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青卓

内容摘要：鲁镇作为鲁迅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意象，早已超越了静止的建筑或故事的叙事空间背景而成为了一个有“意味”的空间，事实上，鲁迅笔下的“鲁镇”世界，集中展示了当时广大乡村（市镇）在变革前夕的愚昧麻木、陈腐闭塞、封建落后的普遍面貌。本文从空间文化的角度对鲁镇的公共空间、私性空间进行分析，明确了这两种空间的地理特征和文化内涵，同时结合其文化内涵分析鲁镇的受压迫者、反抗者与压迫者的心理空间特征，对鲁镇这一有“意味”的空間进行另类阐释。

关键词：鲁镇 公共空间 私性空间 心理空间

鲁镇的公共空间主要指酒店和茶馆，这两种空间不分男女老幼等级阶层，对所有人开放。私性空间包括客厅、书房和卧室，客厅和书房为士绅阶级所独有，是金钱、权力与地位的象征，且客厅专用于会客，书房专用于读书写字，而穷人则不会有自己的客厅和书房，他们的住所即卧室承担了吃饭、睡觉、会客等一系列功能。公共空间与私性空间各具文化内蕴，并且在这种文化内蕴的影响之下，鲁镇的平民阶层、知识分子阶层与士绅阶层形成了各自的心理空间特征。

一.公共空间：酒店、茶馆

作为在鲁迅的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意象，酒店和茶馆有其具体的形态并承担着多重功能。它们在《孔乙己》《明天》《阿Q正传》《在酒楼上》《药》《长明灯》等篇章中均有出现，或是故事的发生地，或是故事中的一个场景，其中《孔乙己》中对酒店的具体形态有这样的描述：“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①而茶馆的内部构造及摆设在《药》中稍有提及：“遍身油腻的灯盏，一排排滑溜的发光的茶桌，盛着茶水的大铜壶。”酒店和茶馆在鲁镇，承担着多重功能：一是休息娱乐的功能。做工的下工之后来此缓解一天的辛苦疲劳，而阔绰的主儿可在此整日与朋友聊天作乐;二是聚集各阶层人物的功能。在所有的空间中，只有茶馆和酒店可以同时聚集社会各阶层的人，《孔乙己》中提到，来咸亨酒店喝酒的分两种人：穿短衣的和穿长衫的。短衣帮们多半是靠体力劳动赚取辛苦钱的底层劳动者，而穿长衫的人则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三是散播舆论的功能。茶馆与酒店是社会的小窗口，是舆论的发酵地和散播地。《孔乙己》中，孔乙己第一次出场就是在咸亨酒店，之后关于孔乙己的身份，背景，性格等全部都是在酒店喝酒人的议论之中逐渐明晰起来;《药》中，革命者夏瑜从革命、失败、被捕到最终慷慨赴死，沾着其鲜血的馒头被作为医治小栓痨病的“良药”，这两条故事线就是在茶馆各阶层人物的议论中有序展开的。

酒店和茶馆这两种公共空间被频繁地作为小说故事的发生地或组成部分，绝非偶然，酒客们和茶客们对于各种“公共事务”的议论和态度使得这两种空间逐渐演变为了封建礼教文化和愚昧国民性的代名词。《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因为出身卑微、性格迂腐，每一次出场，都伴随着不怀好意的笑声，即便在他受伤之后，而当他彻底消失之后，也只获得了众人的冷漠;《药》中，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夏瑜在茶客们眼里只不过是犯上作乱的“贱骨头”和“疯子”。在《孔乙己》《药》等多篇小说所建构的酒店、茶馆空间中，鲁迅塑造了一批看客群体，其精神世界的愚昧、麻木与冷血，体现了封建礼教文化对国民灵魂的蚕食，也反映出深植于中国国民灵魂里的劣根性。

二.私性空间：客厅、书房、卧室

等级秩序是传统封建文化中相当重要的一环，而鲁迅小说中营构的客厅空间则是这种落后文化的重要载体。小说中关于客厅这个私性空间的描述以鲁四老爷的最具典型性，《长明灯》中这样描述道：年高德韶的郭老娃居于首座，四爷因为内心的如意算盘坐在最下，而因守护全屯有功的阔亭和方头，不但第一次走进这个不易瞻仰的客厅，而且坐在老娃之下和四爷之上，至于那些为村子的未来多少担了一些心的村民们，则没有资格进入客厅。封建文化下的尊卑有序等级森严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另外，几个人的谈吐更印证了这种等级秩序：初进客厅，年高德韶的郭老娃是放松了胡子，慢慢的说;四爷也捋着上唇的花白的鲇鱼须，一副悠然、不在意的模样;而阔亭和方头就只是喝茶，喝干之后，也不开口。到后来，四爷的话逐渐增多，其余三人的话逐渐减少，最后只剩下“那倒是、”“那自然”、“那不能”之类附和的话语，这种谈吐方面的表现与他们的身份地位密切相关。而这种等级文化正是鲁迅塑造客厅空间的最终目的，对处于这个客厅中的人物的语言、神态、动作所作的详细的描述，正是为塑造客厅的“文化”意味而服务的。

鲁迅笔下的书房不是知识的天堂，而是一个滋生虚伪、掩饰丑恶的地方，是封建文化的集中代表。关于鲁四老爷的书房，《祝福》一文中有详细的描写：“房里也映得较光明，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子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②到这里，鲁四老爷旧封建知识分子的形象已深入人心，然而这样一位饱读诗书、满口仁义道德的知识分子，却对祥林嫂实施着精神残害：祥林嫂刚来鲁镇时，鲁四老爷就对她的寡妇身份表示了不满，后来祥林嫂经历了再嫁、丧夫、失子的一系列悲剧，依旧被鲁四老爷划分在“不洁之人”的行列，捐门槛行为之后祥林嫂所面临的这种现状并未改变，最终她死在了祝福之夜的风雪中。鲁四老爷所代表的旧封建知识分子的虚伪与表里不一是书房这个空间背景的真实折射。鲁迅塑造书房这个空间，一方面是批判传统封建文化对人的毒害，另一方面是为了揭露和批判鲁四老爷这种在传统儒家思想滋养下成长起来的表里不一的伪君子。

在鲁迅的小说中，卧室空间的困顿和拮据实际上是下层劳动者生活现状的真实折射，在长久的封建传统文化的侵袭和渗透之下，他们经历着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贫困。《药》中对华老栓卧室的描写：“遍身油腻的灯盏、破旧的枕头、满幅补钉的夹被”，这些都折射出华老栓家的穷困”;《阿Q正传》中阿Q根本没有卧室，他借住在未庄的土谷祠中，里面仅有的财产就是一盏破煤油灯和一个棉被;《孤独者》中魏连殳居住着租来的卧室：“两件连通的客厅，并无什么陈设，不过是桌椅之外，排列些书架。”到后来：“不但器具所余无几了，连书籍也只剩了在S城决没有人会要的几本洋装书。”③《伤逝》中子君和涓生租住在吉兆胡同中一所小屋里的两间南屋中：“只见几件破旧而暗淡的家具;只是盐和干辣椒，面粉，半株白菜，旁边还有几十枚铜元。”④这是他们全部的生活资料，这就是穷人们或者说下层人的生存现状。鲁迅小说中大量的对于卧室空间的展示，正是为了揭示这种现状，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种情况并非个例，而是整个中国的普遍现象，对卧室空间的描述，折射的是整个中国的底层人民在封建文化统治下的生存危机。

三.心理空间

在鲁迅以鲁镇为空间背景的小说中，对人物心理空间的描述非常多，但是归纳起来，主要是三类人物的心理空间：被压迫者（下层镇民）、反抗者（知识者）、压迫者（士绅）。

人物心理特征的形成通常与其所处地理空间的文化特征密切相关，始终被排除在祭祀行列之外的祥林嫂所产生的一系列心理活动是鲁镇文化中这种“不洁”观念的真实反映。在《祝福》中，祥林嫂三次被拒绝参与祭祀活动，她的反应一开始是讪讪的缩手，去取烛臺，这时的祥林嫂对于自己的被拒毫无概念，也未有明显的情绪反应;而第二次被拒之后，祥林嫂转了几个圆圈，终于无事可做，最后疑惑的走开。这一次祥林嫂开始对这种被拒行为背后的深层原因产生了怀疑;第三次被拒直接导致了祥林嫂的死亡，原因是在鲁镇“不洁”观念的规训之下，祥林嫂听信了柳妈的话，试图通过“捐门槛”这一行为来赎罪，但是结果是她依旧被排除在祭祀行列之外，“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的站着。”⑤从毫无概念到怀疑再到绝望失神，祥林嫂一系列的心理变化体现了鲁镇封建礼教文化对下层人民的精神蚕食，在鲁镇的文化秩序中，再嫁的妇女属于“不洁之人”，没有资格去沾手祭祀事宜，而“不洁之人”祥林嫂最终确也在这种文化秩序中消失了。祥林嫂一类的被压迫者，其悲剧命运并非偶然，他们身上的这种与鲁镇文化与封建礼教文化不相容的、异于“常人”的特质，导致他们无法融入到这种生存氛围中，而其自身的反抗力量与封建文化相比又过于渺小，因此他们终究是鲁镇文化和封建文化秩序中的异类，逃不过被同化或清除的命运。

在鲁迅的小说中，知识者即反抗者由于受到现代教育的熏陶与洗礼，其心理空间往往与鲁镇的封建礼教文化呈现出一种对峙的格局，他们常常试图摆脱这种文化的规训并打破它。在《狂人日记》中，狂人关于“被吃”与“吃人”真相的惊人发现验证着这一规律：“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⑥当多数人在仁义道德的遮羞布下残害弱小，同时自己也被作为弱小者被残害的时候，狂人撕碎了这层遮羞布：“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这一心理从另一层面印证了狂人与封建礼教文化的对立，在“吃人”真相的背后，还隐藏着更残忍的事实，那就是，人人都不单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封建礼教文化既铸就了吃人的畸形社会，也铸就了吃人的畸型人格，它不断控制人的灵魂，剥夺人的人性，将其变成冷漠麻木却不自知的刽子手，然而狂人的心理活动表明，他认识到了自己也是加害者中的一员，而不仅仅是以一个启蒙者的身份自居。鲁迅小说中的大多数知识者从一开始就带有边缘人的色彩，作为知识者，其所受的现代教育，使得他们身上带有一定的启蒙因素，然而其身上的“另类”和启蒙因素并不为大众所理解和接受，知识者在普通民众眼里只是古怪的“异类”，除此之外，他们还要面对“士绅阶层”的打压和残害，他们是鲁镇的“游子”和“边缘人”。正如毕绪龙在《鲁镇里的人》一文中说道：“在社会变迁中，知识分子的现代教育赋予他们的是与市镇上层和市镇下层都不相同的时空形式，这种时空形式在鲁镇遭到了上述两个阶层的不同态度的拒斥，也就决定了他们的再次出走或者彻底沉沦。”⑦

鲁迅小说中的压迫者即士绅阶层，他们是市镇空间实际意义上的统治者，施坚雅说：“所有的基层市场社区在传统时代都有一些所谓的‘乡绅家庭’。用不那么明确的术语来说，这些高人一等的家庭正是在集镇施行‘社会控制’。”⑧出于维护自身经济实力与身份地位的绝对领导权的需要，而这种绝对领导权恰恰是要以封建礼教文化为基础的，因此压迫者在其心理空间中往往充当的是传统封建礼教文化的践行者和规训者。《祝福》中鲁四老爷严格践行着鲁镇的祭祀礼仪（死了丈夫的妇女属于“不洁之人”，不能沾手祭祀之事），因此面对初来鲁镇的寡妇祥林嫂，他暗地里告诫四婶：“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当祥林嫂被其婆婆强行带走的时候，鲁四老爷并无意去弄清其中的原委，只是一句简单粗暴的“既是她的婆婆要她回去，那有什么话可说呢。”在传统封建文化中，丈夫和婆婆对于妇女具有绝对的控制权和裁决权，其权威决定了家庭的稳固性，从而间接决定了社会的稳固，而当脱离了婆婆控制和裁决的祥林嫂再次被婆婆强行带走的时候，鲁四老爷就开始发挥其规训者的作用，让祥林嫂重新回归到婆婆的控制和裁决之中，除此之外，鲁迅作品中的其他诸如慰老爷、七大人这样的士绅形象，其心理空间同样呈现出这一特征。士绅阶层“规训”行为，目的就是守护封建文化的合法地位，使其不被任何个人的行为所动摇，而这种裁判权和“规训”行为实际上变成了他们“杀人”合法化的依据。

在上述空间中，封建礼教文化对人精神的蚕食清晰可见，它造就了愚昧的国民性，生产出了迟滞麻木的平民阶级（他们是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又精神萎缩的最底层人民）和对平民进行精神控制的中介、杀人于无形的统治阶级，同时，由于这种文化过于根深蒂固，拥有清醒的反叛意识的知识分子阶层也难逃悲剧命运，鲁镇空间也因此最终成为了封建礼教文化的代名词。

参考文献

[1]毕绪龙.“鲁镇”：鲁迅小说的叙述时空[J].北京：鲁迅研究月刊.2005（09），38-43.

[2]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63.

[3]鲁迅.《鲁迅小说经典：呐喊·彷徨》序言[M].齐鲁书社.2015，9.

[4]毕绪龙.“鲁镇”里的“人”——重释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J].济南：山东社会科学.2005，88-90.

[5]张小丹.浅谈鲁迅小说中的平民化人物形象[J].白城：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7（02），68-71.

注 释

①鲁迅：《孔乙己》，《鲁迅文集》（1），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三版），30页。

②鲁迅：《祝福》，《鲁迅文集》（2），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三版），8页。

③鲁迅：《孤独者》，《鲁迅文集》（2），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三版），107页。

④鲁迅：《伤逝》，《鲁迅文集》（2），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三版），141页。

⑤鲁迅：《祝福》，《鲁迅文集》（2），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三版），22页。

⑥鲁迅：《狂人日记》，《鲁迅文集》（1），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三版），18页。

⑦毕绪龙.《“鲁镇”里的“人”——重释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版，88-90页。

⑧（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版，53。

（作者单位：西安工业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