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柏田

一九0八年，十八歲的胡适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浜桥的中国公学读书，写诗、写小说，主编一份革命党人背景的小报《竞业旬报》，在校内已有“少年诗人”之名。一个人编一份报纸，稿源接济不上，有时难免夹带私货。好在他武库充备，政论、时评、诗词、译文、小品样样玩得转，“希疆”、“铁儿”等笔名轮换着用，初生牛犊不畏虎，竟也不露怯。

他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短处，于文学一途，自己恐怕是“提倡有心而创作无力”。既然诗和小说，宋儒都说过，关乎“别材”“别趣”，读再多的书、懂再多的理也不一定管用，明智如胡适，决意后撤了。他停掉了连载中的白话章回体小说《真如岛》，也不再写五言、七言律诗，专心去炮制新式武器去了。

“竞业学会”的会员第一时间读到了他用白话文写的两篇人物小传，一篇《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写泥刀起家的营造匠人，一篇《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写汉元帝时与匈奴和亲的王昭君。文章都是浅近俚语，通篇说书人口吻，又是“列位”又是“看官”，但这都是前任几位主编为了切近底层社会定的办报思路，也怪不到他头上去，让人惊异的，是这两篇传文的立意，都是十八岁的少年人所难得。

被少年胡适盛赞为“大豪杰”的杨斯盛，这年五月刚刚去世于位于浦东六里桥他独力创办的浦东中学校舍内，据说生前曾立下遗嘱：“杨氏子孙不得干涉校产校务”。联想到杨斯盛为这所学校先后投入三十余万两银子，他这么做是真的希望通过教育达致救国的目的。受杨氏“发愿为国家造人材”的义举感召，胡适写下了他十三岁流落上海，“睁开了眼睛料事，立定了脚跟吃苦，驼起了肩头做工”，辛辛苦苦几十年，积攒了数十万家财，到了老来又一一把家私散了大半，热心公益、毁家兴学的事迹，赞赏其对待财富的态度，“来得艰难，去得慷慨”，表彰其“可敬可爱，可师可法”。

胡适并揄扬这个营造大匠的禀性：“杨斯盛先生有几种本事：第一样天资极高，他原是没有读过书的，后来不但能读中国书，并且能说英国话了。第二样见识甚好，办事极有决断。有了这二种本事，办事自然容易，再加以一种坚忍的气概，独立的精神，自然天下无难事了。”

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四十自述》，开卷第一篇即《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平心而论，文虽老成，毕竟少年心性，见识和笔力都有未逮处，于他后来所主张的传记文学三大功，“写生传神的大手笔”、“绣花针的细密的考证工夫”、“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相去更是不可以道里计。到处劝朋友写自传的适之先生把自己在传记文学园地里的初试啼声之作放在卷首，也是不悔少作的意思吧。这其中，或许包含着两层意思：

第一层，他认为出身底层的杨斯盛当得起“豪杰”之名，尽管他已经去世十五年;第二层，在中国公学采编《竞业旬报》一年多，于他是拿白话文作工具的开始，有了这一年多的训练和尝试，终使他“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收录此文，于自己，也是一个纪念。

杨斯盛去世后，清廷给予隆遇，江苏巡抚程德全奏奖，授“花翎同衔、盐运使衔”，国史馆立传，将其列入“孝义”，与山东武训等人并传。从《清史稿》《川沙县志·杨斯盛传》等文献记载来看，杨斯盛，字锦春，小名阿毛，生于一八五一年，江苏川沙厅（今上海浦东新区）蔡路青墩人，自幼父母双亡，家境分寒，“无一石之储，一瓦之覆”，由叔叔一家抚养长大。十三岁，“为圬者至上海”。圬，抹墙，圬者，从唐朝开始就是泥瓦匠的代称。“圬之为技，贱且劳者也”，韩愈在一篇文章里说，这是一种很卑贱、很辛苦的职业。

杨斯盛来到上海的一八六○年代初，帝国在经历了一场内乱后开始进入回光返照的三十年中兴期，上海因战时涌入大量避乱的南方各省士绅，他们带来的大量游资带动了这个开埠城市第一波的繁荣。“圬者”，这个带有侮辱性质的称呼已经退场，这批最早的建筑师和建筑学家们，正在成为城市梦的构建者。

十三岁的泥瓦匠阿毛，活计应该干得不错，懂得砌墙造屋的一些手段，还会砌灶。那时候的泥瓦匠，大多在茶馆店承揽活计，阿毛为常去的这家茶馆砌的灶，式样新，发火旺，老板使用后很是满意。正好茶客里有一位海关的厨师，就把阿毛请到海关去砌灶，灶砌好了，人也被留在海关做房屋修理工。这应该是他接触、熟悉西方近代建筑之始。阿毛手艺好，人也活络，在同洋人交往中，学会了英文口语，还结识了不少洋人朋友，其中包括对他的事业有着极大帮助的英商公平洋行大班阿摩尔思。

几乎所有中国近代商贾的财富叙述，说到外国朋友对他们的扶持，都会虚构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上海滩第一个华人巨富、专营五金业的叶澄衷，据说是在黄浦江上的一条小舢板上捡到外国人失落的皮包，将之归还，获得信任，终于开出了自己的五金洋货店。在类似的一个故事版本里，杨阿毛是在金陵东路外滩的电线杆边，拾到了那个改变他命运的皮夹。如果不论叶、杨传说中故事的真假，这些淳朴的年轻人以勤劳、好学、诚信赢得外国商人的友谊，应该不是小概率的事件。在阿摩尔思的帮助下，阿毛顺利接到了为缫丝厂建造厂房和砌灶的业务，有了自己的施工队;也是在阿摩尔思的支持下，光绪六年，他开设了杨端泰营造厂。这是上海建筑史上第一家由中国人开设的营造厂，以西方“公司”的方式承包业主工程。杨阿毛也自此改名杨斯盛。

杨斯盛以颖敏巧思著称于同业。当时市场上有一批国外进口的窗户玻璃，因尺寸比一般窗框设计缩小一圈，无人肯要，杨用廉价全部买下，在玻璃四周镶一圈木边，全部用到住宅工程上，大受业主欢迎。杨还颇有古侠士之风，热心帮助同业，为同业所敬重。王发记营造厂承建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为上海首幢安装电梯的砖木结构房屋，建筑难度高，杨毅然为王发记担保，并帮其解决了地基倾斜的技术难题。这使得他为同业所推重，成为水木工业公所的领袖人物。

承建外滩海关大楼，是这个建筑商人最得意的一笔。“新关”在小刀会起义时遭焚毁后，在汉口路曾另起新屋，建筑采用中国传统的歇山屋顶，随着外滩出现不少洋楼，让清廷那幢庙宇式的江海关旧楼相形见绌，据说李鸿章到十六铺招商局视察时就很不满意，提出要建新的海关大楼。一八九○年，上海道台与江海关税务司禀准重建江海关关署北楼，由英国人设计后，向中外建筑商招标。由于新楼款式新颖，建筑标准高，再加上楼址近距黄浦江，土质松软，地下水位高，工程复杂，众多营造商望而却步。《川沙县志·杨斯盛传》载，“群匠愕却，无人敢承担，斯盛独应之。”

杨决定承接此项工程，每日从浦东南码头摆渡到浦西实地勘察，一些外国朋友也发来国外著名建筑的彩图供他参考，一番设计测算后，杨端泰营造厂投了标。但中标的却是一个意大利建筑商人。大楼开工没数日就卡了壳，原因是地下水位过高，打下去的底桩一夜之后会自动冒上来。这个意大利建筑商以招标时没有公布地基土质情况为由，提出迁址、延长工期、提高造价等要求，杨斯盛接手后，每日督率工匠，精心构筑，据说他对每块砖都要敲击听声，如有空心声，即弃之不用。

两年后，气势非凡的海关大楼北楼落成，由古庙式改为西洋式，据记载“长约十三丈，广八丈余”，平面为门形，主屋三层，一楼为总写字房，可容纳百人，进出口货物在此报税，二楼为税务司及海关署员办公用房，三楼办理册籍处，沿螺旋形盘梯而上，即是高达五层的方形钟楼，钟系伦敦特制，每礼拜开一次。沿外滩马路，围以铁柱栏杆，入门经广场，沿石梯而上，梯旁仿衙门式样，设石狮，大楼内设软百页窗和避雷针，又设蒸汽锅炉，装热水汀，用铁管通达上下。一时震惊沪上，不唯同行赞誉，称其为“营造巨擘”、“工界伟人”，外人也折服，英商爱尔德洋行即在海关北楼落成后，慕名聘其为打样间负责人。

从杨瑞泰营造厂建筑海关大楼发端，日后再有顾兰记承建的英商怡和洋行大楼，协盛厂承建的东方汇理银行、大清银行等建筑，中国的建筑商人开始在外滩有了一席之地。

开埠以后，江浙匠人大量涌入上海，尤以宁波、绍兴、苏州三地为多，为调和上海本帮和外地匠人，杨斯盛召集同业，重修了城隍庙硝皮弄内的“鲁班殿”。他担任上海水木工业公所领袖董事时重修公所宗旨，“订同业之规则而和解其诉讼”，据说演说时情动于中，当场都吐了血。他还计划在公所下面设立学校，培养建筑人才，但在他的家乡川沙，已经有一批底层人家的孩子准备泥刀起家了，其中佼佼者如顾兰洲、赵增涛、张来堂等，在杨斯盛带教下，后来各自开出了顾兰记营造厂、赵新记营造厂、张兰记营造厂，他们的同乡和徒弟又开出了陶桂记、李顺记、新升记及创新、新泰等。浦东川沙一时成为营造人才荟萃之地。

杨斯盛毁家办学的义举，胡适传文述之甚详，杨是因为自己少时没有读过多少书，所以他很想造就一班少年人才出来。先是在宗祠设义塾，将上海一所别墅改为广明小学，翌年，增设师范。并在浦东六里桥购地六十四亩，捐款十万两银，兴建私立浦东中学，同时增设附属小学，捐银六万两以为基本金。合其一生积银，约四十万两，用于浦东中学三十万两;对于造桥、筑路、建医院等公益事业五六万两，留给家人十不足一。

他便捐了十万金，开了一所广明小学，并附设一个师范传习所，后来逐渐扩充，便改为浦东中学，附设两等小学。筑校舍于上海对面之浦东，那学堂中如今已有了二三百人。其中规模之宏大，办法之整严，就是上海开办了多少年的学校也还不及……他未死之前，便把家产分为数份，把所有家产的三分之二捐入那学校，此外的产捐助南市医院，改筑桥梁，捐助旁的学堂……余下的给子孙仅十分之一耳。

杨在《捐产兴学启》中说，他这么做，只是尽“国民一份子”之义务：“值此国步维艰，不可终日，听名人言论，必以兴教育为救国第一义。私念仆亦国民也，以区区家产，与其传给子孙，使贤者损志，愚者益过，何如移作兴学，完成我国民一份子之义务，且使子孙与被泽焉。”“名人”云云，估计就是平时结交的黄炎培、蔡元培等一众好友。他也坦白，此举遭压力极大，“内之家人，外之戚友、族党，都说我发了狂，中了蛊。如我意不坚，事就不成。”

校成，聘一生挚友黄炎培为校长，又以“勤朴”二字为校训。蔡元培到校演讲时说，此二字实为杨一生得力处：“杨锦春先生创此校时，邀上海学界人士与议，当时弟亦在场，即钦佩之。因富豪不肯捐资兴学，而杨先生独能之。校成，又提出勤朴二字，以诏职员学生，弟又甚钦佩之。盖勤朴二字，即彼自己所经历也。彼无资本，何以能创此校乎？彼何以有资本乎？以其勤于工業，故收入甚丰也。然收入甚丰，苟徒逞一身之快乐，则资本又将消耗矣，安有余钱创此校乎？吾故曰，勤朴二字，实为校主一生得力之处。”

说到杨、黄交情，最传奇的一节，是杨斯盛曾于刀下救之。一九○三年，黄和朋友张伯初等人在南汇新场镇发表演说，遭无赖痞棍诬告为革命党人，被南汇知县拘捕入狱，江苏巡抚电令就地正法。杨斯盛闻讯，星夜雇汽轮赶往南汇县，甘冒株连的风险，支银五百两上下疏通，并请基督教上海总牧师美国人步惠廉赶赴南汇作保，将黄等四青年营救出狱，接到自己家，怕他们还有危险，又慨赠旅费，资助东渡日本避难。

黄出任私立浦东中学监督后，又有人密告两江总督，说杨包庇纵容前番在南汇新场演说革命的黄某，此人潜回国内又到处宣讲排满革命。总督饬学使彻查此案。学使约见杨斯盛，一见面就查黄在校情况，问：“有没有革命嫌疑？”

杨答：“无。”

又问：“你能担保么？”

答：“杨某愿以身家担保。”

杨斯盛弥留之际，黄炎培陪侍。黄说他，“临死没有一言及私”，只是以一种歉疚的语气反复说，给学校留下的基本金太少，“我很惭愧，我志向大而力不足”。

“余固知我校基本金六万两未足支也，冀天假余年，俾力少纾，将有所大拓，今已矣！余死，君复安从募金者？现勉凑增倍，冀余死后，支此校者苦少些耳！君偕诸校董，勉力吧！”

他说，如果天假时日，让他再多挣一些钱，把诸生的学费全免去，此生就不留遗憾了。临殁，犹喃喃自语，“校中黑板，宜改良也”。原来，学校用的黑板是上了墨的木板，学生认字吃力，他一直希望用上玻璃制的新式黑板。

杨斯盛在世时，提携过一个人，叫张继光。

宁波一地，人稠田稀，尤其沿海一带，土质偏咸碱，不利耕种，重商重利，乃成一地民风，开埠以来，外出讨生活者不知凡几，尤以到上海者为多。一八九八年，十六岁的宁波少年张继光提着竹箧，乘坐招商局的新江天轮，登上十六铺码头，开始了他的上海梦。

张继光是鄞县下应傅家漕人。张是鄞县大姓，遍布全邑，其先祖据说可以追溯到北宋太傅中书令张知白。张继光这一支，门第没这般显赫，大约是清康熙年间不知由别处迁入，至清末，在傅家漕已有人口三百余，商为多，农次之，学最少，经商上海者甚多，经济上大多宽裕。但张继光家似乎是个例外，他父亲是个农民，靠几亩薄田，养活张继光和他上面的两个哥哥，已感吃力，再加身体不好，在张继光记事之初就患病去世了。这么困顿的人家出来的少年，自然从小懂事，鄞地老话说，十六岁见官打屁股，过了十六岁这道童年与成年的分水岭，他也只能外出觅食，自己养活自己了。

去上海，是因为他二伯父在上海石仁记营造厂做账房。这是一家老字号的宁帮营造厂，老板石仁孝，曾参与过杨斯盛发起的重修鲁班殿。二伯保荐他在稍小一些的何祖记营造厂谋了个差，开始学生意。说好了没工钿，只有每月几角钱的鞋袜费。值得附记一笔的是，就在张继光进何祖记前几年，邻县奉化人何绍庭也在何祖记做学徒。何绍庭后来进入石仁记，帮石老板经营业务，市面做得很大，遂升为看工，石老板去世后，他盘下石仁记，更名新仁记，日后，新仁记领衔本埠六家营造厂，承建了著名的沙逊大厦。

就像前文所说杨斯盛、叶澄衷发家故事里的那些桥段一样，在张继光的故事版本里，改变这个乡下少年命运的是一把象牙柄镶骨扇子。某日，他送标书，突然天降大雨，他怕淋湿标书，便跳上一辆刚刚下客的黄包车，一上车，发现了这把前面客人错落的扇子，且看上去很名贵，他便下车冒雨等候失主。失主找来，给了他十六枚银洋表示感谢。

张继光对何祖记的老板何星秋说，他要用这笔钱去夜校上英文课。何老板一听，知其志向，自是高看一眼。上了四个月夜校后，张继先已能看懂英文招标书和建筑图纸，还能用一口宁波土音的英语与外商沟通。这让他为何祖记拉来了不少生意。何老板也有意栽培他，不仅让其参与建造公共租界工部局那里揽来的一些工程，使其手艺大进，还有意让他代表自己参加营造业头面人物的“通惠居”聚会，“上茶会”“领市面”，就这样，他进入了上海营造业领袖杨斯盛的视野，对其人品和才干，很是看好。

三年后，张继光满师，离开何祖记。杨斯盛表示，起步之初，可以助他一把，合资办个营造厂。日后闻名沪上的协盛营造厂就在杨斯盛的扶持下开张了。张继光拿不出那么多钱，股本还是杨垫付的。

最初，协盛主要在虹口和杨树浦一带建住宅。协盛承建的，有光远坊、光裕里等里弄建筑和太古别墅等花园洋房。不久，张继光凭借一手过硬的营造术和学徒时期打下的扎实基本功，再加上一口流利的英语，与英商通和洋行、太古洋行、业光地产（属英商安利洋行）等开始了合作。协盛承建的大清银行大楼（一九○七年）、日清公司（一九一○年）、东方汇理银行大楼（一九一一年）、上海纱布交易所（一九一九年）、盐业银行大楼（一九二三年）、中国实业银行（一九二八年），大多都是从业广地产和通和洋行那里接来的业务。在有着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的外滩，协盛承建的许多房屋，其建筑风格和构图、立面、线脚和细部装饰皆有独到之处。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张继光不仅能看懂洋行的设计图纸，更能把中国木作精华与西方建筑艺术作有机融合。

通和洋行建筑设计事务所，由英籍建筑师阿金森（Brenan Atkinson）于一八九四年来上海时创立，与曾任租界工部局工程师达拉斯（Arthur Dalias）合伙，阿金森去世后，由其弟小阿金森（G.B.Atkinson）继任为合伙人。这家洋行几乎包揽了早期英法租界当局和清廷大部分公共建筑的设计。据说，阿金森和达拉斯初到上海时，人地生疏语言不通，需要通过华人与上海金融界实业界人士打交道，粗通英文的张继光因此成为合作首选。

位于汉口路三号（现五十号）的大清银行大楼，就是他们早期一项成功的合作项目。此楼采英国安妮女王时代欧洲古典主义建筑的风格，大楼平面呈梯形，系四层现浇钢筋混凝土混合结构，转角的南立面塔楼，采用独立桩为基础，柱下钢筋混凝土柱均为方柱;房屋立面清水红砖，白石灰勾缝，细部繁琐的装饰，则集中于入口和转角，庄重又不失雅致。一九一二年，上海光复后，叶景葵、吴鼎昌、宋汉章等金融界元老行文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把大清银行重组为中国银行，这家百年老字号就是在此楼正式挂牌。

再有太古洋行大板司偉亚，选址雷上达路（今兴国路）建造住宅，亲自拟定规划草图，又请爱尔德洋行工程师阿达姆精心设计，建筑要求极高，最难的是要求采用铜皮屋顶，许多营造同业担心金属导电造成火灾，无人敢承接。也是张继光艺高胆大，接下了这活计。司伟亚人在英国，派了洋行一位英籍工程师监工，此人绰号老虎，处处吹毛求疵，最后完工验收，老虎也挑不出毛病，业主还主动追加了四万元工程款。

就连来自无锡的实业家荣宗敬兄弟，在建造申新、茂新、福新等棉纺业和面粉业厂房时也找到了协盛。福新面粉厂，共八个分厂，一厂始建于一九一三年，为六层钢筋混凝土钢架结构，是当时中国最高的工业厂房;二、四、八厂沿苏州河一字排列，东西长三百九十米;七厂在苏州河南岸，两旁堆栈全采用平屋顶，用架空斜桥将面粉输入仓库。福新一厂开工，荣宗敬握着张继光的手说：“国计民生离不开衣食住，我办纱厂为了衣，我办面粉厂为了食，你造房子就是为了住，造厂房为了工人有工开……这些都拜托你老弟了！中国老百姓太苦，我们有一点能力，让他们日子过得好一点。”

对张继光为荣氏营造的数十栋厂房，《中国建筑史》曾如是评价：“一九一三年所建的上海福新面粉厂的六层主车间，乃采用钢筋混凝土高层框架的先例之一。”

到一九三二年，建申新九厂时，正逢“一·二八”事变，沪北局势紧张，荣宗敬计划将十万纱锭从杨树浦搬到公共租界的澳门路，账上短缺五十万元，张慨然垫付这笔巨资。再到“八一三”淞沪战事爆发，荣家在杨树浦的工厂全毁于战火，亏得租界内的申新九厂正常生产，令荣氏家族得以渡过厄难。张、荣两家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和前辈杨斯盛一样，张身上也有一种领袖群雄的气质，有时为了调和矛盾，他又甘愿退到幕后。自开埠以来，上海的水木行，本帮与浙宁帮就龃龉不断，昔年杨斯盛想借着重修鲁班殿促使两帮联合，都未能成功，以致在水木工业公所演说时当场吐血。到一九二○年代，上海营造业界的头面人物，已有“南张”“北张”之说，“南张”是本帮的张效良，“北张”是浙宁帮的张继光。张继光力主破除水木行中地域、帮派的隔阂，实行联手，他的诚心终于促成了上海建筑界南北两帮的联合，于一九三○年三月成立“上海特别市营造同业公会”，他力推张效良为理事长，自己甘为副手。

同业公会成立之初，办公地点未有着落，他将北京路上的自家住宅腾出几间，时间长达三年之久，其间，同业聚餐或用便餐，他都让自家的厨师操持，不足的费用全由他一人垫付。营造业极易发生资金拖欠，常有同业因周转不过来而破产，向银行告贷，又手续繁琐，协盛厂邀集同业，并动员一些实业界人士参股，办起了一家建昌钱庄。水木工人高空作业，极易骨折工伤，他又请来著名骨科医师石少山、石筱山父子在四明医院坐诊，为工友免费诊疗。张效良去世后不久，为凝聚同业，他还在鲁班殿举行过一次先贤入祠仪式，亲自担任主祭，将上海近代建筑业的四位先驱杨斯盛、顾兰洲、江裕生、张效良的遗像入殿供奉。

宁波灵桥，跨奉化江，原为船排连锁而成的浮桥，民间集资七十万两，由德国西门子公司建造全钢构现代化桥梁。张继光带头捐款一万两，还时常拿着一本募捐簿，劝旅沪绅商认捐，举凡迁址勘察、设计、打桩、进料，皆亲力亲为。一九三六年，灵桥竣工，桥旁有石碑，录“建桥劳绩者之姓名及事实”，述及张继光有如下文字：

其间号召奔走之功，以金君廷荪、张君继光为最。张君精营造学，又勇于任事。其募款也，辄挟册登门造诣，捐额既定，随即征收。因之不二年而款大集。其施工也，往来沪甬，寒暑罔间，视若家事，在在以不糜公帑为念，共事诸君，盖靡不心折也。

其间，他还助阿育王寺重修了宝刹。

上海的里弄建筑大量出现，当是张继光这一代营造商开始站穩脚跟的二十世纪初。老式石库门、新式石库门、广式房屋、新式里弄、花园里弄、公寓里弄，一代代过客栖居其间，追逐着各自的海上繁华梦。民国电影里经常出现的老式石库门，一般地处闹市区，楼下是商铺，楼上是职工宿舍。俗称东洋房子的广式房屋，形如鸽笼，无披屋，住者大多为工人、小贩和低级职员。医师、教员、机关职员，住在通风和光照条件稍好一些的新式里弄里，洋行或银行的高级职员，则住在拉毛水泥墙面、有暖气的公寓里弄，而那些铁皮屋面、有火墙和壁炉的仿古典或乡村别墅式的花园里弄，多为富豪、大亨居住。

张继光自造自住的“光远坊”，虽不能与大亨们的豪宅相比，但毕竟自家是营造业的行家里手，无论是选址还是建造风格，都显现了其不凡眼光，且与其沉实敦厚、不事张扬的商人个性相符。从现在的北京西路256号沿街门店后，穿过街店，还可能看见这幢中西合璧的早期海派风格的老房子的全貌。楼高二层半，外墙汰石子粉刷几乎未作改动，立面装饰罗马式多立克（Doric Order）立柱，花园门洞和窗棂栏杆皆为传统中圆花楹。沿街六大开的二层半门面楼，内里共先后六进，据说是张继光为六个儿子建造的。一九二四年，光远坊破土动工时，前有救火会，边上有巡捕房，的确是块居家好地。

房子造了两年。新宅落成，有同乡之谊的商会会长虞洽卿代表送全堂柚木大餐间家具一套，建筑同业公会送全套三十二件红木客堂家具一套。这都是场面上行走的人必须有的面子。张继光谢而受之。他的回报，是一个海边人待客的热诚，自己哪怕再俭省，也要把朋友招待好。光远坊的食客们都记得主人请来的那个叫阿振的手艺精湛的大司务。阿振所创银光虾仁、金光嫩鸡成了名驰上海滩的私房菜;他的八宝饭，内里有火腿丁，甜中回咸鲜。另外一道甜品“五彩缤纷”，是用白木耳及樱桃菠萝相混，色彩鲜艳，爽口至极。主人既有孟尝之风，又有摆得下五十张圆台面的大场地，自是客人盈门，张继光担任董事的一些同业机构，营造同业公会、银钱业公会、水泥业公会、造纸业公会、保险业公会等，都是把这里作为活动场地。“八一三”淞沪战事爆发后，风声鹤唳，这里也是上海宁波同乡会主要会董的活动场所。

作家程乃珊的祖父程慕灏，从大清银行时入行做练习生，一直做到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这位银行家是张继光的朋友。程、张两家，堪为世交，又住得近，一直有走动。据程乃珊回忆，张继光的六个儿子，除去长子乾铭按民初上海风俗，没有出去读书，是在家里请了古文和英文老师自学的（后与荣家第二代的荣鸿元三兄弟合伙开办证券公司），张家另几个儿子，个个教会大学出身，且各有专业：

次子乾恒圣约翰经济系，三子乾祥圣约翰附中，四子乾宏圣约翰经济系，五子乾源圣约翰建筑系（后合并到之江大学），六子乾亨东吴大学会计系。其中五子张乾源，继承父业为中国近代著名建筑师，此是另话不赘。

张家的孩子，清一色是青布长衫自制布鞋，家里虽有四辆自备汽车，但小孩子都是步行上学，午饭都是自带的，菜就是宁波人常吃的烤菜、咸虾酱等，上的也不是什么贵族学校，就是光远坊附近的渭风小学。张家的孩子从二年级起就没有暑假了，假期里要补英文、古文、书法。

说到张家儿子们的家教，程乃珊还说到，他们还要会听京戏评弹，会有专门老戏骨上门说戏讲戏，不必玩票登台，但要懂戏;进入中学，就要学社交舞，学吃西餐。张继光还要求儿子们学会搓麻将，还专门请来宁波老麻将教：如何记牌、如何胡牌，如何存心要让人赢却又要让人察觉不到……

张继光说，他这么做，并非要将儿子们培养成赌徒，而是因为中国的麻将台，蕴藏着太深太深的人情世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