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羽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规定，男职工退休年龄为60周岁，女职工退休年龄为50周岁，此规定70多年来并未作调整;1955年，女干部的退休年龄提高到55岁，一直沿用至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已发生重大变化，综合看来，传统的退休制度已经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那么，延迟退休究竟出于哪些考虑呢？

一是现行退休年龄与人均预期寿命不匹配。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由1949年的42岁，提高到了77.3岁。与退休年龄直接相关的城镇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已超过80岁。2020年上海市民平均期望寿命达到83.67岁。考虑到劳动者身体健康时间变长等情况，有必要对传统的退休制度进行一定的调整。

二是现行退休年龄与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匹配。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人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有2.64亿人，占总人口比重达18.7%。预计“十四五”期间，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人，我国将从轻度老龄化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全社会老年抚养比将持续提高，导致当期养老金支付压力和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压力增大。

三是现行退休年龄与劳动力结构变化不适应。从2012年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出现下降，年均减少300万人以上。预计“十四五”期间还将减少3500万人，部分地区和行业招工难的结构性问题越来越突出。

四是现行退休年龄与国民受教育年限不适应。“七人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新增劳动力中59.9%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3.7年，初次参加工作的时间将被推迟。在退休年龄不变的情况下，平均工作年限会缩短，不利于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特别是高学历、高职称、高技术类人才资源利用率偏低。

“七人普查”数据公布后，一些专家认为，中国人口增速越趋缓慢、生育率继续走低、老龄化加剧的趋势越来越清晰。有分析指出：“日本今天的少子化、老龄化难题，可能就是我们明天会遇到的问题。少子化是日本经济陷入结构性困境的根本原因。在需求侧，人口减少迫使日本企业离开国内市场、减少设备投资;在供给侧，日本15至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不断减少，劳动力投入要素持续减少。少子化、老龄化将对现有医疗与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造成冲击，日本国内各种新的社会问题更是层出不穷。”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张新日前表示，延迟退休是积极应对老龄化、少子化挑战的重要举措。延迟退休还有利于塑造“人力资源红利”。人口问题一直是中国发展的重要问题。“十四五”时期不仅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窗口期，更是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创新驱动阶段。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有助于使中国的未来经济增长重新焕发内生增长动力和创新创业活力。我国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人均收入增长潜力仍很大。长远来看，实施延迟退休能够发挥适龄劳动人口的潜力、活力，有助于加快我国从“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源红利”转变，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迈进。

无论是从国家的长远规划还是个人发展来看，推动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势在必行。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来，我国一直在积极探索退休制度的改革。2012年6月，“十二五”规划提出“研究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政策”。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2015年的全国两会，提出“争取在2015年内完成方案制订。2016年报经中央同意后向社会征求意见，计划于2017年正式推出延迟退休方案”。2021年3月，延迟退休相关原则正式被写进“十四五”规划。

从“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源红利”转变（图/视觉中国）

有专家认为，“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四大原则的确定，标志着我国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往前推进了一大步。

小步調整。改革不会“一步到位”，而是采取渐进式的方式，每年延迟几个月或每几个月延迟1个月，用较小的幅度逐步实施到位。改革前期，临近退休的人，只会延迟1个月或几个月，不会出现一下子晚退休几年的情况，对于个人工作、生活的影响不会太大。对于年轻的劳动者，延迟的月数会逐步递增，但距离退休的时间较长，个人会有比较多的时间来调整和适应。小步调整延迟退休的时间可以拉长民众与政策的磨合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民众的紧张与不适，争取共识。

弹性实施。改革不搞“一刀切”，不是规定每个人必须达到延迟后的法定退休年龄才能退休，而是要体现一定的弹性，增加个人自主选择提前退休的空间，这也是延迟退休改革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有学者认为，可以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文化传统以及历史沿革等情况，适当借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一些国家的弹性退休政策，增加弹性因素。比如，实行弹性退休年龄，设置3个年龄档次：最低领取养老金年龄（60岁）、正常退休年龄（在提前退休年龄的基础上增加5岁左右）、延迟退休年龄（在正常退休年龄的基础上增加3岁左右）。此外，还可以尝试申请退休机制。在目前的强制性退休制度下，国有单位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即使有就业意愿，也要强行终止劳动关系;在私营单位，超过退休年龄继续留任的职工，其退休金开始发放，个人无法继续缴费。从政策执行难易程度上考虑，非国有单位率先改革，申请退休相对容易;操作层面，个人达到法定正常退休年龄时，如未提前申请，原有劳动关系自动续约，之后可自愿提出退休时间点。

分类推进。改革不会“齐步走”，而是将区分不同群体，以适当的节奏，稳步推进，逐步到位。比如，对于铁路职工等高强度的工种，应该如何推行延迟退休政策？江西农业大学的学者杨沛桦、李慧聪曾做过一项“铁路职工睡眠质量对其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的研究。研究发现，铁路职工存在常年的交替班现象，导致生物钟节奏紊乱，在身心上承受着较大压力，铁路车站系统职工对延迟退休的总体认同度不高。研究认为，相关部门应注重对延迟退休政策的解释与宣传，也可在制定弹性的、渐进的、差异化的退休政策的同时，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如每推迟一年退休，即可按一定比例给予职工养老金奖励，以此提升职工工作的积极性，增强政策的有效性和实践效果。

统筹兼顾。改革不是“单兵突进”，因为退休年龄问题涉及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一项系统工程，与之相关的配套和保障政策措施非常多，需要统筹谋划、协调推进。有专家认为，配套措施中可以进一步完善养老金待遇激励机制。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目前的退休激励政策存在“诱导短缴”的负向激励，即在缴满15年的条件下，向后延迟退休的年份收益递减。由于失业、收入水平低、缴费断档等原因，少数接近退休年龄的老年人会面临养老金储蓄不足的情况。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对这种情况采取补贴做法，即个人退休越晚，获得的匹配额就越多，从而起到引导延迟退休的效果。

“十四五”规划中，延迟退休政策呼之欲出。但政策推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值得我们关注。

政策推行的同时，应大力帮扶就业创业。短期内，延迟退休会对就业产生一定冲击，大龄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可能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但这种冲击是有限的、可控的。上海仕席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经济师朱俊峰告诉记者：“延迟退休政策推行的同时应该加大就业保障力度。各地需要大力扶持新兴产业的发展，在原有的就业岗位之外，再增设一些岗位来满足年轻人的就业需求。如果年轻人充分就业，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就会更高，养老保险制度也就更有持续性。此外，需要进一步开发适合大龄劳动者的岗位，促进大龄劳动者就业创业。对于大龄劳动者技术和知识结构老化等问题，应该考虑实施更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对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应给予一定的社保补贴，帮助他们再就业，这样将减少政策推行的阻力，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政策推行的同时，应消除职场上普遍存在的就业歧视现象，尤其是年龄歧视。一些企业在招工过程中，或将“35岁”作为一个年龄门槛，拒绝录用大龄从业人员。朱俊峰表示：“年龄歧视现象应该引起一定的重视。以年龄划分是否适岗是没有道理的，有人说‘年龄大了拼不动了’，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年龄大了、经验便多了，可能会少走一些弯路，效率高了、成本低了。社会上要求制定《反就业年龄歧视法》的呼声越来越高，从法律和制度上保证劳动者的就业权利，可以使其劳动的连续性、连贯性不受明显的影响。”

政策推行的同时，应有力保障劳动权益。朱俊峰认为“996”和“007”等加班文化是政策推行的阻力之一。企业对客户的服务可以“996、007”，但是员工上班不能“996、007”。山东农业大学的学者王寅未、姜立康曾开展过“城镇职工延迟退休接受意愿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城镇职工不愿意延迟退休的重要原因是“工作压力太大，想尽早退休”。还有学者认为，睡眠缺乏或睡眠时长的减少会使人的积极情绪降低，进而减少在工作场所的“亲社会”行为，而对工作的满意程度会影响个人延迟退休的意愿。可喜的是，国家对劳动权益的保障力度正不断加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在联合发布超时加班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中明确指出，“996、007”工作制都违法。

延迟退休政策还应与“三孩”生育政策协调平衡。2021年8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通过延迟退休提升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优化生育政策，是应对中国老龄化冲击的两大“法宝”。但目前老年人仍是照料婴幼儿的重要力量，延迟退休政策与三孩生育政策似乎存在矛盾。对此，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封进表示：“在女性生育机会成本较高和缺乏社会托幼服务的环境中，延迟退休可能会导致生育年龄进一步推迟，弱化生育政策的效果。弹性退休是一种比较好的政策选择，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劳动者选择退休时间。如果家里有第三代需要照顾，他们可以权衡是自己工作，还是自己退休让子女工作，看看哪种决定对于家庭是最好的安排。”此外，复旦大学全球科创人才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姚凯建议：“要加大家政服务、生育服务和育儿市场的建设力度，并通过老年人延迟就业收入的合理化水平来提高市场服务的购买力。”

从更广的层面看，推行延迟退休政策只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方面。如何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养老服务机构投入运行，政府开展高效監管、精准监管显得尤为重要。上海是国内较早进入老龄化的城市，且近年来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养老服务成为需要着力破解的民生难题。此前，上海出台了《上海市养老服务机构综合监管办法》，在强化宽进、鼓励参与的同时，将着力形成事中事后监管为核心的新型监管模式。围绕质量安全、从业人员、涉及资金、运营秩序、突发事件应对等五个重点方面，加快搭建养老服务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的协同机制，通过清单式监管，严格履行业务指导和监管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