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鑫鑫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100)

1 《四库全书荟要》概述

乾隆三十七年始设四库馆，任命纪昀为总纂官，集中大批人力物力，纂修一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收录了乾隆时期及其以前我国历朝历代的重要文献典籍，是一次规模巨大的古代文化整理与总结工程。四库馆臣除从《永乐大典》辑佚外，并校订内府本与从全国各地征集而来的图书，卷帙浩繁，此时清高宗乾隆已六旬有余，惟恐有生之年无法见证《四库全书》的蒇工之日，于是在乾隆三十八年提出编纂《四库全书荟要》的设想，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初一颁发的谕旨称：

第《全书》卷帙，浩如烟海，将来庋弆宫庭，不啻连楹充栋，检玩为难。惟摛藻堂向为宫中陈设书籍之所，牙签插架，原按四库编排。朕每憩此观书，取携最便。著于《全书》中撷其菁华，缮为《荟要》，其篇式一如《全书》之例。盖彼极其博，此取其精，不相妨而适相助。[1]107

《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四库全书考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皆是纂修《四库全书》的衍生书籍。《四库全书荟要》可视为《四库全书》的菁选本，《四库全书》在于博，共收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此外，《四库全书总目》录存目之书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四库全书荟要》在于精，收书四百六十四种，一万一千二百六十六册，前六册为《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排，经史子集四大类下分四十二小类、三十三子目。关于书籍数量，其中经部一百七十三种，史部七十种，子部八十一种，集部一百四十种。乾隆四十三年第一部《四库全书荟要》编纂完成，藏于坤宁宫后御花园内的摛藻堂，次年第二部蒇工，藏于圆明园东侧长春园的味腴书屋。《四库全书荟要》主要由《四库全书荟要总目》《四库全书荟要提要》与缮录文本组成。《四库全书总目》涉及囊括了《四库全书荟要总目》与《四库全书荟要提要》所包含的文字内容。《四库全书荟要总目》主要介绍《四库全书荟要》收录书籍的书名、卷数、撰者及其所处朝代与爵里、缮录所依据的底本及来源、校勘所根据的版本。《四库全书荟要提要》是《四库全书荟要》各著录书籍前关于本书的评介文字。

《四库全书荟要》与《四库全书总目》的体例形式不同。《四库全书总目》共二百卷，单独成册，独立于《四库全书》，二者编纂完成时间亦不一致。第一部《四库全书》完成于乾隆四十六年，《四库全书总目》初稿则完成于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荟要总目》与《四库全书荟要提要》皆录于《四库全书荟要》之中，《四库全书荟要》的前六册为《四库全书荟要总目》，《四库全书荟要提要》则散落于《四库全书荟要》所著录的各书籍之前，与《四库全书荟要》融为一体，与其一同编纂完成，不是独立于《四库全书荟要》。

2 《四库全书荟要》书籍的选录

清高宗乾隆以稽古右文之名修纂《四库全书》，同时寓禁于征，对各地征集的书籍进行严格审查，悖逆者销毁，合规者方能进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荟要》在著录书籍上更为严谨审慎。《四库全书荟要》仅收录书籍四百六十四种，凡例阐述了著录书籍的原则：“是书编辑，于《四库全书》中取其尤醇者，务在简而能赅，宁严勿滥。故门类不必皆备，每门不必多种。撷著述之精华，作艺林之珍秘，洵为千古盛事。”[2]98在《四库全书荟要》著录书籍中，御纂、御定、御注、御批、圣训、圣谕等著述占据很大部分，此类书籍共七十七种，其中经部占十七种，史部占十九种，子部占二十四种，集部占十七种。《四库全书荟要联句》是清高宗乾隆与四库馆臣因《四库全书荟要》编纂完工而作的诗句，是研究《四库全书荟要》的重要资料。“序原赝鼎空珍袭，语亦零玑漫击抨。注曰‘《书序》虽称孔子所撰，实出汉儒依托。仰蒙圣制抉摘，允为千古定评，故拘守小序如钱时《融堂书解》之类，只入《全书》以存古义，而《荟要》不多采入。’”[2]83《书序》是汉代儒生伪作，而钱时《融堂书解》又是在伪作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与注解，违背“取尤醇，撷精华”的原则，故不予著录。而《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是书“尤为不惑于曲说，亦宋人经解中之特出者也”[2]94，予以著录。《四库全书荟要联句》：“《洪范》本治世之大训。自刘歆妄加推测，刱为河图洛书相为经纬之说，逮宋儒益穿凿附会，至论《洪范》错简者纷纭变乱，尤为晦蚀经义。今敬禀圣训，悉删斥不录。”[2]83《四库全书荟要》未著录《洪范》类的著述，《洪范口义》是宋代胡瑗所撰，《四库全书总目》认定其人“学问最为笃实”，其书“虽平近而深得圣人立训之要”[2]90，予以收录其中。

《四库全书总目》有著录宋人叶梦得撰《春秋谳》、元人王元杰撰《春秋谳义》二书，《四库全书荟要》因其书“以‘谳’名书，事同治狱，殊乖笔削大旨”，而“悉遵圣训，概不录入”[2]84。由此可见，就录书标准而言，《四库全书荟要》更为苛刻，绝不著录有悖圣贤立论、有违儒家正宗的著述，《四库全书》则多方权衡，若书籍具备可取的文史价值，虽有瑕疵，亦可著录。《四库全书荟要联句》中多次出现“悉遵圣训”“不录”等字眼，说明乾隆对书籍的著录极为重视，不少书籍是亲自过问并给出取舍原则。二十四史是清高宗乾隆所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史部正史类仅著录二十四史，《四库全书》除著录二十四史外，还著录了二十四史的注解、增补、考辨本：如《史记》之外录有《史记集解》《史记索隐》《史记正义》；《汉书》《后汉书》之外录有《补后汉书年表》《两汉刊误补遗》，《三国志》之外录有《三国志辨误》《三国志补注》，书籍种类庞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统称为《四书》，定于朱熹，朱熹著的《集注章句》用以取士章程，故列于四书类首端。《四库全书荟要》四书类共收录九部著述，每部皆有明确的定位与归属：疏通朱义者，收录《四书集编》《四书纂疏》《四书通》；考证名物典故者，收录《四书通证》《四书纂笺》；贯通字义者，收录《四书通旨》；拾遗补阙者，收录《四书辨疑》；御定者，收录《日讲四书解义》。《四库全书荟要》史部时令类著录书籍一部，谱录类著录一部；子部纵横家类一部，兵家类一部；集部诗文评类一部，撷取者大都是典型书籍。

3 《四库全书荟要》缮录与校勘

《四库全书荟要总目》详尽著录了缮录与校勘所依据的版本，四库底本来源可分为：一是敕撰本，清朝历代皇帝下令编写的书籍，包括钦定、御纂、御定、御注、御批、御选、御览、御制等类别；二是内府本，有内府刻本与内府藏本，内府刻本以金简组织刻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为主，内府藏书以天禄琳琅本与通志堂刊本为主；三是采进本，包括各省采进本与私人进献本；四是通行本；五是《永乐大典》本。而《四库全书荟要》的底本来源主要是前三者：《永乐大典》本仅占三种；敕撰本与内府本共占二百八十四种；采进本占一百七十七种。《四库全书总目》“著目”著录书籍三千四百六十一种，采进本接近二千五百种。《四库全书荟要》的采进本占总数的十分之四左右，《四库全书总目》的采进本占总数的十分之七左右，差异显著。

缮录底本来源上的差别是四库馆臣有意为之，《四库全书荟要》专供清高宗乾隆御览，以精选善本，审慎校勘为特色，内府本易于获得且质量较高，清高宗乾隆亟待《四库全书荟要》完工，编纂人员权衡时势，大量著录内府本合乎情理。不同于《四库全书荟要》陈设于宫中摛藻堂，以便皇帝休憩时取阅，《四库全书总目》贮藏于“北四阁”与“南三阁”之中，供天下士人查找阅览，成为康乾文治的象征，著录数量庞大的采进本，并非以严谨的考据学为准则，而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如《四库全书荟要》共著录通志堂本九十五种，《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书籍来源中却无一通志堂本，四库馆臣改易图书来源，扩大表彰人员，借编书之机安抚人心，巩固统治的正统地位。

在《四库全书荟要》著录的四百六十四种书籍中，与《四库全书》底本不同者达二百一十种，与《四库全书》来源不同者达二百三十四种，图书底本一致的情况下，图书来源也未必相同。《四库全书荟要》校对参照本数量达五百余种，有宋刊本、金元刊本、明刊本、清初刊本、武英殿聚珍本、通志堂本、永乐大典本、毛晋汲古阁本等。以史部为例，《史记》“依内府刊本缮录，据宋元椠本、明南北雍本、王鏊、毛晋诸本恭校”[2]223，《山海经》“依内府所藏明吴中珩本缮录，据元椠本、明黄省曾本恭校”[2]250，《直斋书录解题》“依武英殿本聚珍版本缮录，据明《永乐大典》本恭校”[2]272，《经义考》“依前浙江巡抚三宝所上浙江刊本缮录恭校”[2]273。上述可知，《四库全书荟要总目》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它详细介绍了所录书籍的版本及来源和校订所参资的版本，经其完备著录亦可一览当时藏书版本盛况。而《四库全书总目》对所著录书籍的来源有完备的记载，对所录书籍的版本尤其是参校版本则较少涉及，因此《四库全书荟要总目》对我们研究《四库全书》的版本情况和所录书籍内容的删改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凡例云：“原书内有脱漏讹误之字，并博考善本，其确有可据或文意明显者，详为校正。”[2]98《四库全书荟要》不仅精选古籍善本作为缮录底本，对校勘订误也有严格的要求，书籍校对分为分校、复校、总校三个层次。乾隆三十八年，清高宗在进呈的仅收录部分书籍的《四库全书荟要》中发现两处缮录讹误，乾隆三十八年十月九日圣谕曰：“其余书写舛误者，谅复不少。若不定以考成，难期善本。其如何妥立章程，俾各尽心校录无讹之处，著总裁大臣详议具奏。”[1]164随后大臣们当月便制定出《功过处分条例》，以确保书籍校刊质量，此外增设复校官六名，依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旨开载诸臣职名，《四库全书荟要》校对官共六十六名，足可见对校刊工作的重视程度。《功过处分条例》不仅规定了功过处罚，其中对《四库全书荟要》的校勘体例亦有明示，第三条：“校出原本错讹更正之处，应附载卷末也。伏见钦定经史刊本，每卷后俱有考证。今缮写《四库全书》，似应仿照其例。查旧有刊本及进到之抄本，其中错误，皆所不免。一经分校、复校各员校出，自应另载卷末。如仅系笔画之讹，仅载某字讹，某今校改。如有关文义考订者，并略附按语于下。如此，则校办全书，更为精当，臣等亦得就其签改之多少，随时抽查，以便无误。”[1]170-171

《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荟要》的编纂联系紧密，起初《功过处分条例》是因清高宗乾隆发现《四库全书荟要》的两处讹误下令“妥立章程”而制定的，但同时又影响左右了《四库全书》的编纂体例，十三经、二十四史的武英殿刊本，在卷末附有考证，《四库全书》的编纂亦效仿其例，《四库全书考证》便是这一产物。显然《四库全书荟要》同样采纳了此条例，卷末附有粘签，粘签上是对书籍内容的考订文字。

乾隆四十一年九月三十日谕旨曰：“昨《四库全书荟要》处呈进抄录各种书籍，朕于几余披阅，见粘签考订之处，颇为详细。所有各签，向曾令其附录于每卷之末，即官版诸事，亦可附刊卷尾。”[1]537此谕旨基本奠定了《四库全书荟要》考订文字的编写体例，与独立于《四库全书》存在的《四库全书考证》不同的是，《四库全书荟要》尊奉谕旨，考证文字是《四库全书荟要》的一部分，今观其所著录书籍的中某一卷末或整部书末大多附有校勘记，有的校勘记多达三十则。精选珍本善本作为缮录底本，校对依据多个版本，完善的编纂审校制度，一系列的措施和制度，确保了缮录与校勘的质量，乾隆五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军机大臣奉旨抽阅《四库全书荟要》后回奏清高宗乾隆的奏折中说“舛误之处尚少”。[1]2293

与《四库全书》相较，《四库全书荟要》的缮录讹误极少，这和《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的受众有关。《四库全书》面向于全国学林士子，而《四库全书荟要》仅供清高宗乾隆御览，编纂人员行事更为审慎。《四库全书》鸿篇巨制，从著录书籍数量看《四库全书荟要》仅为《四库全书》的七分之一，但二者编纂耗时仅相差三个春秋，《四库全书荟要》完成于乾隆四十三年，《四库全书》蒇工于乾隆四十六年，编纂时间紧迫，抄手多达千人，水平参差不平，又因政治等因素左右，对书籍内容大量删改，谬误自然难免，书籍质量自然无法与《四库全书荟要》相比。清高宗在乾隆三十九年说：“《四库全书》出进呈抄录书本，朕连日偶加翻阅，检出错漏处，不一而足。”[3]卷969乾隆四十三年再次指出：“朕信手翻阅，即有舛错，未经指出者，尚不知凡几。”[3]卷1057可见，清高宗乾隆对《四库全书》的内容讹误之多颇为不满。

4 《四库全书荟要》的分类编排

《十三经》是在宋代认定的十三部儒家经典，乾隆初年，校订重刊，现分冠《四库全书荟要》各经之首，表现出统治者对儒家学说的重视，并视其为正统思想。《四库全书荟要》与《四库全书总目》皆以经史子集四部法分类编排，《四库全书荟要总目》分四十二大类，比《四库全书总目》少两类，子目有三十三个，仅为《四库全书总目》六十六个子目的一半，是凡例中“门类不必皆备”这一原则的显著体现。在分门别类上，参考借资历代史志目录、官修书目、私人藏书家编目，“择其区别精当者从之，未敢泥于一家之说也”[2]98。在书籍归类方面，《四库全书荟要》与《四库全书总目》不完全一致：如《五经文字》，《四库全书荟要》入经部经解类，《四库全书总目》入经部小学类；《通典》《文献通考》，《四库全书荟要》入史部故事类，《四库全书总目》入史部政书类；《太玄经》，《四库全书荟要》入儒家类，《四库全书总目》入子部术数类；《翰苑集》在《四库全书荟要》中入集部奏议类，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则入集部别集类。有些书籍分类出入更大：如《易象图说》，《四库全书荟要》入经部易类，《四库全书总目》入子部术数类；《燕子春秋》在《四库全书荟要》中被归入子部墨家类，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则被归入史部传记类；谱录类入《四库全书荟要》史部，在《四库全书总目》则入子部；奏议类入《四库全书荟要》集部，后被划入《四库全书总目》史部。

刘向整理战国策士的游说言论及活动之文而成《战国策》，前后篇章零散独立，缺乏连贯性与系统性，具有史传散文和诸子散文的双重属性。《战国策》归属《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之春秋类，与《国语》《史记》等史书列为一类，《汉书·艺文志》无史类，春秋类充当了史类的功用。《隋书·经籍志》初次将《战国策》纳入史部杂史类，认为其书“盖战国游士记其策谋”，“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4]。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将其归入子部纵横家类，理由是“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于学纵横者所著”[5]。《四库全书总目》因袭《隋书·经籍志》的分类，理由有二：其一是司马迁作《史记》，《战国策》是其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其二是《战国策》为刘向裒辑诸家言说合并成一书，作者由多人组成，不宜入子部。《四库全书荟要》则因袭《郡斋读书志》的归类，所持观点亦与《郡斋读书志》相同，即《战国策》为谋士游说之言，非实录，甚至专为《战国策》一书而设置纵横家类。

《四库全书荟要》中某些类目设置粗略不周，如已设置四书类，又增设论语类、孟子类，《四库全书总目》四书类涵盖论语类、孟子类，部次更为合理，《四库全书总目》经部仅划九个子目，《四库全书荟要》经部下分二十八个子目，颇嫌繁芜，违背“门类不必皆备，每门不必多种”的设类标准。图书分类标准的差异造成同一书籍被划入不同类别，同一类别部属不同，导致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二者著录书籍数量不同。《四库全书总目》仅“著目”收录图书已达三千四百六十余种，《四库全书荟要》著录书籍四百六十余种，二者相差近三千余种，书目是依据收录的书籍而分类编排，这必然导致类目设置的相异。

二是主持编纂者不同。《四库全书荟要》的编纂工作主要由王际华、金简、董诰、陆费墀等人负责，《四库全书总目》则是由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人主持，编纂者的编书分类理念和学术思想的不同则通过分类的差异并以文字的形式体现出来。《四库全书总目》重史料价值，《四库全书荟要》重纪事的可信程度，学术思想的差异导致了《战国策》分类的不同，此为主观因素。

三是书籍内容庞杂繁芜、涉猎宽泛，难以划清类目。如上文所提《战国策》，《战国策》于史实的记载不必多言，刘向的《战国策书录》：“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谋，宜为《战国策》……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纵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6]策士们善于繁辞瑰辩，崇尚权谋诡诈，是书又以记载策士言论为主，以此视角定义《战国策》更像是一部纵横家书，类目界限难以明晰，此为客观因素。

四是成书时间不同。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荟要》开始编纂，第一部《四库全书荟要》完工于乾隆四十三年，历时五年。乾隆三十七年筹备《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总目》初稿完成，乾隆五十四年由武英殿付梓，乾隆六十年浙江官府据武英殿本翻刻，此后得到广泛流传，历时二十余年。《四库全书荟要》编纂时间紧迫，书籍分类难免失当，《四库全书荟要》成书在前，《四库全书总目》可以借鉴其分类编次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改进完善。

《四库全书荟要》为《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体系奠定了基础，《四库全书总目》在此基础进一步发展与完成，成为我国古典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作，代表着古代图书分类的最高成就。

5 《四库全书荟要总目》与《四库全书荟要提要》

凡例：“编纂《四库全书》，悉仿刘向、曾巩等序录之例，每书标叙撰人姓氏、爵里、仕履及著作大旨，列于简端。兹《荟要》亦如其例。”[2]98古典目录的编制各有千秋，“但仔细考察，它们的结构却基本相同，主要由篇目、解题(书录、叙录)、小序三种要素所构成”[7]。正如凡例所言，《四库全书荟要》中含有一部体例完备的书目，具体包括《四库全书荟要总目》《四库全书荟要提要》以及部类前的大小序，《四库全书荟要总目》相当于篇目，《四库全书荟要提要》等同于解题。关于篇目与解题，《四库全书总目》与《四库全书荟要》的著录体例迥异，《四库全书总目》将篇目与解题集中在一起，统一编纂，单独成册，《四库全书荟要》中篇目与解题分别编纂，篇目被统一安排在前六册，解题则分别和与之对应的著录书籍融为一体，类似于《四库全书》的书前提要。将《四库全书荟要》的篇目、解题、大小序与《四库全书总目》结合起来比较探究，可以获得不同的学术视角来了解《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

《四库全书荟要总目》的特点在于其所著录的每部书籍皆列出缮录所依的底本及校对参照的版本，《四库全书总目》对版本多有忽略。再以经部大序为例，观二者之不同：《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大序主要叙述经学发展史及各学术流派的利弊；《四库全书荟要总目》经部大序仅简述经学流派，未作评议，而用三分之二的篇幅论述本朝经学研究的成就及目的。对比《四库全书总目》各书提要，《四库全书荟要提要》内容简洁，篇幅较小，以史部正史类《宋书》为例，《四库全书荟要》中的《宋书》提要仅百余字，《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宋书》提要近千字，《四库全书荟要》简要介绍《宋书》的参资之本、史学价值、书籍演变，晁公武、叶适对其之褒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较为详尽，论述纪、传、志、表的具体卷数，并以志为例，列篇目之次序，考篇卷之分割，中肯《乐志》以诸乐章存义训与借断句存节奏的艺术文献价值，指明《州郡》参资何人的著述，沈约以桓玄、吴隐、刘毅等是晋人为由，认为不宜滥入《宋书》，四库馆臣称赞沈约能够申明史例，体例严谨，最后诋责后人的恣意补缀与窜改，主要是概述书籍的渊源与流传，介绍书籍内容，评议书籍得失，著录缘由，考证颇为翔实。可知，《四库全书荟要提要》以宏观角度阐释书籍，仅述其梗概，几乎不涉猎具体内容，《四库全书总目》则结合书籍中的具体内容展开叙述并作出补充，因此篇幅字数相差较大。

《四库全书荟要提要》内容精短，笔者认为主要缘由有以下几点：一是清高宗乾隆本身具有高深的文化学识与素养，不需要长篇累牍地介绍；二是清高宗乾隆日理万机，政务劳烦，简短的篇幅更利于闲暇时阅览；三是纂修时间紧迫，仅耗时五年，当时乾隆皇帝已六旬有余，圣谕及《四库全书荟要联句》中也可窥见清高宗乾隆的督促之语与蒇工之喜悦。

6 结束语

不以《四库全书荟要提要》篇幅的简短而忽视其中的价值，《四库全书荟要提要》起到了分纂稿提要转化成《四库全书总目》的过渡作用，亦有部分是《四库全书荟要提要》形成较晚，然文渊阁《四库全书》提要已完稿，《四库全书荟要》径直迻录，熟知《四库全书荟要》的内容体例对今人认识了解《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演变过程大有裨益。与《四库全书荟要》相关的上谕、凡例、联句潜在地影响了《四库全书》的编纂体例；《四库全书总目》在《四库全书荟要》分类体系上进一步发展，部类编排趋于完备；《四库全书荟要总目》详著各种版本，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可补《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记载之阙；《四库全书荟要》选珍本善本，精缮精校，谬误极少，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可补《四库全书》之谬阙。编纂《四库全书》也是整顿与引导文化思想的过程，受政治因素影响，《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几经更易删削，删改了许多不利于清朝统治的文字内容。相比而言，《四库全书荟要》受非学术因素干扰较小，较大程度保留了书籍的原貌。上述可知，《四库全书荟要》潜藏着巨大的四库学价值，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其著录书籍文本、提要、分类、版本、上谕、凡例、联句、编纂人员安排、惩罚制度与《四库全书》的编修有着密切联系，《四库全书总目》成为我国古典目录学集大成之作，达致古代目录学的高峰，与《四库全书荟要》前期积累的丰硕经验与成果密不可分，二者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推动四库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