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浪

1937年，19岁的吴祖光在国立戏剧学校任校长秘书兼教员。一天，他收到父親来信，随信附一本《东北抗日义勇军烈士苗可秀传略》。父亲让他考虑用这份素材写一个话剧。四个月后，吴祖光写出一个四幕剧。因苗可秀最后被俘于凤城县，当地人称凤凰城，便借作剧名。他把《凤凰城》交给同校任教的曹禺。曹禺看后很高兴，说这是一部好戏，立即让校友剧团抓紧研究和排演这个剧本。

《凤凰城》于1938年秋在重庆国泰大戏院首演，正好两个剧中人来到重庆。一个是王卓然，苗可秀母校东北大学的校长。另一个是赵侗，苗可秀牺牲后继任的东北青年铁血军司令。两个剧中人都参加了首演式，演出十分轰动。后来，《凤凰城》成为抗战时期演出场次最多的戏，演遍全国及东南亚未被日寇侵略的地区。

1939年1月，邹韬奋创办的三联书店在重庆出版了《凤凰城》初版本。

有人曾向吴祖光请教，何以年纪轻轻就能写出《凤凰城》，取得巨大成功？吴祖光很谦虚，答道：“我的总结就是四个字：投机取巧。”他进而解释说，投机，投全民抗战之机;取巧，取当时剧作家们还未及写出抗战题材剧目之巧。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戏剧出版社的编辑陈北鸥多次拜访吴祖光，希望再版《凤凰城》，他都拒绝了。他说：“这个剧本写得太幼稚，今天一看会教我感到脸红耳赤。譬如剧中苗可秀别家出征总带着义仆张生，直到他殉国死难，完全是旧戏里公子随身的书童那样的主仆关系……现在连我自己也看不下去。”

正是源于这种对自己创作的谦虚和认真执着的精神，继《凤凰城》后，吴祖光又写出了《正气歌》《风雪夜归人》《牛郎织女》《林冲夜奔》等诸多名剧，为我国现代戏剧史留下了丰富遗产。

（摘自《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