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 宁，杨海晨

(1.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2.宁德师范学院体育学院，福建 宁德 352106)

为深化两岸社会的融合发展，实现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需要让更多基层民众参与到两岸交流当中来，共建命运共同体。回望历史，闽台由于“五缘”认同，身体运动形式的交流历代以来都存在于两岸日常生活与民间信俗中。史料记载，中华武术在台湾的传承，可以追述到公元230年的三国鼎立时期[1]。两岸民间武术交流在日寇霸占期、国民党统治期仍然在“地下”进行，两地民众在口岸封闭的非常规时期，冒着“资匪”“通敌”的风险谒祖膜拜[2]。闽台民间体育作为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力量源泉，承担着闽台民间层面沟通、理解与融合的先试先行任务，而从民间体育互动入手，则是实现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学界把闽台或两岸体育交流作为整体予以关注，大陆最初由政府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开展台湾海峡两岸体育交流的建议》[3]中提及，随后逐步过渡到学术研究。台湾学界的研究始于《台湾海峡两岸体育交流现状分析与未来展望》[4]。随着两岸体育交流的日趋频繁，闽台民间体育逐渐成为一个比较热门的研究领域。文献调研发现，目前学界对两岸或闽台民间体育的研究涉及范围较广，既关注了形态层面的源流变迁，也讨论了精神层面的认同构建，还思考了社会层面的互动融合。要想推进融合发展，形成心灵契合的命运共同体，亟需在研究理论、视角与方法上有所调整。因此，本文通过梳理闽台民间体育研究存在的问题，探索闽台民间体育研究的新思路、新范式，对提升闽台民间体育研究的水平具有积极意义。

1 闽台民间体育研究的“客位”束缚

所谓的“客位”视角多指研究者以“他者”的立场、从“他观”的层面进行观察、描述和解释，较少从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的立场，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角去理解“人”的脉络化行为逻辑[5]。基于“客位”的研究视角，闽台民间体育研究偏重于关注历史事实、聚焦宏观意涵、强调全观式的对策建议，而较少关注历史背后的社会事实，缺乏对主体意义、结构场景和事件过程的深刻理解。

1.1 局限于从外在历史形态变迁进行结构-功能主义的解释

闽台民间体育以其本质属性和功能，满足不同维度的多元需求。回顾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两岸学界的焦点主要在闽台民间体育的历史形态、源流变迁、展演形式、价值特征、宗教仪式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其中，相当一部分研究从进化论的角度对闽台民间体育的外在历史形态溯本求源，挖掘不同历史时期的闽台民间体育的样态，有效阐述闽台民间体育的功能及其意义。亦有部分研究从闽台民间体育传承、嬗变过程的一般规律出发，折射两岸同根同源的历史记忆，唤起同一民族历史、民族文化的归属感，走向中华民族主体精神的重构。上述从外在历史形态变迁进行结构-功能主义的解释，特别重视具体历史事件或发展过程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关系，强调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社会的结构转型和功能转变。然而，结构-功能主义本身也面临着巨大挑战：旨在追求宏观层面的结构建构，缺乏微观层面的分析；凸显静态分析、整体主义，忽视从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事件来理解社会运作的意义[6]。闽台民间体育是动态发展的，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产生和维持着两岸的社会关系结构。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研究只是对闽台民间体育进行静态的、固化的、结构性的描述和解释。亦有部分研究只是罗列了闽台民间体育的历史演变序列，少有把闽台民间体育放置到时空演替中去阐释，陷入凸显静态结构的研究态势，缺乏动态的研究趋势。另外，整个社会大环境都在急于寻找体育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路径，致使研究者总是关注“发生了什么”，而缺少对事件的解释。如何跳出这种规范性有余、解释性不足的研究范式，在闽台民间体育研究中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也缺乏深入的思考。

1.2 片面追求文献式、自上而下、去脉络化的简约性对策建议

基于文献调研和文献阐释，根据现有的文字材料能够解构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景”[7]，通过一手文献或二手文献收集的资料本身就是研究者们在特定话语系统引导和约束下完成的话语建构[8]。文献式的史料挖掘和文物整理，能较为清晰地阐释闽台民间体育的历史进程和现实意义，但存在着相似观点的互引、互证，忽视具体的社会情境，缺乏田野实践等一系列问题。在国家战略和“非遗”保护的双重推动下，闽台民间体育研究围绕着国家需求，遵循“自上而下”的研究逻辑，力图通过提升战略高度、构建交流平台、打造品牌赛事、提高交流层次等政策性、宏观性、静态性的策略建议，着力解决彼此间存在的分歧和障碍。纵观这些研究，基本上沿袭着“现状-问题-对策”的固定思维模式，缺乏田野经验材料的依托和具体案例的实证操作，忽视对基层民众日常生活逻辑的深度理解，导致所提出的对策建议过于宏大空洞，也缺乏可操作性以及可行性。当然，面对上述问题，也有学者针对某个项目的“发展而发展”的个案研究，倾向于通过项目化的对策建议，探寻更大范围的认知，落实闽台民间体育发展的总体性对策。也有研究凭借“走马观花”式的田野调研和“蜻蜓点水”式的参与观察，就急于提出“包治百病”的发展路径。显然，试图迎合两岸融合发展诉求的做法削弱了对闽台民间体育研究中的问题解释力，割裂了闽台民间体育发展的脉络化和可持续性。在尚未理清个案研究的意义之时，少数学者就开始关注具体文化事项所承载的文化意义，通过全观式的洞察力获得一般性的概括，却鲜有聚焦具有核心特征的相邻区域、类似项目“理想类型”的比较研究，以致出现无法关注总体的社会事实。

1.3 执着于宏观顶层设计的研究

两岸的长期分离带来很多方面的差异和对立，同根同源的闽台民间体育肩负着消除隔阂的历史重任。回顾学界关于闽台民间体育的研究，学者们的关注点集中在闽台民间体育能够改善两岸关系、促进经济发展、提升文化认同、增强凝聚力等重大议题，这已经成为闽台体育研究的普遍现象。这些研究的问题太大，意图通过闽台民间体育的实践研究，提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路径。然而，基于宏大问题的关注，致使研究的问题意识不够明确，所提出的对策建议较为宏观宽泛。在这种背景下，也有部分研究仅仅着眼于闽台民间体育的热点议题，所讨论的话题倾向于浮在问题表面的宏大叙事，少有对同一问题的持续不断地深入挖掘。究其原因，我们不能忽视国家政策的调整在闽台民间体育研究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然而事实上，闽台民间体育研究较多的关于顶层的宏观设计，推进两岸社会的融合发展，服务两岸发展的现实状况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闽台民间体育的研究实践忽视了基层民众的共同经验、集体记忆和共同感的塑造，也很少关注两岸命运共同体形成的底层机制。可见，从两岸底层民众的内在需求出发，依托日常生活的、可操作的具体案例，关注闽台民间体育背后所隐藏的民生诉求问题的研究依然比较稀缺，从而使现有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稍显不足。

1.4 忽视理论结合实践，致使理论研究与现实状况相互脱节

就闽台民间体育研究的属性而言，理论和实践都是不可或缺而又相互联系的。但就目前理论研究上的应然内容和运行实践中的实然状况而言，两者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时常处在失调或者脱节状态，似乎成为闽台民间体育研究领域无法回避、难以消解，而又必须解决的“痼疾”。闽台民间体育研究的目的应该服务于国家建设和社会需求，学以致用也是研究者应当具备的学术情怀。回顾现有的闽台民间体育研究，既有研究方法，也有理论支撑，却尚未形成系统理论或思想架构，而是建立了实用经验系统，容易陷入唯问题而问题、唯现象而现象的浅层讨论怪圈中，束缚了研究者的思想，阻碍了研究水平的提升。理论研究终归要付诸实践运行，以此检验理论研究之价值。已有研究囿于学术圈内的自我对话，很少将理论场域的知识产出向实践场域输出，缺乏对实践有所启迪、相对引导和特定规范；实践场域存在的障碍和异化也很少在理论场域予以关注和回应(如结构僵化、主体缺失等)，进而导致理论无法指导实践，实践亦不能丰富理论的窘境。

2 闽台民间体育研究的“主位”转向

基于自上而下的“客位”的研究立场，由于缺少文化持有者的内部声音，很难做到对闽台民间体育中“人”的行为逻辑的深描和理解。长此以往，必然囿于就体育论体育、用项目代替深描、用陈述代替阐释的学术视野，进而导致闽台民间体育研究产生诸多的问题。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阐释人类行为，使之呈现可视化。而闽台民间体育研究的立场从“客位”到“主位”的转向，其历史诉求并非只是为了阐释和可视化，更是为了理解他们的理解，解释他们的解释。因此，只有通过田野实证的“局内”体验，从“主位”立场去理解闽台民间体育背后的社会运行规律，才能诠释社会结构的整体性特征。

2.1 开启从“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内生“文化记忆”着手进行理论与实践研究

“我们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是两岸共同关注的文化认同性问题。在后现代语境下，身份成为一个“危机”，认同变得无比焦虑，独特稳定的主体或自我也越来越恍惚迷离。在此背景下，我们研究闽台民间体育，并非仅仅是为了呈现一个“是什么”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明晰“过去为何得以存在”，以及“过去之建构如何被用以诠释现在”的议题[9]。闽台民间体育以身体表述为核心，传达和维系闽台两地民众过去的意象、知识和记忆，形塑“两岸命运共同体”认同的“文化记忆”。“文化记忆”就是借助仪式和文本的内在一致性来建立全体身份的连接结构，通过一种肯定或否定意义上的表达得到认同界定[10]。从媒介上来说，“文化记忆”需要有固定的附着物，需要有一套自己的符号系统或者演示方式[11]。闽台民间体育作为一种特定的身体表述实践，在共同的历史记忆、集体参与和文化符号的重复体验中让集体成员共享历史感和命运感。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12]将任何能够在集体层面唤起民族记忆或与民族身份联系起来的文化现象称之为“记忆之场”。“记忆之场”实际上是文化记忆的具体表现与承载物，它可以保存、再现与重构文化记忆。闽台民间体育是闽台两地不同时期文化记忆叠加的产物，作为闽台文化表述的记忆之场，在跨越时空的循环与再生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身体展演形式，并在时代的潮流中以固定的文化生态的形式延续闽台两地的文化之根。所凝聚的文化寓意和历史记忆是“两岸命运共同体”实现的前提条件，所提供的知识是“我们属于谁和不属于谁”的清晰区别，亦即“什么和我们相关、什么和我们不相关”的区别。

国家统一不能只停留在追求形式上的统一，更需要追求心灵契合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经贸文化融合发展”共建“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国家统一路径思想，以闽台民间体育作为共同文化记忆唤起的手段，实现两岸自下而上的凝聚。闽台民间体育以共同的文化记忆作为支撑，借助一定程序的身体运动在两岸民众中实现共同的历史记忆。从“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内生“文化记忆”着手对闽台民间体育进行理论与实践研究，把闽台民间体育的历史与现世相互钩沉，从社会层面实现认同和文化的延续，形成一种“凝结性结构”[13]，构建一个“象征意义体系”。在充满冲突与断裂的闽台社会中重新定位自我，延续断裂的传统，将“从前”某个时间段中的场景和历史拉进持续向前的“当下”的框架之内，能更好地理解现在[14]，进而告知闽台两地的民众“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闽台两地民众通过特定的身体运动展演，不仅延续了共同的文化信仰，也加强了持久的文化聚合力，实现了“两岸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

2.2 转向自下而上的对闽台民间体育研究中的“人”的行为与逻辑进行脉络化的田野研究

在闽台民间体育研究的热潮中，逐步形成“现状-问题-对策”和“结构-功能”的研究范式。所存在的问题大多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将研究的关注点固化在主题性事件之中，并未重视闽台民间体育中“人”的行为与逻辑，少有关注他们的权益、状态和完整的生活图景，处在弱势地位的他们话语权极为有限。“自上而下”的研究视角更多地关注所谓的“掌握话语权的他者”[15]的精英史观，如闽台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及社会文化结构中的精英阶层。少有关注当下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普通民众，他们是两岸社会发展的创造者和亲历者，对两岸的发展有充分的话语权、实践权和解释权。学者们也在不同的场合表示：“两岸的交流合作要进一步向民间、社会中下层、最广大民众扎根、延伸，聚集起最大的社会影响力。”[16]对同一事物的研究往往可以采取不同的研究视角，选择不同的研究视角关注同一现象，就会得出关于这个现象的不同结论。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关注闽台民间体育中“人”的行为与逻辑，从不同的侧面叙述、阐释，有助于推动闽台民间体育研究中的“人”从消隐转向渐显。闽台民间体育是两岸民众共同传承和享用的，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必须以“人”的行为作为文化载体进行传承，即“人”不仅参与闽台民间体育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且也活在鲜活的当下历史中。冯骥才[17]先生关于“只有底层小百姓的真实才是生活本质的真实”的论断，提醒我们要关注底层人民的历史，倾听他们的声音。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对台工作中贯彻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提醒我们需要在学术研究中记录人民的经历，在实践过程中实现人民的愿望。无论是纵向研究闽台民间体育的形式、发展过程及其规律，还是横向研究闽台民间体育在某一时期兴衰的历史原因；或从项目入手，探索其历史缘起、传承模式、变迁路径；或从地域视角入手，深入研究闽台民间体育根出同源的历史现象和形成原因——基于事件、人物、项目、地域视角的闽台民间体育研究，均无法绕开浸润其中的“人”的行为，尤其是“人”的生活、情感和心灵，也无法忽视他们文化立场的表达。所以，自下而上的关注闽台民间体育中“人”的行为，能够让底层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如何自下而上地关注闽台民间体育中“人”的行为与逻辑，仅靠文献资料、问卷调查、实地考察等方法显然是做不到的。田野工作是对话的过程，是跟当地人交流的过程[18]，更为宝贵的是与乡村社会和老百姓接触时的那种感觉，只能来自田野[19]。田野调查的利器——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使研究者不仅能够听到底层民众的声音，也能阐释底层民众的言外之意，不仅关注他们的行为，还要关注为何会有这种行为，同时解构他们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模式。换而言之，以自下而上的视角对闽台民间体育中“人”的行为与逻辑进田野研究，有助于全面呈现闽台民间体育的真实世界，更为深刻地理解闽台民间的文化生态，并把“人”的主体性凸显出来。试图以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某一问题为中心，补遗文献所忽略的“底层人”的行动逻辑资料，从口头资料、文献资料、田野经验材料的互融结合与相互印证中聆听同一问题的不同解释，探索个人与他或她的社会或文化之间的关系，探索主观经验的现象学，并设法与两岸的整体社会结构相互关联。

2.3 从地方性知识入手，采用民族志和参与式社会评估的手段，探究两岸融合发展的内生动力机制

全球性和地方性冲突的后现代后殖民时期，闽台民间体育的研究不仅需要关注“大社会”的结构性框架，更需要考量“小地方”的特定文化情境[20]，重申“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地方性知识”主要指一种地域性的文化，一种与地域和民族的民间性认知模式相关的知识，强调地方性、实践性与多元性，对于矫枉现代化及全球化进程中的弊端具有重要意义[21]。从地方性知识入手，把闽台民间体育放在其所属的价值体系中进行评价，追随“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深描闽台相似的身体运动文化习惯，通过肢体语言展现族群的共同文化观念和审美理想，着力寻求文化的深层蕴涵[22]。运用民族志方法所产生的文本，揭示研究对象的活动和有关社会话语的意义，表述普通人现实生活的完整图景[23]。借助闽台民间体育的民族志书写，探究其背后所表征的文化观念、社会结构、传统秩序，呈现族群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完成“解释之解释”，并对这种“解释”实现理解。民族志所要表述的经验，需要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对研究过程的有效参与，不再是形式上的介入，而是运用“自下而上”的参与方式，让研究对象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当然，更为深层的问题在于，究竟该怎么发出声音，哪些声音才是有意义的，必须在田野中注意倾听这种“声音”，找出这些有意义的文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可以寻求参与式社会评估(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这一行之有效的方法，只有参与者才最了解自己需要什么，他们能够帮助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们不仅是活动的接受者，而且是活动的参与者及最终利益的分享者。从闽台民间体育参与者自身需求的角度出发，借助座谈会、画图、排序、图示等PRA工具，促使闽台民间体育的利益相关者在外来研究者的协助下表达和坚持不同的观点，以最快的速度掌握所需的资料。参与式社会评估并非只是对社会事实的记录，而是要搞清楚社会事实背后的社会中人的行为[24]，认同和肯定利益相关者的主体地位，从强调“权力倒置”到强调“内源发展”[25]，凸显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与参与者的基本需求紧密衔接。

值得注意的是，从地方性知识入手，以闽台民间体育生成的特定情境、事件和现象为书写对象，深度描写具体书写要求和方法，运用“主位视角”分析事实，用“客位视角”的笔触撰写民族志。关注两岸社会文化发展的维度，就“融合发展”问题对闽台民间体育参与者进行参与式社会评估，倾听亲历者和在场者的经历和感受，求取闽台民间融合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探究两岸融合发展的内生动力机制。

2.4 关注交流过程中的分歧问题，进行赋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闽台两地有着共同的历史文化与体育传统，但由于政治主张、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物质生活等方面的差异性，在民间体育研究过程中存在着很多分歧。不同的闽台民间体育参与者在各自的语境中，实践着多面性的发展话语。作为研究者则致力于弥合话语之间的裂痕，以“赋权”为核心的参与式模式，关注多种利益相关群体对发展话语的实践，通过“赋权”于每个参与对象实现话语体系的平衡[26]。实际上，“赋权”恰恰是在创造机会, 是有序参与和激发参与者说话的初始环节。人们在理念上达成参与共识之后，该如何落实参与和赋权以及明确参与和赋权应落实到何种程度呢？[27]“赋权理念”的实现无疑需要闽台民间体育的参与者在日常生活空间进行主体的真实表达。要在“赋权实践”中了解并正视赋权对象的内生属性，尊重隐藏在其内生属性背后的地方性知识，呈现和记录来自于“主位视角”的发展状态和生命情态[28]。在强调赋权的同时，重点突出赋权对象深度卷入与全过程参与闽台民间体育，激发赋权对象的内生动力，深入理解承接赋权能力的要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弭赋权对象与赋权主体间的张力。

赋权于闽台民间体育参与的目标群体，着力研究目标群体对于闽台体育融合发展的态度、愿望及障碍等问题。从制度赋权的角度，提升赋权对象在闽台民间体育中的主体性作用，改变赋权客体权力流失、被俘获的尴尬局面。从社区或社团赋权的角度营造出真实的场景和共同的空间，改变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位置关系，调动闽台民间体育参与者的发展欲望。从技术赋权的角度激活参与者说话的可能性，并相当的能力去介入参与公共事务，推动交流中人的行为变化。

3 结语

自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以来，闽台民间体育研究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大热点课题，提升研究成果的理论深度和实践深度既是学术研究的关照，也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从客位到主位的闽台民间体育研究的范式转向，涉及不同的研究视角、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并因研究范式的不同而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基于“主位”的研究视角，把“人”作为最重要的要素资源予以关照，尤其是自下而上地关注底层民众的行动逻辑，脉络化地呈现闽台民间体育对共同文化记忆的营造，能为持续深化两岸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提供体育领域的经验支持。当然，闽台民间体育研究的“主位”视角有其独特的视角和方法优势，但也被质疑为缺乏客观性和真实性。因此，也需要“客位”视角提供文献佐证，还可通过“客位”视角拓展闽台民间体育产生辐射性影响。闽台民间体育研究范式在从“客位”向“主位”转变的过程中，或许更可能呈现为“主位-客位”视角的叠加样态，折射出多样化的闽台民间体育的“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