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孟 于春玲

（东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69）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深入分析、科学概括了我国当前发展环境面临的复杂深刻变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1]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今世界局势的科学研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经成为我国处理国内外各项事务的现实背景和基本依据。习近平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根植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延继于中国共产党科学研判世界局势的优良传统、衍生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这一论断的生成合乎理论赓续逻辑的继承性与开拓性、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必然性与时代性、合乎实践演变逻辑的现实性与发展性。准确揭示习近平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的生成逻辑，对于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持续深入发展、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逻辑：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赓续与延展

理论逻辑不是理论本身，而是理论立足于当代实践而实现自身的赓续与延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是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世界客观实际相结合而作出的关于当今世界局势的科学、全面、准确的判断，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世界的赓续与延展，是习近平总书记科学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思维方式”分析、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成果。[2]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3]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立足于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基本规律、必然趋势等问题的科学阐释，其核心思想主要包括：

第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生产力和交往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4]（PP540～541）生产力与交往方式的发展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内在动力，同时，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深层原因，也都能在生产力与交往方式的变革中找到答案。

第二，资产阶级在世界历史发展中具有双重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5]（P35）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建立，是世界历史形成的重要标志。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建立的基础上，一方面，“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5]（P35）推动了全球范围内人类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5]（PP35～36）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在世界范围内的加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并不是世界历史的最终形态，因为资本主义已经显现出它的根本局限：“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5]（P37）

第三，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终极指向是共产主义。马克思否定了资本主义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最终形态的合理性，揭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终极指向是共产主义，是建立人类的“真正的共同体”。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4]（P539）也就是说，无产阶级的解放必须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实现，而共产主义作为世界历史的最终形态，意味着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克服了彼此割裂的“地域性存在”而实现的真正的联合。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从根本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为习近平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的生成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习近平的“百变未有之大变局”论断立足于当代世界的客观实践，在坚守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基本立场的基础上拓展了其时代内涵。

第一，习近平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的立场是鲜明的，也即肯定和顺应世界历史的发展的必然趋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然隐藏着巨大的危机与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面对“变局”我们不能封闭退守，必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6]也即要顺应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

第二，习近平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发展根本动力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械化，到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气化，再到20世纪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信息化，一次次颠覆性的科技革新，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和生活水平的大跃升，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如今，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7]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在全球范围内，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交往方式的变革，由此催生了国际形势的全局性、深层次变化。习近平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正是立足于这一客观现实，并将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方式的变革作为国际格局转变的基本动因和重要标志，揭示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现实表征及其相伴生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深刻变革，为理解当今世界局势变化发展的深层次动因提供了科学说明。

第三，习近平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是对当代世界新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科学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剖析了资产阶级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双重作用，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不同，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浮现出许多新特点，尤为突出的是其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负面作用愈加明显。特别是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彰显出蓬勃的生命力，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目创造一个世界的幻想被彻底打破，这显然无法为资本主义所接受和容忍。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近年来频繁挑动国际争端，妄图遏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极大地增加了世界局势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习近平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正是对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抗形势的基本把握和科学解读，揭示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奉行“资本优先”而忽视全人类共同利益，已经成为威胁国际安全和人类社会发展、阻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

第四，习近平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的思维方式”。“世界历史的思维方式”，强调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强调国家、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习近平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是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的思维方式”深入分析当今世界各个国家与民族之间的交往状态及其变革动因的现实成果。不仅如此，马克思“世界历史的思维方式”不同于资本主义个人本位的发展方式和价值追求，始终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放在首位。因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运用“世界历史的思维方式”聚焦全人类共同利益，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方案。

二、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科学研判世界局势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历史逻辑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在充分汲取历史经验、明晰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对当代实践的科学把握。习近平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的历史逻辑，表现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科学研判世界局势历史经验的总结、继承与创新，体现的是对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当代、基因与转化、继承与创新辩证关系的正确认识与把握。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过程中，向来注重对世界局势的关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都离不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世界发展形势的热切关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仅中国处在社会变革的剧烈动荡期，世界形势同样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对中国共产党的选择、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纵然是在其他救国道路相继失败下的必然结果，但如果将其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这又何尝不是在科学分析世界发展形势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所作出的最优化选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不仅使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赋予了中国人民久违的发展希望。因此，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离不开对当时世界局势的科学把握。

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始终热切关注世界局势，在取得执政地位后将其作为制定党和国家发展建设方略的重要依据。新中国成立前后，面对美苏争霸的世界发展局势，毛泽东先后提出“两大阵营”“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的重要论断，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局势进行的科学研判。1947年12月毛泽东就已作出“全世界反帝国主义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的重要论断，[8]（P1259）毛泽东所论及的两大阵营也是对当时两极格局的解读。“两大阵营”不仅是对当时世界格局的科学把握，毛泽东更是以此为依据指出：“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8]（P1473）1946年毛泽东第一次对“中间地带”问题作了说明：“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8]（P1193）之后，随着对世界发展形势的进一步把握，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理论进行了丰富和补充，形成了“两个中间地带”论断：“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9]（P345）“三个世界”论断是对“两个中间地带”论断的拓展，毛泽东在1976年同赞比亚总统谈话时指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9]（P441）从“两大阵营”“中间地带”到“三个世界”论断，生动地展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二战之后世界局势的科学研判，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包括外交方针在内的我国重大发展战略制定的重要依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基于对当时世界局势的科学把握，在毛泽东“三个世界”论断的基础上，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的科学论断，并将其概括为“东西南北”四个字：“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10]（P105）邓小平认为，南北问题也即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以此为依据，党和国家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决策，并将争取世界和平，为我国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作为外交政策的目标，与此同时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

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多极化趋势不断加深，在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论断的基础上，江泽民对世界局势进行了科学概括，作出了“三总体、三局部”的重要论断：“进入新世纪，国际局势发生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11]（P522）“三总体、三局部”论断是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局势的精准概括和科学把握，并以此为依据科学制定国家发展战略，不断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交流，开创了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局面。

进入新世纪，胡锦涛指出：“新的世纪为人类社会发展展现了光明前景。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道路上，我们既面临着难得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同时，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12]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当时世界局势及其特点的科学概括。以此为依据，面对世界范围内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挑战，胡锦涛提出“和谐世界”观念，倡导“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12]这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和谐社会在外交领域的延伸，代表着我国外交政策的新发展。

习近平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继承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科学研判世界局势的优良传统和历史基因。一方面，始终保持对世界局势的热切关注，推动“国内大局”与“国际大局”相同步。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对世界局势的热切关注，精准定位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坐标，将社会主义建设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紧密相连。立足于当代世界客观实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特定历史方位相交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然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习近平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正是在密切关注、科学把握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精准把握和准确阐释。另一方面，始终保持对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殷殷热忱，聚焦国内发展、拓展国际视野。针对不同的国际局势制定与之相符合的发展战略，中国共产党科学研判世界局势始终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激荡，习近平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对世界发展形势的准确研判，同样致力于统筹“两个大局”、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科学揭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置身其中的整体国际背景，为在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浪潮中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征程提供了科学指引。

三、实践逻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实践逻辑不是实践本身，而是在实践中对客观事物内在机理与规律的科学认识与把握。习近平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衍生、发展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水平进一步深化提升的生动展现。

立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提出的文本背景，可以清晰地了解其生成发展脉络。这一科学论断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身其中的当代世界整体形势及其内在规律科学把握的理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也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深化。在2017年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并对其基本内涵作出了初步概括，指出：“做好新时代外交工作，首先要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正确认识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13]

在2018年6月22日至23日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外工作具备很多国际有利条件。”[14]这是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精准把握，明确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我国今后一个时期对外工作的国际发展背景。2018年7月25日，在约翰内斯堡举办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个世界既充满机遇，也存在挑战。”[15]同时预测了未来10年世界发展趋势，他指出，未来10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10年”，“将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的10年”，“将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10年”，[15]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学内涵的进一步阐释。2018年9月3日，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中，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紧相连。”[16]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内涵作了详细说明。

2019年4月26日，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欢迎宴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世界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新工业革命风起云涌，充满机遇和挑战。在当今世界行走，恰似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作为各国领导人，我们没有退却的理由，只有前进的选项。唯有风雨兼程，才能无愧于人民重托，才能让我们的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口，愿我们都能不负使命、不负时代。”[17]充分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自己作为国家领导人以及对世界上其他国家领导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推动国家、世界发展的殷切期许。2019年6月7号，在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辞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18]三个“前所未有”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基本内涵的进一步精准概括。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在全球范围内的抗疫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进一步得到深化发展。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的致辞中，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19]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范围内的大暴发给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带来许多新的挑战，在这场全球范围内的抗击疫情斗争中，也暴露了许多世界性的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及其根源的洞察与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进一步深化。2020年9月9日，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20]“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认识、新把握、新概括，并以此为依据指明了“后疫情时代”党和国家发展的基本方向。2020年9月22日，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战胜各种挑战和困难的历史。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影响，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各国人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期待更加强烈。新冠肺炎疫情不会是人类面临的最后一次危机，我们必须做好携手迎接更多全球性挑战的准备。”[21]面对日益复杂的世界局势，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提高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力，顺应世界历史发展趋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合作共赢、转变发展方式、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2020年10月29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6]《建议》明确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我国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基本依据和现实背景，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进行了详细阐释，标志着全党全国人民对习近平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的认识水平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进一步丰富拓展了习近平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的科学内涵。

对习近平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提出的文本背景予以系统梳理和考察，是准确把握这一科学论断生成发展脉络的基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的价值内涵，伴随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而不断丰富拓展。一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内涵。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大流行已成为影响当代世界局势发展的重要因素，推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百年未有之大疫情”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推动国际局势发生更加深层次的变革。二是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蕴藏的机遇与挑战的认识不断深化。面对“变局”，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必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要在“变”中坚守“不变”，坚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发展信心；在“变”中把握机遇，抓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变”中迎接挑战，强化底线思维、提高风险意识、危机意识，提升防范、应对重大风险与全球性挑战的能力。三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方案深入人心。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在科学把握当代世界局势及其内在规律的基础上，聚焦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良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想要得到永久发展的国家与民族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