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瑞婷

内容摘要：浙江金华作家李英的报告文学作品《大国治村》聚焦于浙江省后陈、塘里、花园、下姜和上田这五个典型村落的脱贫路径，以质朴真诚的笔调书写了生动典型的乡村振兴故事，阐述了浙江脱贫攻坚“三治融合”的创新路径。该作品既具备传统报告文学作品新闻性、政论性的文本特征，同时鲜明显现出新世纪报告文学所强调的文学性与艺术性，实现了报告功能、文献功能与审美功能。笔者以为，在新世纪三农题材的诸多报告文学作品中，《大国治村》具有示范意义与典范价值。

关键词：《大国治村》 非虚构性 叙事性 文学性

21世纪报告文学创作由“报告的文学”转向“文学的报告”①，这意味着转型后新变的报告文学作品创作需在实现传统报告文学作品报告性、政论性的基础要求上更加注重非虚构性、叙事性与文学性的文体特征。在当下诸多着眼于乡村振兴故事的三农题材报告文学作品中，浙江金华作家李英所创作的报告文学作品《大国治村》，因其深刻真切的现实关切、精妙典型的文体规范与质朴宏大的美学特质，实现了非虚构创作的朴素指向与文艺作品的审美要求的和谐统一，显现出新世纪三农题材报告文学创作的示范价值。

一.非虚构性显现作品本真深切的现实关切

非虚构文学作品通过运用必要的文学方法和艺术手段对真实的社会生活进行审美反映。其中，报告文学因其非虚构性、真实性的根本特征，成为了与虚构文体相对的纪实性文体谱系中的重要代表。三农题材报告文学作品《大国治村》聚焦浙江乡村治理的脱贫攻坚现实工作，叙述真人真事、抒发真情实感、阐明真知灼见，显现出本真深切的现实关怀。

非虚构文学作品“内容的真实性”强调作家对社会生活原貌的高度尊重。“报告文学是在社会生活中生长的文学根苗，在与社会生活的相依相伴中成长发展”②，面对全面脱贫攻坚的时代背景，李英深入浙江省典型脱贫村落走访调研，依据大量的采访材料与长时间的实地走访调研经验、主动自觉写作农村治理的观察报告：通过书写典型脱贫村的致富之路，作家敏锐地总结出以后陈村、塘里村、花园村、下姜村和上田村为代表的五种农村治理路径与模式，从而使《大国治村》超越一般文艺作品、凸显了政治报告价值。同时，作为一部报告文学作品，《大国治村》还鲜明地体现了观照现实的问题意识，精准细致地呈现了“旧村改造、村款分配、村务监督、文化发展、产业建设”等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现实问题，使读者能够透过典型人物与典型事件感知乡村治理的艰辛过程与治理后新生风貌，作品呈现出鲜明的现实指向性。

非虚构文学作品“呈现的客观性”强调叙事立场的公正性。李英在高度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书写《大国治村》，依据文献史料、將地方历史文化与人情风俗等客观现实作为叙事支撑，如追溯塘里村孙权后裔文化、上田村临安古迹文志、下姜村凤林恬静古景等;书中还展现了大量的脱贫事实案例和政策法规内容，联系社会现实。不仅如此，《大国治村》叙事的公正客观还体现在引用精确具体的科学数字与严谨细致的引文出处，使读者能够直观把握村落治理状况与变革发展过程。当然也必须承认“非虚构是个具有似真性和相对性的美学判断”③，非虚构作品难以避免叙事主体的价值导向，即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融入自己的价值判断与情感导向。李英关心普通群众的基本权益，着眼于“开采承包权的归属、土地征用款的分配、标准厂房出租的分红方式、村务监督小组职能”等农村生活的现实问题，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叙事，表现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大国治村》坚持“内容的真实”与“呈现的客观”，书写了浙江典型乡村治理的历史经历与实践经验。作家在高度尊重事实、自觉主动地承担起了对社会的责任：关心人民生活与祖国发展。正是作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政府润物细无声的物质、精神双重引导使得作品关切现实与尊重事实。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的商品经济、信息传播得以迅猛发展，文学作品的生产更加丰富、传播更为广泛。相较过去，聚焦于社会变革发展的三农报告文学作品在坚持报告文学新闻性、政论性的文体基本特征的同时，更应重视作品的认识社会问题的深度、关心人民生活的温度、剖析矛盾本质的力度与拓展审美空间的广度。

二.叙事性彰显作品精妙典型的文体规范

叙事性是文本再现现实的逻辑表现方式，作者需要遵循基本的艺术叙事规律才能创作出具有叙事性的文学作品。《大国治村》以零聚焦的全景式叙事视角切入，构建了灵活巧妙的非线性叙事结构，拓展了叙事空间。作品本身在反映客观实在的基础上构成了艺术性的结构逻辑，彰显出新世纪报告文学作品精妙典型的文体规范。

李英选用了零聚焦的全景式叙事视角，依据情节发展和思想深入的需要不断变换视角，视通万里、思接千载。这尤以《花开后陈》篇“上访村的阵痛”一节为典型：作家首先“站在”后陈村脱贫致富的故事之外，介绍了后陈武义县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历史背景与人情风俗状况，使读者能够首先以全知的视角感受地域环境，获以直观感知与情感共鸣;继而在具体的故事阐述中依次混合穿插村民视角、陈岳荣视角、乡镇政府视角、胡文法视角与张舍南视角，辅以作家的评述。章末作家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与读者直接对话，将读者思绪拉出故事，在与“我”的对话中进入深思。“我”既是武义县农村治理的见证者、参与者，也是故事的讲述者，担当了与读者“对话”的职能。从而深化文本思想内涵，也拉近了读者与故事的距离。作品在一、二、三人称的不断变换中使读者得以在“全景式”叙事中生动地看到农村治理、乡村振兴的多方面、全过程。

作品主体上采用了非线性横式的叙事结构，在主体五个并列的叙事单元内部又分以复式结构、纵横交织地进行阐述，使得作品兼具自然的连贯性与鲜明的主题性。《大国治村》由“花开后陈、顾盼塘里、幸福花园、下姜起舞、文武上田”这五部与“尾声乡土变革时代”构成，依次呈现了浙江省后陈、塘里、花园、下姜和上田这五个典型村落的脱贫路径;整体围绕“探索脱贫攻坚与乡村治理的合理路径”这一主题，着眼于不同地域空间上的典型人物与脱贫事件，设计了五个相对独立的叙事单元。各个叙事单元内部则主要依照乡村治理变革的时间逻辑顺序叙事，同时辅以插叙、倒叙、补叙等叙述方法展开叙述，并围绕各个村落的数个典型事件或典型人物的故事进行论述。作品主体上非复式横线结构与各篇章单元内部复式结构的结合，塑成了作品整体生命力与各个故事部分单位独立性的有机统一。

三.文学性塑成作品质朴宏大的美学特质

在经历了上世纪末“视角多元、反思大胆”的改革型报告文学的爆发式复兴后，新世纪的报告文学开始趋于稳定与成熟。新世纪的报告文学作品在坚持报告功能、担当社会责任的同时，转向强调它作为文学文体的审美艺术潜力，即文学性。笔者以为，《大国治村》通过雅俗共生的语言格调、形神兼备的人物形象与深切本真的思想感情，塑成了作品质朴宏大的美学特质。

雅俗共生的语言格调赋予了作品朴实自然的美学气韵。李英尊重现实，在作品中还原人情风貌，多处运用村民群众耳熟能详的、具有浓郁地域文化色彩的俗语、俚语、歇后语、顺口溜：“堵得住黄鳝洞，塞不下狐狸窝”“真是黑煞神撞着霹雳鬼”“真是门缝里瞧人——把人看扁了”“洗脸盆里扎猛子——不知深浅”“初任村官是好人，真抓实干成能人，以经宣传成红人，放松监督成狂人，发展下去成罪人”等。民间俗语的引用拓展了作品语言审美空间与读者的艺术想象空间，以诙谐有趣的语言表现出独特的民俗美，给作品增添了自然朴实的乡村生活气息;在运用具有烟火味、生活化语言的同时，李英也巧妙地运用了诗意雅致的文字、融合典故，辅以使用比喻、拟人、对偶、引用、夸张、谐音等艺术修辞手法，赋予了作品诗意美感与历史文化韵味，这突出表现在标题的诗化与多类诗体的运用，如：“花开后陈、顾盼塘里、幸福花园、下姜起舞”等标题的诗意化，“岁月是一条河，现实向两岸的树木，都要进入历史的长河”、“平塘一水清如镜，晚经疏柳映月明”回文诗引用等......整体观之，幽默诙谐与典雅诗意语言的有机结合拓宽了文本的表现张力，塑成了作品朴实自然的美学气韵与生命力。

形神兼备的人物形象展现了作品公正崇高的审美导向。作家以精简的笔触集中式地呈现了故事细节与人物冲突，同时浓墨重彩地叙述了地域自然人文背景并阐发了作者的评述，使叙述话语构成了典型的讲述。在这种典型的讲述中，作家运用“典型化”的艺术处理方法塑造了一批形神兼备的典型的、追求公正的、品德高尚的报告人物形象：刚正不阿、铁板钉钉的胡文法，一心为民、雷厉风行的孙朝厅，追求理想，心怀民生的邵钦祥等。作家有意突出刻画这些人物的形象特质，使其典型化，从而更具辨识度;由人物个像显现类型化的人物群像，直指现实中助力脱贫攻坚的先进人物典型，肯定和赞扬了崇高人物的高贵品格与人情美。作品中与这批治村基层干部人物形象相对应的还有对普通人民群众形象的塑造，显示乡村治理中的民间智慧与力量。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受教育水平、平等意识、参与意识与权利意识都随之提高。农民作为农村生活的主体、乡村治理的主力军，村民群体的行为与话语是对农村生活面貌最真实的反映，农民群众对村务治理及乡村干部的态度变化是对乡村治理成效最直观真切的验证。

本真深切的人文关怀拓展了作品宏大朴素的美学内涵。作家将“寻找、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融合在了作品创作之中，赋予了作品以深厚的文化力量与深切的人文关怀。作品中本真深切的人文關怀主要体现在“站在人民群众立场叙事”与“重视对地域文化的历时性书写”这两个方面。李英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使用群众语言，把理论政策的阐述融合在生动具体的故事叙述中，通过细节描摹记录事实、通过情节冲突启发读者。作家以时代眼光与人文情怀写就浙江脱贫村的朴素故事，怀揣家国情怀与历史站位总结了浙江乡村治理建设成果与经验模式、呈现了浙江基层治理现代化及“三治融合”的创新路径，塑成了《大国治村》的宏大叙事。同时，《大国治村》还尤其重视对地域文化的历时性书写。如《顾盼塘里》篇作家极尽笔墨交代塘里与孙权的渊源，从2018年回溯到三国时期，在横跨1700多年的历史中寻找塘里村以德治村的精神土壤，为后文叙述塘里人延续孙氏家训家风、孙朝厅创新利用本村历史文化资源致富做铺垫。笔者认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广阔的时空呈现与作者深切的人文情怀使作品具有了宏大朴素的美学内涵。

报告文学作品是观照社会的镜子，正如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所说：“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面对2020年“全面脱贫”这个光辉的历史时刻，浙江金华作家李英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强烈的责任担当与深切的民本情怀，以文艺的笔触探讨了当前农村治理的创新和改革这一时代问题、社会课题。李英写道：“中国许多农村的自然条件、社会结构和所具有的传统文化，都和这几个村基本相同，所以这几个村固然不能代表中国全部的农村，但不失为乡土变革时代的参照，可以为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不同的路径”。故而在乡村调研的基础上，总结出了“村务监督基层治理的后陈经验、创业扶贫九村合一的花园经验、发展文旅弘扬乡风的塘里经验、精准扶贫多村统筹的下姜经验，以及自治法治德治合一的上田经验”这乡村治理的五种经验路径。在后记中，李英还联系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与浙江省农村调研经历经验，梳理总结了“枫桥经验”、“象山县村民说事”、“互联网+基层社会治理”等典型性、创新性的农村治理模式，为我国农村现代化发展、中国农村“三治融合”的创新治理作出了时代回望。

当代三农报告文学呈现出“以乡村经济变革、权利秩序、道德伦理、文化伦理、精神文明和生态环境为主要表现内容，剖析当代中国农村出现的新现实、新问题、新动态，探索中国农村发展的未来趋势”的主要特征。当代三农报告文学作家通过展现乡村村民精神生活新风貌、物质生活新面貌，或探讨农村经济政治变革、现代化对传统乡村伦理的冲击等问题，为社会建设提供文学报告，并做出具有现实性、契合发展逻辑的文学展望与预言。由此，创作三农题材报告文学作品也成为当代作家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益组成部分。

纵观全书，《大国治村》具备真实而艺术的现实把握力，实现了对现实的高度尊重与艺术处理之间的有机统一，具备新世纪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叙事性、文学性”等典型特征。作品具有精妙典型的规范文体、显现出本真深切的现实关切，呈现给读者质朴宏大美感享受，实现了作品本身记载历史的史料价值、政治报告的示范价值与艺术文学的美学价值。又因其所聚焦的“脱贫攻坚、乡村治理”主题的时效性和时空内容的广阔性，在新世纪三农题材报告文学作品中具有典型意义与示范价值。

注 释

①丁晓原.报告文学，作为叙事性非虚构写作方式[J].文艺理论研究，2020，40（03）：76-83.

②李炳银.文学的目标和报告文学的力量[J].名作欣赏，2019，{4}（19）：5-12+2.

③龚举善.“非虚构”叙事的文学伦理及限度[J].文艺研究，2013，{4}（05）：43-53.

参考文献

[1]李英.大国治村[M].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

[2]丁晓原.“复调”与“复式”：新世纪十年报告文学观察[J].文艺争鸣，2011，（07）.

[3]龚举善.报告文学的现代转进——从新时期到新时代[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