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袁村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江苏南京 210000）

引言

小说《静静的顿河》讲述了顿河地区哥萨克人从1912年到1922年近十年间波澜壮阔的故事，这十年间，顿河哥萨克人先后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哥萨克人的生活和命运也在历史事件的助推下发生了重大变化。小说作者肖洛霍夫本人就生长于顿河畔，因此，他在作品中讲述的故事、描绘的场景、塑造的人物都十分具有细节性、真实性。可以说，《静静的顿河》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如果把它所讲述的故事放在现实中，我们不会觉得有任何不合理之处，把《静静的顿河》称作“真实的顿河哥萨克史”和“哥萨克社会的百科全书”是完全不为过的。

在小说中，肖洛霍夫塑造了生动而特点鲜明的哥萨克群像，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基本涵盖了哥萨克群体中各个阶层、各个人群中的典型形象，其中不乏如格里高利、阿克西妮娅这样的经典文学形象。然而，本文要讨论、分析的不是某几个具体的人物形象，而是将小说中塑造的诸多哥萨克形象当作一个整体，试图剖析其概括性的特点和内涵。当然，和任何社会群体一样，哥萨克人不是铁板一块，对于其中的几种典型类型，需要分开讨论、独立剖析。

所谓人性，即人的共性，《静静的顿河》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它展现了哥萨克群体的真实人性。本文拟根据小说中塑造的各种哥萨克形象，归纳、总结哥萨克群体形象的某些特征，通过不同的侧面透视哥萨克人这个俄罗斯历史上的特殊群体。

一、哥萨克群体的特征与成分

从民族学意义上讲，哥萨克人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但他是一个有自己独特历史和文化的社会群体。与大多数俄罗斯人民相比，哥萨克人是一个“特殊群体”，也是一个“边缘群体”。

（一）哥萨克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地位

“哥萨克”（俄语：казак）一词源于突厥语，意为“自由的人”，与“哈萨克”（俄语：казах）出自同一个突厥语词汇。但是，哥萨克人与哈萨克等操突厥语的中亚民族没有太多的直接联系。大约在15世纪，一些不堪贵族地主阶级压迫的俄罗斯族、乌克兰族农奴与城市贫民逃往俄罗斯南部广袤的草原地带，这里不仅土地辽阔、水草丰美，而且是沙皇统治力的强弩之末。此后，这些流民在顿河、第聂伯河和伏尔加河流域过着半耕半牧的生活，而俄罗斯南部草原上操突厥语、蒙古语的游牧民族与他们不断融合，这就形成了哥萨克人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

在经济状况上，绝大多数哥萨克人是有产者，而且拥有的份地的相对比较多的。根据沙俄政府中央统计委员会的《1905年度地产统计》显示，全国拥有30俄亩以上土地的富农家庭中，约五分之二是哥萨克农户。平均每户哥萨克人有近50俄亩土地，是非哥萨克户地产的十倍。此外，哥萨克人在几个世纪的历史演变中，变成了一种独特的军人阶层。受到南部草原游牧民族的影响，哥萨克人精骑善射、彪悍好斗，哥萨克男子普遍自幼练习骑射、使用冷兵器和拳击，因此，哥萨克人是天生的骑兵。哥萨克人在社会生活上长期靠自治社会团体来决定公共事务，有自治传统和无政府主义倾向，加之其远居疆畔、剽悍善战，沙皇政府很难完全控制哥萨克人，因而采用相对怀柔的政策对哥萨克人既利用又限制。这样一来，哥萨克骑兵就不断演化为沙皇政权的“雇佣军”，在沙俄帝国主义扩张的历史上，哥萨克人发挥了很大作用。

（二）哥萨克群体的性格与精神特征

哥萨克人作为一个有着独特历史和传统的社会群体，在群体精神和性格上也自然具备一些一般俄罗斯人民不具备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尚武善战，崇尚军事荣誉。哥萨克人作为沙俄社会中的一个特殊军人阶层，军事生活对其群体价值的影响很明显。例如，小说中可以看到，哥萨克老头子们聚在一起常常互相夸耀自己往日的战功，格里高利第一次获得勋章时潘苔莱到处炫耀。哥萨克社群中男女老少对军事荣誉都有一种极大的肯定，然而，相比于关心为谁打仗、和谁打仗，哥萨克人更在意的是战争给个人能带来什么好处。

其次，哥萨克人热爱自由，追求相对的独立。哥萨克人有长期的自治历史，因此，在革命动荡年代，很多哥萨克人既不愿倒向红军，也不愿继续给“军官老爷”们效力，而是希望借此机遇谋求哥萨克人相对独立的自治地位。

另外，哥萨克人对土地有很深厚的感情。哥萨克人的主要生产方式是农业，因此，哥萨克人对大自然和故乡有极大的亲近感和归属感。小说中展示的哥萨克民歌中充满了对故乡土地、河水的歌颂。故乡的自然景物在哥萨克的精神世界里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独特的意涵。

但是，哥萨克社会中也保留了相当明显的封建传统残余。如列宁所说，哥萨克群体“保留着特别多的中世纪生活”。（《列宁全集》第26卷第16页）宗教在哥萨克社会中发挥着很顽固的作用，自然，哥萨克人也很迷信。在家庭生活中，封建宗法式的家长制支配着一家人的生活，同样，在社会生活中，年长男子把握着公共事务决策中的话语权。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并不高，女性仍然被当作男人的附庸。

（三）哥萨克人内部的阶级分化

随着历史的发展，哥萨克社会内部自然出现了贫富分化和阶级划分，这种分化在19世纪下半叶加剧。可以发现，哥萨克人的经济地位和其在军队中的地位是高度相关的。拥有上千亩土地的封建贵族地主在军队中即充当高级将领，军官基本都来自贵族阶级，一般的富农和中农家庭的男子则有义务自备马匹、武器服兵役，编入哥萨克的骑兵部队，其中精锐者还会作为沙皇的“禁卫军”。而没有经济实力自备马匹、武器服兵役者，就要作为步兵编入一般地方部队。绝大多数哥萨克人是能够自备马匹、武器服兵役的有产者。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则不同于一般的哥萨克人，比起追求传统的军事荣誉和军队中的职务，他们显然更热衷于财富积累。

哥萨克社会等级森严，哥萨克军队也和所有的旧军队一样，军官和士兵是两个泾渭分明的阶级，士兵称呼军官为“老爷”，军官经常打骂体罚士兵，士兵内心对军官也多有仇恨和不满。

二、小说中塑造的几种哥萨克典型人群

《静静的顿河》讲述的是哥萨克人的故事，它不仅让读者看到了什么是哥萨克人，也向读者展示了各式各样、各具特色的哥萨克人。在作者塑造的各种类型的哥萨克形象中，有的是坚定的反革命者，有的是坚定的革命者，而大多数是在革命中摇摆、在战乱中苦苦和命运斗争的人。值得注意的是，《静静的顿河》在倾向上一直是颇受争议的，作者在刻画人物时，也往往是不直接表现感情倾向的，而这大大体现了小说的真实性。

（一）军阀、地主、富农

小说中表现的哥萨克军阀，如科尔尼洛夫、卡列金、克拉斯诺夫等等，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作者在刻画这些人物时，有意在细节上突出了他们“大人物”的特征，在言谈举止和外貌的描写上和一般的市井人物做了明显的区分。然而，对于他们的内心想法和人物背景没有过多的叙述，毕竟在小说中，这些历史人物主要发挥的是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这些哥萨克军阀对待革命的立场是简单而明确的——旗帜鲜明的反革命，在旧社会，他们是维护、强化沙皇统治的军事工具，沙皇被推翻后，他们希望继续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取代沙皇成为新的统治者。

小说中着墨较多的哥萨克贵族大地主阶级形象就是利斯特尼茨基父子，文中对他们的生活细节做了大量描写，可以看到，他们过的是一种悠闲而富足的田园生活，同时可以看到，大地主在旧社会享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例如叶甫盖尼·利斯特尼茨基只用一句话就能让格里高利暂时不去服役，老地主在当地几乎受到最高的尊敬。老地主是一个养尊处优、孔武有力的旧式哥萨克贵族形象，举手投足间代表着特权阶级的尊严和秩序，而叶甫盖尼·利斯特尼茨基则是个阔绰浪荡、带有资产阶级特征的“公子哥”形象。对于布尔什维克即将要带来的革命，他们既不理解也不能接受，也曾经尝试过挽回沙皇政权的颓势（叶甫盖尼在军队中和其他贵族军官商议后，开始清除军队中的布尔什维克并试图把哥萨克们拉回到他们那一边），然而作用甚微。在历史的大势面前，他们只能跟随大军阀向南方节节败退。

格里高利的老丈人——米伦就是个典型的哥萨克富农，在小说的一开始，可以看到，除了比一般的哥萨克家庭富裕一些、多雇佣了几个无产哥萨克人做劳工之外，米伦一家人和一般的哥萨克家庭没有什么差别。但是，随着革命的到来，就不难发现，米伦反对苏维埃政权和捍卫哥萨克传统价值和秩序的决心，明显比一般的哥萨克人坚定。最后，米伦因为“密谋颠覆苏维埃政权”被枪决。作者对这一情节做了悲剧化处理，以表现革命和动乱年代中人性残酷冷漠的一面。

总体而言，以上三种人群都是旧社会的上层阶级和既得利益者，对于布尔什维克消灭剥削、平均土地的政策，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同时，他们也是哥萨克传统价值和社会秩序的代表与维护者，因此，他们同样不能接受苏维埃政权对旧社会、旧价值的解构。

（二）坚定的共产党员

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三个典型的共产党员形象，分别是施托克曼、本丘克和波乔尔科夫。

施托克曼是第一个出场的共产党员，从描写上看他应该是一个平民阶级知识分子。革命前夕，他用“掩护身份”在鞑靼村向哥萨克人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贫农和工人出身的哥萨克人。施托克曼的主要身份是宣传者，之后在革命中牺牲了，他身上具有革命知识分子那种特有的气质——冷静、敏锐、富有理想主义、略带有神秘感，他一面在暗中观察哥萨克、判断革命的时机与形势的发展，一面潜移默化地用通俗的方式传播革命的火种。施托克曼代表的是哥萨克社会中率先觉醒的那部分人，他脱离了哥萨克人的局限性和阶级利益，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了自己的世界观，无疑是坚定的革命者。

另一个共产党员就是本丘克。小说对本丘克的着墨还是很多的，我们可以了解到，本丘克是个工人出身的哥萨克人，家中有一个老母亲，起初在旧军队中当兵，后来因功成为军官，他在军队中向哥萨克传播布尔什维克的理念，直接动员哥萨克人，随着革命的逼近，他逃离军队，来到红军队伍。作为红军中的骨干，相比于施托克曼，本丘克是一个行动者。本丘克是三个共产党员形象中最丰满、最有人情味的一个。小说描写了他回家探望母亲，和红军女战士安娜相爱，生重病受安娜照顾，在安娜牺牲时悲痛欲绝，最后英勇就义。本丘克的形象表明了红军战士也不是“铁打的”，也有人的七情六欲，也有意志薄弱的时候。但是正是这种更贴近现实的形象，才更凸显共产党员在革命年代的牺牲和奉献。

波乔尔科夫是另一种共产党员，他是革命事业的领导者，是红军的干部。身材高大魁梧、气质刚毅的波乔尔科夫符合苏联文学中典型的红军指挥员形象。波乔尔科夫无疑是个理想坚定的革命者，但是作为领导者、决策者，他在很多时候必须果断，甚至是冷酷，波乔尔科夫显然是一个用理性驾驭感性的人，他对待敌人冷酷无情、对待同志热情坦诚的作风一下就征服了本丘克，但是他冷酷处决白军军官的一刻，令格里高利无法接受，这一事件也是格里高利离开红军队伍的一个重要原因。最后英勇就义前的一刻，他还慷慨激昂地演说革命必胜的理论，但在场大多数哥萨克人对他感情无疑是仇恨大于同情的。

总而言之，肖洛霍夫塑造的共产党员不同于很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共产党员形象，他塑造的共产党员显然更真实、更立体，小说中共产党员忠于理想的浪漫主义、坦诚真挚的同志感情令人动容，但小说同样揭示了共产党员的个人感情世界和更多样化的人格。

（三）革命的贫农和无产者

小说中还讲述了鞑靼村中几个贫农、工人、佃户出身的哥萨克人，如机器匠伊万、“钩儿”和米什卡·科舍沃伊等。他们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对革命形势和社会主义制度有自己粗浅的理解。但是，比起坚定的共产党员，他们之所以在革命中选择红军一方，更多是出于阶级利益的考量和对革命大势的顺从。

小说中出场最多、也是与麦列霍夫家有最多爱恨情仇的人物，就是米什卡·科舍沃伊，米什卡是一个贫农出身的红军战士，在红白两军不断攻守易形的过程中，他杀死了格里高利的哥哥彼得罗，却和格里高利的妹妹相爱并成为一家人，这种情节安排充满了命运的造弄，体现了革命年代人心的复杂。如果说米什卡杀死彼得罗是出于政治需要，那么他杀死格里沙爷爷纯粹就是流氓无产者行为。作为一个底层出身的哥萨克人，布尔什维克“剥夺剥削者”的口号对作为无产者的他无疑是极具号召力的，他把对革命的理解某种程度上简化为一种对旧社会秩序下既得利益者的仇恨和对翻身机会的追求。他在当上革命委员会主席后立马就打算清算格里高利、以及对彼得罗的死完全不感觉愧疚，可见他是一个缺乏同情心的人，对村里曾经参加过白军的哥萨克人的严密防备，可见在他心里，不同阶级的哥萨克人中间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四）作为大多数人的中农

作者把小说的主人公格里高利设定为一个富裕中农家庭出身的哥萨克人，绝不是偶然为之，倘若把小说的主人公设定为一个哥萨克知识分子或者一个无产者，小说都无法体现哥萨克近代史的波澜壮阔和悲剧色彩。格里高利是一个“标准”的哥萨克人，带有土耳其血统的他天生有一种野性和桀骜不驯的气质，他身上具有哥萨克人所有的美好品质——勇敢、朴素、豪放、正直，也毫不掩饰地带有哥萨克人的粗鄙、野蛮以及与现代社会的距离感。他在革命中的数次摇摆都有其必然性：

起初，格里高利和所有成年哥萨克男子一样，在军队中服役当一个普通士兵，一开始，在面对战争中残忍的杀戮行为时，他也曾犹豫踌躇，受到内心良知的折磨。但是很快，哥萨克军人“忠君报国”的传统价值驱使他勇敢忘我地去战斗，哥萨克军队的麻木冷酷压倒了他内心深处良知的呼唤。战斗带来的荣誉和官职更催使他忠心耿耿地为沙皇效力，旧军队的军官是格里高利的第一个政治身份。

1917年秋，格里高利在思想和身份上发生了第一次转变。格里高利在旧军队服役的日子里充分目睹了哥萨克军队的野蛮行径：军官可以随意打骂士兵，而士兵则习于欺侮百姓、奸淫妇女，正直的本性让格里高利无法忍受这些行为。更重要的是，在医院养伤期间，格里高利接触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思想，“真理”把他的头脑搅得翻江倒海，加之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格里高利顺势加入了红军的队伍。

1918年内战开始，格里高利又一次转变了立场——成为了叛军的将领。布尔什维克在执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无疑有些“过左”的地方，这激起了哥萨克中农的不满。在目睹波乔尔科夫冷酷地处死白军俘虏后，格里高利觉得红军的行为过了火。另外，此时的红军中还有一定的流寇主义做派，红军队伍中的流氓无产者在对待百姓时和旧军队毫无两样。哥哥、老丈人的死无疑也激起了他对红军的仇恨。最重要的是，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让大多数哥萨克感到不安，作为有产者的哥萨克人不愿意和“庄稼佬”分享自己的土地。因此，在哥萨克人们纷纷起而叛乱的大势下，格里高利做了叛军中的军官，并凭借自己的骁勇善战一步步做到了叛军的师长。

1919年内战将要结束之际，格里高利又一次投向了红军。随着哥萨克叛军的节节败退，格里高利很难认识不到大势已去的现实，底层出身的他也从未真正得到过哥萨克叛军高层的信任和尊重，在失去和红军对抗的可能性后，叛军高层抛弃了格里高利。此时的红军也极大纠正了前期的错误政策和做派，对中农采取团结政策，只剥夺地主的富农，红军战士也能做到秋毫无犯，格里高利便又一次在形势的助推下加入了布琼尼的队伍，做了一名红军骑兵连长。

1921年，格里高利退伍回乡，因为他复杂的历史问题和米什卡·科舍沃伊的穷追不舍，为了保全自己免遭清算，他不得已加入了福明的哥萨克匪帮（富农阶级哥萨克人为对抗余粮收集制形成的自发武装），在流窜了一段时间后，格里高利终于疲惫不堪，他本打算带着阿克西妮娅远走高飞，不料造化弄人，阿克西妮娅不幸中弹身亡让他万念俱灰。最后，格里高利回到故乡，看到自己的儿子，也是唯一的亲人后，感慨命运的同时苦苦寻求自己和大地最后的联系。

在这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格里高利先后拥有五种政治身份，四次转变革命立场。格里高利的摇摆不仅仅是他自己在红白两种阵营间的摇摆，更代表着哥萨克群体价值观念在新旧两种社会间的徘徊。影响哥萨克群体革命立场的因素很多：阶级利益、传统价值和性格、历史事件的冲击和裹挟，乃至个人的思路历程和感情经历。在历史的大浪中，哥萨克群体犹如一棵被激流裹在其中的水草，沉浮飘荡，最终的归宿只能是生养他们的这片土地和哺育世世代代哥萨克人的顿河。

三、结语

《静静的顿河》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关注的核心是人性，而非某种道德价值或政治理想。道德固然具有阶级属性，但人性是一切人类的共性。格里高利也许不是一个坚定纯洁的革命者，但这丝毫不掩饰他身上闪烁着的人性的光芒。同样，小说毫不掩饰地展现了哥萨克群体的种种局限性，但是正是这样一个命运坎坷的群体，让读者们为之唏嘘不已。

革命的爆发是旧俄国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绝大多数人们站在自己的阶级利益上理解革命、选择方向，革命带来的巨大社会动荡是社会进步的必经之路，但这种动荡带来的悲剧要每一个人都痛苦地默默承受。战争与革命是对人性的试金石和放大镜。战争和革命，这两种活动本身就是残酷的、充满血腥的，任何人在其间都难免悲剧的命运。但是，人类的历史正是在无数次的震荡中不断向前，哥萨克人也同样是在悲剧的命运中告别旧社会，步入另一个全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