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慧娴

命运不过是自己一针一线编织好的网，每个不经意的偶然，都是你顺着从前错误落下的针脚，将针尖再次刺向错误的位置。

爱尔眼科近来遭到了“反噬”。

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举报宿迁、玉林市爱尔眼科行贿，多名公立医院医生、公职人员、社会人员从爱尔眼科拿过回扣。双方的梁子早在2020年就已结下。那时，艾芬经熟人介绍在爱尔眼科做了右眼白内障手术，植入了人工晶体。术后艾芬却视线模糊，右眼几乎失明。

艾芬认为武汉爱尔医院隐瞒视网膜病变问题，夸大晶体植入的作用。她表示采用晶体植入的方法花费2.9万元，而用激光治疗眼底很便宜，只需要几百元。对此，爱尔眼科宣称其右眼视网膜脱离与那次白内障手术无直接关联。

可艾芬与爱尔眼科之间的对掐并没有落下帷幕。

眼科之困

对于艾芬的举报，宿迁爱尔眼科医院一名高管回应称，所谓的回扣就是转介费，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这是个行业潜规则，任何行业都有，就算我们两个是兄弟，给你介绍个活儿干，总要感谢我一下。”

然而却有文件明确指出，医院要“服从诊疗需要，不牟利转介患者”“严禁以谋取个人利益为目的，经由网上或线下途径介绍、引导患者到指定医疗机构就诊”。

一直以来，爱尔眼科都是同类医院中的标杆，也让更多眼科医生可以拥有丰厚的报酬。这样不入流的回应，着实不符合爱尔眼科在业内的身份和地位。

大多数患者并不会因眼睛出现毛病选择就诊，因而公立医院中的眼科一直是边缘科室，医院资源难以向眼科倾斜，眼科科室小、设备老、医生收入在各科室排名倒数。狭窄的生存空间引起了爱尔眼科创始人陈邦的注意，他决定为眼科领域凿出更宽的康庄大道。

他以“院中院”的形式与长沙市第三人民医院合作，在院内成立白内障中心，引进治疗技术与设备。然而这种曾风靡一时的“院中院”模式却滋长了卫生行业的不正之风，被国家明令禁止。陈邦换了一种方式，通过收购长沙钢厂职工医院的形式，成立了一家眼科专科医院，爱尔眼科就这样出现在了长沙街头，并走上了极速扩张的疯狂之路。

根据官网数据，爱尔眼科在全球范围内开设有720家眼科医院及中心，除了中国、其触角还伸向了东南亚、美国和欧洲，成为全球第一大眼科诊所。其存在也为长期不被关注的眼科医生群体注入了信心。

自2009年登陆资本市场以来，爱尔眼科的财报数据如过山车般暴涨，营收从2009年的6亿元涨到2020年的120亿元。在股票市场上，爱尔眼科也被誉为“眼科茅台”，是首批登陆创业板的28家公司之一。

然而，促使爱尔眼科野蛮生长的源动力并非来自其内核，抛光财报数据的并非是过硬的医疗技术和无微不至的服务，庞大的体量只不过是由无数细小的外部力量不断拼凑而成。

爱尔眼科的发展模式很魔幻，常被误以为是“莆田系”医院中的一员。

“编外莆田系”

长沙离莆田很远，但爱尔眼科却与“莆田系”医院很近。

从资本背景来看，爱尔眼科不是“莆田系”中的一员，但两者却有极其相似的发家背景。

“院中院”模式被剪断后，不少莆田人将承包一个科室转为承包整个医院，自此，“莆田系”医院横空出世。有着“莆田”血统的医院重心并不在钻研医疗技术、更新医疗设备上，而是花重金做广告营销。同样，爱尔眼科的营销活动也很密集。与“乱收费”的“莆田系”相同，爱尔眼科存在的回扣现象，也撕开了医院或许存在暴利的一角——“转介人”被利益驱动，诱骗患者做了不该做的高价手术和治疗。

“莆田系”医院与爱尔眼科的差距，或许只是分院数量的区别，后者有强大的分院基数为其背书，并因此在业内享有话语权。

在登陆A股的头几年，爱尔眼科主要通过自有资金或在股票市场公开募资来完成新建或收购医院，并在不断发酵的营销活动中，打开品牌知名度。这个阶段的爱尔眼科发展速度还算平稳。

拐点出现在2014年，在此之后，爱尔眼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财报数据也节节攀高。按照平常逻辑，爱尔眼科会被尾大不掉的成本严重拖累，财报数据也会因此受到影响，爱尔眼科是如何“独善其身”的呢？

与其说爱尔眼科是一家医院，不如说是一股庞大的资本势力。因为就在那一年，爱尔眼科改变单打独斗的募资方式，通过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设立多只并购基金，利用并购基金从体系外新建或收购眼科医院，盈利后再置入上市公司，并最终并入上市公司报表。

这套打法也被称作“体外孵化”，具体操作为——爱尔眼科内部的核心技术人才、管理人才担当合伙人，组建有限合伙企业，与并购基金联手成立全新的医院。而爱尔眼科公司层面并未直接参股，新医院的营收并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业绩。

尽管这些新医院该阶段并没有被爱尔眼科招入麾下，但却可以使用其品牌，接受爱尔眼科的日常管理和指导，对其实施人员、手术标准化配置。爱尔眼科还会根据医院地理位置对其进行业务分类：省会城市的爱尔医院集中了当地最顶尖的资源；市级医院提供的是相對简单的眼科手术和眼病诊断；县级医院提供验光配镜服务和简单眼病的诊断。

新医院实现盈利后，爱尔眼科便将对新医院进行溢价收购，将其名正言顺地“招安”。

就这样，集团“流水线”般地复制粘贴，大批量地生产出了爱尔眼科分院，也让集团成为了全球第一大眼科诊所。

一通操作下来，一方面三方都实现了共赢——爱尔眼科收割的是新增营收和利润，并购基金的投资人以及爱尔眼科的内部合伙人则获得了投资收益。另一方面，爱尔眼科也通过溢价收购的方式完成了对人才的激励，更保证了财报数据的稳步增长。

然而，医院的使命是救人于水火，从业者需要对生命抱有敬畏之心与庄重的尊重之情。爱尔眼科轻易将品牌“借”给新医院，“暴走”般地扩张，看不到一家医院对“救死扶伤”使命的敬畏。数据显示，2018年-2021年9月，爱尔眼科年度研发支出在总收入中占比分别为1.22%、1.53%、1.38%、1.36%。

重扩张、轻研发，爱尔眼科数量膨胀的同时，也受到了不少业内人士对其医生能力、资质、内部管理、监管的质疑。

或许，在创始人陈邦看来，成立爱尔眼科的初衷并非完全是“医者仁心”，除了爱尔眼科，他还控股了一家专门用来投资地产的公司，这些公司不过是其在资本游戏中收购“韭菜”最锋刃的利器。

办医院绝不是一桩淡薄的生意，这桩生意牵涉无法重启的生命和无数个家庭求之不得的平淡。

膨胀后遗症

这样的质疑不是无稽之谈，就算陈邦再热衷于做公益活动，也洗不掉爱尔眼科数次深陷舆论漩涡的事实——医疗事故频发，屡次出现虚假广告事件，甚至是医生“无证上岗”的风暴。不仅仅是艾芬，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数据统计，2014-2020年，爱尔眼科作为当事人的医疗损害相关案件共计75起，对患者的赔偿金额从数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

对于宿迁爱尔眼科高管引发市场热议的举动，上市公司爱尔眼科证券部一位员工表示，该涉事公司系宿迁爱尔眼科，上市公司仅通过基金参股，且公司是基金的有限合伙人。

换句话说，爱尔眼科对宿迁高管的个人行为并不负责。当岁月静好时，“体外孵化”出的爱尔眼科分院是为财报添砖加瓦的一分子；当他们中的某一个出现在舆论的风口浪尖时，作为上市公司的爱尔眼科集团又将其推到台前，用以阻挡尖锐的弹药，给其他爱尔眼科分院和集团全身而退的理由。

但其他分院以及整个上市公司真的是无辜的吗？一名分析师透露，爱尔眼科分级连锁模式下，其商业思维也是复制的。也就是说，全国的爱尔眼科或都存在回扣受贿的情况。

曾在爱尔眼科旗下分院任职的某高管透露，一到每年高考季，爱尔眼科就会频频出现回扣的情况。他所在的分院会提前向招生办相关岗位人员索取潜在屈光手术患者信息，并支付所谓的“信息费”。

还有消息透露，爱尔眼科与居委会、当地各家医院的医生有利益往来。居民到爱尔眼科被筛查出白内障，居委会便会收到回扣，而一台1.2万元的手术下来，居委会还可以获得大概600～800元的回扣……

管理好原本就是“体外孵化”出的大批次分院，爱尔眼科似乎有些力不从心。这些快速膨胀的分院带给爱尔眼科的是一鸣惊人的财报数据，也让整个体系混乱不已，并最终反噬整个集团在资本市場的成绩。

据2021年三季报显示，爱尔眼科实现营业收入42.48亿元，同比下滑3.48%，实现净利润8.88亿元，同比增长2.05%。这一次，爱尔眼科的速度终于放缓了。

业绩增长放缓，再加上已经从爱尔眼科体系中赚得盆满钵满，高瓴资本、易方达蓝筹精选混合型基金等机构纷纷退出爱尔眼科的股东榜单。

股价随之下跌。1月11日，爱尔眼科跌幅2.71%，收报36.28元，创1年多以来的新低。而在去年2月，其股价高达92.69元，不到1年，其价值便蒸发了60%。

对于“体外孵化”模式带来的负面影响，爱尔眼科已经提前预判到了。2020年度股东大会上，爱尔眼科管理层曾表示公司未来将结束并购基金模式。然而事实是，爱尔眼科已经对“体外孵化”模式上瘾，在喊出结束该模式的口号后，反而新参股了几家创投基金。

爱尔眼科已经离不开这种快速膨胀的生存模式了。近来年，毛利率超50%的屈光手术在总营收中的占比一路上涨，已经达到了第一的水平。而推动营收增长的密码在于手术量的增长，并且全飞秒、ICL等高端手术占比提高。

2010年爱尔眼科初上市时，公司当年手术量仅有12.2万例，2020年手术量已增至69.47万例。仅2021年上半年，爱尔眼科手术量为40.54万例，同比增长71.57%。

没有庞大的分院基数打底，也没有大量靠拿回扣转介绍的病源，也没有将“小病化大”的行医“宗旨”，爱尔眼科医院哪来如此“汹涌”的手术量。这三者环环相扣，让爱尔眼科写在财报上的数据越来越好看。

目前，对于爱尔眼科医院向转介人支付回扣的问题，深交所要求公司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这次，爱尔眼科恐怕很难躲避掉这场即将到来的风暴。而公司对分院数量的依赖也让爱尔眼科很难再次焕新，探索出新的盈利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