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为研究对象，把握该文本中社会表演的基本模式，即单角色与多角色互动，单角色与自我互动，“物—角色”互动，在此基础上，整体还原《罪与罚》的表演性结构，即围绕作为表演的谋杀事件生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思想的多元系统，揭示陀氏小说表演诗学的基本特征，即在角色的互动中促成主体发生转变，主体间在“对立”中形成“融合”，意义生成方式多元化。与巴赫金复调理论比照，发现后者对主体的能动性缺乏重视，疏于考察在俄罗斯社会文化背景下“对立”中的“融合”，且未能全面关注到对话以外其他反应链的功能，揭示出复调叙事所隐含的社会表演功能基本的动力结构与审美文化意义。

【关键词】《罪与罚》;表演诗学;互动;巴赫金对话理论

【中图分类号】I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03-0013-04

21世纪以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典小说《罪与罚》的研究往往是从巴赫金复调叙事的角度来考量。事实上，《罪与罚》中的事件不仅是叙事性的，还是表演性的。

表演性理论，主要集中于西方戏剧与文化研究领域。亚历山大定义“文化表演”：“社会主体借助社会过程以个体或集体的形式向他人展示了这一社会情境的意义。这个意义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他们自己所自觉坚守的意义，但他们作为社会主体，总是有意无意地希望他人能够相信这个意义。为了使他们的意义展示产生效果，他们必须呈现一个令人可信的表演，使他们动作、姿态所指向的那些观众能够作为一个合理的叙事来接受他们的动因和解释。” ①作为后现代文化理论的表演性理论有两个明确的源头：J.L.奥斯汀以讨论施事（performative）行为为核心的言语行为理论和表演性理论在人类学和戏剧研究中的应用。奥斯汀对语用功能（即言语用作什么，如警告、承诺等）和言语表达效果（即言语试图让接受者、聆听者接收到什么）做出区分。文学文本便是要达到某种特定的言语表达效果。德里达以“引用性”“重复性”等概念为主的解构批评为表演性奠定了理论基础。②

表演性理论的核心在于将表演视为事件。维克托·特纳强调表演的社会功能，与艾利卡·费舍尔·李希特相似，他也认为表演能够改变参与者，正如米克·巴尔提出，施事行为会改变人们理解现实的方式。理查德·谢克纳受特纳影响，对表演的定义更为宽泛，认为表演不仅包括戏剧表演这一通常意义上的表演，还包括日常行为，如遵守社会规范、扮演阶级角色等，它们与文化实践紧密相连。他进一步在《表演研究》中指出，任何“被架构、表现、强调和展示”的行为都是表演。表演性事件超越了戏剧与现实、演员与观众之间的界限。而演员和观众通常来自同一种文化，共享某种集体表象。③所以，观众能够理解演员在行为举止、表达方式上的变化，与演员形成互动。同时，观众富有成效的凝视也促成了自我反思，形成情感，建构身份，并创造出想象空间。在戏剧研究中，对媒介与表演性的关注，使观众作为生产者被凸显，与演员共现于舞台之上。④

本文将利用表演性理论的基本原则方法，還原《罪与罚》的整体表演性结构，揭示陀氏小说表演诗学的基本特征，探讨表演性结构与复调理论的关系，说明《罪与罚》表演性结构的发现对新世纪中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之启示。

一、《罪与罚》叙事中的表演类型

（一）类型一：单角色与多角色互动

1.拉斯柯尔尼科夫与母亲的互动

（1）对卢仁缺点的揭示

拉斯柯尔尼科夫看穿母亲的表演，书信里满怀信心的字句背后含藏着疑虑不决。母亲直指卢仁在年龄上与杜尼雅相距之大，但话锋一转，又强调卢仁的优势，“只是有点儿”“好像”“但这也许只是”等一系列副词的使用却显示出母亲的犹疑。母亲坦言卢仁的“粗暴”让自己感到不适，但又立刻将其说成是“性格直爽”的表现形式。她郑重提醒主人公不要急于对卢仁的缺点下断语，可见她对此已有自己的看法，但不愿破坏拉斯柯尔尼科夫对卢仁的好印象。在对未来女婿各方面情况的总结中，“至少”二字包含些许无奈，母亲既是在说服拉斯柯尔尼科夫，也是努力使自己相信，作为一个“很可尊敬的人”，卢仁自负、粗暴、爱慕虚荣、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等缺陷都是无伤大雅、可以包容的。

（2）对婚姻交易的解释

母亲在信上介绍卢仁是个富有的人，拉斯柯尔尼科夫讥讽妹妹是看重卢仁的钱财才嫁给他的，可又断言，杜尼雅“决不愿玷辱自己的人格和道德，去跟一个不受她尊敬的和同她一点儿也合不来的人结合” ⑤。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看来，妹妹同意这门婚事是为了哥哥和母亲。这桩以妹妹的婚姻幸福为代价，于自己却有利的交易让拉斯柯尔尼科夫感到愤懑自责。母亲与杜尼雅认同自身的阶级角色，遵守社会规范，希望拉斯柯尔尼科夫接受母女俩的苦心安排，安心享用这桩婚姻交易带来的利益成果。矛盾重重的信裹挟着亲人深挚的爱、体谅与牺牲精神。然而，母亲的自欺表现和妹妹毫无怨言的自我牺牲行为，使拉斯柯尔尼科夫饱受心灵的重负，认为以妹妹的出嫁换取自己站在与卢仁平等的地位接受其帮助是有罪的。在长篇独白中，拉斯柯尔尼科夫时而使用“你”来称呼自己，以旁观者的视角逐层深入地剖析自我，并感到趋于极致的病态的快感。主人公决定必须在此刻做出改变，谋杀阿廖娜·伊凡诺夫娜的想法从他脑海中闪过，具有了某种他从未见过的可怕的形式。

（二）类型二：单角色与自我互动

拉斯柯尔尼科夫与自我的互动表现为病态的梦等一些方面。主人公第一次病态的梦可视为一个插曲，同深刻、尖锐地提出问题相关，与现实中他的精神悲剧暗合，具有隐喻象征意味。拉斯柯尔尼科夫与“童年时的自己”对话，追溯心灵苦难的源头。他幼年丧父，小兄弟夭折，从此家庭变得不完整。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童年总与“死亡”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压抑与恐惧潜藏在幼小心灵的深处，影响他日后思维方式的养成。

拉斯柯尔尼科夫喜欢看拉货车的高头大马，也常看到农民的驽马。高头大马象征人类社会富有力量的强者，驽马则象征弱势群体。驽马因无力承受超越自身能力的重量而受到不公正对待，人人都可以拿鞭子抽它，驽马的生命尊严难以保全，不得不忍受无爱人间的无限伤痛。令拉斯柯尔尼科夫感到恐怖的酒店是疯狂高压的社会缩影。人心异化，逐步走向理性的对立面，不能尊重个体间的差异，而要按照统一的标准榨净个体生命的价值。

米柯尔卡等打杀马的人先发声，底层人民在折磨弱者时陷入狂欢状态，受压迫者愈有被击垮的趋势，压迫者愈加残忍，渴望置其于死地。无休止的彼此倾轧折射出尖锐的阶级矛盾，呈现现代人扭曲的灵魂。反对这一暴行的看客后发声，与压迫者形成交锋。双方的声音此起彼伏，场面愈演愈烈。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声音穿插其间，他是这个狂欢世界的“局外人”，无法与狂欢中的群体展开对话。但他在梦中亲身经历了这一血腥残忍的屠杀场面，目睹受压迫者微弱无力却坚韧异常的反抗，内心受到强烈震撼，一反常态，陷入癫狂。混合着同情与激愤，他想报复这些压迫者。在这个同情为科学所不许的时代，拉斯柯尔尼科夫瞬间成为无数受压迫者的代言人，对拒绝聆听他声音的人心怀敌意。

在这紧急关头，父亲抓住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将他拉出人丛。父亲使幼小的主人公得到保护，避免牵扯进悲惨现实。“他（拉斯柯尔尼科夫）用双手搂住父亲” ⑥，试图寻求身体的依靠与心灵的寄托。但现实中，父亲的早逝意味着拉斯柯尔尼科夫坚实的依恋对象的消失，他无法将心灵的伤痛转嫁给一个比自己强有力且可以信赖的男性亲属以获得安慰，而必须独自面对身心上的一切苦难，既要承受犯罪后的精神绝望，又要忍受经济上的窘困与社会生活中的不公，这些都使他身心交瘁，仿佛是那匹走投无路的驽马。这些与自我的互动带有表演性特征。

（三）类型三：“物—角色”互动

“帕维斯（Pavis）将舞台布景定义为‘文本和表演的遭遇（confrontation）’，认为它‘在一个给定的空间和时间中，将不同的能指系统集合起来或让它们相互对质，并展现给观众’。” ⑦ 下面将分析干草市场，K胡同附近的一个角落等建筑物，以及主人公的帽子等饰品，斧头、干草车等农具，揭示文本中的表演性要素，探讨它们是如何获得合适的符号生产方式的。

1.市场

臭气熏天的彼得堡街道和喝醉的人群构成一幅令人厌恶的阴郁画面。小说情节展开的中心“干草市场”是俄罗斯混乱恶劣的社会现实的缩影。

2.建筑

“在K胡同附近的一个角落里”，拉斯柯尔尼科夫听到“明天晚上七点整只有老太婆独自在家”的关键信息，实施谋杀的时间戏剧性地在一个不起眼的地点确定下来。在这个出人意料的命运转折点上，“人做出决定、越过禁区、获得新生或招致灭亡”“这些点或瞬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狂欢式世界感受的高度浓缩”。⑧拉斯柯尔尼科夫被置于这一特殊处境中，准备着对“一切都是允许的”进行具有决定意义的实验，即梅列日科夫斯基所说的“残酷的实验”，来检验自己的初始观念。

3.饰品

路人不经意地提起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帽子，主人公竟感到恐惧，担心这顶引人注意的帽子会破坏他谋殺伊凡诺夫娜的计划，而此时这项计划是否会实施都尚未确定，体现出拉斯柯尔尼科夫敏感多疑的性格特征及其思想与行动时而分离的情形。

4.农具

拉斯柯尔尼科夫实施谋杀当天去拿斧头时，发现娜斯塔西雅在厨房，心理上遭受打击，很快却在看门人的小屋里意外发现斧头，又受到鼓舞。高大的干草车为主人公进入院落提供掩护。拉斯柯尔尼科夫作案时没有留下证据，他本可能逃脱惩处，最终却选择自首，揭示出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杀人行为实质上是一场思想的博弈，他皈依宗教寻求解脱，即证明其初始想法的破产。

以上将文本中的各要素打散，分析了《罪与罚》中存在的互动类型，探讨了在融合的表演中，小说中的人与物是如何成功地传达各自行动的意义，并达成一定效果的。

二、《罪与罚》表演性结构透视

文本作为展示观念的表演，其形式也具有表演性特征。小说在第一章就达至高潮——拉斯柯尔尼科夫实施谋杀，第二至六章和尾声都在讲述主人公的作案原因与自首过程，即自我救赎的全过程，向读者展现了一出完整的社会戏剧。下面把拉斯柯尔尼科夫与多角色的互动、他与自我的互动及人与物的互动依据小说的叙事过程重新整合，还原作为表演形式的从谋杀到自首的全过程。

（一）文本叙述的表演形态

小说叙述因其复杂的内部反应链构成表演，包含以下三种动力源泉，即话语作用、多重事件交织影响和自我抉择。

1.话语作用

拉斯柯尔尼科夫谋杀想法的产生是受大学生与青年军官对话的启发。大学生提出想杀死伊凡诺夫娜，抢走她的钱，并说不会感到良心受谴责，因为可以用老太婆的钱财造福大众，一桩“轻微”的罪行可以使几千条性命免于疾病与离散。延伸开去，世界上的伟大人物都勇于违背常识，改造真理，为己所用。但当提及实际操作时，大学生又不敢为他所持的“正义”真的去实施。刚巧拉斯柯尔尼科夫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便觉听闻此番对话受到特殊启示。在这一场景中，一开始大学生和青年军官是“演员”，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听众”，但当他觉得那位大学生的想法与自己的暗合时，他又变成“演员”，向作为“观众”的读者展现自己的心路历程。

在卢仁与拉祖米兴的对话中，卢仁提出“社会上一些文明人士的道德堕落要怎样解释”的问题，拉祖米兴认为是“根深蒂固地过分缺乏求实精神”造成的，想“尽快地不劳而获地发财” ⑨。拉斯柯尔尼科夫自省时意识到，自己并不仅是“由于一个崇高的和有意义的目的”而做出越轨之事，事实上也包含对现实的考量。他承认自己“只是不愿等待‘普遍的幸福’到来，而坐视母亲挨饿”，也为实现“肉体上和性欲上的满足”，所以初始的偏激想法缺乏求实精神，是主人公不能直面自身虚伪残酷、自私自利的缺陷造成的。

2.多重事件交织影响

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潜意识里，他对伊凡诺夫娜的血腥谋杀是对第一次病态的梦中米柯尔卡一席人残忍杀害驽马的复仇。在经济强权者伊凡诺夫娜面前，他的处境正如那匹被他人掌控生杀大权的驽马。马尔美拉陀夫认为“求乞是罪恶”，求乞者会受到更大的凌辱，直接被“扫出”人类社会。但若依靠诚实的劳动，索尼雅即使一天到晚不停地干活，也挣不到十五戈比。拉斯柯尔尼科夫在伊凡诺夫娜那里带有“求乞”性质的行为使主人公深感受辱，但他又不得不面对辛勤劳动也无法解决的经济拮据问题。他实施谋杀正是要打破众人视为天经地义的道德准则，颠覆强者与弱者的角色关系，越过法律和道德的边界，对现存的强权提出挑战，在等级观念之外寻求生活的意义与广博的爱。

3.自我抉择

拉斯柯尔尼科夫实施谋杀后，跨越不了违背法律和道德后的心理障碍。他杀死伊凡诺夫娜及其妹妹后想要离开，突然有人造访，主人公便觉“仿佛在做梦，梦见有人在他后面追来，逼近了，想杀死他，可是他仿佛在那个地方扎了根，两手动也不能动了” ⑩。患病昏迷期间，拉斯柯尔尼科夫迷迷糊糊地“想逃跑，但总是有人用力地拦阻他” ⑪。主人公第一次病态的梦中米柯尔卡一席人对驽马的暴行有违人的良知，而他谋杀老太婆姐妹俩同样违背人性与道德，甚至触犯了法律，这注定会成为拉斯柯尔尼科夫心理上沉重的负累。

神秘的陌生小市民宛若先知，第一次直指拉斯柯尔尼科夫就是凶手，惊恐万分的主人公做了第二次病态的梦。拉斯柯尔尼科夫恐惧又羞惭于在梦境中自己受到嘲笑，又因这次梦境回应了他先前对自我的剖析而更加鄙视自己。主人公惊讶于自己从未想过杀死丽扎韦塔，她与自己同情的索尼雅一样，都是可怜又可爱的人，她们牺牲了一切却不抱怨，默默接受命运的安排。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只是以何种方式卑微地立足于世，拉斯柯尔尼科夫意识到就连自己也是卑鄙的，因而老太婆的卑鄙不应成为自己杀死她的缘由。

（二）对外传播的表演形态

社会表演理论指出：“只有建立起了把真实（true）带回背景文化的环路的剧本才是本真的剧本。” ⑫将《罪与罚》视为揭露社会事件的报告文学，俄罗斯的社会文化背景可从小说具有表演性的情节中窥探一 二。

1.社会问题：国民劣根性

看马尔美拉陀夫夫妻吵架的、听玛尔法·彼得罗夫娜念信的看客与鲁迅《祝福》里引祥林嫂讲儿子被狼吃掉的悲惨故事的人们，在无聊的生活间隙，都乐于聆听他人的伤心事，再陪上一阵哄笑或几滴眼泪，而后心满意足地走开。

2.社会思潮：是否信上帝

东正教会是由内向外的和谐的精神有机体，它建立在富有自我奉献精神的爱的基础上，其本质特征是“多样性中的统一”，即“聚和性”。“‘聚和性’理念中的‘爱’是一种‘博爱’，包括‘爱’人的一切……既有美的也有丑的，既有善的也有恶的。” ⑬拉斯柯尔尼科夫爱上女房东“病恹恹”“面貌丑陋”的女儿等经历表明，他是爱且愿意帮助弱者的，但在高压的社会环境中，他又显出异乎寻常的冷酷，蔑视一切丑恶的东西，在他发表于《定期评论》上的那篇论犯罪的文章中体现得格外明显，才招致波尔菲里的追问。因而，拉斯柯爾尼科夫与波尔菲里关于是否信上帝的讨论实则是对主人公灵魂的叩问。

3.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崇高被消解

拉斯柯尔尼科夫深受尼采“超人哲学”“权力意志论”的影响，当极端个人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主人公的生命意志中达到顶峰，他试图通过谋杀检验自我能否成为“超人”。然而，在波尔菲里紧贴现实的追问、拉祖米兴坦率的质疑中，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理论愈加显示出残酷的一面和同现实的疏离，崇高被消解。主人公会产生过激想法也与他孤独得太久，性情变得古怪有关。倘若有所爱之人相伴，可能就不会萌生这些可怕的想法。左西莫夫建议拉斯柯尔尼科夫去工作，并制定一个目标。

（三）《罪与罚》表演性的总体结构

上文还原了小说中作为表演形式的从谋杀到自首的全过程，围绕作为表演的谋杀事件生成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思想的多元系统。一方面，文本整体叙事链作为表演的层次，包括话语作用、多重事件交织影响和自我抉择等;另一方面，小说对外传播作为表演的层次，将社会问题、社会思潮与主人公的心路历程等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些出现在不同时期、造成不同程度影响的因素构成一条完整的反应链，使小说作为表演的叙事成为可能。

三、《罪与罚》表演性结构的诗学启示

《罪与罚》表演性结构的发现揭示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表演诗学的基本特征。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作品素以擅长复调叙事为世人称道，复调叙事不仅体现为文学的主题对话关系，还因其勾连起不同角色的社会身份与社会观念的互动而展现为一系列社会表演事件。巴赫金在复调理论中指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世界里，对话既是行动，又是目的，即为了进行自我揭示。而表演性理论则更强调在事件进展过程中，主体因对现实的理解方式发生变化，重新审视自我，主动做出改变。相比复调理论，表演性理论对主体的能动性予以更为充分的关注。

再者，早期的社会形式都被打上了仪式化符号交流的印记。⑭而当前社会看似去仪式中心，表演依然存在，对话本身就是表演，因而具有仪式性。同时，东正教文化熏陶下的俄罗斯民族注重集聚，讲究整体化。⑮然而，巴赫金复调理论强调的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形诸布局结构的对话表现为“我”与“别人”的人与人之间的对立，⑯疏于考察“对立”中的“融合”。但在表演性理论中，“我”与“他者”的关系，或者说“观众”与“演员”的关系，未必呈现为决然的对立，而能在一定程度上达成融合，促成主体的转变。因而，可由对话所构成的仪式情境增加对“融合性”的考量。

巴赫金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奉为语言大师，在呈现人与人关系的抽象领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描绘对象是具有充分价值的语言。由于不同语言相遇的结果，形成“观念的对话”，语言中的新因素和新功能被揭示出来⑰。而在表演性事件中，除了带有一定抽象性的对话，还有多种具体可感的表现形式，如具有象征意味的环境、道具等，不同物品构成不同的反应链，共同促成转变的发生。在“结局”到来的一瞬间，出现在不同时期、造成不同程度影响的因素在各自反应链的驱使下，展现出复调运作实现的过程，使小说作为表演的叙事成为可能。

据此，以复调叙事所隐含的社会表演功能为研究对象，揭示其基本动力结构与审美文化意义，或将成为新世纪巴赫金研究的学术增长点，并促进中国巴赫金研究与世界巴赫金学界展开对话。

注释：

①伊恩·伍德沃德著，张进、张同德译：《理解物质文化》，甘肃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186页。

②何成洲：《巴特勒与表演性理论》，《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3期。

③⑦⑫杰弗里·查尔斯·亚历山大，侯园园，徐冰：《社会表演理论：在仪式和策略之间建立文化语用学模型（下）》，《社会》2015年第4期。

④Eva Hattner Aurelius，He Chengzhou，Jon Helgason.Performativity in Literature（The Lund-Nanjing Seminars）.Sweden：Kungl.Vitterhets Historie och Antikvitets Akademien（KVHAA，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Letters，History and Antiquities），2016：12-16.

⑤⑥⑨⑩⑪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岳麟译：《罪与罚》，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第49页，第124页，第66页，第95页。

⑧王建刚：《狂欢诗学：巴赫金文学思想研究》，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211页。

⑬⑮管月娥：《东正教的“聚和性”理念与复调小说和结构诗学理论》，《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2期。

⑭杰弗里·查尔斯·亚历山大，侯园园，徐冰：《社会表演理论：在仪式和策略之间建立文化语用学模型（上）》，《社会》2015年第4期。

⑯⑰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复调小说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44页，第362页。

作者简介：

史可悦，女，上海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