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莲 齐磊磊

东方社会既是一个相对于西方社会的地理概念，又是指相较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落后社会形态。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认识建立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由此，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是“西方中心论”者。这种研究进路遵循实证主义逻辑，既忽视了马克思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又忽视了马克思中晚年思想上的转型。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内学界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研究重点，主要探讨其与“五种社会形态”的关系问题，但这些研究“一般都缺乏‘东方学’的理论自觉，未能从东方学、东方社会理论的层面上理解马克思的相关论述”①王向远：《中国“理论东方学”与“亚细亚生产方式”七十年定位定性之争》，《东疆学刊》2019年第4期。；而且，在一些概念上，也未采取更加开放的视角。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界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上面，“补课论”和“跨越论”成为当时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两种研究的进步意义在于都承认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开放性，但是，缺乏破除单一社会发展观的理论自觉。实际上，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认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最开始认为东方社会的历史不过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入侵者的历史”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56页。，到提出东方社会不必照搬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马克思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既体现了东方社会本身的复杂性，同时也表明东方社会发展具有内在的自主性。只有对马克思认识东方社会的过程作出整体分析，才能破除马克思是“西方中心论”者的论调，也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关于“理想王国”和“未来社会”的描述之于中国实践的深远意义以及中国实践之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一、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认识东方社会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早期的研究并没有直接涉及东方社会，但是，他关于世界历史的分析却为认识东方社会提供了理论基础。《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阐述世界历史理论最重要的两部文献，也是研究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重要文献。

（一）世界历史的发展打破了东方社会的孤立状态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对世界市场的分析首次阐明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指明了东方社会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马克思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8页。，在发展的最初阶段，尽管各个民族每天都在创造生产力，但是这种创造是单独进行的，非常的脆弱，蛮族的入侵、战争等任何的偶然事件都有可能让这种已经创造出来的、被广泛需要的生产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8页。新航路的开辟和美洲的发现为世界性的交往提供了可能，也为保持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提供了可能。一方面新市场的发现改变了交往“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6页。，另一方面让“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6页。。概括而言，世界市场越是普遍发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8页。东方社会作为新航路开辟的新市场，也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破坏的新对象，只能随着流通加速、资本集中，被动卷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之中，成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

（二）资产阶级破坏了东方社会生产方式的完整性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进一步阐释了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对东方社会的破坏，特别是对东方社会生产方式的破坏。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2页。第一，资产阶级把人从对自然的依附和对宗法关系的依附中解放出来，让单个人的活动成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单个人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人。第二，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让“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4页。。第三，资产阶级消灭了生产资料、财产以及人口原始的分散状态，让“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4页。。第四，资产阶级创造的生产工具，让“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5页。。东方社会在前资本主义阶段，无论“政治上变化多么大，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51页。，历史的变迁不过是在“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败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51页。。是资产阶级的“渗入”让东方社会丧失了“孤立状态”的完整性，同时也让东方社会丧失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4页。以及东方文明本身；因此，只能接受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因为“野蛮的征服者，按着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57页。。

（三）东方社会在世界历史阶段发展的可能性趋势

通过对世界历史的分析，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未来作出了初步的判断，那就是“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5页。。在马克思看来，东方社会之所以缺乏发展的自主性，一方面是因为其文明本身相较于资产阶级创造的文明，是落后的文明形态，“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54页。。因此，社会自身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变革，只能在资产阶级的影响下，才有可能结束原始的封闭状态，并作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参与全球性的生产与竞争。另一方面，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也是生产力普遍发展以及世界普遍交往的过程，资产阶级在促进生产力快速提高以及消灭世界原始隔绝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主导性的作用，因而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占据主要地位。东方社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介入之前，生产力处于停滞状态，政治形式也非常僵化，所以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处于从属地位。同时，马克思还指出，资产阶级虽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影响，但是，资产阶级也“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6页。无产阶级（无产者）既肩负推翻资本主义旧世界的历史重任，也肩负建立共产主义新世界的历史使命；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生产力普遍发达以及世界历史基本形成的基础上，无产阶级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一下子’同时发生”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6页。，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一个国家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快慢速度，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工业水平、财富状况以及生产力总量，因此，共产主义革命至少是在英国、美国、法国等这些工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同时发生的革命”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6页。。东方社会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生产力水平也不高，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又处于从属地位，所以，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速度相对较慢，困难也相对较大。

二、两极相联原理是马克思研究东方社会认识上的转折

旧中国既在地理上属于东方社会，又在社会发展形态上符合东方社会的典型特征。马克思在分析中国革命（太平天国运动，下同）过程中使用了两极相联的原理，这既表明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是双向互动的关系，特别是东方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程度的主动性；同时也说明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认识发生了转折，在此之前，马克思认为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的关系是一维的、单向度的。而且，研究中国革命的论文也是马克思“运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②王东红：《马克思化中国的源头活水——160年来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史论》，《党政研究》2015年第5期，第59页。分析中国的首篇论文。

（一）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是双向互动的关系

马克思早年研究的重心是“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61页。，特别是英国这个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对于非工业性质的国家来说，马克思认为只有在普遍交往的前提下才能卷入普遍的竞争。但是，在考察中国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马克思指出：当西方列强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也有可能把“动乱”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84页。送往西方世界，这就是说，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不是单向度的关系，而是双向互动的关系。马克思认为，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第一，破坏了中国的财政，战争赔款、鸦片消费等让中国的白银不断外流，银源濒临枯竭。第二，破坏了中国的经济基础，建立在家庭作坊之上的手纺业、手织业、手耕农业等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53页。，但蒸汽机的使用让古老民族的工业消失殆尽。第三，破坏了中国人的身体，三角贸易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非洲人的生命，但鸦片贸易却一次性的、毁灭了中国人的生命。第四，破坏了中国的社会风尚，西方的入侵让“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9页。。马克思认为，上述这些破坏让旧中国面临破产的局面，但中国的破产也会对西方的社会产生影响。因为中国既是西方工业化过程中必需的新市场，也是人口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市场，中国社会的动荡，一方面会造成生产市场的萎缩，另一方面也会造成消费市场的萎缩。西方社会受到中国的影响，既要面临白银外流、生产力无法维持的困难，也要面临产品滞销、再生产无法开展的困难。马克思认为不能持续创造生产力以保持自身的存在，也不能消灭生产力以取得新的发展，这将激化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的矛盾。所以，当中国发生革命，其火星必将抛到西方这个工业体系的地雷上，进而引爆西方社会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

（二）东方社会影响西方社会的方式以及步骤

东方社会将对西方社会产生影响，但在影响的方式上，马克思认为不是军事侵略，而是作为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即通过市场的变化引发西方社会内在的、固有的矛盾。马克思指出：在世界市场中，以往“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4页。。西方国家作为世界市场的主要力量，一方面要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速度才能满足世界性的需要；而且，对生产工具、生产关系进而对全部社会关系进行不断的革命也是资产阶级保持生存的内在条件。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创造生产力的速度远超世界性需要的速度，如果没有持续扩大的市场作为保障，那么，资产阶级创造的生产力就无法保持。马克思认为，这种既要为不断提高的生产力寻找新兴市场，又要为过剩的生产力寻找倾销市场的矛盾，是西方大工业繁荣背后隐藏日益迫近危机的根本原因。中国市场的变化将会成为引发西方社会普遍危机的导火索，尽管，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矛盾才是危机发生的真正根源。同时，马克思还指出，伴随经济领域危机的还有西方社会的政治危机，因为“欧洲从18世纪初以来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事先没发生过商业危机和金融危机”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83页。，因此，在影响西方社会的步骤上，东方社会引发的经济动荡将是西方社会政治革命的先声。

（三）东方社会对西方社会的影响具有局限性

东方社会何以从一个停滞的社会转变为对西方社会产生影响的社会？马克思指出：“战争也好，革命也好，如果不是来自工商业普遍危机，都不大可能造成全欧洲的纷争”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85页。。在以往考察中，马克思认为西方社会的工业体系内部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体系本身是“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83页。，所以，西方社会发生革命的原因极有可能是内生性的。但在分析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作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中国发生革命，这个革命的火星势必点燃西方社会的“地雷”。因而，马克思把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可能引发的欧洲危机称为“奇观”。但是，随着考察的深入，马克思又发现：东方社会对西方社会产生的影响极其有限。首先，中国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不是中国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而是夹杂了王朝的、宗教的以及民族的复杂原因。其次，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不是掌握先进生产力的、贫困到只能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无产阶级，而是大量的破产农民。还有，中国革命的任务不是以一种生产方式取代另一种生产方式，进而实现社会形态的转变；而是以新的朝代取代旧的朝代，正如马克思的评价：中国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者“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545页。这就是说，尽管西方世界下一次起义以及下一个阶段争取共和自由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革命，即太平天国运动，但中国对西方社会的影响却非常有限。

三、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社会未来的考察具有开放性

随着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以及研究的不断深入，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经济结构的考察更加全面，态度也更加谨慎。与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互相影响不同，马克思认为真实的东方社会保持了自身的特殊性，因此，不能将东方社会简单视为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基于此，马克思对东方社会未来发展道路的预测持更加开放的视角。

（一）东方社会不具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历史条件

通过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考察，马克思发现，东方社会并不具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的历史条件，这里，“亚细亚生产方式之于东方社会具有实体性”①邹诗鹏：《马克思“卡夫丁峡谷”问题探索再研究——兼谈东方社会发展的主体性》，《河北学刊》2019年第5期。。马克思认为，第一，在土地占有形式上，特殊的气候、地理条件等决定了东方社会只能以共同体的形式占有和利用土地，这种土地所有形式决定了共同体内部“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50页。，而是依赖专制政府这个更高的统一体。第二，在土地实际占有上，东方社会“朴素天真地把土地当做共同体的财产”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26页。，但“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26页。才是真正的土地所有者。共同体中的单个人看似拥有财产，但却失去了财产，因此，必须加强与共同体的联系，这决定了东方社会的生产方式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第三，在剩余财产的分配上，“总合的统一体”以更高的所有者身份占有整个社会大部分的剩余产品，家族或部落的首领占有小部分的剩余产品，共同体中的个人、剩余产品的实际创造者只能占有勉强度日的剩余产品。这种自上而下的分配制度决定了个人不可能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第四，在城市的发展上，东方社会的城市是亲属血缘关系或地缘部落关系集聚而成的生产区域，充当政治或军事的中心。这种城市不是社会分工的结果，也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马克思认为，以上因素表明，虽然世界历史的发展会对东方社会产生肢解作用，但是这种肢解的速度非常缓慢，而且肢解的程度也非常有限。东方社会由于本身的性质、社会内部的结构以及自在的坚固性等，有可能实现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发展，即东方社会有可能独立实现社会形态的转变。

（二）东方社会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

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马克思专门论述了俄国公社“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25页。，也就是直接过渡到公社现代形态的可能性。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20页。，在第二草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封建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是以剥夺生产者为出发点的”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70页。。但是，马克思同时指出，这种生产方式的变革只是以一种新的私有制代替旧的私有制，而且，这种“‘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20页。，对于具有东方社会典型特征的俄国而言，并不适用。因为就俄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这是唯一一个在全国范围内保留“农村公社”的国家，这种“农村公社”既不同于史前社会的原始公社，也不同于西欧封建社会的农村公社，是一种土地全部归公社所有，土地产品全部归公社农民所有的公社模式。马克思认为公有成分和私有成分的同时存在是俄国农村公社的最大特点，这意味着俄国拥有“社会新生的支点”，“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37页。。而且，马克思还指出，俄国拥有实现社会新生的另外两个重要条件，一是俄国不是“外国征服者的猎物”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21页。，能够对农村公社进行民主化改造，二是俄国农村公社与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能够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所以，马克思认为：俄国一方面可以通过发展“土地公有制和消灭它也包含的私有制原则来保存自己”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26页。，另一方面也能“通过本国农村公社的发展来摆脱它在农业上所处的绝境”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30页。，也就是说，俄国能够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式转变。

（三）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未来发展的认识持审慎态度

从东方社会不具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历史条件到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折。但是，马克思却对自己的新研究成果非常审慎，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历经四稿，前三稿的相关分析非常详实，而且，并不与正式回信（第四稿）相互冲突；然而，在正式回信中，马克思只是做了“简短说明”，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寥寥几行”消除误解，而不是宣布其最新的研究成果。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否认了其关于俄国公社的最新认识是一般东方社会发展的理论概括，而是说新的认识与马克思原本奉行的历史进化理论具有巨大区别。马克思强调，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实际上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俄国农村公社保留的公有成分有可能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强大生命力源泉；另一方面，俄国农村公社的私有成分也有可能成为公社解体的根源。那么，到底是俄国农村公社“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61页。，还是“后者战胜前者”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61页。？马克思认为：“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61页。。其实，马克思考察俄国农村公社的伟大意义不在于具体的结论，而在于在这一考察过程中，马克思视角上的开放与创新。俄国作为一个历史视域中的欧洲国家，从社会发展状况、地理分布以及马克思分析俄国公社的问题域来看，都更加符合东方社会的基本特征。在《经济政治学批判》第一分册的附注中，马克思也指出斯拉夫族（俄国的主体民族）和印度等地一样，都存在一种原始的土地所有制。因此，马克思考察俄国农村公社之于整个东方社会而言具有普遍意义。

四、中国的实践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认识上的转变“不仅彰显出马克思理论探索本身的超然魅力，而且显示出他的理论对于现实革命实践的巨大张力”⑧涂成林：《马克思晚期东方社会理论的转型——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到“跨越‘卡夫丁峡谷’”》，《学术研究》2014年第11期。。对于中国而言，如何选择革命道路以及如何实现社会发展，这是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一道难题。马克思虽然未在考察东方社会的过程中对中国的实践作出具体规定，但是，他关于东方社会的认识却为中国自主探索革命道路以及选择发展方向提供了思想基础以及理论指导；同时，中国的实践又进一步确证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

（一）中国革命道路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发展

中国属于必然发生彻底社会革命的东方社会范畴，但要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式”转变，在恩格斯看来，困难程度至少大于俄国。一方面，社会进化的法则不能跳跃，也不能通过行政命令取消；另一方面，东方落后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与直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具有本质区别，前者基于理性推测，承认东方社会发展具有内在的自主性；后者注重社会实践，要求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中国在革命实践中，抓住了当时历史提供的一切有利机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形态的“跨越式”转变奠定了基础。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的入侵，中国被动参与到资产阶级主导的世界历史体系中，但是，这种“参与”并没有体现出任何重建的迹象，中国的社会状况没有得到改善，中国人民也没有实现解放。相反，西方的入侵决定了中国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同下）面临两大历史任务，一是争取民族独立，二是实现人民解放。然而，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无数仁人志士探索救亡图存的实践都失败了。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革命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初阶段，苏共领导人认为按照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划分，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资产阶级是中国最先进的阶级，所以，中国革命的首要目标就是发展资本主义。毛泽东等人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时发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对待中国革命具有相互矛盾的态度，“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页。。基于此，毛泽东等人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是中国革命最坚定的领导阶级，而且，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可能是中国共产党可靠的同盟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无产阶级是中国最坚定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自主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总结中国革命道路的三大特点，一是不同于马克思提出的新的社会革命要在生产力普遍发展以及世界普遍交往的基础上同时爆发的观点，二是不同于俄国以城市为中心、城市领导农村的革命道路，三是不同于苏共领导人提出的先完成资本主义革命、再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作为一个经验事实，中国的革命道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认识；作为一个社会现实，中国的革命道路是在实践中形成以及被实践证明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而且，就其影响来说，中国革命道路的成功也为其他落后国家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式”转变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

（二）中国全球化进程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发展

按照马克思最初的设想，工业发达的国家和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有两种“接触”模式，一是“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页。，而工业不发达的国家一旦进入到资本主义的怀抱，就会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二是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发生社会革命将会引发工业发达国家普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革命。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参与全球化和发展全球化的实践中突破了以“一种所有制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交往方式；并在维护全球化和推进全球化的过程中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这个倡议为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互相联系和加快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和交往模式。

从性质上讲，“一带一路”是合作性质的，在发展过程中，中国不追求社会性质的一致性、不要求发展模式的统一性、不谋求势力范围，强调从形式多样、灵活高效出发，实现参与各国的资源整合、优势互补。马歇尔计划以第一、第二世界为援助重点，意识形态站队和经济胁迫意图明显。“一带一路”的辐射范围更大、合作对象更多、合作议题更丰富、合作空间也更广阔，是真正意义上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①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90页。。在合作目的上，“一带一路”既为中国人民造福，也为参与各国的人民造福，中国欢迎参与各国在“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②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04页。基础上形成合作共赢的新常态，作出增进民生福祉的新贡献。在合作内容上，“一带一路”着力于实现中国与参与国家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③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0页。等，不断加强与参与各国的经济联系、文化交流以及人员往来。在合作原则上，“一带一路”尊重参与国家在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上的自主权，支持中国与参与国家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共同推动区域发展；力求在改善各自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探索中相互帮助，在双方各自关切的重大问题上互相支持，在促进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彼此理解。

总体来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突破了资本主义“铁面无私的规律的支配”以及落后国家对发达国家可能的破坏，开创了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交往的新模式，这种新模式强调互利共存，不用为保护某种所有制而去侵犯另一种所有制。同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也表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和更高的积极性，不仅能为自身开辟出对外开放的新天地、提高对外开放的新水平、扩大对外开放的新空间；而且，也能为全球合作搭建新平台、全球治理提供新方案、世界合作注入新内容。

（三）中国现代化建设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认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④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1页。，但马克思也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东方社会来说，一方面，社会自身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来自外部的影响，社会状况也不会发生根本性变革。这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尽管具有侵略性和破坏性，会对东方社会的经济结构造成不可修复的打击，但是，这种打击只是在情感上值得同情。就社会的发展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东方社会实现现代化最好的以及不可替代的选择。因此，不管资产阶级在东方社会犯下了多少罪行，都只不过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⑤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54页。。同时，马克思也强调，即使以俄国为首的东方社会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是这种可能性的必要前提是“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21页。。显然，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虽然在资产阶级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充满了悲剧色彩，然而，以西方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现代化范式不可避免。沃勒斯坦也认为：“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世界，而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①［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沃勒斯坦精粹》，黄光耀、洪霞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7页。，这就是说资本主义道路在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具有唯一性。

中国在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打破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唯一性，将马克思提出的东方社会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从理论上的可能转变为实践上的可行。首先，在物质财富的创造中，中国没有通过殖民掠夺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而是从实际出发，一方面，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②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页。；另一方面，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以及工业基础的搭建，实现了从“落后时代”到“赶超时代”再到“引领时代”③赵英红：《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兼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理论自觉》，《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的伟大蜕变。其次，在物质财富的分配中，“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④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页，中国与此不同，在发展过程中，中国没有为少数人的利益损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是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基础上，把“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⑤习近平：《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强调深入扎实抓好改革落实工作盯着抓反复抓指导抓出成效》，《人民日报》2016年2月24日，第1版。作为计量工作得失的衡量标准以及评价改革成效的标准。同时，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把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

总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是“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63页。，也不是必须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才能实现社会形态的更高转型；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全体中国人民的“合力”，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取得了西方发达国家一二百年时间才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这种历史性成就为人类文明开创了新形态。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充分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途径，同时，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不仅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⑦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页。，也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资源以及实践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