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沙 武晓宇 黄启航

（中国农业大学，北京 100083）

1 乡村设计的提出

乡村是一个复杂、动态、难以明确界定的概念，政策决策者普遍倾向采用强调城乡差别的“二分法”定义乡村，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规定“乡村是区别于城镇的空间区域”。我国《乡村振兴促进法》（2021）将乡村定义为“城市建成区以外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和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的地域综合体，包括乡镇和村庄等”[1]，其中提及的乡村自身具有的特征和功能被称为“乡村性”。

传统乡村人口密度低，生活节奏缓慢，区域文化差异较大，变化迟缓。社会学家费孝通以“乡土中国”来描述这种传统的农业社会，是“以家庭、血缘、宗族为中心、居民以从事农业生产维持营生”的社会结构[2]。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乡村为城市提供农产品、矿产等社会运行所需的基本原材料，而城市则逐步聚集了脱离农业劳作的工商业者、国家与政权的管理者与维护者。总体而言，彼时城乡相互依赖，并没有绝对的界限。

18 世纪中期以来，在工业革命和现代化浪潮的席卷之下，农业生产的边际收入日益降低，城市中扩张的工业和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快速增长，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城市不断扩张，依靠血缘和宗族关系的乡村治理结构被打破，许多乡村地区的教育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乡村成为“落后”的代名词，人们长期优先关注城市的规划与发展。全球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导致乡村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人口结构乃至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乡村性”遭到破坏。尽管这些变化在不同社会、国家和不同时期的体现各不相同，但又存在许多共性的挑战，如乡村衰退和空心化、贫困、自然资源被破坏、生态环境（气候、水源、土壤等）受到威胁、粮食问题、食品安全、乡村治理以及区域文化保护等。许多问题已不仅是乡村问题，还严重影响和制约着地区、国家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乡村的“独特价值”日益受到重视。

20 世纪后期以来，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城乡要素交流日趋频繁，新的城乡关系再次涌现。欧美等国家的乡村空间率先从生产主导逐步转向消费主导，传统乡村性逐渐消逝和被瓦解。其具体表现为：首先，乡村经济从农业的单向度转为多元化，一些乡村吸引工商业入驻，产业结构“去农化”显著；第二，农业自身出现多功能趋向，消费主义主导的旅游业、休闲业、商业兴起，乡村就业不再仅限于农业领域；第三，在科学技术的驱动下，传统农业转型为都市农业、工厂农业、设施农业、智慧农业等高科技业态；第四，农民“非农化率”继续攀升，但同时乡村地区以其良好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受到部分人群的偏好，城乡的信息、人力、资金、技术、文化等要素加速流动。

面对乡村衰退和传统乡村性的消解，学界出现了 “村落的终结”的声音（李培林，2002；刘梦琴，2011）[3-4]，而Cloke（2006）、Juska（2007）等学者认为乡村不应该是固定的，而是可以“被塑造、改变的具有内在开放性的社会建构物”[5-7]，并以乡村地理学首先提出的“后乡村”的概念描述乡村转型过程中重构的“乡村性”（Hopkins,1998）[8]，认为旧乡村性的瓦解同时伴随着新乡村性的再生和重构[9]（文军，吴越菲，2017）,乡村正在变化为多主体、多功能、多维度的综合功能空间[10]（吕祖宜，林耿，2017）；Murdoch 和Pratt（1993）则认为，学者们应该更加关注“后乡村性”是如何被建构和实践到乡村中去[11]。李志飞、吴锦超等（2021）提出了6 条“后乡村性”建构的维度，分别为乡村新移民化、乡村“再地方化”、文化城市化、居住到栖居、城乡二元对立到城乡连续体[12]。今天中国乡村在业态、空间、文化、信息等方面都出现混合多元化的特征，新旧“乡村性”交错融合、相互作用，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与挑战，许多学科、行业参与其中，以各自的方式寻找解决方案，设计学科也不例外，从规划、景观、生态、产业、文化等不同角度介入乡村建设，从而产生了“乡村设计”的概念。

2 国内外的乡村设计研究

2.1 国内研究

目前国内的“乡村设计”大多聚焦建筑景观、乡村旅游。如图1 所示，在知网以“乡村设计”为主题词检索到约4 100 篇文献，统计关键词频次可见，研究热点集中在乡村景观、乡村振兴、美丽乡村、规划设计、乡村旅游、公共空间、地域文化等方面；前10 位文献来源如图2 所示，主要为《现代园艺》《建筑与文化》《居舍》《美与时代（城市版）》《城市建筑》等建筑景观类期刊。其原因主要在于：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2008 年浙江安吉县首先推出“中国美丽乡村计划”，将建设重点放在农村危房改造、市政和公共基础设施改善、生态和人居环境美化上，并用不到4 年的时间成为全国典范，带动各地纷纷效仿，从而一度使“乡村设计”在意义上几乎等同于乡村建筑和景观设计。

图1 知网以“乡村设计”为主题的文献关键词云图

图2 知网检索“乡村设计”主题词的文献来源

国内学者曹田（2016）总结了国内设计领域对“乡村设计”的普遍看法，将其定义为“为乡村、为村民、为农业所做的设计活动及其产品”，并将其意义分为5 重：①对象是乡村社群；②地点在乡村地区；③目的是符合乡村生产、生活的真实需要，对乡村未来发展产生积极作用；④手法和风格具有乡村特色；⑤与“城市设计”的价值取向相对应，成为一种价值观。他反对以“二元对峙”或“一元统一”的方式简单处理城乡关系，基于英国文化唯物主义者雷蒙·威廉斯的“文化整体论”和国内学者郑杭生“城乡互构”理论，提出“城市设计”与“乡村设计”之间应建立一种取长补短、“交相和合”的良性模式[13]。这一提倡“城乡设计互动互构”的观点与乡村振兴战略所提倡的“三产融合”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观不谋而合。

近年，随着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中国乡村设计从最初的景观和建筑设计转向更宽泛的产业模式、产品服务、区域文化和社会结构等领域。许多学者以“设计介入乡村”“设计参与乡村营造”“设计驱动乡村创新”等说法指代“乡村设计”的概念[14-19]。从字面上看，“介入”“参与”“驱动”等体现了一种自外向内、调停、干预的状态，强调内外力的互动与协作。这些提法明显受到欧美的可持续设计、参与式设计、开放设计、社会创新设计和日本、中国台湾等地的“社区营造”等思想和实践模式的影响，将“乡村设计”作为一种整合资源的外部力量，通过向乡村输入信息、产品、服务、技术、文化和思想等智力资源支持乡村建设与发展。郭寅曼、季铁（2018）总结和比较了“设计介入乡村”的3 种模式：文化介入模式（CI）、产品服务系统模式（PSS）和社区赋能模式（CE），认为第3种模式——“社区赋能模式”优于其他模式。因为它旨在满足社区多数人的需要，将社区作为一个整体，使设计突破“造物”的限定，上升到对社区组织关系、生活方式、文化结构的干预[14]。这种模式也突破了传统设计学科的范围限定，综合运用设计学、艺术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建筑规划等相关学科间的知识和理论为乡村建设提供综合性、多模块、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尽管许多案例表明，设计在吸引和整合外部资源投入乡村建设、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保护和重塑区域文化等方面具有良好效果，但总体而言，乡村设计的研究成果并不凸显，远远不如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领域的乡建理论那样影响深远，其原因在于“未能突破传统设计学的‘造物’惯性，未能将设计学科的智慧引入到调适城乡矛盾、推动社会前进的广阔空间中”[13]。

2.2 国外的乡村设计研究

18 世纪中期以来，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遭遇乡村人口流失、田园遭到破坏的状况。学者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提出了“田园城市”的构想（《明日的田园城市》，1898），希望建设一种城乡一体的新型城市，这是人们考虑以设计的方式解决乡村问题的先声，也带动了管理者对于乡村发展问题的关注。英国1932 年和1935 年分别颁布《城乡规划法》和《带状开发控制法案》，其核心动机非常明确，即明确城市范围，避免乡村快速城镇化，保护乡村美景、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遗产。

从20 世纪30 年代至今，城乡规划法规虽然几经更迭，但对于乡村和城市发展始终持两种态度：一方面优先关注城镇开发；另一方面则是对农业、农村的保护，如促进农业生产，保护自然景观、生态环境和有重要价值的物种、区域，管理和限制乡村地区过度开发等。因此，欧美国家虽然同样面临乡村衰退、空心化等问题，但并未如我国那样产生严重的城乡二元对峙和两极分化。

与政府需求相对应，英国等欧美国家在规划学科中发展出相对独立、成熟的乡村规划（Rural Planning），它是“在一定时期内对乡村的社会、经济、文化传承与发展所做的综合部署，是指导乡村发展和建设的基本依据”[2]，其内容主要包括乡村管理和空间规划、乡村经济、乡村社区需求、乡村环境等，具有鲜明的综合性和跨学科性。乡村规划往往不涉及建筑、景观、产品、服务或文化活动等具体对象的设计，而主要通过“空间管理”（土地使用）监督、协调乡村的功能，保护乡村区域特征，促进其可持续发展[20]。

美国学者首先将“乡村规划”的概念发展为“乡村设计”。1987 年杜威·索尔贝克在明尼苏达大学创办全球首个乡村设计中心，倡导建立跨领域的全新学科——“乡村设计”（Rural Design）。索尔贝克指出，乡村设计的目的是通过新型的、创造性的方法将科学、政策和实践联系起来，实现乡村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它是一种帮助乡村居民提高日常生活水平的方法，同时也是一种保护和改善的手段，让子孙后代能更好地欣赏和享受乡村的美景及生态的多样性[21]。尽管索尔贝克等学者主要来自建筑和景观设计学科，但他们明确指出乡村设计的领域远远不止如此，从食品系统到工厂化农场，从社区活力到居住人群的生活品质，从农业废弃物利用到乡村绿色能源等，因而“很可能这将是有史以来最为复杂、也是涉及学科门类最多的设计领域”。兰德尔·阿伦特在美国规划协会的资助下出版了《乡村设计》[22]，聚焦美国乡村中的小城镇建设。其内容与英国同行相比，除了土地规划、商业开发等政策方面的内容，增加了大量关于公共空间、道路、住宅建筑、居民点、公共设施（给排水）、开发空间（自然景观）、绿道和缓冲区以及农田保护等具体对象的设计案例。

今天，欧美等国对乡村设计的内容、范畴、相关学科的界定更加宽泛。在Web of Science 以“Rural Design”为“摘要”+“主题”，检索2005-2022 年核心合集文献，获取文献23 400 多篇。图3 显示了占比前50 位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 “医疗保健/科学服务”（30.27%）、“公共环境/ 职业健康”（29.06%）、“心理学”（25.23%）、“商业经济”（21.95%）、“环境科学/生态学”（20.06%）、“社会问题”（17.89%）、“行为科学”（16.73%）、“农业”（15.49%）、“社会学”（14.58%）、“工程”（12.40%）、“人口统计学”（12.08%）等。对频次排序前100 名的MeSH 主题词进行分类结果如表1 所示，可见，医疗保健、健康卫生、人口、研究方法和社会因素等方面是乡村设计研究的热点（图4）。这一结果与国内研究现状差距颇大。究其原因，一方面，按照国际通行的学科和研究领域划分，生命科学、生态环境科学、化学、医学健康等领域是自然科学研究的绝对主力，而社会发展、社会公平、人口结构、扶贫减困、可持续发展等主题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占据主流。与以上主题相比，主要分布于建筑/景观、人文艺术领域的设计研究占比过低。另一方面，这与欧美等国倾向以“广义设计”界定设计学科的边界相关。近年来Design 常被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创新思维（设计思维），可用于解决不同学科中需要创新、创意的不良结构的问题。

图4 以“Rural Design”为主题的文献前100 位MeSH 关键词云图

表1 “Rural Design”主题的前100 位MeSH 主题词分类表

图3 Web of Science 以“Rural Design”为主题的文献前50位研究方向

以上数据显示了国外乡村设计研究的3 个特征：（1）聚焦人口结构、生态环境、疾病健康、公共卫生、教育机会等影响深远的重大问题；（2）既关注乡村自身的建设与发展，更关注乡村及其变化发展对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乃至全人类命运的影响、意义和价值；（3）与国内“设计介入乡村”更多聚焦文化创意和社会创新(活动、行为)实践相比，国外乡村设计更偏向一种“循证设计”，即基于现有知识、证据和研究成果而做出方案建议和决策的设计[21]。

3 新“乡村设计”的“问题求解”模式：以南 湾村为例

笔者团队在北京市农村农业局 “百师进百村”活动的支持下，承担了延庆区四海镇南湾村《乡村振兴特色营造策划方案》（后简称《营造方案》）的编制工作，旨在根据各村实际情况和诉求设计一套有针对性的发展方案，并集合政府、村民、外部资源和社会力量共同推动方案实施。案例表明，每个特定乡村的建设与发展都包含着一系列千丝万缕、相互关联的问题与挑战，单独解决其中某一问题往往难以达到效果，从而可能派生出一种与以往设计门类均不相同的设计门类——乡村设计。

3.1 南湾村的现状与问题

南湾村隶属北京市延庆区四海镇，距离延庆区政府42Km，延（庆）琉（璃庙）公路穿村而过。全村总户数320 户，人口590 人，其中农业人口470 人，非农业人口120 人。村内60 岁以上老人150人，占全村人口25.4%。本地缺乏就业机会，中青年主要外出务工，村内常驻劳动力仅50 余人，且多在50 岁以上，人口结构老龄化严重。

根据北京整体城市规划，延庆区划归“生态涵养区”，承担着生态屏障的作用。南湾村村域面积465.55hm²，其中453.96hm²为农业用地和林业用地，这些区域被划定为“生态红线区“，区间严控与生态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且面积只增不减。因此，《延庆新城规划（2005-2020 年）》中将四海镇性质明确定义为“延庆东南部山区集特色农业、生态旅游、生态涵养为一体的宜居型小城镇”，南湾村等4 个下属村落列为重点发展民俗旅游的村庄。

南湾村坐落于燕山山脉中，林木覆盖率达到80%，夏季凉爽，最高气温很少超过30°C，是极佳的避暑胜地。但它又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北方村落，村域内既没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历史名胜古迹，也没有独特的自然风光和地貌，并且距离北京市区较远。为了吸引游客，发展民俗旅游，2009 年起，四海镇政府牵头，以土地流转的方式将村民土地集中起来统一经营，开始打造“四季花海”大地景观，鼎盛时期共种植万寿菊、玫瑰、茶菊等60 万m2，每年4-8 月间吸引大量游人踏青赏花，成为北京市著名的赏花线路。

南湾村位于四季花海大地景观中心地带，2019 年由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延庆分局、四海镇政府等单位联合编制的《四海镇南湾村村庄规划及实施方案》明确将村庄性质确定为“以民俗旅游、花卉种植、林果业和观光农业为主的生态、富足、宜居的新乡村”。《营造方案》设计团队首先开展了田野调查，陆续走访村镇干部、民宿经营户、花茶厂（四海镇种植合作社）和十余名村民。调研结果表明：

（1）产业现状

近年来，南湾村经济活力降低，空心化日趋严重。首先，民俗旅游项目季节性强、缺乏特色、附加值低、盈利项目单一。2017年以来，花海游客人数逐渐减少，收入下降，特别是2020 年后受新冠疫情影响，即使在旅游旺季，村域民宿入住率不足往年的30%，餐饮收入几乎归零。

同时，随着北京生态政策进一步收紧，花卉种植业最重要的次生产业——食用色素厂关停，花茶企业竞争压力增加，利润下降，村内未能形成有一定规模的支柱产业和富有经济活力的经营组织，经济效益较低，而承担花卉种植投入的村镇集体资金缺口较大。并且目前花卉和果蔬种植业仅能提供村民周期性零工岗位，村民收入仍主要来自护林员、保洁员等公益性岗位以及土地流转收入，青壮年劳动力难以本地就业。

（2）村容村貌与公共基础建设

经过上一轮“美丽乡村”建设，目前南湾村村庄风貌较统一，延琉主路两侧、聚落内均留有公共绿地，保留了原有的石墙、石磨等体现村庄风貌的器物小品，增加了健身设施、小公园等设施，但整体环境缺乏特色，新旧风格建筑混杂。民宿经营户重点提出村内缺乏吸引游客驻留的互动游乐项目，尤其对其主打的“周末家庭/亲子游”项目不利。部分院落内部陈旧破损，以往作为特色景观设置的外立面3D 画褪色破损严重。村民公共设施维护意识较差，常有停车场占用、建筑垃圾乱推乱放的现象，道路两侧绿植、公共绿地常有损坏。

村域公共基础设施较为齐全，受访村民对停车场地、健身设施、供电、采暖、垃圾收集、电话、有线电视等设施满意度较高，对村容村貌、绿化、路灯、洗澡、户厕等设施满意度较低（图5）。

图5 南湾村现状细节图

由此可见，南湾村发展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围绕花卉和果蔬种植等特色农业，拓展旅游、文创、休闲、餐饮等次生产业，增加集体收入，确保“花海”稳定运营和村民增收。

3.2 基于南湾村案例的乡村设计策略与方法

首先，南湾村的发展路径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省市、区镇等各级政府和公共部门的政策、法规和规划的限定。乡村设计在某种程度上承袭自“乡村规划”（或称“乡村规划设计”），两者都基于综合性、整体性和跨学科的视角。但两者也不尽相同。乡村规划倾向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基于“政策”应对土地、经济、资源、环境、生态、公共设施和服务等问题，因此规划方案往往是宏观上的、指导性的[21]，而乡村设计作为一种设计门类，则必须基于设计思维、方法和工具，诉诸于可视化的方案和设计实践。

本案例中，延庆区与四海镇政府基于国家乡村振兴的整体战略部署和北京市城市定位和总体规划，于2009 年和2015 年两次对南湾村做出了上位规划，严格限定了区域划分和土地用途，对主导产业、市政和公共设施建设、功能单元分布做出总体布局。但上位规划往往不涉及具体对象和实施方案。如南湾村规划中提出围绕花卉和林果种植业，大力发展花卉主题民俗旅游，但具体应落实于哪些产品和服务上，当地民宿、餐饮企业采用何种方式体现这一目标，则需要进一步细化为具体措施和行动方案，能够引导和帮助相关利益人予以实施。

其次，乡村建设所涉及的土地功能、人口迁移、产业布局、多元发展、生态安全、公共服务、社区文化、社会治理等问题环环相扣、相互勾连，如果不以多个相关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成果作为支撑，采用整体性、系统性的视角，则很容易失效甚至造成其他问题和风险。早期的乡村营造实践中，常常出现斥巨资兴建的公共空间无人使用、精心打造的农特产品缺乏宣传和销售渠道、难以盈利等问题，此类问题常与缺乏整体、系统、连贯的设计和实施行为相关（图6）。南湾村的发展受“生态红线”的严格管控，不仅耕地、林地面积不能减少，需要投入大量经费维持运营，且村域内严格限制工业，因此，“重点发展花卉和果蔬种植业”的决策无疑是适应当地土壤、气候、耕地等自然条件、区位特点等做出的恰当选择。依托花卉种植业发展民俗旅游业，同时引入食品色素提取、花茶等加工业，开发可盈利的衍生产品是整体性、系统性设计的体现。产业提升能够带动就业，增加村民收入，从而有益于吸引青壮年回流，重建社区文化，完善乡村治理。这一系列举措在2009-2017 年间使南湾村经济得到质的飞跃，人均年收入从2007 年的6 654 元增长到2021 年的20 000 余元。

图6 早期设计学科采用“散点式”的方式参与乡村建设

第三，与近年流行的“社区赋能”模式相比（图7），乡村设计不局限于单独的社区营造或过度聚焦文化创意赋能，虽然这仍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乡村设计应针对具体“乡村”对象，兼顾自然与乡村、城市与乡村、乡村与地区乃至国家的整体外围系统的关系。它不应基于这样的预设前提——设计师擅长什么则赋予乡村什么，而应形成一套独立、有针对性的知识体系，发展出适合乡村建设特点的设计策略、方法和工具。南湾村要发展花卉种植业，不仅需要运用园艺学、农学的相关知识，选择适合当地土壤、气候的花卉品种，还要综合考虑村域的功能区划分、交通情况以及观赏花卉和经济花卉的配种比例，并且运用生态美学和景观设计的知识，既营造出壮美的自然景观，也要考虑种植回报，打造出高品质、有竞争力的衍生产品和服务。不仅如此，如何宣传、营销、塑造品牌也是不可忽视的环节。各个乡村常具有不同的禀赋特征，无法按照统一的模式规划设计，因而日本才发展出所谓的“一村一品”模式。设计学科聚焦“问题求解”的思维方式是乡村设计发挥作用的根基，而如何应用相关知识和研究成果、赋予乡村个性化的解决方案并推进实施验证是乡村设计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图7 “设计赋能乡村”模式聚焦社区需求

第四，乡村设计需要整合和聚集多方资源，根据具体需要更新迭代策略、方法，反复诉诸实践加以验证改进。南湾村的“四季花海”沟域经济在最初实施的8 年中效果显著，然而，自北京市大力发展都市农业和观光休闲农业以来，各郊乡村采摘、垂钓、农家院、农家饭等体验活动遍地开花，竞争压力加大。观光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作为典型的体验经济，必须不断提供消费者新鲜感和情感刺激，才能吸引他们不断参与体验。南湾村的旅游业结构单一，主要依靠民宿，缺乏盈利项目，村镇集体难以从中获益，反哺种植业以及公共服务，随着色素厂的关停，主导运营的镇政府财政压力增大，直接导致花卉种植面积不断缩减，失去“花海”景观将对南湾村的民俗旅游业产生致命打击。

面对这些新情况，《营造方案》将南湾村的设计策略归纳为3 点：（1）从餐饮、民宿、交通、景点、特色商品、娱乐产品等多方面布局旅游产业集群，结合周边旅游热点，打造配套完善有竞争力的旅游产品。（2）发展育种、鲜切花、盆栽、特色农产品定制加工销售、电商直播、物流等上下游产业链，实现农业多功能。（3）提高花卉果蔬种植业科技水平，科学选种，延长花海景观周期；农机农艺相结合，逐步实现花卉种植全程机械化，减少人力成本。

在此基础上，方案将具体措施落实为建造一个综合服务中心（图8），为村民和游客提供5 项服务：①旅游接待问询。向游客推荐采摘、登山、赏花、娱乐、住宿、餐饮等旅游项目。②花卉主题茶餐厅，为游客提供餐饮服务，重点推介玫瑰、菊茶等花卉衍生的饮料食品。③村史和红色纪念馆。梳理村史和红色记忆，展示村里重要活动留念。设计采用灵活陈设，还可以为未来村民文艺活动或开展花艺、干花等体验项目提供空间。④特色产品销售区，展示和销售本地特色农产品、鲜花饮食以及IP 文创产品。⑤服务中心周边设置互动游乐区，内设花卉种植、采摘体验区，丰富休闲娱乐活动。

图8 南湾村民俗旅游综合服务中心平面图（上）儿童互动区和村容村貌规划效果图（设计方案)

这个占地面积仅500 m2的服务中心将起到“以点带面”的牵引作用。通过固定展示、销售特色产品，茶菊企业更有动力主导开发适宜的饮料、食品，利用租借的“花田”开发赏花、采摘、花艺、干花工艺品制作等体验项目。依托统一的旅游接待点，民宿经营户则更有意愿联合组建专业合作社，共同协调餐饮、住宿和导游等服务。红色纪念馆和互动游乐区作为公共的娱乐设施既改善了村民的公共活动空间，也能有效支持民宿发展。通过整体设计，该服务中心的目的、功能、形式风格呼之欲出，外观风格符合当地村落的传统历史风貌，门窗走廊与村域周边的青山、花卉、绿植、互动景观呼应，突出“鲜花小镇”的功能定位；内部区域划分、室内装修风格、公共设施等均按照功能需求进行详细定义。

这一方案得到了南湾村村民、村企业和村镇干部的一致支持，再一次佐证了乡村设计的基本立足点，即必须采用整体性、系统化的视角，充分考虑到各个利益相关人的诉求，无论环境、景观、产品、服务或各类体验活动的设计及其实施，都应作为这个复杂系统中的一环，各个环节相互呼应、衔接才能达到效果。

3.3 乡村设计的主要内容

综上，在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一种新的设计门类——乡村设计呼之欲出。它以生态学、生命科学、农学、地理学、旅游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公共管理（乡村发展）、城乡规划、建筑学、景观学、工程学、食品科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成果为依据，以具体乡村为对象，采用一种整体性、系统化的视角，尊重各相关利益人的诉求，最终落实于规划、景观、产品、服务、视觉、体验活动等设计类型中的一种或几种。通常而言，其应包含以下5 个方面的内容（图9）：

图9 乡村设计的相关学科和研究内容框架

（1）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水源、土壤、植被和动物物种等是人们赖以生存的资源和食物来源，更是人类的生态屏障、气候变化的决定因素，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是乡村设计最基本的出发点。面向任何具体乡村对象，都应充分了解其气候土壤、地形地貌、物种植被、矿产能源等情况，使设计方案和行动符合相关政策法规、生态治理和管控要求，有益于本区域及周边的环境可持续发展。

（2）多功能农业和业态创新

农业（包括林业、水产、养殖、畜牧等）始终是多数乡村的主导产业，提供了人类赖以生产和发展的农副产品和工业生产所需的大部分原料，是其最基本的经济功能。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 世纪议程》正式采用了农业多功能性的提法，认为农业包含经济、社会、政治、生态、文化5 个方面的功能，每个功能下还涵盖多种子功能。乡村设计作为一种整合创新的智慧力量，应该在产业布局与发展方面更多关注农业发展，集合外部资源，围绕农业拓展上下游产业链，辐射发展周边次生产业集群，作为生产制造、旅游文创、教育体验、娱乐休闲、电商直播等二三产业与农业融合发展的桥梁[23]，促进产业之间的信息、技术、资金、文化资源等要素交换流动，赋能农业多元化发展。

（3）乡村景观与生态宜居

乡村景观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复合体，涵盖了自然风光、田园耕地、乡土建筑、聚居村落、农耕生产生活等方面[24]。今天，伴随后乡村社会的逐步来临，不仅使乡村的原生景观中混杂了大量城市景观，而且还常常添加许多按照人们的“乡村意象”重塑、再造的符号化的“乡村景观”，这应是“后乡村性”的重要表现之一。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趋势下，强调原汁原味保留传统乡村景观几乎无可能，乡村设计更应考虑如何构建起新“乡村景观”，即以生态美学为基础，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合理安排乡村土地及土地上的物质和空间，为人们创造高效、安全、健康、舒适、优美的栖居环境。

（4）社会创新与文化重塑

社会创新是为社会问题寻找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常体现为社会组织创新、社会服务创新、社会治理创新等。由于常重点关注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不公平现象，因而有人称社会创新设计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设计”。我国乡村相较城市落后已久，产生了许多特殊的社会问题，如贫困、歧视、老龄化、空心化、公共服务落后、社会治理失衡，区域文化被破坏等。乡村设计以解决乡村问题为根本目的，也包含乡村中的社会问题，因此，乡村社会创新与文化重塑是乡村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创新常通过开展各种群体活动，改进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造成积极的、系统性的影响，这也成为当前乡村设计实践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如日本的“造村运动”（一村一品）就常聚焦于节庆民俗表演、特色产品、手工艺制作、品鉴等；欧洲等国也常以收获节、音乐节、赛马或马术表演等民俗活动带动乡村经济发展，增加乡村活力。

（5）科技与文化的驱动力

科技和文化是乡村发展的两大驱动力。一方面，科学技术是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它能渗透和改变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劳动者素质等生产要素，应用于从农业到工业等全部生产过程中。另一方面，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更深层次的驱动力，它常通过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心理、意识形态等驱动和改变人们的行为，从而构成一种隐形的生产力。正如设计史所呈现的那样，无论科学技术还是文化艺术，往往需要经由设计才能转变为丰富多样的产品和服务，进入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生命科学、环境科学、农业技术、工业和信息技术等相关科技通过设计转化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提升农民文化素质和生产能力、研发出新产品，助力生态保护，改善和提升村庄人居环境等；文化艺术则不仅可以作为产品和服务创新的源泉和灵感来源，赋能乡村旅游、娱乐休闲、康养教育等次生产业，更能起到凝聚和教化人心、丰富乡村生产生活、助力改善社会治理的作用。

4 结论

今天，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城镇化和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必然促使城乡之间的人口、资金、技术、信息、文化和业态等多种要素加速流动。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城乡一体化的总体趋势似乎不可逆转，呼吁要“固守乡村价值观”、对抗城市化对传统“乡村性”造成的严重影响已不符合实际，更不能成为阻碍乡村发展的理由。乡村居民对现代生活的渴望、对经济发展的追求不应被忽视。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说：“乡村和城市虽然看起来似乎是两个互相对立、互不相干的概念，但实际上却是密不可分”……“有必要弄清楚作为主要谋生场所的‘乡村’与作为休闲场所的‘乡村’之间的区别——前者必须与整个经济的最普通运作相连，而后者则是那些主要谋生手段不在乡村的人为了暂时避开城市的喧嚣、选择另一种享乐和消费方式的地方。[25]”

因此，面对前所未有的变革，乡村从个体到整体都面临错综复杂的问题和挑战，许多问题的解决既依赖于一种整体性、系统性、多学科协同的“求解”模式，也需要多设计门类的协同工作，从而使一种新的设计门类——“乡村设计”呼之欲出。它以乡村为对象，运用设计思维、方法和流程以及多学科知识，在充分挖掘各个乡村特点和禀赋优势、了解利益相关人的真实需求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科技、文化、政策和各类设计实践结合起来，解决乡村问题，激发乡村活力，增强社区凝聚力，再生和重构符合时代要求和未来人类发展的“新乡村性”，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