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

《告别之年》有着独特的“流年”形式。人物、细节、情节作为内容在这不足两万字的篇幅中，为形式而内容，然后以形式最先打动你。

历史地看，如何想象和认知“时间”已成为“书写此时”的第一重困难，所有的故事、情感都需要“时代”的物质支持。这是一段没有文化名称的陌生化时期，一个已然连续三十年的由技术驱力的、全方位的秩序不断变化、形成又变动再生成的“动荡环境”。它的不为人所设计的“进行时态”，已然催生出很多普遍的心理情绪。小说写实了这样的“现实一种”，如年轻人在时间中遭遇的挫败感。

它的时间处理和情感质地不禁叫人想起，一九三二年八月，刚满三十岁的沈从文在青岛写作《从文自传》。《告别之年》情节起因于一位故人的“死讯”，于是怎么认识他，之间有过如何的交往，对话，然后怎么走散，又怎么联系，从二十多岁写到人生四十。这么说下去，《告别之年》又会跟现代文学上另一篇大名鼎鼎的短篇《伤逝》有所互文。甚至这也是一篇新的“伤痕”，有意无意它呈现了一群人心态上的“弃儿”伤痛，你的我的他的父亲母亲、成长经历、食宿谋生，边地与都市、理想梦想和时命际遇……一点点上溯到九○年代，创业下岗买房落户，再往前知青下山，还有性别、家庭、启蒙与国族想象……虽不是复数写作，包括我在内，前后四五六七个人，都无姓名。把这些因素放在一起，小说为“一代人”速写侧影，一方面它印证着文学史上那么多“同生命时期”的“有意味的形式”，另一方面它模糊的人物形象，急速地粗线条地在时间里爬梳生命踪迹。大的宏图、时空格局里，“流年”中没什么人，没什么事。如此“生命时间和人生經历的整理”没有呈现出《从文自传》那样“我所生长的地方”、“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清乡所见”的“思想资源”，于是读来更加令人惋惜和难过，在那流水的时间洪流里，在那逝去的生命和消失的青春中，所有的只是阅读时你我生命的互相印证，极其卑微。

粗略谈论小说的时代写实意义和思想资源两点后，我想认真谈谈“人物”。

在我努力有条理地谈谈“读后”时，也有个故事。这篇“读后”写了很久，又过了很久，过去的心事来来去去，快要校对交稿时猛然意识到我竟毫不自知地将《告别之年》通篇错写为《无告之年》。“无”，可能与小说里的一种“无”有关。“无名无姓”，没有具体的人。一个生活中似乎很“个人”的时代里，作品越来越难写出“人物”。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写实？于此同时，阅读总是习惯找人，要有几个人物，像容器，有容量，给人去理解或不理解。似乎文学写作常常做的也是拟人化的事情，将无形的、难言的、共通的那些东西人格化。这个人的姓名、来历、心性、遭际，然后他的骨骼、皮肤、眼神和走路的样子、说话的腔调。普通读者会不会因为内容而错过形式？

人物的阅读观感，与小说的叙事角度、方法和雄心有关。文本复述起来很清晰，宋去世后，我开始回忆我和宋这些年的过往，一条延续的生命线和另一个生命的几个交集点。于是小说不仅要写宋，更要写“我”。我是全知的，宋必须要通过我的全知去看见。显然困难在“我”。

这种后设的“多年以后”的叙事里，有两个细节希望你不要错过。像对小说《孽债》的一个回应，宋最后让出了缺席的知青父亲的“房产”补偿，他拿着剩下的钱合伙买了救护车，运尸体。宋大概有焦虑症，需要药物治疗。希望他们的努力和弥漫在小说中的隐藏的绝望一样能被看见。而立、不惑，生死之间，一个漫长的“青春期”靠着一己之力看上去无法解脱，以至于小说开篇借用了雷蒙德·卡佛的《暮年残篇》（Late Fragment）。同时从“年轻几乎就是贫困的代名词”开始，然后兼职招聘、同乡联谊、cos展会、酒吧充场、QQ聊天，写作与运尸，性与英雄……这些已为此时所熟悉的经验名词并没有在文本中作为生活的日常细节安守本分，它们每一个都试图异质性地消解人物，每一个都要求被阐释。比如性，不再禁忌，已失张力，非但没有带来“自由”、“快乐”、“文明”、“平等”，反而通向背面，那些“征服与被征服”、“愤怒与暴力”还有“孤独和绝望”。希望你没有大意，在文本的这些细节里走上小径分岔的他路，这些仍然全部“写实”，不是对我们已知的知识经验的确认，它属于先锋性的对于另一种历史因果的照相。看见我们在眼前生活和流水时间里，看不见的那些。“看见”一个普通生命如何投影在另一个同样普通又平凡的生命中，肌理、质地、温度、气息、神态全在。希望通过看见，反复确认人的生命及与之相关的那些基本问题。正是在那些基本问题上，此时我们才心心相通。

有点遗憾的是，《从文自传》是自觉的，是传记，《告别之年》自觉又不自觉，全是小说。如果可以忘了小说这回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