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常宝

（山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 030031）

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各省纷纷成立抗战民众动员委员会，承担国共合作抗战的职能。不过，王明主持下的长江局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放弃了独立自主原则。受其影响，长江局辖区内地方党组织大多是帮助国民党军队抗战，在桂系组建大别山抗日游击区过程中处于一个帮忙者的角色。及至桂系站稳脚跟，尤其是1940年李品仙主皖之后，其在安徽屡起反共磨擦，帮忙抗日已难以为继。地方党意识到须得抓抗日武装的领导权之际，已失去了最佳时期。国共合作组建的第五战区第九游击纵队被迫起义就是一个具体的写照。学界对此研究不多，所存留者多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回忆史料。本文钩沉此段往事，一则为缅怀革命先烈，二则根据《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厘清目前所留存史料之讹误，并求教于方家。

一、第五战区第九游击纵队的活动

1937年底，随着宁沪杭等地的相继陷落，安徽被推到了抗战的第一线。1938年2月，安徽省政府迁往皖西六安。为发动民众配合军队抗战，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兼任皖省主席，其在六安组设了安徽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在此民众团结抗战高涨阶段，动委会委员之构成即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成员有章乃器、光明甫、朱蕴山、朱子帆、常恒芳、陈子修等进步人士[1]。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主皖之际，动委会由共产党员周新民、张劲夫、狄超白等负实际责任。时任皖省财政厅长章乃器兼任动委会秘书长，对动委会多采配合态度。动委会领导下有十多个战地工作服务团，服务团成员多系各地流亡青年，骨干分子则以共产党员居多。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之后，廖磊奉命留守敌后，以大别山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2]。廖氏为此出台了各项建设措施，以期实现军事力量的加强和经济的自给自足，并决定开展学校军训，组训各地抗日武装[3]。

自1939年春开始，安徽省政府及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将该省各地抗日人民自卫军及其他地方武装整编为豫皖鄂边区游击总部统辖的游击纵队，其中怀宁、宿松、望江、太湖、潜山等县一带的民众武装被收编为第十三游击纵队（以下简称“十三游”），由桐城人黄师岳担任司令[4]①其间，安徽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地太湖）专员张节曾一度兼任该纵队司令。。十三游成立之初，其所收编的各县武装各自为政，其中有怀宁县石牌人郝文波的游击队，在编入十三游之后，郝文波任十三游第一支队特务队队长。然郝氏与支队长朱亮意见不合，转而率旧部进抵安庆广济圩一带活动，另行自建“十三游”。郝擅自率部出走，第五战区司令部视为叛乱，下令通缉郝文波。此情被驻安庆日军侦知，趁机收买郝部，委任郝氏为“新中国建国军第一师师长”。为避免郝文波率部投敌，国民党怀宁县党部书记长黄定文暗访郝文波，晓以民族大义，郝氏降日之心乃止。在此基础上，黄定文说服郝将计就计——伪装率部前往安庆接受日军改编，在点验之际乘机发起攻击，与第五战区部队里应外合反攻安庆城。此后遂有1939年5月5日郝部反正与桂系176师安庆攻坚战之事[5]①详情参看黄鸣《郝文波“反正”始末》一文。见政协安庆市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安庆文史资料》（12）“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安庆文史资料编辑部，1985年，第240‐241页。。是役之后，郝部重新编为“五战区独立第三游击大队”[6]，驻地怀宁县石牌镇。

针对十三游组织松散之事，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将其改编为第五战区第九游击纵队（以下简称“九游”）。1939年7月，九游由宿松县移驻战时怀宁县政府所在地——石牌周边加以整训，纵队司令部先后驻怀宁县石牌西郊邱家巷、下石牌潘家祠堂和雷埠白桥董家祠堂等处。经桂系第48军第176师师长区寿年推荐，海南文昌人云应霖任九游司令，176师副团长李伟烈任纵队司令部参谋主任②云应霖（1897—1975），海南省文昌县人，曾入读广东陆军讲武堂，1920年入粤军，1926年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营长。大革命失败后，追随蔡廷锴十九路军参加过“一·二八”抗战和福建事变。参看甘兆胜、林亚杰：《广东民主人士名人传》第80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页；朱其亮：《参加“福建事变”的农工党党员名单》，《前进论坛》2013年第11期。李伟烈，原名友芳，字以行，广东罗定人，与蔡廷锴、区寿年同乡，中共党员。192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预科。参加过广州起义，起义失败之后，经区寿年保荐考取第11军陈铭枢的军官教导队，1929年毕业分派到蔡廷锴第10师任职。1932年参加十九路军淞沪抗战，1933年随蔡廷锴参加反蒋斗争。闽变失败之后，十九路军余部后来为李宗仁收编并重建十九路军。全面抗战爆发之后，该部被编为第48军176师随桂系出征，师长区寿年，其下526旅1056团长为云应霖，李伟烈任中校副团长。参看李以劻：《悼念李伟烈烈士》，《广东文史资料》第48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7‐132页。。九游下辖三个大队和一个特务连，约计官兵一千余人，有长短枪五百余只，机枪四十余挺[7]。其中，第一大队驻石牌东30里的江家咀（今怀宁县江镇），大队长先后为刘迈、郑戡夷（怀宁党史资料写作“郑凯宜”——引者注）；第二大队驻江家咀至石牌之间的凤凰山李屋（今江镇镇模范村），大队长张平东；第三大队随司令部行动。

1939年，九游在怀宁县驻训期间，曾参加176师的抗日行动[8]。是年12月，第五战区第176师第526旅发起“冬季攻势”反攻安庆，九游随部行动，负责驻防安庆至月山一线，在龙名岭一带抵御日军的数度进攻，迫使日军向山口乡撤退。与此同时，九游还在江边设伏，阻击增援安庆的日军部队。战斗至1940年1月1日，九游对驻守东山头日军发起进攻，并击破长安岭日军，建立起东山头至云峰尖一线警戒阵地。

二、李品仙加大反共磨擦

全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统区日益缩小与敌后根据地的壮大形成的强烈对比，加剧了国民党对共产党力量迅猛发展的忧虑。国民党在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之后，陆续挑起反共磨擦，并由华北向华中蔓延，极大地削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合力，而原长江局领导下的安徽省等地方党组织对此认识不足，应对乏力。

一般而言，战时国共合作抗战在安徽主要是通过省动委会来具体贯彻实施。在此期间，受长江局的影响，地方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没有足够的重视，在与国民党合作抗战当中贯彻执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使得自己在国共合作抗战当中处于帮助的角色。譬如在九游的组训当中，地方党组织参与建设的想法也是努力使之成为一支纪律严明、富有战斗力的抗日武装。但1940年李品仙主皖之后，即便是以这样的初衷来进行合作抗战亦为桂系所不容。

九游前身系潜怀太等地的民间武装，其官兵流品不一，人员关系错综复杂。为锻炼该抗日武装，云应霖、李伟烈决定从思想上和军事上对其加以整训。具体而言，通过举办干部学习班来培养基层干部。李伟烈为此挑选九游当中思想纯洁的爱国青年和班、排长参加学习，先后培养了200多人。军事训练及战术方面由云应霖亲自负责。部队整训期间，时值共产党员郝笃先任副团长的安徽省动委会第十四工作团驻太湖县[9]，经过中共鄂豫皖边区委员会的批准，更名为政治工作队，转入九游开展工作，中共党员怀宁人郝晓辉担任该队副队长①郝晓辉（1914—1940），怀宁县雷埠乡郝家山善士屋（今雷埠乡牛店村人），时任中共怀宁区委组织委员。，与九游主要负责人建立了关系。中共党员怀宁县第四区区长查化群传达中共桐怀潜中心县委指示，指派党员参加九游，帮助李伟烈举办学习班，培训九游排以上干部，以期加强部队的建设。先后有徐慎行、韩芍轩、何志鸿、“政治纵队”成员易杰、舒城党员卢华等人担任学习班教员②易杰原名叶华，隶属“鄂豫皖边区游击兵团东区南分区政治纵队第三大队”，戏剧家刘保罗（中共党员）率领该队来怀宁期间，派叶华化名“易杰”带领队员进入九游开展工作。见中共怀宁县党史办公室：《怀宁党史资料选编（1919—1949）》（内部编印），1991年，第223‐224页。卢华，本名华兆江，系舒城县晓天区动委会指导员，1940年初，受中共路东省委书记张劲夫指示，华兆江化名卢华偕数名党员前往怀宁交通站，经过地下党郝晓辉、汪秀功的介绍，由怀宁县政府秘书李竹平、石雪夫妇（中共地下党，均受皖江区党委派遣）发放通行证，并转接组织关系，打入九游，华兆江被任命为九游政治处主任。见中共怀宁县党史办公室：《怀宁党史资料选编（1919—1949）》（内部编印），1991年，第460‐461页。，教学内容有《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等。总之，地方党委当时打算把这支民众武装改造为新型的抗日武装。不过，政治环境此际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当初，进步力量领导的安徽省动委会组织发动群众参加抗战，不仅帮助桂系在安徽站稳了脚跟，且被用来对抗安徽省内的国民党CC系和地方实力派。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桂系逐渐在皖西大别山周边稳住阵脚。尤其是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之后，桂系开始抢夺安徽省动委会的领导权，解散动委会分设的工作团（队）[10]。不过，此际皖省主席廖磊主抓军事，皖政方面多由陈良佐负责，对于重庆方面限制异党活动密令之执行尚不甚卖力，大别山地区的反共磨擦尚不激烈[11]。1939年10月，廖磊患脑溢血病逝。重庆方面任命李品仙为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任皖省政府主席，并兼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成为抗战以来省级主官党政军一元化之开始[12]。李品仙对此颇为自许，对重庆方面也是感戴莫名，由此开始了其在皖七年的独裁统治。

1940年1月，李品仙在立煌（今安徽金寨县）正式就任。为表示对重庆方面的感激与忠心，李氏一方面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另一方面也交好CC系，如安排原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书记齐真如在皖省府改组当中任省府委员、干训团教育长[13]。2月1日，李品仙下令改组安徽省动委会，命令所有动委会工作团队及县动委会指导员均须往省府驻地立煌县受训，并撤换了省动委会周新民、狄超白、朱蕴山等党内外人士。与此同时，李氏颁布《安徽省各种抗政协会组织章程》，将民众抗日团体划归国民党省、县党部领导。该月中旬，李品仙在立煌主持召开安徽省党政整建大会，通过其拟订的《敌后党政整建纲要草案》，表示要“清除潜伏在机关、部队、学校内从事捣乱，分化抗战力量的异党分子”，为此强令军事、行政、教育人员及中学生必须加入国民党或三青团，并就此事在立煌县古碑冲自兼主任举办“党政军干部训练班”，继而成立“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从组织人事、教育管理、军事训练诸多方面，全方位加大国民党在大别山地区的控制[14]。此外，李品仙在上任之初即在皖江地区挑起武装冲突，如在宿松许岭进攻新四军张体学“沿江挺进团”，在无为地区“分途向定（远）滁（县）及来晤巢（湖）合（肥）各地区匪军四、五两支队及江北纵队扫荡，斩获颇多”。2月15日，李品仙再令安徽省保安第八团进攻全椒西王集新四军五支队；21日，桂系176师1052团进攻全椒鸡鸣桥新四军；23日，复犯全椒鱼岗集新四军驻地[15]。安徽省境的国共合作已被李品仙彻底破坏。3月初，新四军江北部队开始在来安、盱眙、全椒、滁县等地开展反顽军事行动，李品仙除加大了军事对抗外，还电请重庆方面加派一个正规军来安徽“以防不虞”[16]。

1940年初，当初根据长江局指示帮助国民党抗日的辖区党组织，等到国民党在敌后站稳脚跟后，却成了他们所谓的“异党”，并被要求严加取缔。九游面临的局面亦是如此。并且，云应霖和李伟烈的种种进步倾向，亦有国民党耳目时时密报。1940年李品仙到任之初即加大对九游的监控与限制，将其改编为第48军第176师补充团，且令赓即由石牌周边开赴潜山待命整编，意图将其控制在大别山地区桂系势力控制范围内，削弱九游在石牌前沿阵地的独立自主性。

为应对形势的发展，1940年初，中共舒（城）无（为）地委书记周新武指示桐（城）怀（宁）潜（山）中心县委书记林立秘密赶往怀宁，通过怀宁区委负责人郝晓辉的联络，林立与九游参谋长李伟烈共同商讨九游起义事宜[17]。2月，176师闻讯之后，即令该师1052团从潜山进抵九游驻地石牌，开始在周边搜查并捉拿“异党分子”，郝晓辉等人被逮捕押送潜山受审[7]193。为应对形势的恶化，云应霖要求中共继续派遣干部来加强起义的领导力量。受中共津浦路东省委书记张劲夫指示，舒城县委派遣该县晓天区动委会指导员华兆江化名“卢华”赶往九游工作。同时，中共桐怀潜中心县委此前曾从各地工作团当中挑选党员，准备充实到九游。然而当选派的同志赶赴石牌之际，九游已被迫开赴潜山，是项计划搁浅。九游在潜山稍事休整，又被第二十一集团军命令开赴大别山水吼岭，这支国共合作组建的抗日武装越发被控制在桂系势力范围内。

三、第九游击纵队潜山起义经过

李品仙主皖集党政军于一身，为表忠心，其在推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方面甚为卖力，将民众组训与动员工作总揽在国民党手中[18]，动委会不仅不能参与其事，且进步领导人多被迫离开立煌。同时，李品仙还在立煌开办党政军工作训练班，选调国民党各县党部骨干分子，以及各县的乡镇长和“纯洁分子”至该班受训，毕业后分派至各县党部、地方部队、游击队充当政治干事。李氏还与CC系合作在各县设立以反共为要务的特种汇报会，并成立由中统调查专员指挥的行动队，专事查禁所谓的“异党活动”[19]。李品仙治下的安徽已经容不下共产党的帮忙抗战，汇聚进步人士的九游已是桂系重点关注的对象。

早在九游开赴潜山之前，第二十一集团军第48军副军长兼176师师长区寿年及其心腹第1056团团长莫敌就不断攻击九游“左倾”，要求云应霖将队伍中的“异党分子”捕送立煌法办，云没有遵行。1940年1月（农历腊月底），区寿年下令九游从怀宁石牌开赴潜山县城。2月上旬被调至潜山水吼岭，十多天后再赴岳西响肠河。3月，区寿年再令九游驻防潜山水吼岭，并将九游改编为第48军第176师的补充团（又称“云团”），团长云应霖，李伟烈为副团长兼参谋长，从军事隶属方面取消了九游的独立自主。不久，区寿年再将原九游官兵压缩为补充团第三营，另外调桂系两个营编为该团第一、第二营，监视并伺机消灭九游[7]224‐225。“这种紧张局面持续到三月底，据可靠消息，上级命令莫（敌）团就近缴（我们）械”[20]。为帮助九游脱困，在其开赴潜山之后，中共潜山党组织及时与其联系，并通过云应霖、李伟烈与国民党潜山县政府协商，将该县自卫第一分队的近二十名中共党员编入九游第七连，由陈久亭任连长[21]。在此紧要关头，李伟烈等人决定发动起义，拉出这支抗日武装。为此，李伟烈一方面要求全体党员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战斗；另一面派员秘密前往怀宁，准备策动第五战区独立第三游击大队长郝文波率部一起行动——因为郝妻周淑清系中共党员。殊料周淑清此际叛党。具体情形如下：

1940年3月27日，第176师1056团团长莫敌由潜山赶往怀宁县石牌巡视，召集当地军政士绅开会，郝文波夫妇也从驻地江镇赶往石牌，一干人等“同寓水陆集旅馆”。28日深夜，有一从潜山来的妇女张吴氏送信给周淑清，信函署名为陈义清，“内容摧毁政府、唆使郝（文波）部叛变”，张吴氏信件送达之后，即行离去。莫敌在石牌巡视完毕即回潜山驻地。未几，郝文波夫妇随后赶往潜山向其密告此事，莫敌为挖出此事之来龙去脉，决定将计就计，“佯示同情，令张吴氏召集陈义清面议”①陈义清，一作陈久亭，据《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中）第663页记载为“陈义清”，对比具体情节，应为同一人。。为获得确凿证据，“1056团已先与郝（文波）约（定）伏兵于壁后”。4月3日早上，陈义清不知实情，以为郝文波是为商议起义之事而来潜山，遂偕云团副官秦一平（系华侨）由水吼岭赶往潜山县城之郝文波寓所。秦一平告诉郝文波，“中国须在第三国际路线上方有光明，并计划郝（文波）部由大雄山（郝部驻地）发动，将三桥一带正规军解决之后，由水吼岭（云团）将潜山正规军（176师1056团）解决，通往（桐城）青草塥集中，进攻桐城”，并指出新四军届时将同时夹击桐城，从而打通与庐江、无为等地新四军的联系路线。等到秦一平将本次计划和盘托出之后，国民党伏兵破壁而出，当即逮捕陈义清等，经审讯供认“系奉李伟烈派遣，并供李在九纵队时所训练之教训班为彼等之干部”[6]663‐664。

至此，随着郝文波、周淑清的叛卖和陈义清等人的招供，九游的行动计划被桂系176师彻底掌握。

3日上午，莫敌审讯完毕，当即电告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第48军请示处置，并派其弟莫鸿光手持1056团密函赶往水吼岭，命令云团二营长郑戡夷，“非有1056团团长命令，不许行动”，郑戡夷表示坚决执行。当日上午，第48军即电话通知李伟烈返回军部。上午9点多，莫敌电话补充团，询问李伟烈是否动身，获知李伟烈尚未动身，并在暗中部署行动。郑戡夷、莫鸿光见事情急迫，电请莫敌如何处置。下午酉时，176师部急调1056团第二营彭伍率部驰赴水吼岭，加大对云团的监视。与此同时，云应霖也侦知莫鸿光到了郑戡夷营部，却不知莫敌和区寿年等已经掌握了自己的行动计划，还希望通过邀请郑戡夷、莫鸿光及营连长来团部晚餐，以期一网打尽，“郑等力辞不赴”。云应霖为此派手枪兵来催促该等赴宴，郑戡夷随即下令全营警戒。至当晚9点多，云汉清（云应霖之弟）及拥护起义的连副、班长数十人开始包围郑戡夷营部。郑戡夷与莫鸿光夺路出逃，云应霖、李伟烈随即集合九游官兵，宣布要脱离不抗日的国民党军队，投奔新四军皖中根据地。情势一度混乱，期间九游军医主任不知内情，逃跑至附近补充团钟浩第一营驻地，钟浩当即下令该营警戒，在水吼岭以南断绝交通。不久，176师所派的彭伍第二营到达黄筑渡，“为钟营所阻，几生冲突”，莫敌随后命令彭营分兵往岳西响肠河、大关窑沿线布防，并命令彭伍负责指挥钟浩营，一起跟踪追剿业已开拔北上的九游起义军[6]664。

九游在北上途中，被176师调派部队在岳西、霍山等地截击。4月6日，九游突围至舒城晓天镇以南平田卯岭陷入重围，激战之后，起义部队仅剩下百余名，乘着夜色经甘家岭、燕家河、长岭（庐镇关西北）向西汤池、中梅河一带突围。桂系穷追不舍。同时，桂系172师也从霍山毛坦厂派兵向南围剿，彻底截断九游向舒城西汤池一带新四军靠拢的道路，九游只能折向舒城以东一带挺进。而早在4日，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即令172师派兵一团赶往舒城，由176师副师长谭何易统一指挥。4月7日、8日，九游在黄巢尖、打虎山再遭桂系的合围，苦战两天之后，“仅云（应霖）李（伟烈）率亲随十余名窜至西汤池东北之奇岭”[6]670。4月10日，云应霖一行四人突围至舒城县十五里之纱乌街，被国民党舒城县自卫队抓获，九游起义至此彻底失败[6]672。

四、九游潜山起义事件的影响

九游起义之所以失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郝文波、周淑清的叛卖，致使起义计划泄露而九游尚不自知。因此起义前，李伟烈等计划以宴请的方式将反动军官一网打尽，实际上已被另外两个桂系营长所识破，情势危急之际只能仓促举事，导致九游下级军官和士兵对于起义的认识不甚清楚。而当晚在誓师大会上，云应霖、李伟烈等也只说了莫敌团要缴九游的枪，并未明确告知起义官兵要投奔新四军，因此目标不明确。实际上，他们计划取道岳西、舒城交接区，前往皖东投奔新四军[22]。其次，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发动前夕，九游被改编为176师补充团，旋即被压缩为补充团第三营。因此，起义发动之际，也只有该部官兵响应。即便如此，尚有部分士兵不愿远离家乡。其他两个营为桂系控制，不仅未随部队统一行动，反而成为追剿的主力。而桂系为镇压起义，则调动了176、172两个师的兵力。再次，起义部队在北上途中处处遭到堵截。云应霖为了减小目标，下令官兵分散突围，起义力量再度削弱，及至突围舒城被俘时，云应霖身边只有李伟烈、卢华和马相苓等人。与之对比的是，176师及时派遣农高明接管云团，将剩下的部队开至潜山整训，并到处散布“云团叛变”的消息，严令沿途乡镇“敢于窝藏者，就地正法”。一般民众不明就里，对起义官兵不敢收留，有甚者还向追剿的桂系部队提供起义军的行踪。云应霖一行四人被捕，就是饥肠辘辘之际在一农家吃饭时而走漏风声的。

九游潜山起义之失败，暴露出地方党在独立建设抗日武装方面经验的不足。其深层原因则在于，长江局指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是帮助国民党从事抗战，地方党组织在抗战中仅充当了配角。随着国民党独裁的加强，这种帮忙抗日已为其所不许，九游被迫起义就是一个生动的写照。多年之后，张劲夫就此指出，当时地方党的注意力仍放在发动组织群众方面，而没有重视抓武装工作。“未能认识到敌人进攻六安，桂系部队一定会向大别山撤退，这是我党发展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好机会，而且是二十年如一日的难得机会，应该善于掌握这一历史先机。更觉悟不到，番号可以自己封，不必要经桂系委派，人民承认就算是合法，自己可以封司令、队长，只要真正抗日就算合法，这才体现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能只跟着桂系部队尾巴跑。而应由我党来领导群众在敌人进攻和占领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23]。直到1939年上半年，皖西的岳西、潜山、太湖一带党组织还在帮助五路军（桂系）建立大别山根据地工作，鄂豫皖区党委也没有意识到此举有何不妥[23]46。因为尽管重庆方面颁令《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但此际廖磊主皖，尚需中共帮扶其抗建以巩固皖省统治，因此该办法尚未切实推行。1939年10月，廖磊病逝。此际桂系在大别山站稳脚跟，继任安徽省主席李品仙极力反共，帮助抗战之中共已被视为“异党”，受到桂系严厉的清查。地方党意识到应该独立抓抗日武装之际，已失去先机。而且，此时江北新四军正在进行路西半塔反顽作战以建立和巩固路东根据地，也无力对九游起义提供及时的援助。

起义失败之后，中共党员李伟烈、卢华受尽了酷刑，始终把起义之事包揽在自己身上，保护了云应霖。1940年6月初，二人在立煌被李品仙杀害。云应霖被俘之后，国民党以“包庇异党，率部叛变，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九游起义之事虽然失败，然史海钩沉，其影响深远。

国民党方面，针对军队起义之事，军政部于当年4月迅即出台《防止异党兵运案》，从组织揭发、联保告密、集体入党、随时考察等方式加大了对国民党军队官兵的监视力度。该案规定，对于潜伏国民党军队从事兵运者，“对于稍有知识之异党分子，应予长期监禁，令读总理遗教及领袖训词，直至反悟为止；对于潜入本党部队中活动，并经故意参加集团宣誓入党之异党分子，应予秘密就地解决；对于声明退出异党，并加入本党之份子，复发现其实际上并未与异党脱离关系时，亦应予秘密就地解决”[24]。可见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的主要精力在于确立“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为此不惜挑起从华北到华中的反共磨擦就是一个鲜明的写照。

共产党方面，1940年九游被迫起义说明帮助国民党建设队伍实行抗日，即便是委曲求全亦为其所不许，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走到了严重考验的时刻。地方党组织到了真正落实中央精神的转折点。揆诸史实，长征之后，中国的革命中心北移，远离延安的各地方党对中央精神领会不足。1940年初，中央对江淮地区的斗争形势洞若观火，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在中原地区独立发展的重要性，并从太行八路军总部抽调344旅至陇海、淮河之间协助彭雪枫创立根据地，以策应刘少奇，将来再调一部深入苏北，使八路军、新四军打成一片[25]。此后，鄂豫皖区党委在中原局的领导下，开始改变斗争策略，纠正了原来在长江局指导下“右”的错误。在大别山内线与李品仙的斗争不利之余，中原局及鄂豫皖区党委迅速向东开进、向津浦路沿线开进，与国民党顽固派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武装斗争，并取得了定远作战的胜利，由此才真正地摆脱原长江局影响下的被动局面，地方党终于回到了中央指定的路线上。在此之间九游发起的起义确也无法得到切实指导与援助。从这一点来说，1940年4月九游潜山起义之事，既是原安徽省内国共合作抗战方式的终结，也是中共在江淮地区独立自主从事敌后游击战的一个节点。此后，地方党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成立津浦路东、路西党委，领导江北新四军向东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原长江局的错误影响至此才算肃清，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精神始得切实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