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兵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的使命之一就是祛魅，将无数零散的个人经验驱散，代之以巨型的事件，而这些事件一旦被客观化和中立化，就成为后来者踏入这段时空的界标，那些被驱散的个人经验将变得更加杳不可寻，在这一点上，历史“属于所有人又不属于任何人”。张玲玲的小说通常有着切近生活的面相，切口不大，人物不多，故事也难言什么高潮，但是她的小说又总关联着一个极大的思考，那就是与代际置身的历史时空对话。换言之，她一直做的是返魅的工作，把被历史驱离的个体记忆重新召回，以对人栖居于时代之在场经验和情感结构的强调，去勾勒巨型事件之后一幅幅由无数个体构成的画像，从而在裂变的秩序中标定出普通人在庞大的历史剧中其实也扮演着“提醒者”的角色。在一篇创作谈中，她曾这样解释自己的几篇小说：“《无风之日》是市场过度、金融风暴下的区域经济困境，《似是故人来》明面是三角恋，也试图指涉香港、深圳以及广州之间的关系。《新年问候》的小说标题来自于茨维塔耶娃给里尔克的悼亡诗，讲述了一段发生在浙西山区、横跨二十年的罪案故事，内核是二十世纪的凋零与挽歌。”《告别之年》庶几近似，小说通过宋与叙事者“我”的交往，以点带面地描述了几个八○后青年从“青春叙事”进入“新的潮流”之后的浮沉起落，细腻地呈现了接近不惑之年的他们在思想与情感上双重的离散经验以及精神困境，宋、陆、“我”，小说里出场的这些人物也许只是时代潮流中的几个泛音，但依然共鸣着一代人的心声。他们以为自己“总和历史擦肩而过，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其实他们的行迹已然是历史的一部分。

小说中有一幕，宋问“我”一个问题：“○八年时你在哪里？”然后说起他自己，那时他在浙江安吉，与合伙人一起运送一具老人的尸体，结果被大雪困在一辆货车里。为什么是○八年？这一年发生了太多的大事，南方雪灾、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三鹿奶粉、金融危机……宋在小说中的回忆正是如上背景下特别情景化的一幕，壮阔的时代就在眼前，一直期待与巨大事件相逢的他却不无荒诞地经历了一个艰困的时刻，而这几乎又是他日后人生遭际的一则谶语——在梦想遭遇的大事来临之前，他的人生已经谢幕。或许有人还记得，因为二○○八年，八○后被很多人命名为“汶川一代”“鸟巢一代”，他们作为志愿者展现出的昂扬的主体性和责任意识让全社会刮目相看，二○○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南方周末》的主题报道题目就是“八○后：在二○○八经历成长”，其中谈到：“对于八○后，二○○八年的意义，更多的是一种‘正名’，它让八○后从一些现在被认为有失偏颇的悲观评价中‘挣脱’出来。”《告别之年》其实接续了这则报道的思路，聚焦的也是八○后的成长，但由于视线更长，且从外部转到了内部，也就规避了将八○后置入一种“历史的纪念碑化”加以提炼和提升的惯性，宋的雪灾经历是他创业之路的一部分，但這个艰困并未对他的成长带来什么升华，作者也无意对此作出“意义”的凝缩，反而在后见式的观照里隐含着一种共情的反讽。

《告别之日》开篇引用了雷蒙德·卡佛的诗《最后的断片》，中间插入弗罗斯特的《无人理会》的两句，这两首诗写孤独的至境，均有令人不忍的寒意，而且相当切合小说中宋与“我”的情感状态，宋说：“我总以为我想做出什么，花了很长时间，做了很多事，最后发现其实也不过想被爱而已。妈的，真的很想被好好爱一次啊。”而“我”不知道为什么，“听完这句感到异常酸楚，差点落下眼泪”。也不止这一处，小说里，宋与“我”的那些寒暄总给人一种荒芜或凛冽的感觉。他们一边追求爱，一边又逃避爱;他们一次次相遇，又一次次作别，在每一次作别中，“宋”都会加速老去，直到听闻他的死讯。张玲玲相信短篇的写作“也可以容纳长篇所具备的深度和广度”，这未必来自卡佛的启发，但《告别之年》的确会让人想到卡佛的另一句名言：“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写普通事物，并赋予它们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写一句表面看来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这是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