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文琪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广州 510000）

自新型冠状病毒暴发以来，各类谣言尤其是网络谣言层出不穷，对抗击疫情产生不良影响。由于疫情的特殊性，大量谣言也给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样本。鉴于此，研究疫情期间的网络谣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谣言是自古以来社会中常见的信息传播现象。奥尔波特认为谣言是一种以口头形式在人们中间流传，涉及人们信念而目前没有可靠证明标准的一种陈述或话题[1]。网络谣言是谣言在网络环境中的主要表现形式，随着网络越来越渗入日常生活，网络谣言问题也不断地为学者所关注。

国内学者对网络谣言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出发，第一是研究网络谣言传播的特征、规律及解决措施；第二是在法律规制和社会治理两个层面探讨法制建设与谣言治理；第三是从心理学等角度出发，探讨谣言背后的受众心理因素。

梳理国内相关研究，尚缺少对于网络谣言文本与内容表达的实证分析，鉴于此，本文试图运用量化分析的方法研究网络谣言，为网络空间治理提供参考。

一、研究设计

（一）样本采集

“微博辟谣”是新浪微博虚假消息辟谣官方账号[2]。笔者利用SPSS工具获取2020年1月21日—2020年4月8日间“微博辟谣”发出的辟谣信息，共计1791条，利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获取样本180个，剔除一部分重复、失效样本后，共获得有效样本150个。

（二）类目建构

通过对文本的整理分析，并根据研究的目的和需要，本文对150条样本的具体类目建构如下：

1.谣言首发主体类型。主要有5类：（1）传统媒体；（2）自媒体；（3）个人；（4）政府及事业单位；（5）其他

2.谣言内容呈现方式。可分为三类：（1）纯文字；（2）文字+图片；（3）文字+图片+视频。

3.谣言主题类型。分为6类：（1）政治谣言（2）经济谣言；（3)军事谣言；（4）社会生活谣言；（5）病毒谣言；（6）国际谣言。

4.谣言涉及主体。本文根据谣言文本中所提到的特定对象，归纳后分为以下9类进行编码：（1）弱势群体；（2）政府；（3）外国人；（4）名人；（5）一般人员；（6）出国人员；（7）医院；（8）特殊公务人员；（9）其他主体。

5.谣言标题的说服方式。共分7个指标，分别是：（1）敲警钟；（2）获益；（3）善意；（4）事例；（5）数据；（6）名人；（7）官方。

6.谣言主体内容的说服方式。（1）以情动人；（2）以理服人。

二、研究结果及分析

通过对150条谣言样本进行内容分析后，得出以下结果。

（一）疫情中网络谣言的形式特征

1.发布谣言主体类型分布——个人首发谣言最多

经统计，在所有样本中传统媒体政府企业各为2，每个占1.3%；企业为1，占0.07%；个人为111，占比74%；自媒体16，占10.7%；其他主体18，占比12%。在谣言首发的主体类型中，个人占比最高。费斯汀格认为出现认知失调时，人们会努力调节失调，获得新的认知平衡[3]。新冠疫情带来了危机感，人们迫切需要各种小道消息来平衡认知，这就给谣言提供了可乘之机。根据CNNIC的数据，截至2020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量达9.32亿[4]，智能移动设备的普及为个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新途径。

个人发布的谣言主要涉及到三类内容：第一，政策相关谣言，如“网传重庆大中小学3月初开学”。第二类是与人们密切相关的疫情传染内容，如“湖北肺炎患者祸害村民几百人”等。第三类是疫情防护相关内容，如“淡水鱼能传染新冠病毒”。这类谣言都有一些明显的特征：第一，大量使用感叹号和问号进行情绪唤起。如“意大利到喀麦隆的航班出现大量新冠感染者？部分逃离者遭警察开枪射击！！！”。第二，大量使用第一、二人称代词。如“的哥身患传染病还拉客当街被查”。

2.谣言内容呈现形式——图文并茂

根据统计，所有样本中以文字出现的谣言有63个，占42%，文字+图片的5个，占34%，文字+图片+视频的36个，占比24%。

统计结果显示，58%的网络谣言以图片或视频的形式出现。移动网络的普及促使了信息“被把握为图像”。视觉化能引起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以“青山有八名新冠病人从医院脱逃？”这一谣言为例，2020年2月26日，“东南医院第二批医护战友群”微信群聊中有群友发了一张图片，显示一张病床边的隔离板墙体上有一个洞。另一人询问“病人呢？”发图片的群友回复称“跑了，王医生去抓了。”随后聊天截图在网上疯传：“东南医院有确诊病人出逃。”两张清晰的配图加上文字解读，极大地刺激受众感官。斯图亚特·霍尔认为受众对媒介讯息有三种解读形态[5]。图片视频作为一种“热媒介”，容易引发受众的同向解读，使谣言迅速得到传播。

（二）网络谣言的内容特征

1.谣言主题类型分布——病毒类谣言数量居首

根据统计结果，所有谣言样本中，主题为政治谣言33个，占22%，经济谣言、军事谣言各2个，分别占1.3%，社会生活36个，占24%，病毒谣言68个，占45.4%，国际谣言9个，占6%。

统计结果显示，病毒谣言在疫情谣言中占比最多，占45.4%。生活类谣言占22%。这类谣言主要集中于病毒的防护，如“盐水能预防病毒”，“不要购买冷冻肉”等。生活类多数以“科学常识”的面貌出现在中老年的微信群中。作为网络时代的“数字难民”，中老年群体善意的转发很可能演变成传播谣言。另一方面，作为一群失去社会话语权威解释力的群体,老年人会更喜欢传播一些与食品安全和社会事件相关的信息，来赚取更多的“社交货币”，附和他们自身角色的定位[6]，这也给了谣言可乘之机。

2.谣言的涉及主体分布——弱势群体、政府占多数

统计结果显示，样本中谣言涉及的主体包括弱势群体42个，占28%，政府机构38个，占25.34%；外国人10个，占比6.7%；名人4个，占比2.7%，一般人员26个，占比17.3%；出国人员1个，占比0.06；医院18个，占比12%；军人2个，占1.3%；其他9个，占6%。

根据统计，28%的谣言涉及弱势群体，主要是新冠患者中的老人、女性等。苏珊·桑塔格中指出，对患者的态度会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了一种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7]。人们对新冠病毒的恐惧会转换成对患者群体的污名化，患者群体也无法及时有力地发声，会导致意见气候更加的单一，加深对他们的误解。

此外，25.34%的谣言涉及政府机构，这契合了新冠疫情的现实情况。各地的封闭管理，停工停产容易引发谣言猜忌。近年来，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为谣言产生提供社会温床。而疫情初期的舆论风波也让人们对权威机构有不信任感。一些谣言如“湘潭市民到公园闲逛，被要求背防疫手册？”等，都把矛头指向权威机构，营造官民对立。而政府的辟谣可能导致“逆火效应”，加深误解，造成一个“辟谣-造谣-辟谣”的恶性循环，使谣言得不到消除。

3.谣言标题的说服方式——以“敲警钟”为主

根据统计采用“诉诸感情”类的标题在所有谣言标题中数量位居第一，占比84%。如“现有一些人穿着防疫服上门说消毒、测体温等，其实是入室打劫”、“男子在衣服上喷酒精，上车后点烟竟连人带车爆炸”等等。

引用官方机构为主的标题在所有类目中占比最高，占16%，一些谣言标题如“北京1000个药房每天投放300万个口罩”，通过列举具体的数据来增加其说服力。

4.主体内容的说服方式——更偏向于诉诸理性

多数谣言标题很长，充斥夸张、恐怖、狗血元素来吸引用户点击。而在内容上53.7%的谣言更多以“事实”的面孔出现，常常引用某某知名人士的话，并列出相关数据，或是政府的相关文件图片，上级紧急通知等等，同时模仿新闻的行文与语气，来强调自身的客观真实性。

三、谣言治理建议

基于研究结果，本文为谣言治理提出以下建议

（一）建立谣言综合管理体系，营造清朗网络环境

首先，政府要采取措施，促进社会整体的公平正义，减少谣言生成的社会因素。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统计表明，51.4%的公众认为疫情初期信息公开不及时，49.9%的公众认为信息公开透明度较低[8]。第二轮调查中，两项指标分别下降到35.8%和33.4%[9]，当正确且权威的信息及时对社会公布，谣言自然失去传播空间。其次，建立谣言预警机制，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对信息进行实施监控，针对短缺内关注度急剧上升的谣言话题进行及时辟谣。

（二）加强媒体把关作用，规范信息传播活动

疫情中网络谣言的泛滥彰显强化信息把关的重要性。疫情中，部分官方媒体也成为谣言制造者，虽然数量很少，但因为其权威性会造成巨大危害。对于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要强化它们的内部把关能力，利用技术等手段协同过滤，同时对“微博热搜”等具有议程设置能力的功能进行管理。

另一方面，针对信息海量化、复杂化等情况，媒体的职能要逐步由“把关”转变到“策展”，即用“把关”剔除次要内容，用“看门”来强调重要内容。在疫情等重大公共事件中，媒体要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信息洪流中为读者提供抓手。

（三）提高公众媒介素养，增强防范谣言能力

根据以上各表，网络谣言有以下特点：以图片视频的形式出现；内容上引用权威机构、权威人物、数据等要素；标题利用人们的心理来感化。这些特点使谣言越来越难以分辨，提升公众的媒介素养迫在眉睫。

要提高公众媒介素养，首先需要加强对媒介素养的教育。2020年8月，陈力丹教授的文章《试看传播媒介如何影响社会结构——从古登堡到“第五媒体”》入选人教版高中教材，引发社会热议，在媒介越来越嵌入人们生活的今天，加强媒介素养的基础教育已迫在眉睫。其次，随着一批新媒体平台的崛起，原本“原子式”的大众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信息传播活动的全过程，因此媒介素养教育还应覆盖信息搜集、生产、消费、传播的全过程。

结语

本文旨在利用内容分析的方法研究网络谣言问题，限于疫情期间网络谣言与疫情具有高相关性、与作为样本的“微博辟谣”内容存在局限等因素，本文的结论仍存在不足。此外，文章仅仅探讨了谣言的危害，而古今中外的诸多学者都认为谣言也有其积极意义，如学者胡泳认为谣言“是弱者的武器，是倒逼真相的一种手段”，未来对谣言的研究应采取更为辩证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