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明明（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古玺”之“名”至清代才被时人所释出。而从篆刻艺术的实践来看，却并非如此，早在元明时期就有部分文人不满足于秦汉印章的单一印式，对于入印文字以及印章的边框有了更多的关注，并进行了探索性尝试。文章试探析在古玺印式尚未被广泛认识的情况下，时人对于此种印式仿学的方式。

元代初期，吾丘衍在《学古编》中提出了“三代无印”的观念，而这一理论又恰与赵孟頫在此时期的“全名复古”相合。赵孟頫在书、画、文、乐等方面大力提倡复古，出于相同的审美观念，他将印章艺术亦纳入到全面复古的潮流之中。置于当时的历史维度来看，吾丘衍、赵孟頫二人的观念，从理论上奠定了汉印审美观，使得文人篆刻从此有理论指导以及有印式可依。但是，从吾丘衍在《学古编》中的一些叙述，我们可以发现，在当时除了“师法汉魏”的篆刻实践外，时人亦有着“依款识字式作印”的新奇尝试。这种不符合汉印印式标准的尝试，在吾丘衍观念中是大不可为的，然而从篆刻艺术的发展史来看，这种或出于猎奇心理的尝试，不仅没有因此停止，反而随着篆刻艺术的发展愈演愈烈。

一、古文入印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篆刻艺术的发展，时人不再满足于秦汉印章的单一印式，对于入印文字开始有了更多的关注。明代的何震即是其一，他是以鬻印为职业的印人，要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故其博取诸多古印的精华，尝试着融入自身。这就使得他不再拘泥于汉印的平直方正。并且从其印史观念中可以发现，他认为古玺印式确实存在。这在《续学古编》中可以得知：“始于周，盛于秦，工于汉、魏、六朝。”不仅如此，对于“鼎文不可入印”之说，他认为不必拘泥。有文为证：“古者列国殊文，故周人有‘书同文’之语。鼎文不入印之说不必泥。”从其篆刻实践当中，我们亦可以看到他对于古玺印式的仿学（如图1）。此方“无功氏”中的“无”字采用的就是古文奇字，但是从其文字的空间排布来看，印文排布较为规整，没有显现出古玺印式的奇诡活泼，而且其边框亦未具有明显的古玺边框的韵味。与何震同时期的篆刻家苏宣，对古文奇字的认识更加深入，他在篆刻实践当中大量地引用古文奇字（如图2、3）。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这方印中可以看出，第一个“我”字来源于郭忠恕的《汗简》（如图4），“思”字来源于唐代的《碧落碑》（如图5），“获”字虽有变动，但是从其字形来看，与新莽时期的镜铭文有所相似（如图6）。而从文字的摆布来看，“深得酒仙三味”和“我思古人实获我心”这两方印章的印文排布较为对称，文字之间亦有着明显的界格存在。从客观的角度来讲，这两方印章当中，并未具有明显的古玺印式的特征。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断定，苏宣引古文奇字入印的做法就不是仿古玺式篆刻实践。曹征镛在《苏氏印略》的序跋中有言道：“苏尔宣氏，盖善以古字学古人者，当今率推为第一，睹其风貌，俨然古人也。”曹征镛认为，苏宣在以引古文字入印来效仿古人这方面，最为擅长，其所作之印，从其风貌来看，与古人无二。由此可以看出，苏宣的引古文入印并非是“尚奇”，而是“求古”。他所求的“古”从某种方面来看，与古玺印式有所相同。故窃以为，在此时期，即便是何震、苏宣等具有一定程度远见的文人篆刻家，受到学识所囿，只能对古玺印式中的部分特征进行学习和仿刻。

图1 无功氏；

图2 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图3 深得酒仙三味；

图4 郭忠恕《汗简》；

图5 唐代《碧落碑》；

图6 新莽时期镜铭文

二、“汉印化的古玺”

苏宣对于古玺印式的仿刻观念，无疑证明了他对于古玺印式已经有所认知，只不过这种认知还是处于一种不成熟的阶段。这在他的一方临摹印章中亦可以得见。与引古文奇字入印一样，苏宣的这方“左司马”亦只是对于古玺印式的部分特征进行了仿刻（如图7、8）。“左司马”字形的错落排布，以及边栏的设计风格，都与战国古玺“右司马”极其相似。当然，至于苏宣所仿之印是否就是“右司马”这方战国古玺，我们并不能对其做出准确的判断。但是从“左司马”的整体印式来看，其无疑是对古玺印式的仿刻。

图7 左司马（图片来源：百度图库）

图8 右司马（图片来源：百度图库）

而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同“右司马”相比，“左司马”的形制被略微放大。“左”字的竖，除了上半部分的弯曲之外，下半部分完全是垂直向下的。而古玺中“右”字的竖，则是有着由左向右的微微倾斜的趋势。“司”字当中，苏宣印中的“口”字较大，从其空间来看，与上面的两个横之间的距离有所相似，而“右司马”中的“口”字则不然，虽达不到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地步，但是可以明显地看出疏密变化。且从其形状来看，苏宣印中的“口”字的形态与汉印基本相同。“马”字则更为明显，古玺中“马”字的整体形状呈一种圆弧形，而苏宣印中的“马”字则随着边框的方正而方正化。从印面的空间布白来看，苏宣的“左司马”印布白较为均匀，而古玺印“右司马”略显不同，其文字整体较为紧密地排布在印面中间，四周留白较多。由此可见，苏宣已经有了“仿古玺印式”的篆刻实践观念，但是由于其对于古玺的认识不够，依旧沿用对汉印的理解，进行字形和章法的处理，使得他在仿刻古玺时，非自觉地将汉印当中的一些艺术手法带入到古玺的仿刻当中，形成了一种“汉印化的古玺”。

时至晚明，朱简的出现，使得明人的“仿古玺式篆刻实践”再一次发生了变化。朱简对于古玺有着较为深入的认识，其对古玺有着大量的摹刻（如图9）。从图9 中可以看出，朱简对于玺印文字已经有所辨识，虽然不能将其完全释出，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对于古玺印式的临摹。因此他对于古玺印式的仿刻与何震、苏宣等人有着些许的不同。何震、苏宣等人的仿古玺印式篆刻实践，多注重于引古文奇字入印这一方面。而朱简因为对于古玺的形制以及古文字了解得更加深刻，使得他在仿古玺印式篆刻实践时还注意到了边框与文字的关系。

图9 朱简《印经》明万历影印本（图片来源：百度图库）

当然，朱简并不反对引古文奇字入印的做法，这在他的《印章要论》中有所论述：“以商周字法入汉印晋章，如以汉魏诗句入唐律，虽不妨取裁，亦要浑融无迹。”由此可见，朱简对于引古文奇字入印这一做法的态度与吾丘衍一样，只要时人能够将其处理得“浑融无迹”就可以为之。

朱简本人对于自己有着更高的要求，这在朱简的姓名印中可以看出（如图10）。他所用的“朱”并非时人所常用的文字，而是用了一个较为罕见的“邾”，此处的“邾”取法于东周。在东周时期有一个国家叫作“邾国”（现在山东邹城一带），其国中人民多以“邾”作为姓氏。只不过在这个国家被楚灭掉之后，遗留下来的国民即改“邾”为“朱”。由边框我们可以看出朱简的这方姓名印，是明显的仿古玺印式的创作，这无疑体现了朱简用字的考究。但是从其文字的字势来看，朱简二字并未有过多的欹侧、穿插以及大小变化，整体风格还是较为方正平直的。故此窃以为，朱简仿古玺印式的创作依旧是不完整的。虽然他也在追求着真正的古玺，但受到当时的认识所囿，朱简并没有完全掌握古玺这一印式。

图10 朱简

自朱简断言“三代有印”后，时人对于古玺印式的仿刻逐渐增多。明末清初的篆刻家程邃就是其中之一。“程穆倩名冠南国，以余所见不过数十印，不足概其生平。以所见论之，白文清瘦可爱，刀法沉郁顿挫，无懈可击，然未脱去摹古迹象也。朱文宗修能而又变其体，近日学者爱慕之。”从冯泌在《东子里论印》中的记载可以知道，垢道人程邃的篆刻在当时也是颇有名气的，虽然冯泌自言所见印不过数十方，不足以概括其篆刻生平，但就他所见的印章而论，程邃的白文印依旧是以仿秦汉印章为主。而朱文印则宗法朱修能，不过其人并不是对于朱简篆刻实践的继承，他将从朱简处学到的朱文印式参以自己的理解，使之与朱简所刻的印式不尽相同。而在董洵的《多野斋印说》中，就记述了程邃真正的取法对象：“程穆倩能变化古印者，阴文得力于铸印工稳一种，阳文印得力于厚边秦印。”程邃的白文印宗法于“铸印工稳”类的印章，朱文印宗法于“厚边秦印”。由“厚边秦印”我们可以推断出，程邃所宗法的就是古玺印式，只不过在此时期对于古玺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楚，所以将其称之为“厚边秦印”。关于程邃对于古玺印式的仿学，在周亮工的《印人篆》中亦有记载：“故漳海黄子环、沈鹤生出，以《款识录》矫之，刘渔仲、程穆倩复合《款识录》、大小篆为一，以离奇错落行之。”程邃仿古玺印式的篆刻实践多以《款识录》作为入印文字的取法对象，并且他对于入印文字的处理方式正是吾丘衍所说的“皆以小篆法写，自然一法”。而“皆以小篆法写”的实质就是“大篆的缪篆化”。所谓缪篆，就是秦代摹印篆在汉代的名称。不同的是，缪篆是将秦代摹印篆中的斜弧线做了隶书化处理，使得其笔画更加平直。而且还将秦代摹印篆中的方折进一步强化，让文字的外形变得更加方正。

从“正在有意无意之间”（如图11）这方印章的边框来看，这无疑是对于古玺边框的仿刻，而从文字来看，印章当中有着大小篆混用的现象，其入印文字的形态亦较为板结，并未如古玺文字一般灵活多变，而且文字的笔画已经被“平直化”处理，笔画之间的布白较为匀称。虽然在文字的排布上已经有了一些“离奇错落”的韵味，但是从其纵列来看，仍旧是秦汉印的风格。当然，程邃仿古玺印式的朱文印并非全都如此（如图12），在“小心事发生”这方印章中，其边框的取法，以及其文字笔画的形态，都与“正在有意无意之间”这方印章相差不大。不同的是从此方印章中的文字排布来看，“事”这个字的姿态有了一些变化，笔画不再以直上直下为准，而是有了些许的倾斜，使得印面的空间布局上有了一定的留白，“错落离奇”的印风因此显得更加明显。除了“复合《款识录》、大小篆为一”的仿古玺创作之外，程邃还有着以大篆文字入古玺印式的创作。从“少壮三好音律诗酒”这方印中（如图13），我们可以看出其文字皆是钟鼎款识文字，但是从其文字的摆布以及形态来看，亦难以摆脱秦汉印式的影响。

图11 正在有意无意之间

图12 小心事发生

图13 少壮三好音律诗酒

综上，对于古玺的仿刻，早在元代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时人只是将其视作是一种“逸法”。随着“三代有印”观念的提出，古玺印式开始进入了篆刻家们的视野。但是由于时人对于古玺印式的认识不够深入透彻，多是对于古玺印式的局部进行学习。即使是对于古玺较为了解的朱简，也难逃秦汉印章的影响。而在此之后的程邃，在朱简的基础上再变其法，根据《款识录》中的文字，采用“以大小篆为一”入古玺边框的仿古玺印式创作。但是从其篆刻实践来看，其人亦没有摆脱秦汉印章的桎梏。故元明文人由于对于古玺印式没有一个较为清楚的认知，其所做的古文奇字入印以及汉印化的古玺这两种篆刻实践，亦或者说是创作尝试，终究不是真正的古玺印式的创作，只是一种局部的学习与仿刻。但这种仿古玺式篆刻实践，无疑为真正的仿古玺印式创作做了一个良好的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