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璐

读张玲玲小说《告别之年》，我首先想到的，是但丁《神曲·地狱篇》里写到的一对情侣，弗兰采斯加和保罗。长诗里，但丁在进入地狱第二圈的时候，遇到了一群被永无止歇的暴风吹拂的魂灵。他们生前都因爱欲而失去生命。历史上，弗兰采斯加于一二七五年因政治原因嫁给一个身患残疾的贵族，后与丈夫的弟弟保罗相爱;两人都被她丈夫杀死。长诗中，但丁听了他们相爱的故事后，因怜悯而晕厥，如同一个尸首倒下。

这被暴风吹上吹下、永无止歇的魂灵，仿佛是《告别之年》里的一个个人物，也仿佛是张玲玲小说叙说的方式、叙说的语调。

《告别之年》以叙事者“我”的眼睛，勾勒出男主人公“宋”的行事方式、人生经历。而“我”在叙述与宋的交集时也很自然地涉及到自己大学阶段找兼职，以及与前男友的相处、与友人的交往等情况。这结构串起了八九个人的存在状态，且都能进行深入的刻镂。

读《告别之年》最突出的印象，就是小说的速度和信息量。一旦开始阅读，就仿佛踏上了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一句句沉实地迎面扑来，每句所携带的信息以及句子本身的精致其实都可以如诗句一般慢慢品读的，而张玲玲豪放地让这么多句子万箭齐发，让你陷入高速带来的某种沉迷的晕眩中，被她的速度带走。

张玲玲又喜欢在交代主要人物行状的主线上，随时插入对涉及到的旁支人物的描叙，而这描叙同样是有力地勾勒，一点不含糊，直接给出一个人一生的轮廓，比如宋有一次约“我”，地点定在“南山路一间叫做帕尼尼的西餐厅”。张玲玲接下来写道：“餐厅主理人是我朋友，家族开制药厂，但他自己对药物缺乏兴趣……”这一节用一百五十八字叙写餐厅主理人的求学经历、餐厅经营、拍短视频等与“我”的艺术合作;并直接接到“在上完前菜后，宋说，你胖了些”的叙事主线上。非常自然，而张玲玲敢于这么写。这样触处随时生发的段落加厚了主线的叙事，就仿佛高铁车窗外纷至沓来的景物，也像极了日常生活中，人随时随地由外界触发的思绪涌动。

读张玲玲的小说，也会为人物情爱聚散的高频度以及永无止歇的寻找而震撼。像《告别之年》里的宋，会带着杯蜡和吉他来找“我”，也会（被张玲玲仿若不经意提到的）带着音响和蜡烛去象山找他口中所说的“喜欢的女生”。相似的追求模式，一个又一个层出不穷的追求对象，而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重复他的恋爱故事。

“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的前男友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每个人都渴望找到爱，又屡屡失望，生命已从十八岁、二十三岁延绵至三十岁……张玲玲小说中人物对爱的渴望与失望，并非少历世事的年轻人对爱的寻求和理想的破灭。像“我”和宋，都已在生活的漩涡里伤痕累累。“我”被前男友殴打的伤痕会从青紫变得金黄，宋以运送尸体谋生并多次在途中受困，他们在爱的追求中一次次重复“热恋—分手—心碎”的老故事，直到生命越来越黯淡。这些被时间磨损的魂灵当彼此诉说“我总以为我想做出什么，花了很长时间，做了很多事，最后发现其实也不过想被爱而已”时，得到的回应也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听完这句我感到异常酸楚，差点落下眼泪”，而并非如前辈作家《倾城之恋》里，两个人可以因处境和心境的相似，而相互怜悯、抱团取个暖。

取暖永远不可能，寻找永远要继续。这就如在风中永远旋转的魂灵。但丁当时在“地狱篇”中描写的可怕惩罚，实实在在落在小说中每一个人物身上，仿若命运的诅咒。张玲玲小说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她写出了这永远旋转的舞蹈中，那巨大的厌倦。这厌倦，与波德莱尔《恶之花》中的厌倦是同质的，它存在于张玲玲小说的叙事调子中。这厌倦，是对人类情感平地生波又嘶然湮灭的厌倦，是对人类情感千疮百孔、不抱希望的厌倦。但你见过累极了又强拖着身体往前走的人吗？这厌倦亦包含了对还得继续寻找、永无止歇的爱欲的厌倦。那仿佛不带一点感情色彩的叙事调子、包容了极大信息量的叙事速度，因这厌倦而蒙上了一层绮丽至极的香气。

我也想起张玲玲自小说集《嫉妒》以来的一篇篇小说，写到“一九八五年”、“一九九七年”、“二00八年”，包括《告别之年》里的“○三年到○八年间”、“二一年年初”……一个个时间节点，更多地可以看作人物个人的编年记号;而又因八0后、九0后这代人的经历正与整个中国的急速变化在时空上同步，所以关于这代人日常吃穿、生活、交往等的记述，那一个个时间节点，亦成为大时代呼吸的标识。从某种意义上，张玲玲的小说，為一代年轻人的情爱生活写下了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