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纵观我国古典诗词与文论，“鉴戒”一词常常出现。它是古人最初对圣人和前人思想的一种学习方式，后来渐渐成为一种较为固定的表达方式，体现着明确的“教化意识”。更深层次上，我国古代的“教化意识”中蕴含着一种“理性精神”，其内涵包括：一是指儒家思想所主导的政治功利主义的艺术观所蕴含的理性精神;二是通过掌握一系列严谨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判断并以此追求独立意志和高尚人格所体现出的理性精神。现如今，人类社会发展越来越快，但同时，人类的精神状态也面临着许多的困境，甚至被异化。因此，以“俯仰”为着眼点，探讨我国古代的教化意识及其理性精神，对现实生活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鉴戒;教化意识;理性精神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05-0037-03

放眼遥远的古代，我们的先人曾不断地强调，人们需要通过“鉴戒”的方式学习圣人和前人的深刻思想，并更好地作用于当下，同时，这其中也渗透着统治者的“教化意识”。更加深层次上，在通过“鉴戒”所渗透出的“教化意识”中，还蕴含着一种难能可贵的“理性精神”。回望我国丰富的古代文学资源，古人积极入世的“教化意识”，以及其中蕴含的理性精神，或许能为我们当今处理人与自我、人与自然的关系带来启发。

一、“鉴戒”与中国古代的教化意识

何为“鉴戒”？这一词经常出现在我国的古代文论中，比如，“周公慎言于金人，仲尼革容于欹器，则先圣鉴戒，其来久矣。”（《文心雕龙·铭箴》），“观理乱之本原，足为明镜之鉴戒。”（《太平御览》），“义山诗佳处，大抵如此，咏物似琐屑，用事似僻，而意则甚远，世但见其诗喜说妇人，而不知为世鉴戒。”（《岁寒堂诗话》），“奉劝世人须鉴戒，莫教儿女不当家。”（《喻世明言》），“托喻之言。可垂鉴戒。”（《唐宋诗醇》），等等，不胜枚举。

“鉴戒”的字面意义并不难理解：“鉴”意为“照察、审辨”，“戒”同“诫”，意为“警告、劝告”。所举例处“鉴戒”之意均可理解为引为教训，使人警惕，即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并以史为鉴。但本文所谈的“鉴戒”不仅仅只局限于此，而是从中国古典文论范畴的角度来分析。在这个意义上，“鉴戒”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教化意识的一个缩影。

实际上，“鉴戒”一词最初是用来阐释绘画的功能说。[1]“鉴戒”的字眼最早可以追溯至三国时期曹植的著名画论《画赞序》，其中记载：“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暴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臣死难，莫不抗首;见放臣逐子，莫不叹息;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可见，古人最初就是通过绘画的方式来传达出“鉴戒”的思想。

画家、艺术家在统治阶级的指导下进行创作，其目的是希望观赏者受到客体画作内容的训诫，在欣赏画作的过程中实现统治者想要达到的教化意义。魏晋南北朝时期，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指出：“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浮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同样可以说明，最初古人对待绘画艺术的态度，认为绘画艺术首先应该起到记载千年沉浮，后人可以以史为鉴的教育功能和认识功能。[2]“鉴戒”意义的实现依然是围绕着艺术从属于政治的大前提。

东汉辞赋家王延寿在《鲁灵光殿赋》中写道：“图画天地，品类群生……上及三后，淫妃乱主，忠臣孝子，烈士贞女，贤愚成败，靡不载叙。恶以诫世，善以示后。”也同样印证着艺术的功能说。

至后世，“鉴戒”一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史书当中，例如，《晋书》中写道：“图赞自古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玄盛亲为序颂，以明鉴戒之义，当时文武群僚亦皆图焉。”（《晋书》卷八十七列传第五十七），《北史》道：“每读书见韦弦之事、深薄之危，乃图古昔可以鉴戒，指事为象，赞而述之。”（《北史》卷四十二列传第三十），“知父子君臣之道，识古今鉴戒之规，经史为先，斯乃急务。”（《旧唐书》卷八十九列传第三十九）等。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发展，“鉴戒”已渐渐成为中国古代叙述里一种较为固定的表达方式，传递着中国古代的教化意识与以史为鉴的虔诚态度。

另一个问题是，何为“教化”？“教化”的思想最初萌芽于周代，一直到战国末期才形成了理论状态。荀子在其著作中最先使用了教化的概念，他在《王制》中写道：“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在《正论》中有“尧、舜不能教化……善教化者也”，在《尧问》中有“礼仪不行，教化不成”。自此，“教化”作为一种统治者化育民众的手段和政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中国的古代乃至现代社会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现代学者将其定义为在“上”者经过一定的价值施予与导向，使在“下”者精神世界发生深刻变化的过程。[3]它既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治国之策，也是化育民众的一种理想和手段。也就是说，教化思想是作为一种上层建筑，成为统治者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决定着社会各个方面措施、政策的制定和颁布。可见，“教化”与“鉴戒”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正如南宋魏庆之在《诗人玉屑》中所言：“然古人不必指事言情，而后鉴戒。其刚柔、缓急、喜怒、哀乐之间，风教存乎其中矣。所以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感人也远，入人也深”。在这里，“鉴戒”的概念慢慢超脱出其原本的“引为教训、使人警惕、以史为鉴”的行为方式准则。“鉴戒”已经变成统治者训诫、规训民众的一种手段，其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达到统治者所希冀的“风教存乎其中矣”的祥和盛世。也就是说，“鑒戒”与“教化”之间的关系是方法手段与目的目标之间的关系。

但统治者和政治家们通过“鉴戒”的方式来规训民众，以达到传递圣人思想、化育民众精神世界的目的，这种做法难道是不容置疑的吗？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向来被世人称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古老的华夏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形成了一整套高尚的道德准则、完整的礼仪规范和优秀的传统美德。

正如《毛诗大序》中所言：“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礼记》中道：“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古籍中处处可见的“仁义礼智信”都是通过“鉴戒”、规训的方式进行弘扬和传播的。但是，如果“鉴戒”不再是“鉴戒”，不再是“引为教训、使人警惕、以史为鉴”的行为准则，而仅仅演化成统治者进行道德训诫的工具，那么，“鉴戒”就只是成为控制人的思想，甚至蒙蔽民众双眼的遮羞布而已。民众在“鉴戒”圣人、“鉴戒”历史，但其中无时无刻不充斥着统治者、掌权者的意识形态。为此，需要思考“鉴戒”与中国古代教化意识中所蕴含的“理性精神”。这其中蕴含着怎样的“理性精神”以及需要的是怎样的“理性精神” ？

二、我国古代教化意识中蕴含的“理性精神”

实际上，十分可贵的是，在我国古人的教化意识中，更深层次地蕴含着一种可贵的“理性精神”。那么，何谓“理性精神” ？古人在通过“鉴戒”的方式传扬教化思想的同时，不仅仅停留在表象，而是在更深层次上有着运用理智的能力，能够识别、判断、评估实际以及使人的行为符合特定目的的能力。具有这种理性精神的人在利益平衡和价值选择以及重大事件面前，能够从实际出发，不被个人情绪和偏见所左右。

本文所谈论的“理性精神”具体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我国古代教化思想中所蕴含着的理性精神，主要指儒家思想中所主导的政治功利主义艺术观所蕴含的理性精神;二是强调通过分析、判断等方法掌握一系列严谨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判断，并凭此追求独立完整的意志和高尚的人格所体现出的理性精神。

首先，正如本文此前所提到的“理性精神”的内涵之一，在我国古代的教化意识中就蕴含着深刻的理性精神，而这种理性精神在中国古典文论的范围内最为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儒家的政治功利主义艺术观。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对艺术非常重视，论及艺术的文字较多。他们十分重视艺术的社会作用，主张艺术必须符合政治上的要求，把艺术看成是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维护统治阶级道德规范的得力工具。[4]

例如，《孔子家語·观周》中的一则画论道：“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像，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扆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谓从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此处，孔子强调了绘画艺术应该体现出寄寓褒贬、辨别善恶的作用，并且十分明确地要求文艺需要为礼教而服务，这种理性主义的文艺观是毫不含糊的。

甚至，儒家更是把艺术与军事的力量相提并论，非常明晰地反映出儒家的阶级功利主义艺术观以及其中所蕴含的理性精神。例如，《荀子·乐论》中道：“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中平则平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可见，儒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环境下，针对现实和形势制定并不断完善形成了一整套中国封建社会的礼仪制度和行为规范，这其中蕴含着严肃的理性精神。正是儒家思想中不断随着历史大趋势调整的理性精神助力着儒家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思想。也可以说，“孔子在塑造中国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历史地位，已是一种难以否认的客观事实。孔学在世界上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并非偶然”[5]。

其次，本文认为的“理性精神”内涵之二，指不同于中国传统思想中统治者或在“上”者所传达出的理性精神，而是更加偏重个人理性意志的觉醒，通过学习分析、观察、归纳推理等方法构造属于个人的一整套严谨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判断。理性主义是西方哲学两千多年发展中的主导方面，西方古典哲学中有言：“理性是‘永恒真理’的王国，是人和神的头脑里共有的那些真理的王国”[6]，可见理性精神在西方思想中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理性“在其起源上，都是特定历史境域的产物，并且是针对特定范围的特定事物而提出的理念，因而它们都具有历史性”[7]。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需要反思影响中国文化如此之深的“教化意识”所蕴含的“理性精神”。回望我国的历史长河，个人理性意志的觉醒也曾在历史中引起激荡，值得我们“鉴戒”并用来丰富我们自己的思想。

例如，大文豪苏轼一向以旷达见称于世，但苏轼的“旷达”是建立在丰厚理性精神上的智者的大觉悟的表现，是对探索社会人生深层次的执着表现。“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噫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无不充满着自由洒脱的人生智慧。苏轼的旷达中所透露出的理性精神，表现在他居朝廷而无狂妄之态、处天涯而无落魄之姿，他给人的感受总是乐观、洒脱、机智以及对人生的无限热爱。在苏轼身上，可以看到中国文人“理性意志”的觉醒。[8]

三、我国古代教化意识及其理性精神对现实的烛照

综上所述，可以归纳出“鉴戒”的双重递进内涵：第一层是最基本、最直观的，指古人吸收前人智慧并以史为鉴的虔诚观念;第二层是指在“鉴戒”的背后表现出的化育民众的“教化意识”以及为现实所服务的“理性精神”。但不同于西方哲学中所倡导的个人意志上的“理性精神”，中国古代的“理性精神”更多地偏重于向政治服务、为礼教服务。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大家应该跳脱出传统，来寻找拥有独立意志、自由灵魂的“理性精神”。

事实上，“鉴戒”与我国古代的教化意识以及其中所蕴含的理性精神，对当今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烛照意义。人类应该“鉴戒”历史，“鉴戒”自然规律，否则永远都是在历史中徘徊不前。用生命换来的教训是惨痛的，但如果不反思、自省，如履薄冰，载记传承，那就印证了那一句话：人类的历史只不过是一个个循环。但是，“鉴戒”也绝不应该只是成为某个阶级控制人的思想的手段和工具。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拥有独立的意志和高尚的人格。民众的思想不应该只是靠统治阶级来进行教化，更重要的，是我们自身理性精神的领悟与觉醒。

参考文献：

[1]向新元.“鉴戒”与“畅神”——中国早期绘画功能说初探[J].康定民族师专学报，1993，（02）：112-120+128.

[2]邓乔彬.魏晋画论中的鉴戒说及其离异[J].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02）：88-94.

[3]江净帆.“教化”之概念辨析与界定[J].社科纵横，2009，24（01）：131-132+134.

[4]王东.中国古代人物画的鉴戒教化作用研究[J].消费导刊，2008，（02）：201+59.

[5]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6]（德）E·卡西勒.启蒙哲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11.

[7]韩震.重建理性主义信念[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125

[8]梁银林.论苏轼的旷达与宋代文人的理性人生态度[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03）：259-264.

作者简介：

王兴梅，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文艺学2019级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