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壮

《告别之年》的结尾处有一处细节。女主人公“我”同男主人公“宋”的一位朋友聊起这位意外离世的故交，对方提到，宋竟然成功错过了同他们那帮兄弟朋友们的所有合影：“诡异？任何一张合影他都不在。我有时觉得，他像一团什么，白色的烟雾。”

对此，“我”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意外。我想，读者大概也不会。

我第一次看见宋的时候却觉得他如此出挑，和所有人都迥然不同。但他就这样一分钟一分钟的，变得更模糊也更抽象了，最终成为一团可有可无的烟雾。

仿佛宋本来便该是这个样子。

可能张玲玲从一开始便已经想好，要把宋按照烟雾的样子来写的。说得更准确一些，不是烟雾，而是幽灵——幽灵，是一种有形体的、可动作的、拥有着似是而非的自我意识的烟雾。但是，如果我们把女主人公“我”再加入这个画面，我们发现，比“幽灵”更为贴切的比喻，似乎应当是“影子”。

某种程度上，“我”与宋可以看作是一对互为形影的组合。在人物关系的层面，两人的确很像是肉身与影子间的状态：总是分不开、总是牵扯在一起，总是以彼此神似的轮廓线相互呼应、却又在太阳高度角（这显然是一个同时间有关的象征意象）的隐秘变化里产生出种种变形。还有一点同样重要：在大多数时候，肉身与影子都有接触面，但那条接触面永远是狭窄、可疑、极其不稳定的，说到底就只有紧贴地面的那一道缝——二者总是接壤，但永远不会有实质性的重叠。

“我”和宋也是这样。两个人在彼此的生命中无疑都是重要的，但他们甚至都没有正儿八经地在一起过。把他们连接在一起的，除了一段没头没尾的青春记忆，便是最世俗性、甚至最动物性的生理需求——他们是性伴侣。当然还有一个词出现过，“友谊”。这种情谊的存在显然无法否认：两人之间确实谈到过许多看似很“内心深处”的话，或者说，的确能够在相处时流露出某种真实。但即便是这种“友谊”，也没能让他们的关系更紧密、更持续一些：他们之间经常失联，在小说中留下了大片的情节空白。“它每次都在滑向某种可能的时候戛然而止。”

其实不只是人物关系。在情节故事的设计架构层面，“我”与宋也像一对“形影”。两条故事线之间，存在着饶有深意的对照/反差关系，如同肉身和影子一个呈彩色、一个属黑白。宋的故事一直在变，他的人生似乎总是动荡不安的。组织兼职、做运尸生意、拍短视频、搞商业企划……每次从叙事中浮现时，宋的处境和状况都不相同，仿佛他就是慌乱的世界（乃至时间）本身——甚至，他连死都是死在车上、死在路上，死在奔波和不确定之中。“我”却长期保持着不变的、静止的状态，孤身，写作，偶尔遇到些莫名其妙的人，定期遭遇些哭笑不得的情感关系。在“我”的身上，流动着的似乎只有时间：“我”一点一点地老去。这仅有的流动，使某些最隐秘的恐惧和困扰悄悄凸显，但这一切也只能让“我”更加冷酷地静止下去，仿佛静止带来的威严和淡漠能够让恐惧自行离开。

最终将这一动一静的两人捆绑在一起的，是一种精神性、本质化的“相通”或“契合”。所谓“形影相吊”，迥异的人生轨迹和生活状态背后，是相似的焦虑。宋四处寻觅而不得，“我”拒绝改变又不满。这一对形象、这两线故事，像DNA双螺旋结构一样，一明一暗、分分合合地纠缠在一起;它们织出的基因密码，是对“飘浮”的敏锐感知、是身处人群中时顽固的游离感孤独感、是于恐惧中埋藏着的略帶羞耻的向往——关于彼此，关于生活。

我向宋告别，跑向昌勇，回头看见宋渐渐消失在那一堆沉默的、梦游般的老人中间，那景象给我一种奇怪的感觉：他过去在其中，未来也在其中。

……

梦里他们试图去找某个人，某个地方，却发现自己置身于某个陌生之地，怎么也找不到想找的门牌。等他们醒来，看向墙上的旧镜子，会错愕地发现盯着自己的是个更为衰老的陌生人……睡梦中可以清楚看见某种希望的残余，可怕的是醒来发现事情早有定数，自己仍然抱有这种可悲的希望。

“希望”一词的出现多少有些令人吃惊，因为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故事和故事里的主人公，本该是不屑于谈论“希望”的：整篇小说都沉浸在一种冷色调的“酷”和“率性”里，至于“希望”在其中的位置，似乎可以借用鲁迅先生的那句名言：“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有趣之处在于，“希望”最终还是出现了、并且似乎并非是“无所谓”的。更有趣的地方是，“希望”的留存之地是在梦里，而与“梦醒”相关的一个意象，是“镜子”。梦和镜子，都关乎“投射”，关乎行为、形象甚至意识的呈现及改装——这与“形”与“影”的关系多么相似！或许，也正是在这种折映变形的投射之中、在那种被“酷”包裹起来的敏感和柔弱里面，所有最想说的话才得以被顺利地说出：“花了很长时间，做了很多事，最后发现其实也不过想被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