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蛟腾 朱潇娜

随着社会外部环境的变化,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重心一变再变,从图书馆本体研究向信息研究、信息资源研究、知识资源研究转移[1]。知识交流论、知识集合论、知识组织论、知识资源论等基础理论的发展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聚焦于知识层面,诸多知识管理学说大大拓宽了图书馆学的研究范畴,提高了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知识是人类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人的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与认识的结晶”[2],可以说,知识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结合的产物。但是,为了避免研究主体价值取向影响知识生产的客观性与科学性,马克斯·韦伯提出“价值中立”原则,即悬置人的价值性评判诉求,秉承求实、求是的态度获取事实的方法。这在自然科学领域是可行的,而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内容则与研究主体的价值取向密不可分,因此社会科学中的“价值中立”强调“划清描述事实与提规范性建议的界限,即在科学结论中不做评价判断,彻底清除形而上学和哲学世界观的影响”[3]。当然,马克斯·韦伯自己也提到,“社会科学是无法摆脱价值的,因为它带有先天的价值属性,在社会科学中实现绝对的价值中立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4]。然而,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学科,研究主体都倾向于悬置个人的价值诉求,求知绝对的或相对的客观知识内容,以保证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便是悬置价值诉求的知识管理,其研究知识管理的目的,绝非单纯地为了达到有序化管理与高效率检索,而是“将这类关于实然性之‘是’的描述分析再转化成现实生活中应然性‘应当’的评判诉求”[5],即刘清平教授所言的“价值重载”[5]。换句话说,便是在满足人类需求的同时赋予知识以人的价值,实现知识赋价。

1 图书馆学知识赋价理念新议

1.1 图书馆学知识赋价概念解析

图书馆学知识赋价,是指发挥图书馆学在知识采集、存储、组织、服务等方面的功用,为认知性的事实内容引入人的需求,在满足人的需求的过程中赋予知识以现实价值与社会功用。“客观知识的潜在价值必须经过向主体的回归即客观知识的主观化才能实现”[2],故此,图书馆学知识赋价的核心要义,便是考虑如何将客观知识内化为人的主观内容,借助人的内在升华与外在实践挖掘知识资源的潜在价值以实现图书馆学的社会价值。从知识赋价角度看,图书馆学的研究重心,应是基于知识资源管理的知识利用,着重考虑如何有效对接知识资源与人的需求,实现知识资源的成果转化。图书馆学要实现客观知识的主观化转换,仅通过知识资源管理是无法实现的,必须高度重视人的社会需求。正如初景利、高春玲所言:“新时代图书馆研究导向应从‘以图书馆为中心’向‘以用户为中心’转移。”[6]图书馆学知识赋价,实质上就是强调学术研究以机构、资源为中心向以用户、服务为中心转移,研究重心从关于知识的描述、序化、提供延伸至知识的利用、成果转化以及社会影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知识资源的存储、序化不再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恰恰相反,知识资源的采集、存储、组织、整理等资源管理内容是知识资源得以有效利用的基础与前提,只不过知识赋价更加凸显图书馆学研究领域的知识服务与成果转化。另一方面,图书馆学知识赋价强调图书馆学的问题意识,即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需充分考虑社会现实需求,切勿浮于现实仅专于抽象性的学科构建。

1.2 图书馆学知识赋价使命所在

从知识赋价角度看,以学科存在的图书馆学不仅要构建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更要担负起理论指导实践的使命。图书馆学知识赋价的使命可从三个层次论述:一是理清图书馆学本质,构建基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的学科体系。图书馆学的学科本质,应是研究客观知识主观化及其社会影响相关规律的学科,构建以知识运用为核心,涵盖知识的获取、组织、存储、传播、开发等内容的理论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图书馆学专于文献、信息、知识等客观知识的存储与整序研究,在知识资源的保存与管理方面打下深厚的基础,承担起传承人类文明、传播科学文化的历史使命。但是,其在人类多样性需求方面的研究稍显薄弱,难以实现知识资源价值与人类需求的有效对接,以至于出现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二是辅助图书馆承担社会责任,发挥理论引导实践的学科价值。图书馆学应担负起图书馆人才供给、实践指导、价值引导、未来规划等社会责任。新时代赋予图书馆新使命,驱动图书馆不断开发新型服务能力,“知识组织、知识咨询、嵌入式服务、开放获取资源与服务、数据管理与服务、知识发现、泛信息素养教育、图书馆出版与出版服务、智库研究与服务、智能图书馆与智慧服务等”[6]已成为新时期图书馆核心业务,这对图书馆学提出了更高的学科要求。图书馆学应具备前瞻性、宏观性、战略性的视界,为图书馆事业和服务提供理论支撑、人才支持,保证图书馆担负起作为“知识中心、学习中心、文化中心”[7]的本体使命。三是图书馆学对接社会现实需求,参与文化世界的构建。图书馆学应“宏观方面致力于学科理论建设的整体推进,微观方面致力于对具体的重大现实问题的重点突破”[8],唯有如此,图书馆学才能承担起学科建设与社会服务的双重使命。

1.3 图书馆学知识赋价价值剖析

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到,“价值就是主体——人的需要同客体的一种关系,表现为客体对主体的意义,即表现为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某种属性和功能”[9]。“人与客观知识是图书馆学的两大对象板块,其中人始终居于主动的、核心的地位,因为离开了人的需要,客观知识便毫无意义”[10],图书馆学在构建学术体系、辅助图书馆运行、提供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历史使命,正是为了有效对接主体需求与客观知识,以保障知识资源学术价值的社会化转换。可以说,图书馆学作为专门研究知识资源管理与利用的学科,不仅是知识管理中心,也是知识价值转化的基地。图书馆学正是通过其知识资源管理与利用的学术内容,保证人类个体知识的创造性循环发展,即“客观知识创造性吸收——客观知识主观化生产——主观知识客观化输出”的循环过程;保证社会知识的创造性循环发展,即“主观知识客观化存储——客观知识有效化传播——客观知识主观化利用——主观知识客观化存储”的循环过程。从宏观上看,图书馆学推进了知识的进步与发展,保证了人类的自由与解放,这是图书馆学的根本价值,也是其终极价值;从微观上看,图书馆学以其知识资源管理与服务的内容,满足人类在求知、求实、求善方面的需求。其中,满足人类求知需求是指以海量的知识存储、序化的知识管理、高效便捷的知识服务满足人类的认知性需求,为客观知识主观化生产提供资源,是提升个人知识储备、推进社会知识发展的保证;满足人类的求实需求是指通过全过程参与式、嵌入式的知识服务,解决个人、社会、国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通过问题的解决承担起图书馆学的社会责任;满足人类的求善需求,是指研究积淀于客观知识之上的中华民族精神与信仰,借助知识管理与服务内容追求主体心灵自由、完善人格精神、建设理想社会,实现图书馆学的文化价值。

2 求知求真:认识世界

2.1 知识存储延续社会记忆

“图书馆是社会记忆(通常表现为书面记录信息)的外存和选择传递机制,换句话说,图书馆是社会知识、信息、文化的记忆装置、扩散装置”[11]。图书馆学作为研究图书馆本质意义的学术,对作为社会记忆外存与传递机制的图书馆有着形而上的指导与支撑作用。王子舟先生言:“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内容在不同发展时代虽然有所侧重,但它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客观知识(显知识)如何有效记忆的学科特性却永远不会改变。”[12]人类记忆可分为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个体记忆是基于人脑的纯自然能力将外界反映于人脑上形成的信息进行保存、提取、积累,内化为主体的隐性知识内容,为此,个体记忆受限于人体寿命与大脑机能而终会消退、遗忘。社会记忆则是个体记忆的显性化提炼与外在化存储,其深层内涵在于,“它是人作为实践主体对历史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进行确证、保存、占有和延续的内在机制,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自觉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创造性和依赖性、历史阶段性和活动连续性的统一”[13]。换句话说,社会记忆是对人类历史上的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的保存与延续,属于社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内在机制。被称为人类大脑的图书馆,在社会记忆的完善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中国古代图书馆与图书馆学作为史官文化的一部分,诞生于人类历史记忆的保存与利用的全过程,与社会记忆有着根本上的内在一致性。于是,从社会记忆角度看,图书馆学研究知识资源的采集、整理、存储与利用,以理论指导与制度介入保障人类主体能力与本质力量的延续,弥补社会自我发展与自我完善上的不足,超越了个体记忆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限制,保证了知识的无限增长与社会整体的不断推进;另一方面,个体记忆外化为社会记忆的过程,是主观知识客观化、隐性知识显性化的过程,它将诞生于历史长河中某个节点上的自我意识转变为可共享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共有内容,跨越时间维度实现人与人的超时空交流与合作,集人类整体之能力与力量共创社会未来之发展;最后,社会记忆呈现的世界,可将其视为对象化活动的结果,改变了自然科学以见物不见人的方式去认识客观世界,从主体实际的改变和改造客体的实践活动中去理解客体,有利于激活被普遍理性化的主体精神与主体意识[13],于是,图书馆学以社会记忆的身份充分挖掘历史知识实用价值的同时,也能唤醒人类的主体意识,辅助人类确立理想信念、唤醒其本真精神。

2.2 知识组织序化社会关联

信息大爆炸时代,信息生产主体遍及全民,信息数量与日俱增,信息质量与可信度遭到质疑,学科划分的细化以及学术研究主体的职业化、制度化,催生了大量脱离现实需求、专为知识生产的无用资源。于是,如何从纷繁复杂、真假混乱的信息世界中根据社会存在的内在逻辑与人类需求的外在联系有序组织相关信息,构建真实、有效的社会关联,缓解信息供需矛盾,是图书馆学知识组织的核心任务。知识组织是图书馆学的重点研究内容,是指“对知识客体所进行的诸如整理、加工、揭示、控制等一系列组织化过程及其方法”[14],从社会关联角度看,就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对描述社会存在的知识单元进行有序构建形成关系网络,包括“知识表示、知识重组、知识聚类、知识存检、知识编辑、知识布局和知识监控”[15],涵盖知识内容的挖掘、按需重组、相关性聚集、再创性生产、调配式布置、政策性监控以及检索系统的建立。图书馆学根据以上内容,从杂乱无章、良莠不齐、海量分散的信息社会中挖掘有效资源,根据一定的逻辑标准进行组织,为主体认识打造一个可信赖、高质量、有序化的知识世界。于用户来讲,知识组织序化社会关联具有以下作用:首先是肃清信息环境,为用户提供了一个真实、高质量的知识世界,保证用户认识世界的真实性;其次,通过序化知识资源,建立检索系统,为用户提供便捷、高效、可信赖的知识获取方式,大大提高了用户认识世界的效率。“因为从客观知识世界中获取知识,主体可以脱离具体客体的束缚,能在较短的时间里,从客观知识世界获得别人历经几十年艰辛劳动所取得的知识成果,提高认识效率”[16];最后,深入分析用户需求为其提供有效的知识资源,为用户进一步认识世界奠定了基础。总的来说,图书馆学通过知识组织序化社会关联,保证用户认识世界的真实性与高效率,为知识应用与知识创新奠定了基础。

2.3 知识服务推进社会认知

“人类社会的知识运动,始终伴随着两种过程,即主观知识的客观化和客观知识的主观化”[2]。客观知识的主观化,实质是通过对客观知识的主观化理解,将外部的知识内容内化为主体知识储备,是提升主体素质与认识能力的过程。而主观知识的客观化则是隐性知识显性化的过程,它往往融入了主体的智力因素,属于创造性的知识生产。当前,图书馆学开展知识服务研究,借助海量序化的知识资源与服务主体的智力内涵,在推进客观知识的主观化转换的基础上开发用户的智能潜力,进而实现主观知识的客观化输出,在创新知识内容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深化对社会的认知。相较于知识组织,知识服务关注用户需求,强调服务主体的专业能力与知识创新能力,注重问题的解决,可以说,知识服务就是在专业化知识储备的基础上,通过服务主体与客体的隐性知识交流与碰撞,创新、生产客观知识以解决用户问题的过程。于是,图书馆学因知识服务具备了以下价值:一是现有客观知识的价值生成。社会的进步离不开前人的经验积累,知识服务利用专业化的知识储备,融合服务主体与客体的智慧资源,在满足用户认知与非认知需求的同时,赋予既存客观知识以认知与非认知价值。二是创新知识内容深化世界认知。知识服务调动服务主体与客体的隐性知识解决用户问题的过程,也是知识再造的过程,新知识的产生意味着向未知世界的进一步探索,是深入认识世界的必然方式。三是提高用户知识储备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知识服务通过“显著提高用户知识应用和知识创新效率来实现价值”[17],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比起直接解决用户问题,提高用户获取知识与创新知识的能力对于用户而言更有价值。总的来说,图书馆学在知识存储与知识组织的基础上,通过知识服务赋予客观知识以现实价值的同时,也推进了知识的再生产,加速了人类认识社会的进程。

3 求新求变:改造世界

3.1 知识管理提高人类整体素质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孕育出知识管理方式,知识管理将知识视为资源,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最大限度地发掘知识的实用价值,以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知识管理对知识资源、组织管理、社会价值的关注唤醒了深藏在图书馆信息管理技术与机构管理体制之下的“知识属性”。从知识管理层面看,“图书馆的实质是公共知识中心;图书馆学就是公共知识管理学”[18],图书馆的存在意义绝不是单纯的文献保存与管理,图书馆学也绝不是单纯地研究机构运行方式或某种技术。作为公共知识中心的图书馆,实质是“知识公共设施,是知识保障体系;是知识共享制度,是社会知识保障制度”[19],可以说,图书馆保障人类自由、平等、高效地获取知识,通过满足人类的基本文化需求提高人类素质,保证人类的自由与平等;图书馆学则充分把握图书馆作为“公共知识中心”的机构本质,深入研究知识挖掘与组织、知识揭示与重组、知识控制与检索、知识分析与服务等知识管理方面的理论内容与相关技术,保证人类的知识保障体系与知识保障制度的顺利实施。具体来讲:一是以科学理论研究推进图书馆标准化与规范化建设。如推动图书馆规划的制定、完善公共图书馆制度,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共图书馆治理体系等,以规划、制度的方式推进图书馆事业健康发展,完善我国知识保障体系与知识共享机制,保障人类知识获取的普遍均等,是提高人类整体素质的宏观手段。二是理论指导实践,提高文化服务效率。如研究图书馆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通过分析图书馆这一社会设施与公众信息需求之间的关系,寻求图书馆管理与服务的学理支撑[20];研究阅读推广活动,为图书馆实施阅读推广明确阅读人群、服务方式、价值目标等,保证其服务的有效性与价值性;重点研究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为图书馆深入了解读者需求,提供全周期、参与式、嵌入式的知识服务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总的来说,图书馆学以专业化、系统化、规范化的学术构建与人才支撑为图书馆活动提供了理论指导,为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争取法理支持、制度保障、宏观调控、理论指导,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推进尤其是实现普遍均等的文化服务贡献自己的学科力量,借此提高人类的整体素质与信息素养,增强用户解决问题的能力。

3.2 知识应用解决社会现实问题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图书馆学一直有自己的优良传统,有一种积极入世的进取精神。从古代的修齐治平到近代的开发民智、教育救国,再到今天的维护社会信息公平、促进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为现实服务’始终是中国图书馆学头等重要的课题”[21]。图书馆学为现实服务一般通过两方面实现:一是承担内在的社会责任,即运用图书馆学有关知识管理与服务的研究为图书馆事业建设提供理论指导,辅助图书馆承担基本的社会文化责任;二是承担外在的社会责任,即“用图书馆学的思维和方法考虑并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22]。现代图书馆学将研究范畴拓宽、深入到社会普遍存在的知识活动,为图书馆学跨越图书馆机构对接社会需求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图书馆学对接社会层面解决现实问题,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实现:一是运用图书馆学基本的知识检索、组织、分析、重组内容解决社会信息无序、获取公平问题,提高信息利用效率。譬如,面对信息贫困、数字鸿沟、弱势群体信息获取、信息利用效率等问题,图书馆学在研究信息对象个体性差异的基础上,通过对用户信息行为的解读与揭示,了解用户信息需求、理清网络信息的逻辑内容,为信息获取效率、公平问题提供解决策略。二是综合运用图书馆学基本的知识管理能力,服务于国家科学民主决策、战略规划的实施。譬如,为支持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图书馆学运用专业的理论内容与学术思维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与完善。如北京大学李国新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在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完善与细化[23]、以法律的力量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24]、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的解读[25]等方面成绩斐然,以图书馆学为基础,为公共文化立法提供理论支撑;肖希明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研究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制度的建设问题,对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的标准、制度、服务效能的提升、整合的途径、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等方面提出建设性意见,极大地促进了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的现代化发展水平。此外图书馆学情报学以数据管理与数据分析能力揭示重大突发事件的演变逻辑与规律,可辅助相关部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一带一路”作为顶级国家合作倡议,建设“一带一路”专题数据库对政策的实施与细化、相关资源的管理与利用等具有现实意义。总的来说,图书馆学对接社会层面直面社会需求,实质是以其知识搜集、序化、组织、存储、利用等专业理论内容与学术思维,解决图书馆机构通过服务难以遍及或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

3.3 知识转移推动社会文明进程

知识转移是知识管理领域的一部分,知识的采集、组织、服务研究是知识转移的基础。有学者认为,“知识转移是在受控环境中实现知识从拥有者到接受者的传播,从而缩小人类个体或组织之间的知识差距并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过程”[26],强调受控环境是知识转移不同于知识传播、知识扩散、知识共享的根本点。“受控环境是指知识拥有者、知识接受者、知识转移第三方的一方或几方共同设计的有利于知识快速有效转移的技术平台、组织体系和文化机制等有形要素和无形要素的总称”[26],可见,知识转移是有组织、有目的、注重结果反馈的知识传播与共享,作为知识转移第三方的图书馆,其存在的核心价值就是促进知识转移[27],这与图书馆“公共知识中心”的社会定位相契合。作为“公共知识中心”的图书馆,是人类社会知识保障体系与制度的重要一环,它在保证知识获取公平与自由方面责无旁贷,是实施知识转移的主要场所,而作为研究公共知识管理的图书馆学,其对“社会知识保障体系”[28]的研究则保障了知识转移的顺利实施。从本质上讲,知识转移要求在受控环境中有效把握知识转移行为,通过双向的交流机制满足知识受传者的认知需求,以此缩小因知识资源分布不均或知识获取偏差造成的知识势差,保证人类知识获取公平、提高社会整体水平。其中,图书馆知识转移是借助图书馆员的知识管理能力,通过满足用户需求的过程使馆藏资源参与到社会运行机制中,借助现代社会发展环境与现代人的隐性知识挖掘已有知识的现代价值,将馆藏资源的收藏价值与文化价值转化为社会价值。相较于图书馆,图书馆学的知识转移更多地体现在隐性知识的输出上,即图书馆学者利用图书馆学思维及知识分析能力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而图书馆学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一般也集中于缩小人类知识差距,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上。

4 求善求美:完善世界

4.1 增进民智追寻心灵自由

中国近代图书馆学转型于国家内忧外患、西学东渐浪潮汹涌的社会环境中,独特的时代背景对中国图书馆与图书馆学提出了传播西学新知、普及社会教育、开启国民智识的要求。罗振玉在《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中提到“保固有之国粹,而进以世界之知识,一举而二善备者,莫如设图书馆”[29](123)。李大钊先生亦有此言:“图书馆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想教育发展,一定要使全国人民不论何时何地都有研究学问的机会,换句话说,就是使全国变成一个图书馆或研究室。”[29](169)可见,近代图书馆设立之初便是为了发展教育、增进国民智识。于是近代图书馆学着重研究图书馆事业及其各个组成部分,在借鉴西式学理的基础上创建中国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保障图书馆承担起传播文化、增进文明的社会责任。究根结底,有识之士对近代图书馆的重视根源于“智识既已增加,思想自尔发达”[30]的认知,换句话说,便是通过增进国民智识提高国民思想程度,即如清政府推行宪法,也需借助图书馆增民智、开思想之利;近代女子思想之解放亦有赖于其知识水平的提升。可见,思想之自由需智识之增进,精神之解放以学识为基础。近现代图书馆学借助科学技术不断提高知识管理与服务水平,以高度的工具理性对接知识资源与人的认知与非认知需求,在将知识的学术价值转化为社会价值的过程中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在将显性化的客观知识内化为人的隐性知识的过程中拓宽人的知识视域,实现其精神解放。显见,人类追求心灵上的自由离不开知识的积累,而知识的积累离不开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的知识服务。

4.2 加强教化完善人格精神

近现代知识体系产生于主体向外的思维过程,其对人类内心修养的关注极其有限。图书馆学可通过发达的知识管理与服务丰富人类的精神内涵,却难以提升个人的道德修养、培养完善的主体人格。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谈到“我们的灵魂正是随着我们的科学和我们的艺术之臻于完善而越发腐败的”[31],真理性的科学知识和主观性的艺术表达,能够推进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提高人类的思想境界,却难以提升个体的道德品行、精神修养。作为知识管理中心的图书馆,是人类精神升华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产物,凝聚着真、善、美这些人世间最珍贵的精神资源的文明成果[32]。于是,以知识管理为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兼具实然与应然两大知识体系,既要观照客观知识实然性“是”的存在而发展其知识采集、组织、管理、服务等具体的工具性知识体系,也需兼顾客观知识背后的人文精神,关注其应然性“应是”的存在而回应人类的精神需求。这在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中表现颇为明显。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而言,文献即是文贤,“人文一体”的本源性学术构建从根本上决定了古代图书馆学对文献秩序的管理就是对主体精神的观照,换句话说,“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并不是一种客观分类过程,而是一种主观赋义过程”[33],即采取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方式探究文献背后的著者精神,借助文献整理活动挖掘文献著者、文献整理者的道德和思想内涵,为读者的精神修养提供价值引导。与古代图书馆学不同,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生存于逻辑理性高度发达的学术世界,必须坚守科学、理性、抽象、逻辑的治学原则以维护其作为“科学”的尊严,因此,于学术体系中融入人类的主观价值与人伦道德不符合现代学科发展要求。于是,近现代图书馆学只能攫取客观知识背后的人文精神形成相对独立的应然性价值体系,作为实然性知识的精神引导,也可以通过实然性的知识体系反向观照人的主体精神。其研究重心从资源、技术向人的聚焦,核心要素从资源管理向用户需求的发展,无一不是图书馆学对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关注。相较于古代图书馆学,中国近代图书馆学虽不能以主客一体的治学方式直接参与社会精神文明的塑造,但弥漫于高度发达的图书馆实践之内的人文关怀无不彰显着图书馆学对社会精神文明的追寻。

4.3 陶然文化建设理想社会

知识是人类在探索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经验总结与认识结果,是文化形成的基础;文化是赋予知识以人的需求所形成的富有价值观念的功能整体。不同的知识表现代表着不同的文化选择。中国古代学术受主客一体的思维方式影响,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始终带有对人生存在与追求的意义反思,如何提升人类的精神修养与心灵境界是传统学术诞生、发展以及走向成熟的内在动力。而诞生于主客二分逻辑思维中的西学,以求知、求真、求实的方式探索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因主客对立的认知方式忽视了主体的内在修养。于是,西方知识体系下的现代文化呈现出这样一幅图景:以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与严谨理性的研究方法不断探索未知世界、深化社会认知、拓宽知识体系,并通过知识的价值转化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但是,在这一环境中,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越发深入,对主体自我的剖析就越发浅薄。如何打造兼顾人类的认知需求与精神需求的文化生态,成为现代社会的理想追求。“文化生态指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的链接,即在特定的文化地理环境内一切交互作用的文化体及其环境组成的功能整体”[34],简单来讲,就是多样性的文化体及其环境因交互作用联系在一起的功能系统。照应于现代社会,则是打造一个求善文化与求知文化和谐共处的生态系统。图书馆是人类知识体系的反映[35],也是人类文化生态环境的控制中心。以图书馆的本质意义为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则是专门研究人类知识与人类文化的学术。图书馆学对知识的采集、组织、整理、存储以及利用,就是图书馆学人基于当下社会知识环境的发展取向对知识的再理解与再把握,也是对文化的选择与取舍。譬如,近代书目经历了四部统摄西学、西书独立编目、中西分列一编、中学为主统一体系、西学为主统一体系[36]的变化过程,确认了西学在中国学术体系中的主场地位,也间接认可与接纳了隐藏于知识体系背后的西方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思想信仰与人伦风俗。正如傅荣贤教授所言:“图书馆学在为纷繁复杂的文献提供秩序性和统一性的同时,形成了关于文献背后文化的独特学科视界,它涉及并影响到几乎所有领域的文化理解”[37]。于是,中国现代图书馆学利用其实然性的知识管理与服务体系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智慧,竭力追寻求善与求知文化的生态平衡;逐渐加大对古代图书馆学的研究,试图挖掘古代图书馆学以文献管理方式引导、改造社会文化环境的独特智慧,致力于在实然性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展现其应然性的价值表达,以直接参与的方式陶然文化生态,为现代社会打造一个可满足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理想环境。

5 结语

图书馆学知识赋价实质是通过赋予知识以人的认知需求与非认知需求,将其学术价值转化为社会价值的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两次价值转换:一是图书馆学借助其实然性的实践内容辅助其存储、管理的知识资源高效对接人的需求,实现其价值转换的过程;二是图书馆学作为学科性的知识内容因促成知识资源的价值转化而实现其自身价值转换的过程。理清人的需求是图书馆学知识赋价的核心所在,客观知识在满足人类不同需求的过程中具备了不同的社会价值,图书馆学也因此具备了多样性的价值意义。图书馆学以高度的工具理性在推进客观知识主观化发展的过程中提升个体知识素养、改变人类知识结构,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助力器;以嵌入式、全过程、全方位的知识服务推进主观知识客观化生产的过程中创新知识内容、深化社会认知、推进社会整体文明的进步;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强化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的社会服务能力,在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过程中间接或直接地促进图书馆学知识的价值转化,以满足人类的现实需求为驱动力达到改造客观世界、塑造美好社会的现实意义。以高度的精神内涵挖掘隐含于实然性客观知识背后的应然性价值所在,突出图书馆与图书馆学在解放人类思想、完善主体人格、建设理想社会方面的文化价值。知识赋价是图书馆学学术研究的终极旨归,是图书馆学知识资源管理与服务的价值所在,它在揭示图书馆学无可替代的社会价值的同时,也对图书馆学提出了更高的学术要求。知识赋价视域下的图书馆学不应局限于知识资源管理与服务的狭小天地,应拓宽学术视野,提高学术格局,将研究视角提升至人类世界的发展与改变、文化生态与文化世界的塑造与完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