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些都是我很熟悉的地方了，我能找出无数张它们的照片——春夏秋冬，晴空万里或者白雾茫茫，黎明或者黄昏，跟家人朋友或者独自一人。但是第一次来是跟汤姆。

我们站在海边的一片高坡上，望着坡下被岁月和海水腐蚀了的Sutro Baths，一个海水浴场的废墟。在它的鼎盛时代，这里有七个不同水温的游泳池，可同时供一万个人游泳——那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不远处海浪一次次掀起，又一次次在礁石上摔成粉末，飞扬到空中;残壁上几只海鸥在歇息，浪水冲进隐秘的洞穴——那些曾经的更衣室;高坡上的树林被海风吹平了顶，枝叶向内陆倾斜着，风中飘着桉树、松树和大海的气味。汤姆说，这是旧金山最美丽的地方，我因为它而爱这座城市。我也在那一天爱上了这座依山傍水的雾城。

我们凝视罗丹的一具题为《吻》的雕塑，那是一对裸体的恋人在热吻，人物原型来自但丁《神曲》里的保罗和弗朗西斯卡，他们将在这个初吻中，被突然出现的弗朗西斯卡的丈夫杀死，从此在地狱流浪。我惊叹这具两尺高的雕塑能释放出那么不可估量的欲望，沧海跟他们的饥渴相比只是一滴水。汤姆说，他们显得那么宁静，是由无数躁动时刻组成的宁静。我看他一眼，几乎不能相信他比我还小两岁，在我自己的学校，我几乎从来没有跟比我小的男孩聊过天。

我们逛博物馆，逛跳蚤市场，远足，野餐……好像总是在一起。那时我正迷恋阿奈斯·宁的日记，她写的那些半夜三更在计程车里的吻，令我蠢蠢欲动。

你失去重力，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路灯照进来，光影魔幻;烟味、香水味和恋人的味道，浑浊、醉人;车驶向某个终点——时间的终点——吻的终点，你不想到达;车停下，唇边的味道在头脑萦绕，这未完成的历险，必须下一次重新寻找;你打开车门踏到街上，听到自己的身体从天堂掉下来的声音，你梦游般走向自己的家，幻想着它被一场地震，连同时间一并吞噬……

有一天汤姆和我走在橙红色的金门桥上，水面的白雾弥漫过来，半座桥在眼前消失，周边的人也模糊起来，我们好像被裹在一张奇妙的帐子里，他低下头，我仰起头，嘴唇触到了嘴唇，气息消融了气息。不知过了多久——跟来的时候一样突然——雾飘走了，阳光从云层后钻出来，一个销魂的时刻蒸发到空气里，不可复制。

这些是发生在一九八三年夏末的事情，我为了参演王颖导演的电影《点心》，从洛杉矶的伯班克机场飞到了旧金山。《点心》是一部低成本的实验性影片，拍摄随意性很强，摄制组人手也很紧，制片人被其他事纠缠，忽略了我的行程。那个年代接人都是在闸口，我拿着行李等在那里，离我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瘦高个的金发男生。最后一个旅客走出闸口后，他过来问我，你这班机是从伯班克出发的吗？我说是的。他说奇怪，我的朋友应该在这班机上啊，我是来接他的。我说，接我的人也没有来。他问，你要去哪里？我说他们没有告诉我应该去哪里。他说，我陪你在这里再等等，我叫汤姆，在伯克利大学建筑系念二年级。他的笑容有些腼腆。我们又等了一阵，还是没有人来接我。汤姆说，天快黑了，要不我带你去唐人街的假日酒店，你到那里再想法联系他们。他大概觉得把一个中国人送到唐人街应该是没错的，我想不出其他办法就跟他去了停车场。

他打開一辆很旧的沃尔沃车，说，我爸把这辆车借给我用了。启动后，车往前一冲就熄火停下了，原来他刚学会开手排挡车，换挡的时候还不熟练。每次在红绿灯停下之后，汤姆总是要经过一番挣扎才把车开起来，后面的车一按喇叭，他就紧张得更手忙脚乱。就这样，我们跌跌撞撞地上了高速公路。我自己当时在洛杉矶也有一辆大得跟条船似的别克车，比汤姆这辆要破得多，踩油门的脚松开后，踏板不会自动起来，我只好在油门踏板上拴了根绳子，开的时候握在手里，这样可以把油门踏板拉起来。类似这样不要命的事情，我在那个年龄做过许多，好在家人都不知道，母亲写的每封信里，仍然在关照我炒菜的油千万不要溅到眼睛里。

到了唐人街假日酒店，我钱包里的现钱刚好够住一夜。第二天早上，汤姆带着他的朋友来敲我的门，他指着身边一个男生说，这是杰瑞，我昨天要接的人，他误了机坐了晚一班的。然后他问，你联系上办公室的人了吗？我说我一直在打电话，还没联系上。汤姆说，那我们中午再过来看看你。

我终于打通了摄制组的电话，他们说马上来酒店接我，我说要不还是中午过来吧。中午我在大堂里正要准备离开，汤姆出现了，我莫名地高兴。我说，我以为你们不会来了。他说，我们说好会来的，我把宿舍的电话给你吧，万一有什么帮得到你的，给我打电话。

摄制组没有我住酒店的预算，就把我放在一位叫克里斯·李的导演助理的公寓里。克里斯是一位同性恋，跟他的男朋友同住，我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多年后，我在好莱坞再见到他时，克里斯已经是哥伦比亚三星电影集团的总裁了。

我在《点心》里扮演一个从国内到美国，梦想成为摇滚明星的女孩。印象中导演没有给我剧本，只是让我按照人物的规定情境说自己心里觉得合适和想说的话。我第一次这样随意地演戏，觉得很新鲜，我把自己对电影的向往，改成了角色对摇滚乐的向往。印象最深的是一场在夜总会演唱的戏，我戴了金色假发，涂了黑紫色的唇膏，上台唱了一首叫《我男朋友回来了》的歌。王颖导演原本想拍一部关于几个第一代移民女儿的电影，但是拍到一半他改变了想法，把电影集中在一位移民母亲和她美国女儿的身上，她们是由一对生活中真实的母女扮演的，所以在最终的影片里我的人物线基本被剪掉了。多年后导演把没有用进电影里的胶片剪成了一部叫《点心外卖》的短片，那场夜总会里唱歌的戏终于在那里复活了。

从金门桥回来后有一天，汤姆请我到他在伯克利大学的宿舍。他的房间里乱七八糟，墙上贴满了海报，床上都堆满了衣服和书，换下来的脏衣服堆在地上。我自己的房间也常是这副样子。记得有一次邬君梅和另外一个朋友到北岭去找我，那是在拍完《末代皇帝》后，我决定回学校上课。也许为了找借口跟N分居，我在校园附近租了一间带阳台的房间。邬君梅敲门不见我下去，就跟她的朋友一起爬上二楼阳台，从落地窗看到我的房间，跟她朋友说，陈冲被洗劫了，你看，她的橱门抽屉都开着，东西全被翻出来了。我总是在临出门前匆匆忙忙在镜前换衣服，一套一套换，脱下来的都扔地上，选中了衣服又换鞋子、耳环，整间房像龙卷风刮过。我扯远了——

我看见汤姆的书桌上放着一个像现代艺术装置的东西，他说这是学校的作业，用金属、木材和米纸做一只壁灯，边上的笔记本上画了几张我的脸，好像是上课的时候开小差画的。他的同屋看见有女孩子来，给了他一个鬼脸默契地离开了，汤姆变得窘迫，跟我说，我没那个意思。其实我也毫无那个意思。失恋的伤心像涨潮落潮，平缓一阵后，又因为一个醒来就遗忘了的梦，或者一对车窗外闪过的恋人，让我再次被抑郁淹没。汤姆跟我坐在堆得满满的床上，靠着墙无足轻重地闲聊，然后他说，我能告诉你一个秘密吗？我说你还真会找人，我谁也不认识，你的秘密在我这里很安全。他说，我早泄，无法跟喜欢的女孩子做爱。这个词我以前没有听到过，不过能猜出来他有难言之隐。我说这样正好，我不喜欢性。他有些惊讶地问，你想跟我说说这事吗？我说，会有糟糕的联想，会伤心，会觉得肮脏。他说，这么严重？我说没什么，我在“反弹”中。英语rebounding有失恋后还未恢复的意思。说完了我俩都如释重负，不用猜测或者誤解，我们之间是柏拉图式的爱。

偶尔，我们亲吻，完后气喘吁吁地讨论柏拉图式的爱到底怎样定义。他去学校图书馆里翻查了半天，也没有得到清晰的答案，我们就决定横膈膜以上的接触都属于“柏拉图式”。有一天，忘了汤姆从哪个哲学教授还是哪本书上得到了答案，他说，分水岭在身体的怀孕和灵魂的怀孕之间。身体的怀孕产生人类的孩子，而柏拉图式灵魂的怀孕产生的是人类美德——灵魂的物质形式。我喜欢这个概念——灵魂的怀孕，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感到某种美好的孕育，某种希望。

电影拍完了。汤姆送我到旧金山机场的时候已经能熟练换挡了，我们在闸口久久拥抱，互相在耳畔道别，我们将通信，等教授把壁灯还给他的时候，他将给我送来。《点心》——我在这座城市留下了我的一点心，那时还不知道多年后它将成为我整个心的港湾，我的家。

汤姆笔记本上画的我

回到洛杉矶后，我开始了长达半年的徒劳的拼搏。《龙年》里Tracy的角色，是我第一次在好莱坞剧本里看到的东方女主角。这个人物是一位娴熟时尚的电视台主播，从仪态到英语水平都跟我距离很大。但是我拒绝接受摆在我面前的事实，执著得像一头戴了眼罩的驴，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学习播音员的发音和语气上。我在餐馆打工每小时挣五美元，而台词老师每小时收一百美元，每堂课两个小时。

《龙年》的导演迈克尔·西米诺和选角导演琼安娜·摩尔琳（Joanna Merlin），在全世界各地物色Tracy。在一轮一轮的筛选过程中，我去面试了无数次，每次去，他俩会听到我的英语比上一次进步了，仪态也离角色更近了。琼安娜对我十分欣赏，她把电影《唐人街》里费·唐纳薇最经典的场次打印出来，跟我排练，让我有机会表达复杂和微妙的感情，把导演的注意力从我不完美的英语转移到我的眼睛和我的感染力上。但是最终，我在“美音速成班”学的只是一种依葫芦画瓢的模仿，无法改变我的本质，琼安娜期待的奇迹没有发生。我遇到过无数选角导演，琼安娜是唯一一个如此在我身上花费心思和精力的。非亲非故，只为欣赏，这也许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贵人吧，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她将成为我的贵人。

迈克尔·西米诺请男主角米基·洛克跟最后三位扮演Tracy的候选人在摄影机前试戏，每人演三个场次。演到最后一场吻戏的时候，洛克抱着我的头咬住我的嘴唇不放，我强忍住眼泪坚持下来。在我匆忙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听到身后他跟导演的笑声。

第二天门铃响，海德先生在楼下叫，Joan，你有秘密的仰慕者！我下楼看到一捧巨大的鲜花，卡片上写着：真遗憾我这次不能跟你合作，迈克尔·西米诺。我在不遗余力的付出之后一无所得。我想起那些没有太用力就得到的角色，比方有一次我面试一个移民女孩的角色，人物有一句这样的台词：你是个那么棒的厨师，他一定会喜欢你的。我一不小心把厨师chef说成了thief（小偷），我说，你是个那么棒的小偷，他一定会喜欢你的。屋里的几个人都笑了，但是他们把那个角色给了我。这是一个努力和成果不成比例的职业，它时而让我狂喜，时而让我绝望，一切似乎都很偶然，跟我努力与否没有关系。

我想过改行，也在学校选择了一些其他领域的课程，希望被生理学、人类学或者天文学所吸引、征服。它们的确是很有意思的课题，但是只要新的拍片机会一出现——不管多小的角色，我就抛下它们，飞蛾扑火般扑向电影。

一次学校放长假的时候，汤姆驾车到洛杉矶来看我，把他做的壁灯挂在了我的墙上，三角形的米纸灯罩有点像一朵抽象的郁金香。我们上街逛书店，看到里尔克的《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信》，我打开翻阅，第一封信写于一九○三年二月十七日巴黎：“你问我你的诗好不好。你问我，之前也问过别人，你将它们发送到期刊，将它们与其他诗作比较，当某些编辑拒绝你的作品时，你感到沮丧。现在我求你放弃这一切。你在向外看，这正是你不该做的事情。没有人能给你建议和帮助，没有人;唯一能帮助你的是走进自己的灵魂深处，审视你写作的动机，是否扎根于内心最深处，向自己坦白，如果无法写作，你是否会死;在夜深人静时问自己：我必须写吗？如果你可以用一个强烈而简单的‘我必须’来回答这个庄严的问题，那么就根据这一必须来构建你的生活;哪怕在最不重要和最微不足道的时刻，你的生活都必须成为这个回答的象征和见证。”

我站在书架前，感到豁然开朗。无论成败得失，人必须做他必须做的事，我将孤注一掷。我跟汤姆说，这好像是写给我的信。他说，让我送给你吧，我觉得你需要它。

三迪·海德的癌症没有被根治，复发后不久她在医院病逝。记得最后一次去医院前，她奄奄一息地跟我说，我要你搬离这个家。这是她跟我的临终告别，让我震惊。三迪追悼会后，海德先生开始吸烟，他说他几十年前就戒了烟，那时候是为了三迪，现在无所谓了。他每天跟以前一样，五点左右开始喝酒，不同的是他会喝醉。一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看书，他给我的房间打电话说，Joan，我要你来我的房间陪我睡。我哑口无言，半天，我说对不起，我不能去陪你。我的声音有些颤抖。回想起来，那也许是人溺死前的一种挣扎，想抓住什么可以救命的稻草。或许三迪是知道自己回不了家了，也知道丈夫会有这样孤独无望和软弱的时刻，才要我马上搬走。我感到失魂落魄。第二天早上我去了学校的广告栏，看到一页出租房间给在校学生的招贴，马上去了那个地址。主人自我介绍叫芭芭拉，她说，她的腿脚不灵了，上二层的房间越来越困难，我要是喜欢，可以租二层的卧室，每月一百五十美元。

海德先生帮我一起把两只大箱子搬下了楼，我们在门口道别。他似乎在一夜间苍老了许多，一个劲为昨晚的事跟我道歉。我止住他，感谢他，这栋房子是我到美国以后最温暖安全的地方。我想到两年前，他们夫妇把一个远道而来的陌生人接回了家，那么天经地义的善举，没有任何舍赐的姿态。我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和三迪，我会想念你们和这个家。我忍不住哭了，每一次失去都唤起所有的失去——曾经的家，曾经的爱，曾经的友情，曾经的自己……

搬家几个月后，在一个长周末假期，芭芭拉去外地看望她孩子。她前脚一走，我后脚就请了几个中国同学来家里的游泳池游泳，在厨房里做中国菜，一直玩到深夜。那时我们中间有不少留学生都会趁主人出远门，在家里开派对，完后大家帮忙大扫除，雁过无痕。同学们在芭芭拉家过了一夜，早上收拾完就走了。可是芭芭拉回来后不知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看出有人在她的床上睡過，跟我大发雷霆。我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开始寻找新的住处。

在英国皇家植物园

我翻开自己的地址本，看到N的名字，那时我总共只见过他三四次，但本能觉得他会跟我去做这件疯狂的事。八十年代上旬，美国移民政策收紧，中国餐馆里经常有非法打工的华人或墨西哥人被逮捕，雇用他们的老板被罚款。电影公司也开始要求演员和其他人员证明自己的身份。我在电话里说，我需要绿卡，你能跟我去拉斯维加斯办一个结婚手续吗？他说，好，你想什么时候去？我说如果可能的话就今天吧。他说，那我们下午动身，我需要醒醒透。

车开过一段伸手不见五指的沙漠后，进入了一座灯火通明的不夜城，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满街穿着性感的男女，令我眼花缭乱，原来这就是人们说的“罪之城”。它有一句闻名世界的广告语，“发生在拉斯维加斯的事，就让它们留在拉斯维加斯”。我想，多恰当啊，罪之城，我也是来犯罪的，假结婚是联邦欺诈罪，抓到了会被罚款、驱逐出境或坐牢。N说，我们要不要试试做真的夫妻？也许N身上的某种悲剧元素跟我同病相怜，也许我下意识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也许我觉得自己已被损坏，不值得有更好的婚姻……我说，那就试试，也名正言顺。我没有听从广告词的警示，把发生在拉斯维加斯的事，带回了洛杉矶。

婚后我俩在洛杉矶东南面一个黑人聚集区租了一小套房子，主人是一位黑人老太太，在房子四周方圆几十条街上，我们是唯一的“异族”，非常引人注目。每当我们年代久远的米色奔驰车开过，站在街上闲聊说笑打骂的年轻人总是停下他们正在做的一切看着，让我感到某种张力，似乎会突然发生什么事。我跟N说，我有些害怕这样的气氛。他说，黑人都很喜欢看李小龙的电影，知道中国人是不能惹的，再说有我保护你，我的咏春拳师傅就是李小龙的师傅。偶尔，我看到邻居女孩在外面打架，势头很足，房东会出去训斥或劝阻。回头看，她在街坊的信誉和威望也许在保护着她的房客。

一天，忘了是为哪部电影到派拉蒙去面试，选角导演打量了我一眼，问，你是夏威夷本土人种吗？我说不是，我履历上写了中国人。那位导演说，真对不起，我的失误。就这样，面试结束了。我失望地走回地下停车场，感觉身边有一辆林肯轿车慢慢吞吞地跟着我。我疾步走向我的车，那辆车一直跟在我的侧面，我转头看到车窗被摇下来，一位瘦老头探出脑袋问我，你知道拉娜·特纳是在一个冰激淋店被发现的吗？我当时不知道拉娜·特纳是谁，以为他在跟我调情，没搭理他。他伸出手上的名片，说，让你的经纪人下午来找我。我接过名片，看到他的名字叫迪诺·德·劳伦提斯，是当年欧美电影界非常显赫的人物，也是电影《龙年》的总制片人。在为《龙年》试镜的半年里，我从未见过他，却因为某副导演的失误在停车场里巧遇，我就这样轻易地成了电影《大班》的女主角美美。《大班》的导演请了一位台词老师，来教我讲戏中美美的“白鸽英语”——夹杂广东音的蹩脚英语，而他正是我不久前请来教我纯正美音的老师。

不可思议的是好事成双，我竟然在得到《大班》的同时得到了《龙威小子》的女主角，但是因为两部影片是同时期拍摄，我必须放弃一部。好莱坞有个说法，“不是饿死，就是撑死”，意思是好久没戏拍，突然有戏了，又几部挤到一起。饿了好久，天上好不容易掉下来两块奶油蛋糕，你还得扔掉一块，而且很难知道该扔哪一块留哪一块。我选择了演《大班》里的美美，原因很简单，美美是中国人，电影将在中国拍摄。这个决定在日后证明是错误的，《大班》没有成为我想象和期待的电影，也给我在国内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其实，《大班》只是我许多“错误”选择中的一个，我还曾经要求大卫·林奇把我的人物从《双峰》中杀死，放我去演一部叫《乌龟海滩》的电影。《双峰》是一部具有革命性的电视剧，它为电视剧叙事方式开辟了新的道路，是当今连续剧的鼻祖，而《乌龟海滩》完成后是一部毫无灵性的作品。

那个阶段，我发现了阅读的喜悦，没日没夜、饥不择食地读书。在那些骚动和困惑的时候，唯有书本能给予我安宁和慰藉。记得我第一次读赫尔曼·黑塞的小说Narcissus and Goldmund时，受到很大的震撼，在那之前我没有想到过，一个人可以通过“纵欲”，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书中的Narcissus是在一位在天主教寺院教书的老师——禁欲的僧人;Goldmund追求的则是感官的狂喜，美的体验给予了他艺术的灵感和激情，最终他拜师学艺成了一个雕塑家，感官世界的光辉和脆弱在创作中得以升华。这两位友人跟随截然不同的道路，探索到生命的意义，走向涅槃。黑塞一贯的流浪者寻找自我的主题引起我强烈的共鸣，也让我在冥冥之中懂得了，所有走过的歧途、冤枉路都是命运的召唤。

我写信告诉汤姆我跟N结婚了，接到信他很惊讶，在电话里说，我从来没有听你提到过他，你爱他吗？我说不知道，反正我也没有能力爱。汤姆说，你“反弹”得有点厉害啊。

汤姆毕业的时候，我想起他热爱手工制作和简洁的设计，就去旧书店买了两本关于Shaker家具制作的书，给他寄去。Shaker家具是由美国基督教一个分支的教徒们发明的风格，信徒们叫自己Shakers，家具极简的设计和精致的制作反映出他们简单诚实的信念。汤姆接到书后给我打电话，他想在驾车去圣地亚哥他父母家的路上，经停洛杉矶看我。我说好的，我很开心。他到的那天，刚在客厅坐下没几分钟，N就失去理性把他赶出了门。汤姆跟我说他要留下来保护我，我说你还是快走吧。后来N知道壁灯是汤姆送给我的，就把灯也砸烂扔了。

一部新的电影出现在地平线上，它像上苍派遣下凡的天使，在我即将窒息的时候，打开一扇窗户。为《龙年》选角的导演琼安娜·摩尔琳给我来了一个电话，她兴奋地说，我终于为你找到了一个完美的角色！贝纳尔多·贝托鲁奇要去中国拍《末代皇帝》，其中皇后婉容的角色与你天衣无缝，贝纳尔多撒下了天罗地网找他的皇后，我告诉他不用找了，他明天到洛杉矶，你去见见他吧。就这样，我原以为在《龙年》枉费了的努力，为我带来了《末代皇帝》。耕耘终究会有收获，尽管不是在我期待的季节。

多年后我在旧金山安家落户，又跟汤姆去Sutro Baths散步，说起我们在洛杉矶发生的事，他说那天他经历的一切简直是个噩梦，他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会觉得，那就是我应得的人生。我说，也不都是你看见的那样。

记得N和我常去圣塔莫妮卡海滩，蔚蓝的天空和海洋连成一片，白色的浪花拍打着金色的沙滩，像宇宙的心脏在无休无止地跳动，让我想到“永恒”这样美好的词汇。我穿着比基尼躺在沙滩上晒日光浴，他光着膀子坐在我的身边弹吉他唱歌，暖洋洋慢悠悠的歌声里，太阳慢慢落进太平洋，余晖把海水染成红色，海风出现凉意，身下的沙子却还是热的……我们也有过这样的日子。

《把回想留给未来》

——写于洛杉矶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在失去的時候，我们得到什么？

在得到的时候，我们失去什么？

四年的婚姻生活结束了。我终于失去了他。好多次我们试着分居，过不了多久就又住到一起去了，最后他决定搬去旧金山。由于告别的次数太多了，总觉得不久又会团圆，似乎告别只是为了重聚，我一时没有觉得此次告别的严重性。把最后几件行李装进他的吉普车后，他叮嘱我别忘了交演员工会的会费，已经晚了一个月。他的口吻很随便，我却突然不安起来。这四年来我没有交过会费或任何其他的费，他把我像孩子一样保护起来，生活上的杂事都一手包办了。关上车门，发动引擎后，他摇下车窗，深深地望了我一眼，充满担忧。我呆呆地、固执地看着他，像一个傻孩子一般。我们没有说再见，也没有互相祝福。当他的车消失在拥挤的街道上之后，我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告别了，一股强烈的孤独和失落袭上心头。

我们曾经有过那么多丰富多彩的希望与计划。

生活似乎中断了。

我独自驾车到离洛杉矶一百多英里的小镇瓯海，一路上眼泪流得像无尽的泉水。上帝将我所失去的变成泪水又还了给我。

开到时已是深夜，一只瘦瘦的月亮孤零零悬挂在半空，月亮下是野山乌黑的剪影。我想起多年前读到的一首诗《月亮拽着我的风筝走了》，诗歌讲什么记不清了，但诗的结尾我能背出来，“把回想留给未来吧，就像把梦留给夜，泪留给海，风留给帆”。

我找到一家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小客店，住了进去。客厅里摆设简单，生着火，使人感到温暖、安全。我打开书包，取出汤姆送给我的《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信》，坐在炉火边一口气念完。这些年我忙忙碌碌，很少有时间这样看看自己心里的地图，旅行一下心里的世界，去反省独处的意义与美。

我在笔记本上摘录了这段里尔克写给青年诗人的信：

People have turned their solution toward what is easy and toward the easiest side of the easy; but it is clear that we alive must trust in what is difficult; everything alive trusts in it， everything in Nature grows and defends itself anyway it can and is spontaneously itself， tries to be itself at all cost， against all opposition.

We know little， but that we must trust in what is difficult is a certainty that will never abandon us， it is good to be solitary， for solitude is difficult; that something is difficult must be one more reason for us to do it.

It is also good to love， because love is difficult. For one human being to love another human being is perhaps the most difficult task that has been entrusted to us， the ultimate task， the final test and proof， the work for which all other work is merely preparation.

（文字大意：人们总是去寻找容易的答案，但只有困难的事才是可信和值得去做的。我们知道得不多，但是我们必须相信只要是困难的，这本身已是我们去做的原因。孤独是值得的，因为它是艰难的;爱也是值得的，因为它是人间最艰难的任务，是最终的考验和证实，其他任务都只是准备工作。）

虽然我的心仍然孤独，但这孤独似乎在升华，变得宽阔了，我懂得了它在难忍的同时，也是上帝所赐的礼物。

临睡前，我想起母亲，她老远老远地正在为我担心。想起小时候为了手指上的一根小刺，我怎样向她哭喊，今天我就是戴上荆冠也不忍让她听见我的呻吟。父母年纪大了，做儿女的应为他们带来精神上的安慰，生活上的安全感。我却仍然自顾不暇，活得颠三倒四，心里深感内疚。我躺在床上眼望天花板发誓：明天是新的一天，我要开始新的生活。

早上醒来，我发现自己在一间充满阳光的苹果绿的小睡房里。窗外的远山衬着万里晴空，不远处一条小河在低声轻唱。我为自己在这世界上的存在而庆幸，为自己能在这苹果绿的房里醒来而庆幸。

瓯海给我的心带来了宁静和希望。现在瓯海已成了我最喜欢的地方，去那里静静住上两天是我能给自己最好的优待。如果有人问有什么养身之道，那么瓯海的山、湖、橘树和苹果绿的小睡房是我的回答。

事业上的进展使我变成一个忙碌的人，整天抛头露面跑码头，很不可爱。我脑子里可爱的女人是贤惠、恬静的，也常常希望成为这样的人。但是，在耻辱的熔炉里炼出来的却是另外一个人。她刚强、顽固，不撞南墙不回头;她爱大笑，笑得很不文雅，也许这是她保持健康、蔑视困难的法宝;她提起来一条，放下去一摊，伸缩性极强;她没有成为一位贤妻良母，她失败了，但在挫败中她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学到了一些做人的道理，认为值得;她屡次失望，但仍然相信秋天金色的阳光，相信耕耘之后一定会有收获。

不娴雅，不可爱也就罢了。

从在国内得到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到在美国餐馆打工;从演没有台词的小配角到奥斯卡领奖台，这些年来的甜酸苦辣一言难尽。

有一次在餐馆收钱，一对衣冠楚楚的中年夫妇给我一张五十美金的钞票，却硬说是一张一百的，我知道他们在撒谎，于是坚持己见。他们大吵大闹起来，餐馆老板只好让我按一百块给他们找钱，并教育我说，千万不能将顾客给的钱先放进抽屉里，必须要把找的钱先拿出来，再放他们付的钱。夜里结完账，少了五十块，我赔。五十块钱是我十个小时的工钱，但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毕竟是身外之物。我咽不下的是谎言战胜了真理。

电视台招小配角，我涂上口红，放下骄傲前去应征。被左看右看之后，得到一个没有台词的角色——台湾小姐，在台上走一走，高跟鞋，红旗袍。那之后，我得到一个电视台的小角色，有一句台词：“Do you want to have some tea， Mr. Hammer？（你要喝点茶吗，海默先生？）”我将终生不忘这句毫无意义的话——我的第一句英语台词。

今天，我的机会多了，生活好了，我也得到了承认和接受。有时候，我可以飞去跟英国王子喝午茶，和法国总理进晚餐。但我希望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脚踏实地地生活。

我仍然相信可爱的女人应该是贤惠、恬静的。今晚我将不在电话中大笑，或者想入非非，为突然间一个奇怪的念頭而激动;今晚我要静静地在炉火旁织毛线。

我渴望深深的夜和银色的月亮，也渴望月下的爱情和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