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东， 李威东

(1.哈尔滨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2.南京大学 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00)

谢尔曼·阿莱克西(Sherman Alexie)是美国当代小说家、诗人，其成名作《一个兼职印第安人绝对真实的日记》获得2008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纽约时报年度图书奖。阿莱克西出生于华盛顿州的斯波坎族印第安保留地，在华盛顿大学师从华裔学者郭亚力学习小说和诗歌创作。1993年，阿莱克西出版了《独行侠骑警与唐托在天堂里的赤拳搏击》等多部文学作品。2007年，他结合自身过往经历创作出版了《飞逸》。《飞逸》是一部集科幻、历史、反战和成长主题为一体的小说。《飞逸》以一名印第安青少年的视角，讲述了西雅图地区孤儿群体的生活状态。作为一部成长小说的主人公，“青春痘”想象自己在“犯罪后、被击毙前意识游离，附体在不同人的身上，体验了不同的父子关系和人际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他寻求身份认同，最终获得“顿悟”。

小说《飞逸》展现了由于印第安文化和西方主流文化的冲突，导致印第安父亲的“缺场”和“暴力”，进而致使“父亲”对自身在家庭生活中的身份产生迷茫和焦虑。在这种背景下，“孩子”也极易在心理上受到创伤。在父系氏族中，“父亲”这一称谓既作为家族内部的角色，代表家族内部财产和权力分配的核心，也是氏族社会中社会权力和法律秩序的象征。“父亲”也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代表着权威、传统和历史。自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起，关于“父子关系”的研究就已经开始了。他在《梦的解析》及后续研究中对儿童在幼年时期的“俄狄浦斯情结”有所分析。在“孩子”被“父亲”严厉管教的背景下，父子间产生“阉割情结”，阉割的幻想促成了儿童内心对于父亲权威的驯顺。童年的这种心理境遇极大程度上会使儿童迷失自我，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深刻变化，并严重影响其成年后对社会身份的适应。继弗洛伊德和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的研究之后，瑞文·康奈尔等人试图通过文学文本来分析男性气质和父子关系对儿童的影响。康奈尔认为“在身份的建构上，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来解说那些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因素”[1]267。谢尔曼·阿莱克西在《飞逸》中构建了以“白人父亲—印第安儿子”和“印第安父亲—印第安儿子”为核心的多对父子关系。主人公通过经历不同种类的“父子关系”最终找到了合适的家庭相处模式，这也象征着印第安文化和美国白人文化在冲突中渐趋融合。

1 “缺场”的生父形象

《飞逸》中印第安儿童“青春痘”的生活中始终没有亲生父亲的出现，只有无数段养父子关系的经历。在经历传统的印第安父子关系时，“青春痘”也没有感受到明显的亲情。

父亲缺场是指“由于父母关系破裂(分居、离婚)、父亲去世、父亲从不或者很少参与子女的教育等原因而导致的子女较少或者很难得到父亲关怀、关爱的现象”[2]。在美国的印第安人社会中，这种现象既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也有社会原因，在当代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小说中，正因为这种缺场，“青春痘”必须独自面对人生的困惑。也正因为经历了数段“养父—养子”的关系，“青春痘”始终处在父亲的“缺场”与“在场”的矛盾之中，即“父亲”在父子情感上缺场，在物质实体上在场。

《飞逸》中将印第安儿童父亲缺场的原因直指白人社会对印第安部落的破坏。这与美国的非洲裔家庭结构被破坏的原因具有相似性。赫伯特·古特曼在分析美国非洲裔男性的社会身份时指出，父亲缺场是家庭结构遭到破坏的结果。他认为在美国的非洲裔群体中普遍出现的父亲缺场现象的原因在于奴隶制对非洲裔家庭结构的破坏，进而导致代际延续过程中父亲身份的不稳定性[3]。与此相似，《飞逸》中展现的印第安人在近现代社会的父亲缺场现象也与传统的家庭结构被破坏具有关联性。白人对印第安人原有生活带来的冲击，给美国印第安家庭结构的完整和稳定造成了严重破坏。无数印第安部落的成年男性在保卫家园和土地的战争中死亡，导致了大量由母子关系维持的家庭出现，父亲很难在其中做出任何贡献。因此，印第安男孩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可供效仿的男性榜样。他们难以理解父亲的身份概念和责任，也难以承担起作为家庭的供养者和保护者的责任。

与此同时，频繁的缺场使父亲这一角色和身份在印第安族群中被边缘化，以母亲为核心的家庭结构被逐渐强化。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印记，而是一个现实的问题。《飞逸》中“青春痘”的生父在“青春痘”出生后逃离家庭，其原因就是父亲身份在族群中的边缘化，导致其缺乏父亲责任感。“青春痘”在寄养家庭中的种种叛逆行为和对养父的顶撞，是印第安儿童的父亲缺场在个体上的积攒和爆发。

除了父亲责任感的缺失，经济上的困境也是“青春痘”的父亲抛下他们母子的重要原因。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印第安部落传统的生产方式难以与美国主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进入城市的印第安人在物质生活上陷入窘境。作为父亲难以在经济上支撑家庭，尽到供养者的责任。个人的经济困境和社会身份上的边缘化使印第安父亲继续缺场，逃离家庭。据1996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相当大一部分的印第安裔儿童没有与其生父一同生活。

随着父亲缺场在代际间的延续，畸形的家庭结构导致了青少年的自我认同和自尊心的形成受到阻碍，他们难以与他人建立稳定的亲密关系。“托德·罗素等调查发现，家庭在青少年自尊心的形成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4]。家庭功能越微弱，青少年的自尊心和自我认同就越难以形成。父亲缺场严重阻碍着家庭功能的实现，进而导致印第安青少年深陷于自我认同的危机之中。《飞逸》中的“青春痘”和其他印第安小孩都成长在家庭功能不健全的环境中，导致他们不可避免地产生对自我身份和自我价值的怀疑。“青春痘”从未形成清晰的价值判断，也缺乏在某一特定群体中的归属感和安全感。由于父亲缺场，没有人能够带领他适应社会生活，帮助他形成健全的价值观念。这些正是促成“青春痘”早年生活悲剧的原因。

青少年时期难以与他人构建稳定的亲密关系，是父亲缺场和父子关系疏远的另一个不利影响。《飞逸》中“青春痘”的一次穿越之旅展现了印第安青少年在性别角色和爱情观上的认知失调。在这一次穿越之旅中，“青春痘”的意识附身于一个印第安飞行员的身体。在飞行员的两段感情关系中，“青春痘”很难选择去信任其中的任何一段。经历父亲缺场的童年生活，导致印第安青少年很难接受同龄人传达的关爱，并与其建立亲密关系。他们安全感的极度匮乏又使他们对亲密关系极度依赖。在经历妻子离去和朋友坠机身亡后，失去亲密关系支撑的“青春痘”失去了他在穿越世界生活的意义，选择了死亡。同样，贾斯提斯对“青春痘”的控制，迫使他做出违背法律、危害社会安全的危险行为，也是利用了“青春痘”缺乏安全感和对亲密关系极度依赖的这一特点[5]31。

在场的父亲是对缺场父亲的一种颠覆。在《飞逸》中，谢尔曼·阿莱克西以父亲的回归和在场作为结尾，让“青春痘”的生活重新充满希望。其塑造的消防员和警察罗伯特二人的父亲形象也与其他美国文学中常见的父亲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米歇尔·基莫尔在对美国小说中传统父亲形象进行分析后认为，“美国小说中经常有种寻父情结——或许是寻找父权的合法性，但是寻父者们同时也在寻找来自父亲的温暖和温柔，这是他们的父亲因一心忙于自己的事业而不能给予他们的东西”[6]95。《飞逸》中的白人警察罗伯特和消防员，既没有放弃传统父亲形象中刚毅威严的一面，又能以宽容和平等的姿态对待“青春痘”，即使“青春痘”和他们来自不同的种族。这种对美国传统父亲身份和印第安父亲缺场状态的颠覆，正是谢尔曼·阿莱克西意图宣扬的印第安文化对家庭和集体利益的重视。这体现了在面对异质文化冲突中父亲身份应有的态度和责任。消防员、警察罗伯特等人和“青春痘”融洽的父子关系体现在一种情感的需求上，而非西方农耕文明时期和谐的父子关系体现在劳动协同上。而后者是由当时的农业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小说结尾的清晨，“青春痘”与罗伯特一家的亲密互动，警察罗伯特在“青春痘”犯错时对他的一次次教诲和督促，以及二人一道对贾斯提斯的抓捕和在地下室中共同发现死婴，都让这其中的父子关系愈加紧密。“青春痘”也在新的亲密关系的建构中消解了以往由父亲缺场导致的孤独和认同感的缺失。《飞逸》中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亲密关系重新建构的过程，为少数族裔与主流社会之间缓和冲突、渐趋融合提供了一种可能。

2 暴力的父亲形象

《飞逸》以美国社会面临的恐怖主义、地区军事行动和民族冲突等事件为背景，将诸多暴力事件背后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与民众对和平与稳定的期望相对比，并将暴力聚焦于父亲形象之上，反映了“暴力”的父亲形象对青少年成长和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展现了阿莱克西对摒弃暴力、共建融洽的民族关系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渴望。

阿莱克西在《飞逸》中以印第安人的创伤为视角的灾难叙事模式，阐释了“9·11恐怖袭击事件”、美国白人与印第安人的战争对青少年成长带来的潜在暴力以及对父子关系畸形化的导向作用。为避免作品走向“家庭化”“私人化”的陷阱，使读者“想象力麻痹”[7]，阿莱克西通过片段化的、跨越族裔的叙述，表达出“自我—他者”“族群—国家”的关系。民族矛盾的激化以及印第安人和美国白人冲突关系的恶化，等等，都印证了“自我—他者”“族群—国家”关系的紧张。《飞逸》主人公“青春痘”在银行将枪口指向他人，使用暴力对抗社会的时候，他似乎陷入了时间的循环，开始回溯过去的种种暴力和冲突，从美国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暗杀、美国白人与印第安人的战争，到“9·11恐怖袭击事件”。生产暴力的双方从美国白人与印第安人扩展为美国与恐怖组织。

在美国白人与印第安人的冲突阶段，暴力成为美国白人对印第安人强制同化的手段，以此实现美国白人与印第安人的融合。外部的恐怖主义势力也以暴力手段加速了美国白人与印第安人的融合。美国白人和印第安人作为一个整体成为暴力活动的对象。在这一意义上，暴力贯穿于美国白人与印第安人融合的全过程。无论是美国白人对印第安人的强制同化政策还是恐怖组织对美国发动的“9·11恐怖袭击事件”都建立在将自身的主义或理念普遍化的追求上，进而成为一种文化霸权的体现。阿莱克西通过对于这一进程的叙述表达了文化霸权在实践过程中是底层逻辑的暴力。

“青春痘”曾在他被送去新的领养家庭时说：“我的生活就是遇到一帮残暴的混蛋和20架被撕毁的小飞机，现在我就是一架着火的小飞机，撞毁每一个领养我的家庭。”[5]11这正与同时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相拟合。无数以暴力示人的养父形象使“青春痘”难以在心中建立起正面的、非暴力的父亲形象，更难以构建起非畸形的父子关系。而这些畸形的父子关系和暴力的父亲形象也正是来源于生活中的渗透。

《飞逸》中大量的暴力书写都以文化话语的形式由“霸权”强行支配。葛兰西指出：“霸权的事实是假定采取步骤照顾到了蒙受霸权集团压迫的人的利益和倾向，假定是做出了某种妥协平衡”[8]161，而这些妥协是未能触及本质的。阿莱克西将霸权渗透的主体聚焦于父亲或养父这一身份。暴力的父亲形象对本就十分脆弱的印第安人父子关系施以重创。阿莱克西在关注以“霸权”为出发点的暴力父亲形象的同时，也不遗余力地从文化层面强调反霸权斗争的重要性，为暴力父亲形象的消解和父子关系的调和提供解决策略。葛兰西在文化层面的反霸权斗争中提出，“霸权从来就不是稳定的。它只是一个暂时的解决办法，不断需要更新，需要继续谈判”[9]796。在《飞逸》的着眼点父子关系之中，“青春痘”与亲生父亲在意念的沟通中和解，在消防员和警察罗伯特为他组建的领养家庭中感受到的亲情与关怀使“青春痘”逐渐走出被边缘化的“他者”身份[5]134和霸权结构的桎梏，重新信任拥有父亲这一身份的人，并主动去构建和维护和谐的父子关系，而这都不是来自霸权的强行支配。

总之，在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下，小说中的父子关系一直是冲突的焦点。在霸权的压迫下，印第安儿童对抗着福利院、寄养家庭和以警察局为代表的由美国白人控制的机构和社会。他们将身份逐步固化为与白人群体相区别的“他者”，进而对代表家庭和印第安文化的父亲形象产生怀疑，使父子关系陷入冰点，濒临断裂。而作为父亲的群体，在童年经受诸多印第安人与美国白人之间的战争和暴力，并在意识层面留下深刻的阴影，在面对残损的父子关系时，他们也难以主动维持或构建和谐的父子关系。

3 父亲身份的焦虑

以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作为区分，谢尔曼·阿莱克西在《飞逸》中构建了多对父子关系。在不同时期，这些父子关系的变化体现着父亲身份和男性气质动态多元的变化。在社会意识形态和心理学层面之外，父亲身份也在某一文化内部随着时间的流动而改变。美国白人社会和印第安社会的不同造就了两类以民族性作为区分的父亲身份和男性气质。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成员的身份及分工受到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受到社会文化的塑造。朱迪斯·巴特勒提出，“不应该把社会性别仅仅视为文化在一个先在的生理性别上所铭刻的意义；社会性别必然指向使生理性别本身能够建立的那个生产机制”[10]11。因此，生理性别对社会性别并非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而生理性别背后的社会关系对社会性别的塑造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康奈尔认为，“性别是规定社会实践的方式”，并提出性别关系的三重关系，即“结构权力关系、生产关系以及情感关系”[11]210，将父亲身份明确定义为社会建构的结果。而男性气质是父亲身份确定后，向后代传递的结果，也是历史环境的产物。因此，对于以不同族裔作为区分的父亲身份，不仅需要在社会意识形态和心理学等方面加以考量，也要根据历史的惯性和时间的流变，动态地、历史地进行分析。

印第安人的父亲身份来源于原始的农业生产生活和部落化的组织形式，尚未融入美国白人社会的印第安男性仍维系着传统的父亲身份。同时，历史学家已经表明，父亲身份经过了漫长而复杂的演变，与神话传说密不可分。原始的父亲身份被定义为权威人物、严厉管教者、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桥梁和家庭的经济支柱。由于农业生产力和生产水平的提高，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活动逐步普及。家庭化的农业生产和生产力超过自给自足水平时，商业的发展使父亲身份的主要特征与家庭外部环境相捆绑，这与母亲身份形成了对比。人们普遍认为母亲的责任和活动范围都在家庭内部。在传统意义上，母亲被认为是更接近孩子的，父亲是亲子关系中与子女相距较远的一方。因此，家庭式的农业生产使父亲身份形象也有所改变，除了原有的“养家糊口者”这一身份之外，父亲还是家庭管理者的一方，和母亲的支持者。这样的生产方式也与美国印第安人较为接近。《飞逸》中“青春痘”在附身于印第安儿童时，该儿童的父亲正是以这样的身份维系父子关系和家庭关系的[5]61。此外，由于“青春痘”穿越到的时期正处于美国白人对印第安人进行屠杀和种族灭绝的时期，印第安父亲受到外部侵略的影响，自觉地担负起保卫者的身份。在保卫者身份的影响下，印第安人的父亲身份较少体现于亲密关系的维系、子女教育和家庭的管理上，而更多地体现在为家庭生活提供物质资料和安全保护上。

19世纪60年代，美国跨越农业社会，成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国家，因此创造出大量物质财富。美国白人文化中的父亲形象源于清教文化和“消费主义”浪潮的相互交融与影响。在《飞逸》中，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影响，社会风气从清教文化的简朴勤奋发展到“消费主义”的大肆扩张，男性气质与父亲身份也随之变化。“一方面，超验主义的潮流起源于清教徒的虔诚，在乔纳森·爱德华兹的身上成为一种哲学，又通过拉尔夫·爱默生产生了美国作家那种过分强调优雅和超然的态度；另一方面，一心赚钱的投机主义潮流则起源于清教徒生活的实践性转型，在富兰克林身上成为一种哲学，又通过美国的幽默小说家，最终形成了我们商业社会中的氛围。”[12]59从这时起，父亲的形象逐渐转变为家庭中的道德教师，向养育型父亲方向发展。在家庭结构方面，清教徒也与印第安人大相径庭。父权制家庭结构在清教徒家庭中极为普遍，因此父亲也成了这种家庭中的掌权者和精神支柱。

《飞逸》中“青春痘”的历任寄养家庭大都是这样的家庭结构。历任养父也是清教家庭教育下的父权制家长。清教徒们把对子女的苛求当作其实现宗教理想的手段。在父亲权威的驱动下，对子女，尤其是无血缘关系制约的养子养女，父亲通常采取严苛的管教方式甚至暴力手段以满足其在父子关系中的控制欲。“青春痘”因不愿在清晨与养父母打招呼被诉诸暴力，在航模飞机比赛中因战胜养父爱德加而受到责罚，都是由于未能满足养父在父权制心理下对子女的控制欲而造成的。除了家庭环境，社会环境中也充斥着清教家庭式的父权制家长。康奈尔指出，身体不仅是社会的受动对象，而且是社会实践的能动者[11]212。为了在社会生活中得到身份认同，父亲身份的拥有者们会具有与印第安父亲“保卫者”形象相似的举动。这种男性气质也被称为“霸权男性气质”。该气质中的霸权包括两个层面——外部和内部。外部的霸权是性别上的霸权，体现在男性和女性的权力差异上，而内部的霸权则体现在群体和社会等级上，表现为对领导地位的追求。贾斯提斯与“青春痘”近似父子的关系，实则是白人男性受到“霸权男性气质”影响而主动对其他阶层和民族的攻击和压迫。贾斯提斯这一名字也似乎在诉说美国白人社会所谓的公正、正义实则是在父亲身份和男性气质畸形发展下所塑造的秩序。

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形式在融合的过程中，受文化影响的父亲身份和父子关系也在发生着巨变，并在强烈的差异中产生焦虑。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权事业的进步，美国印第安人和白人由对立逐渐走向融合，印第安人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与白人趋同。而相对于经济、政治和权利的发展，文化的融合总是滞后的。与社会文化紧密结合的父子关系和男性气质也因此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印第安传统的父亲形象和男性气质难以与美国白人社会主流的“霸权男性气质”相适应。这使得印第安青年在自身即将拥有父亲身份和形象时产生焦虑，在“保护者”和“权威人物”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父亲形象之间犹豫徘徊。“青春痘”的父亲正是一个范例。由于他的生活处在印第安社会和白人社会融合的初期，加之“青春痘”的爷爷父权制家长形象和暴力行径[5]120与传统印第安文化中的父亲形象形成强烈冲突，这导致“青春痘”的父亲难以顺利融入父亲角色，在身份焦虑中难以面对“青春痘”的诞生，于是抛下他们母子而去。由此可见，父亲角色的流动变化以及社会大环境的不断发展共同造成了父亲身份的危机和焦虑。

在结尾处，阿莱克西构想了一种消解民族身份焦虑的可能机制，并在“青春痘”与消防员父亲(养父)组成的新家庭中体现出来。在家庭中，消防员父亲对于少数族裔的尊重，使“青春痘”逐渐淡化因养父不断变化而导致的身份焦虑，使其在保留少数族裔身份的同时拥有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在少数族裔与主流社会渐趋融合的进程中，随着缺场的、暴力的和霸权的父亲形象的消失，在场的、和谐的、平等的父亲形象随着身份问题和民族冲突的化解被重新建构。

4 结语

谢尔曼·阿莱克西在《飞逸》中塑造多对父子关系，充分书写了在民族冲突、暴力充斥的环境下印第安儿童在面对父亲或养父的“暴力”和“霸权”形象时的迷茫和叛逆，展现了印第安成年男性在即将获得父亲身份时的焦虑和对父子关系构建的恐慌，透视了时代背景下的暴力行为和背后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对文化和意识形态危机探讨的同时，小说深切反思了在民族冲突和文化对立的环境下，和谐父子关系的建构和化解民族身份焦虑以及种族冲突的良性机制的建立对缓和冲突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这也彰显作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