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多奎

1991年，我和妻子、弟弟、外甥每人办了一本护照，梦想着出国去淘金。我弟弟以前在辽宁海城西柳服装市场摆过床位摊，他对服装很在行，经过几天的观察，他抓了一批当时最受俄罗斯人喜欢的“阿迪达斯”运动服，之后在熟人赵红的带领下，我们带着这批货乘坐中方国际列车，从绥芬河出境，踏上了第一次出国经商之旅。

赵红的俄语好，她已经往返于两国边境口岸多次了。到了俄罗斯波格拉尼奇内，过了边检，我们就打车去了她在格城租的住处。赵红马上和接货的朝鲜族人取得了联系，我们三个人所带的货让那个朝鲜族人全都买下了，价格给得还挺高。我们在格城把卖货的卢布抛给了一个跨国公司，并出具了手续，然后回到绥芬河国内的公司再兑换成人民币给我们。从那一次开始，我就当起了“国际倒爷”。

到了1992年，全国各地的大量淘金人涌入绥芬河，这个边陲小城一下子就沸腾起来了！每天早上，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或下雪，一批一批的人、一车一车的包裹，把绥芬河铁路国际候车室内挤得满满当当的。为了能够当天出国，有的头天晚上就把打好的包裹拉到车站排号，从候车室内一直排到外面多老远，几个人临时成为一组，晚上，互相替换着看管这些打好的包裹。当时人们口中的流行词是“上包”。

一次，验关上车时正赶上下大雨，车站到火车之间是露天的，我和妻子每人身上背着包，肩上还扛着一个大包抢着上车。妻子肩上的大包实在扛不动了，就放在地上拖着走，弄得那个包像个泥猴似的。我上车安顿好包赶紧回来接她，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包弄上车，放到列车的洗手盆边儿上，然后站在那儿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那会儿的列车长、海关工作人员都很牛，赶上气不顺的时候，从列车上往下踹我们这些人的包都不需要任何理由。列车长看到了我和妻子的包，不容分说，便连推带拽地就给踹下了车。

站在列车下面，我和妻子傻眼了。我喃喃自语说：“今天走不了啦！”

可我心里还有些不甘。过了一会儿，我和妻子又重新把包弄上车。要说人点背，喝凉水都塞牙。我费了好大劲才把包弄上车，结果被一位姓孙的海关工作人员再次毫无情面地把我的包给踹下去了。无奈之下，我和妻子说：“今天走不了，明天再走吧！”

结果，那位姓孙的海关工作人员还是不依不饶，指着我的鼻子大声吼：“明天，明天我也不让你走！”看他那样子，就如同我跟他有啥深仇大恨似的。我感到心里很委屈，都是同样出国倒包，凭什么就单单我们的包被踹下车两次？

我让妻子看好包，然后直接去找相关领导反映情况，最后我们的包还是上了车，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在这些倒包人看来，一次被踹下包的当天根本就甭想再出境了，更别说连着包被踹下来两次了。

每次打好货上车，我心里都在想：这次出国把货卖完就再也不去了！然而，为了生活还是得一次一次地坚持下去。

随着出国倒包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在俄方接货就成了难题。于是有人自发地组成了各个小分队，由每个小分队安排一人在俄罗斯格城接货。我们小分队把不会俄语又最年轻的外甥留在了俄罗斯格城，让他和俄罗斯人多接触，可以学学俄语。外甥和来自望奎老家的张喜军住在一起，张喜军这人好，很仗义。一同留守的还有望奎老乡廖老三、廖老五、廖凤才、老王等人。每天，中方国际列车入境俄罗斯之后，这些人就开始去车站接货。突然有一天，车站来了一大批查走私的俄罗斯警察，有几个朝鲜族人仓皇逃窜时被当场抓获。这时廖老五来到张喜军身边，把不知他啥时候弄的一支手枪塞给了张喜军，结果被俄罗斯警察一眼就看到了。那个警察立即通过对讲机又调来了几名警察。此时外甥看到形势不妙，立即掏出一支烟点上，朝着俄罗斯警察走去。别说，还真管用，外甥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格城火车站。

而此时，张喜军就没那么幸运了，多名俄罗斯警察包抄过来，抓住他帶回警察局里审问。由于语言不通，根本就说不明白。他被俄罗斯的两名警察拽着胳膊，另一名俄罗斯警察挥动着警棍，在他的后背上一顿暴打，此时的张喜军苦不堪言。更让人难受的是，张喜军只会一句俄语，嘴里不停地喊：“打歪！”（俄语：可以的意思）俄罗斯警察理解不了他说的啥意思。这时候，从张喜军的衣服兜里掉下一个印有俄文和汉语的名片，是张喜军一位开跨国公司的朋友给他的。没想到这张名片起了作用。俄罗斯警察看了一下名片上的俄语，以为张喜军就是公司经理，就这样交了罚款才放人。在这件事情上，廖老五活活把张喜军给坑惨了！

再说外甥出了车站，立即打车回到住处。张喜军回到住处时已经很晚了，后背被打得肿胀，连衣服都脱不下来了。外甥急忙用剪子把他的衣服剪开，让他趴在床上，然后用棉球蘸上碘酒给他涂抹消毒。为了减少疼痛，张喜军索性喝下一瓶伏特加。醉了以后就忘记疼痛，慢慢就睡着了。睡梦中，他还连哭带喊着：“我这多冤哪！我这多冤哪！”

由于两国时间差的缘故，再加上俄罗斯人的工作效率低，带着货出国在俄罗斯格城不能下车验关直接返回的情况时有发生。由于验关是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车厢依次验关，这让国际列车的第一车厢相当热门儿，人们上车都会往第一车厢挤。第一车厢的列车员也因此成了香饽饽，很多人都主动讨好并贿赂他。

在这期间，又涌入一大批朝鲜族人，每天看着他们出双入对进进出出，其实都不是夫妻。用他们自己的话讲，叫“搭伴儿”。只要男女双方愿意，就可以租间房子，像夫妻一样在一起居住，所需生活费用双方均摊。一旦一方有事儿离开，这个临时家庭就解散了，露水夫妻而已。

很多常住在俄罗斯格城的中国人，与一些朝鲜族人相互勾结，提供线索，充当内应，让很多倒包人蒙受了莫大的经济损失。经常和我们在一起出国倒包的高老三和老王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他们二人在俄罗斯格城最好的朝鲜族朋友是姜成昊，他俩每天都给姜成昊提供信息，研究下一趟把谁的货弄到手。一次，高老三约我们夫妻俩一起出国倒包，可是到车站买好票要上车之前，高老三却突然变卦了，退了车票不走了。我和妻子带着包登上了国际列车。列车刚进俄罗斯格城站，那些朝鲜族人就拥进车站来接货。他们问我：“你带的什么货？这鞋我买了，二百卢布一双的给？”

我说：“不行，不行，太便宜了。二百八十卢布，你买就买，不买就算了。”其实这些讨价还价的朝鲜族人不是真的要买货，而是在掩盖着什么。因为高老三临时改变主意不出国是早有预谋的。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高老三和老王事先串通姜成昊，合计好了要对我们夫妻俩下手，当时我们夫妻俩全然不知。

我妻子有些犟脾气，很多时候我的话她不听。我提前告诉她说：“咱俩谁先验完关到候车室把包放在地下，就坐在包上等着，不管谁看货和论价都不行！”结果，她刚验完关走进候车室就被人家锁定目标。一群朝鲜族人叽里呱啦地说要看货，我妻子立刻拿出剪刀挑开包，拿出几件样品让他们看。那些朝鲜族人一边假装看货，一边还讨价还价，殊不知底下的姜成昊已經偷偷地把包拖到外面扛走了。等我验完关，扛着包来到候车室时，看到妻子已经傻眼了，她呆愣愣地望着我。当时我非常生气，嗔怪她说：“这就是你犟，不听我话所付出的代价！”

我带的一包货按批发价出手，算了一下不够本钱还搭了车费，而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几乎每天都有包被人掳走。接下来的是由暗抢变成明着要。你的货在市场上刚摆好，就有几个朝鲜族人过来抢着把一只脚踩在包上，要求交一定数量的保护费，不交保护费就不让你卖货。他们都是长期居住在俄罗斯格城的朝鲜族人。那些经常往返于俄罗斯内地的朝鲜族人，只要看好你的货了，同样会把一只脚踩在你的包上，强行把价格压到最低，把你的货买走。然后他们把货带到俄罗斯内地再高价出手，赚取高额的利润。

我曾经看到来自南方的一位倒包的同行，他的货被朝鲜族人相中了，因为朝鲜族人出的价格太低，当时没交易成，结果那个人回头又找来几个朝鲜族人，对那个南方人大打出手。最后南方人到俄罗斯警察局报了案，俄罗斯警察到现场转了一圈儿，就不了了之了。

后来，俄罗斯实行了一次大搜捕，把很多在俄经商持正规手续的中国人强行收取护照罚款，有的俄罗斯警察根本不给出具罚款手续，钱都揣进了自己腰包。这让俄罗斯警察尝到了甜头，每天都在大街转来转去的，一见到有中国人走过来，他就会把手一伸，说：“巴斯巴拉特。”（俄语：护照）只要你把护照递到俄罗斯警察手中，那你就得掏罚款。即使你是当天入境的也难以逃过这一劫。我曾经在一天当中，被俄国警察拦截住，毫无理由地逼着我交过六次罚款。

由于两国有时间差，加上白天怕被俄罗斯警察拦截，我们就选择了白天休息，晚上通宵卖货。有一次，我当天入境俄罗斯格城，就住在了房东瓦莉娅的家。那天，天刚黑下来，就有俄罗斯警察敲门搜查，明显就是要勒索罚款。瓦莉娅愣是不给那些警察开门，双方僵持了将近三个小时，俄罗斯警察才扫兴地走了。

责任编辑：蒋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