并不流畅。但不难看出，客舍女子的父母和士子父母态度的对立。士子的母亲寻访到女子，求得蔽膝医治士子的疾病，同时也遵循着男子的死后遗愿。但是，从男子求而不得以感心疾，以及女子进棺后“家人叩打，无如之何，乃合葬”的行为来看，女方是不同意这场婚配的。随着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兴盛，思想上突破了传统的情礼观，魏晋士人表达情感的方式极具个性，看似不合规范甚至不可理解但是却又有其独到之处。魏晋时期以悲为美的审美风尚也突出表现在音乐方面。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指出：“按奏乐以生悲为善音，听乐以能悲为知音，汉魏六朝，风尚如斯。”[20]《华山畿》作为民歌，也受到这种时代潮流的影响。我们虽然听不到原本的曲子，但是从文字中也可以一探这种悲情感。殉情一事本是不符合传统伦理道德的，但《华山畿》中的女子却做得如此果决“女透入棺，家人叩打，无如之何，乃合葬。”几字描绘出的是一个普通女子在面对爱情这种不可抗力之后的果断与决绝。这种极具个性的行为也可以算是魏晋南北朝所独有的。正如宗白华先生所指出：“汉末魏晋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21]

三.入冢成婚——《华山畿》的悲情色彩

冥婚这一习俗源于殷商时期，自产生之日起就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深刻的影响。《周礼》一书虽然作于汉代，但是其中记载的周代礼俗是可考的，《周礼·地官·媒氏》云：“禁迁葬与嫁殇者。”[22]但这种风气却始终没有被完全禁止，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冥婚做为社会常见现象影响了文学的创作，出现了以人鬼、鬼鬼为题材的小说创作。文学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对社会生活进行再现，更加注重的是对社会生活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反映。冥婚进入作家的眼中，在作品中有所反映，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婚恋题材的文学作品一直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爱情故事作为婚恋题材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以冥婚为题材的爱情故事更是为其增添了一种迷幻色彩。《华山畿》中的男女是“悦之无因”的，即所谓的一见钟情。倘若这个女子对他毫无感情，自然也不会把蔽膝赠与这个男子。男主人公因相思而死，死前留下的遗言就是下葬时要从华山经过。其中的深意不言而喻，就是要最后再走一遍他们曾经相遇的地方，这是男主人公对他们感情的执着追求。这一段爱情故事表面上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却显现出了在封建社会男女青年没有相互自由交往和恋爱的可能性，有的只可能是因彼此相思而产生的精神折磨，在精神煎熬下产生疾病，最终因疾病而死亡。他们虽然死了，但是依旧不愿意放弃自己对爱情的追求，对所爱人{的无尽思念，于是便寄希望于“来世”，死亡对他们而言是一种解脱，现在的死亡也许可以换取“来世”幸福爱情生活的开始。由此可见，这又何尝不是佛、道二教在这个朝代对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冲击。

民俗和文学常常是互相影响互相依存的，通过文学，民俗得以保存，保存了民俗的文学通过流动，用扩大了民俗的接受面。民俗也不仅是文学的中介而且也是作家文学丰厚的创作土壤。民歌这一文學形式来自于民间百姓，自然而然的会沾染许多民间的特色。而民俗作为民间的日常生活现实，则浸润着无数的作家，从而让作品中或有意或无意的带有民俗的色彩。

参考文献

[1]袁行沛.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10.

[2]陈勤建.文艺民俗学导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4.

[3]（宋）郭茂倩.乐府诗集[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卷46.

[4]钟敬文.文学研究民俗学方法[J].民族艺术，1998（2）：30-31.

[5]（英）J.G.弗雷泽.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6.

[6]（汉）许慎.说文解字[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683.

[7]（清）王先谦.王先谦撰集.释名疏补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45.

[8]转自崔圭顺.中国历代帝王冕服研究[D].上海：東华大学，2007.

[9]程俊英.诗经注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45.

[10]（清）俞樾.俞樾杂纂[M].北京：清华大学光绪九年刊《春在堂全书》.

[11]转林富士.礼俗与宗教[M].北京：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79-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