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晓莉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提 要 汉字教学不论是从教师的角度还是从学习者的角度，都一直是一个大难题。为了促进汉语教学的进一步发展，本文尝试创新思路，不将关注点停留在汉字的笔画、偏旁、部件等传统议题的探讨上，而从汉字的形位出发，通过研究现代汉字的形位系统，进而提出基于汉字的形位进行汉字教学的新思路。

一、引言

新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从20世纪50年代发展到现在，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似乎一直是一个大难题。学界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汉字教学方法，如汉字图表教学法（王学作，1980）、字素拼合法（李文治等，1984）、字感教学法（黄金城，2014）等，而且学界“对汉字教学方法的探讨越来越全面深入，不仅有纯理论构想，更有具体方法的实证研究”（傅晓莉，2015）。

为了促进汉语教学的进一步发展，本文尝试创新思路，不将关注点停留在汉字的笔画、部件、部首等传统议题的探讨上，而在对汉字形位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汉字教学设想，即基于汉字的形位进行汉字教学。

二、汉字形位的定义

上文谈到，本文尝试提出基于汉字形位进行汉字教学这样一种新的汉字教学设想。那么，首先要确定，汉字的形位是什么。“形位”是汉字构形学理论的重要概念，“形位”和“形素”有密切的关系。汉字构形学理论（王宁，2015）认为，汉字的构形单位是构件（普及领域也称部件），当一个形体被用来构造其他的字，成为所构字的一部分时，则称之为所构字的构件。构件可以分为三个层级，即基础构件（形素）、过渡构件和直接构件。所以，把汉字进行拆分，拆到不能再拆的最小单元，这些最小单元就是汉字的基础构形元素，即形素。而将写法微殊、来源相同、构意相同的形素归纳到一起，则称作一个形位。“形位与形素不同的是，形素是一个具体的构形基础元素，形位则是同一共时构形系统中异写的基础构件归纳的结果。”（王宁，2015）其实，在共时平面的汉字研究中1，学者们都注意到了“形位”的存在，但是，在谈及某一共时平面的汉字形位时，学者们对“形位”概念的界定并不完全一样。比如，宋金兰（1988，1991）在考察小篆字系的形位时，认为：“形位是汉字中具有构字功能的，独自有音和义的、最小的形体单位。……形位能够用来构字，即能在不同的字形中被反复再现出来。……形位还必须是某个词（语素）的载体，具有确切的音和义。……形位又是以独体字作为存在形式的，形位和独体字是相互包含的。”这样看来，宋金兰（1988，1991）认为的“形位”以独体字作为存在形式。又如罗卫东（1992）和葛小冲（2014）都认为形位是从汉字字符系统中离析出来并归纳过的具有能生成新字符和区别造意功能的最小的构形功能客体。再如潘杰（1994）将形位定义为“从个体的自然状态下的形素中归纳出来的、具有相同造意的形素群”，其他谈及“形位”概念的研究还有齐元涛（2007）、郑振峰（2006）、陈淑梅（2005）等。虽然学者们对“形位”概念的界定并不完全一致，但前辈学者在对“形位”进行概念界定时都首先抓住了“形位”的典型特征，即形位一定是从汉字字符中依据汉字构形理据离析并经过归纳得到的最小的构形单位。但由于前辈学者研究的是某一共时平面的汉字形位，所以学者们在对“形位”进行概念界定时，是在把握形位的典型特征的基础上，再依据该共时平面汉字的特点，进行相应的调整。

综上，可以认为，王宁（2015）对汉字形位的界定是一种具有普适性的，可以适用于所有共时平面汉字系统的定义，而具体到某一共时平面汉字系统中的形位，如王贵元（1999）、王立军（2003）、易敏（2005）等的研究，形位的界定则要在普适性理解的基础上，即抓住汉字形位的典型特征的基础上，根据特定的共时平面汉字系统的特点，对形位的概念进一步丰富与调整。

需要指出的是，汉字的形位与构件、偏旁、部首、独体字等概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形位相对于构件来说，可以认为是一种静态的存在，形位一旦进入构字层面，称为构件。形位进入构字层面既可能是基础构件，也可能是过渡构件或直接构件。形位与独体字则是从不同角度提出的概念，独体字是相对于合体字而言的，独体字的概念是着眼于汉字的形体特点提出的一个静态的概念；而形位则是构字单位，是着眼于其在整个汉字体系中的地位提出的概念（宋金兰，1988，1991；罗卫东，1992）。形位与偏旁，形位与部首，是两对交叉的概念。偏旁是对汉字结构的平面剖析，是汉字的直接构件；形位是从汉字字符的生成角度提出的基本构形单位，必须对字符拆分到最小层次，并对所拆的最小元素全体进行归纳才能得到形位。部首则是字典学上的概念，是把汉字形体结构分类排列后产生的，是一个静止分析的概念，一些部首是由几个形位组成的（罗卫东，1992）。

三、现代汉字的形位

“从汉字发展史的角度看，现代汉字是指‘五四’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现行汉字。现代汉字既包括中国大陆正在使用的规范汉字，也包括台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现阶段使用的汉字，还包括汉字文化圈国家特别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当前使用的汉字；但其主体是中国大陆所倡导、所规范的以记录现代汉语为主的规范汉字。” （杜丽荣、邵文利，2014）既然如此，那么《通用规范汉字表》则可以说是现代汉字，特别是现代规范汉字的标杆。《通用规范汉字表》所收的字符经过国家规范，既是规范汉字又是通用汉字，不仅具有较强的传承性，而且还和民众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此外，《通用规范汉字表》在历代传承的字形之外，还收录了一些专门用字，所收字符总数达8105 个。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通用规范汉字表》所收的8105 个字符和《说文解字》的小篆体系一样，其内部已不再发生质与量的变化2。因此，这就为本文以通用规范汉字为切入点，并对其进行科学的定量分析，进而考察现代汉字的形位提供了可能和基础。

在对现代汉字的形位进行概念界定时，如上文所述，首先要把握形位的典型特征，即形位是从汉字字符中依据汉字构形理据离析出来，并依据汉字构形理据归纳过的最小的构形单位。基于此，本文将现代汉字的形位界定为：形位是从汉字字符系统中依理拆分出来并归纳过的，能够生成新字符，具有独立或附属的构意，形体上相对独立的最小构形元素。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现代汉字中汉字简化和记号化的特殊性，现代汉字的形位系统中还包括一部分只起构成汉字形体作用的形位，称为构形形位。因此，现代汉字的形位从构形功能上可以分为构意形位和构形形位两类。构意形位是指形音义俱全的形位符号，而且构意形位肯定也起构形的作用，因此可能借用为构形形位。但构形形位却不能用作构意形位，构形形位只起构成汉字形体的作用，构意不明或无构意，同于学界认为的记号。

本文以8105 个通用规范汉字为样本，分析归纳现代汉字的形位。首先，对8105 个通用规范汉字进行字符离析，一直离析到最小的不能再拆分的形素，这时得到的只是规范字字形自然状态下的大批的不成系统的符号。其次，为了进一步明晰通用规范汉字的构形系统，需要对离析所得的规范字字形自然状态下的形素进行归纳，进而整理出通用规范汉字即现代汉字的形位系统。通过对离析8105个通用规范汉字所得的形素进行依理归纳，最后，得到了505 个通用规范汉字形位3。根据这505 个形位能否在整个通用规范汉字/现代汉字系统中独用，本文将其分为成字形位和非字形位。“成字形位是具有独立的形音义的形位符号，在使用上既可以单独成字同时又能作为构件参构他字，因此构字能量较大；非字形位指不能作为单字使用，只能在构字中出现的形位符号，而且其构形的个体性比成字形位要强得多，所以它的构字能量也比较小。”（郑振峰，2006）在通用规范汉字/现代汉字形位系统中，成字形位一共有376 个（如：“一乙二十丁厂七卜八人入”等），非字形位129 个（如：“丶丨乚丿匚冂凵厶㔾”等）。

505 个通用规范汉字/现代汉字形位中还有80个形位符号有下属的同形形位。同形形位是指形体相同，但实际构意却不同的形位。同形形位可以降低汉字字符使用的羡余度，但是也容易产生混乱，不易辨别其真正的造字理据。包含同形形位的形位符号如：“一二十厂卜八土才丰开云非享”等4。

形位变体是汉字形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形位变体是指形位在进入构字层面后，为适应汉字形体上的优化构形而发生的构件形体上的调整。形位变体可以说是形位进入构字层面后，在构成不同的汉字字符时出现的有一定规律的妥协现象。505个通用规范汉字/现代汉字形位符号，其中包含形位变体的形位符号一共有193 个。根据对通用规范汉字/现代汉字形位变体产生原因的具体考察，可以将形位变体的情况分为八类。

（1）因笔形的部分调整而产生的变体。这类变体指的是为解决规范字构件与构件之间的空间占有矛盾而发生的笔形上的调整，也可能是出于审美的需要而进行的笔形调整（如判），而且这种笔形上的调整往往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鱼”作为构件位于汉字字符的左侧时，要写成“”。

（2）因在汉字字符中处于不同的位置而产生的变体。这种变体情况又可细分为两小类：①进入构字层面没有占据固定的位置，在不同的位置写成不一样的形体。如“刀”在右写成“刂”（刊）、中间写成“”（班）；再如“水”在左时写作“氵”（汗），在下作“氺”（泰），在上时写作“”（益）、“丷”（酋）、“六”（兖）。②相比形位主形所占据的位置，形位变体进入构字层面占据固定的位置，而且在固定的位置的变体情况具有普遍性，一般可以类推。如“人”在左作“亻”（优）、“金”在左作“钅”（铁）、“雨”在上作“”（雷）等。

（3）因对形源字隶定楷化而产生的变体。这种类型的变体情况也可以分为两小类：①将曲笔拉平拉直，有时候还伴随着增加或省减笔画的情况。如“青”（）中的“”是“生”的形位变体，产生变体的原因就是对“生”的形源字形隶定楷化，拉平拉直最后变成了“”。再如“哉”（）中的“十”是“才”的形位变体，对比小篆字形可以发现，在对“才”隶定楷化的同时还省减了笔画。②隶定楷化后导致构件粘连在一起而形成变体。如“澧”（）中的“曲”是“”的形位变体，就是由于隶定楷化“”时构件粘连在一起而写作“曲”。对形源字进行隶定楷化，发展到规范字中往往容易产生构件的混同，如“青（）”中的“”来源于“生”，“责（）”中的“”来源于“朿”，“麦（）”中的“”来源于“来”，“毒（）”中的“”是形源中两个跨层构件粘连在一起，但是在规范字字形中都统一楷化为“”。

（4）因形源形体相似而在规范字构件中产生混同形成的形位变体。如“内”和“全”中的“人”是“入”的形位变体，“入”和“人”的形体自《说文解字》之后就变得非常相像，作为规范字的构件时产生了混同进而出现了形位变体。

（5）因构造新字形对构件进行部分调整而产生的形位变体。如“氘”属于后起规范字中的形声字，在造字时借用的是“刀”的音，“氘”中的“”就是“刀”的形位变体。

（6）在规范字字形的标准下，因形位变体与形位主形形体相像出现混同进而出现变体情况，可以说是规范字构件中的一种“借用”。这种情况又可以细分为两小类：①变体与主形的形源不一致，如“插”中的“千”是“干”的形位变体，“干”和“千”在规范字字形中形体非常接近，但是它们各自的形源形体却差别很大，“千”的甲骨文中写作“（甲二九〇七）”，小篆作“”，“干”在毛公鼎中作“”，小篆作“”。②变体与主形的形源一致，在古代就常常混用。如“于”和“亏”，“粤、雩”中的“亏”就是“于”的变体。“于”在《说文》（许慎，1963）中其实写作“亏”，解释为：“，於也。象气之舒亏。从丂从一。一者，其气平之也。”李学勤《字源》（2012）指出“于”在春秋年间有一种写法是把竖笔先向右折，然后向左缓弯，战国秦汉时代也多见此用法，而小篆由此微讹，竖笔上端不穿透下部横笔，也即是写作“”，隶定作“亏”。而需要注意的是，现代汉字的“亏”与“（于）”隶定后的“亏”其实并不是同一个字。现代汉字的“亏”的本字是说文（许慎，1963）中的“虧”，“虧，气损也，从亏（于），声”。“1956年汉字简化，借鉴1935年《手头字第一期字汇》把‘虧（）’写作‘’的形式，用保留特征的办法，正式把‘虧（）’简化为‘亏’。”（李学勤，2012）由于“亏”作为“虧”的简化字所保留的特征是“虧”字形的右边的“亏”，而这个“亏”其实就是“于”，因此从根源上来看，现代汉字的“亏”作为“虧”的简化字也同样来自“于”。5

（7）因形位作为构件进入构字层面后，和其他构件的组合不同而产生的变体。这种变体主要是为追求汉字的构形美观而产生的，因个体字符的实际情况不一样，这类变体一般不具有普遍性；而且这类变体和形位主形在形体上不会差别太大。如“八”进入不同的字符组合中写成了五种变体情况，即“儿”（胤）、“”（奡）、“丷”（兑）、“”（必）和“”（詹）。

（8）其他类。主要指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还不能判别变体产生原因的形位变体。有些可能是历史上的传写错误造成的，而且这种传写错误一直延续到通用规范汉字字形。如“卧”中的“卜”是“人”的形位变体，“卓”中的“”是“匕”的形位变体，但根据现有的资料无法确定变异发生的原因，所以暂时存疑归为其他类。

综上，得到通用规范汉字/现代汉字形位系统一共包括505 个形位符号，从类型上可以分为376个成字形位与129 个非字形位。同形形位和形位变体是通用规范汉字形位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形形位的分布和产生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可解释性，形位变体根据其形成的原因又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通用规范汉字/现代汉字形位系统的考察，对我们从现代汉字的形位出发进行汉字教学，提供了基础和保障。

四、基于汉字的形位进行汉字教学

汉字教学教的是现代汉字，在教现代汉字的过程中，又常常会遇到要不要讲字源的问题。在涉及现代汉字字源问题时，不管是在对外汉字教学中，还是在对内的汉字源流与文化的普及中，都存在乱解汉字的现象。比如，笔者曾在一篇微信推送中看到对“福”的解释，认为根据“福”的构形，有衣服穿、有饭吃就是“福”。这种“新解”看似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却将“福”的造字本义及其本身的文化意义丢失殆尽。这种乱解汉字的现象不管是在对外汉字教学，还是在对内的汉字知识普及中，都是不可取的。然而，在对外汉字教学中，若基于汉字的形位进行汉字教学就避免了这种乱解汉字的现象，因为形位本身就是对依据汉字理据拆分得到的形素再依理归纳的结果，这样就从源头上避免了对汉字的“无理”拆分与解释，而且也不存在汉字教学中要不要讲字源的进退两难的问题。

笔者在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教授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的初级汉语课程时，在教学生写汉字的过程中，就有意地尝试基于汉字的形位来进行汉字教学。一学期下来，这些从来没有接触过汉字的学生，在书写汉字与识记汉字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且能够慢慢体悟到汉字的构形规律。

下面结合具体的例子谈谈如何基于现代汉字的形位进行汉字教学。

比如，《博雅汉语·初级起步篇》第一课的生词中有“学生”这个词语，对于“学”这个汉字，应该怎么教给学生呢？根据“学”的构形理据，“学”是由三个形位符号组成，即“”“冖”“子”。因此，在教学时可以将“学”以这样三分的形式呈现出来。学生已经学会了写“学”这个字，后来又接触“汉字”的“字”，而“字”又是由“宀”和“子”两个形位符号组成，前面已经学过“子”，剩下就只要学习“宀”就可以完成“字”的书写了。后来又学到“孩子”这个词，发现，“孩子”的“子”在“字”“学”这两个字中都有，所有“子”已经不再陌生，但是“孩”中的“孑”和“亥”怎么教呢？这时就可以告诉学生“孩”中的“孑”和“子”的意思一样，但是由于汉字书写过程中的美观紧凑的要求，所以才稍微改变了一下形状。而“孩”中的“亥”又是现代汉字形位系统中的一个形位符号，在碰见“孩”时学习了“亥”，以后再碰见“刻、该、咳”等字，对汉语学习者来说，就是不同的形位符号组合汉字的过程了。这样，从“学”开始，就把“子、字、孩、刻、该、咳”等字串联起来了。

又如“谢谢”的“谢”，对于初级水平的学生，特别是从来没有接触过汉字的学生来说，“谢”这个字确实很难，但“谢谢”又常常出现在第一课，似乎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弯儿。这时若基于汉字的形位来教“谢”这个字，对学生理解和识记有很大的帮助。“谢”在第一层次拆分时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即“讠”“身”“寸”，“讠”与“身”都是形位符号，但“寸”还可以继续拆分，“寸”由“”和“、”组成，“”是“又”的形位变体，“、”在这里是一个表指示的符号，“指出此地是寸口所在，上距后腕一寸（李学勤，2012）”。这样，就把一个复杂的汉字，依据其构形理据，较科学地呈现出了组合成分。以后再遇到“讥、训、记、设、访”以及“射、躬、躯、躲、躺”等字，对留学生来说，这些字就不再是完全陌生的形体。

再如“请问”的“请”。如果是基于偏旁或部件来拆分，第一层首先拆分为“讠”和“青”；第二层可能会对“青”进一步拆分为“”和“”，但可能并不会告诉学生“”和“”代表的是什么。基于汉字形位来拆分时，虽然同于基于偏旁或部件的拆分结果，但在汉字形位系统中，“”和“”并不是不可称说的笔画组合，教师可以告诉学生“青”中的“”是“生”在字形组合时的另一种写法（变体），表示的意义和“生”是一样的，而“”其实是“井”的另一种写法（变体），表示的是“青”的读音。

所以，本文认为，汉字既然是语言的载体，语言具有组合特征和聚合特征，其实汉字也具有组合性和聚合性，而汉字的形位就是汉字组合性与聚合性的生动体现。现代汉字的505 个形位，根据不同的组合方式和聚合方式，就能生成不同的汉字。形位的生成能力基本上只在形位系统内就能完成，因为形位在组合汉字时可以从底层（即形素，基础构件）一直贯串到整个汉字字符。而偏旁、部件的生成能力却常常要跨系统，一方面因为偏旁、部件这些概念并不是在同一层面提出的，另一方面则是从整个现代汉字字符系统来看，仅靠偏旁或仅靠部件并不能一以贯之地解释汉字字符的组合，常常还需借用笔画的帮助，而且用偏旁、部件、笔画来解释汉字的生成，很多时候并不能体现汉字的构形理据。或许这就是形位在汉字教学时优于笔画、偏旁、部件的一个地方。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尝试基于汉字的形位进行汉字教学，并不是完全抛弃笔画、偏旁、部件，特别是笔画。本文赞同笔画是汉字书写的基础，而且每一个形位符号也是由笔画构成的，只是笔画的多少而已。在学生有笔画的概念后，并且也大致懂得汉字的笔顺后，这时候的汉字教学就可以尝试基于汉字的形位来教授或者至少在汉字教学中融入一些形位的思想。这样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识记和理解汉字，而且能一定程度上激发学生的思考，使学生随着学习汉语时间的增加，在“耳濡目染”间一定程度上领悟汉字的构形规律。这样，汉字对汉语学习者来说就不再是一个难题，至少学生不会害怕写汉字。

五、结语

汉字能够体现汉语的特色和魅力，同时也是汉语教学中不可避开的话题。但自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发轫以来，汉字不管是从“教”的角度，还是从“学”的角度，一直都是一个热门议题，但又是一个很难突破瓶颈的议题。

汉字教学要有新的进展，或许可以尝试创新思路，汉字教学不仅仅停留在传统的笔画、偏旁、部件等方面。本文从汉字的形位出发，尝试基于汉字的形位探讨一种汉字教学的新思路。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现代汉字一共有505 个形位符号，由于形位具有很强的生成能力，汉字的组合其实归根结底就是这505 个形位符号的组合，在学习了一个汉字的形位组合后，以后再碰到含有类似形位符号的汉字，这些汉字就不再是完全陌生的字符形体。这样一方面可以提升学生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可以激发学生的思考，让学生在无形的学习中尽可能地领悟汉字的构形规律，理解汉字的组合特征和聚合特征。当然，基于汉字形位进行汉字教学对教师汉字知识素养要求较高，在具体的课堂教学实践上也还需进一步探讨，这也是接下来进一步深入考察的方向。

附注

1 如甲骨文、春秋金文、战国楚文字、小篆、东汉碑隶、隋唐碑刻楷书、宋代雕版楷书等。

2 王宁（2015）认为：“《说文》小篆之所以能够进行定量分析，是因为这种文字体制已经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其文字体制的结构内部已不再发生质与量的交换与转化。”

3 为方便行文叙述，我们有时也会用“形位符号”来称呼本研究归纳出的505 个形位。505 个通用规范汉字形位也就是505 个通用规范汉字形位符号。

4 为节省文章篇幅，这里未呈现出505 个通用规范汉字形位的全貌，具体可参看傅晓莉（2017）的硕士论文。

5 此处关于“亏”和“于”的问题，非常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批评指正和宝贵建议，审稿专家进一步指出“‘于’字在《说文》中是写作‘亏’的，‘亏’作为‘虧’的简化字也同样来自‘于’。就现代汉字构形来说，只能说粤、雩中的亏不能读kuī，应读yú；单独的‘亏’读kuī，因它是‘虧’的简化”。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