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顺意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广东广州 510030

1、数据来源及相关定义说明

数据来源于广州移动公司提供手机信令，数据已脱密处理仅包含户籍信息及小时颗粒度位置信息，数据时间跨度为2019 年1 月-2020 年2 月。本次研究所定义广州市外来流动人口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身份证户籍地为非广州市行政区范围内；（2）2019 年1 月至2019 年12 月在广州驻留时长超过3 个月，（3）2019年春运期间从广州流出并返乡人口。由于预处理原因，此项数据在分析人口流动方面存在如下缺陷：（1）受手机信令精度、统计口径、人员活动规律多样性影响，部分外来人口定义实际存在偏差。（2）由于用户信息已被拆解，无法识别完整出行链信息。

2、研究对象及技术方法

研究分析以手机信令数据为基础，通过信令筛选在广州停留超过3 个月人口，以注册身份证号段（脱敏仅带有地区数据）识别其户籍所在地，以春运期间流出广州市外作为实际流动方向，统计广州市行政区范围内现有外来人口流动规模、来源构成、空间分布。并以湖北籍外来人口为案例，研究其在乡缘关系下所形成的独特就业空间。

由于手机信令仍采用传统蜂窝基站定位机制，误差在50m-500m，同时存在乒乓效应、拐角效应、针尖效应易造成手机信令失真，当用户处于停留状态或者在小范围内移动，即不构成出行时，手机用户会触发附近多个基站，产生定位数据。为减小误差，本文使用以下识别城中村居住人口的方法：记录每个手机用户凌晨1-4 点所在基站，若四个基站的位置相同或两两之间不超过1km，则说明该用户在凌晨未发生明显移动，取四个基站位置的重心为其居住地。若该点在城中村周边150m 以内，则认为该用户为城中村居民，居住在距其最近的城中村。为简化研究，本文选取已识别居住人口10 点所在的基站为其工作地。

由于广州外来人口的居住空间主要在市中心的城中村，因此，本次研究利用在前文筛选外来人口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手机信令数据识别广州市城中村范围内外来人口出行目的地，其中城中村范围根据《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三年（2018-2020）行动计划》确定的272 个城中村名单，选取村域范围内现状农村宅基地图斑，经过人工校核，确定城中村范围。最终得到218 个城中村，总面积61.34km2。

3、广州市外来流动人口规模及其构成

3.1 广州市外来人口规模

通过对广州市行政范围内符合外来人口定义的手机信令进行筛选，广州市范围内共有外来人口规模1137.7 万，其中白云区(216.5 万人)、番禺区（178.3 万人）、天河区（156.5 万人）、海珠区（110.0 万人）四区外来人口占据全市外来人口总数58.14%。

3.2 广州市外来人口来源构成

3.2.1 省际外来人口

通过对2019 年春运期间广州市外来人口省际流向地区统计，广州市内省际外来约765.1 万人，其中湖南省约180.5 万人，广西省约124.8 万人，湖北省约84.6 万人，江西省约77.3 万人，四川省约53.6 万人，其余省份约244.3 万人。

3.2.2 省内外来人口

通过对2019 年春运期间广州市外来人口省内流向地区统计，广州市内省内外来约372.6 万人，其中湛江市约57.2 万人，茂名市约45.0 万人，揭阳市约34.8 万人，清远市30.3 万人，梅州市25.4 万人，其余市县179.9万人。

图1 广州市外来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图

3.3 外来人口居住空间特征

外来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受到教育、就业地范围、生活习惯、文化传统、收入关系、流入地住房政策、社会网络关系等多种原因，导致人群集居具有多样性，居住分布亦具有广泛性，为进一步探讨广州市外来人口居住空间特征，抽取广州市全国第三次土地调查中住宅用地数据及建筑数据，并结合广州中心城区范围，进一步将住宅用地划分为“城镇住宅用地”、“城中村住宅用地”、“农村宅基地”，并将外来人口一周内连续3d,夜晚0:00-8:00停留超过5h 所在地定义为外来人口居住空间，分析外来人口在上述三种类型用地中居住空间分布情况。

经空间叠置分析，广州市外来人口居住在城镇住宅用地中数量为298.3 万人，居住在城中村住宅用地中数量为466.8 万人，居住在农村宅基地中数量为247.6 万人，其余125.0 万人居住在其他类型用地中，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由于中心城区大量城中村因为提供低成本住房空间，中心城区依旧是广州市外来人口最为重要的集聚区，承担了近41.8%的外来人口居住空间，而外围村庄则围绕本村产业，形成小范围外来人口集聚区。外来人口向外围新兴地区区域扩散趋势并不明显。

3.4 外来人口就业空间特征

为进一步分析外来人口的就业空间属性，抽取广州市全国第三次土地调查中商务、商业、工业、科研教育、物流仓储用地数据，同时，考虑广州实际，将商业中批发市场用地进一步划分以区分批发市场从业人员，并将外来人口一周内连续3d 白d，8:00-18:00 停留超过6h 所在地定义为外来人口就业空间，分析外来人口在上述不同类型产业用地中就业空间分布情况。

经空间叠置分析，广州市外来人口中，共计有477.2万从业人口，其中工业用地承载外来人口就业量为150.7万人，商业商贸用地（不含批发市场）承载外来人口就业量175.3 万人，专业批发市场承载外来人口就业量为62.4万人，科教文卫用地承载外来人口就业量为6.8万人，物流仓储用地承载外来人口21.3 万人，其余类型产业用地承载人口60.7 万人。

从结果分析来看，广州市商贸业承载了外来人口就业量接近50%，工业承载外来人口就业量31.6%，科教文卫用地承载了外来人口就业量1.4%，一方面，反映外来人口对广州市商贸体系和工业体系的重要支撑，另一方面亦凸显了广州市外来人口就业结构中，处于低端领域比例仍旧过高。

4、乡土关系下的外来人口就业集聚特征

4.1 外来人口就业集聚特征

广州外来人口的就业空间受到职业、教育、收入、流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社会网络关系等各种个体因素与环境因素影响，其就业空间特征则具有明显的分化和集聚，其中，教育程度、社会网络关系、自身收入水平三者因素是影响其就业空间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受教育程度影响外来人口二三产就业选择，自身收入水平则通过居住空间的通勤距离影响其就业空间，而社会网络关系则会造成其就业空间具有一定的随社交关系集聚的特征。

外来人员在流入城市的就业空间选择中，依赖老乡关系是一种节约成本的理性选择，乡土关系网络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老乡关系能够为外来人口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便利，从而也促进了外来人口个体对所属群体的认同。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并没有使原本的乡土关系网络消失，反而在外来人员处于弱势地位的境况下得以加强，从而使乡土关系不断衍生和扩张，获得更多就业资源和其他非正规资源的保护，导致其就业空间表现出明显的户籍地集聚现象。

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华南地区最重要交通枢纽所在地，自上世纪90 年代开始，随着铁路网络的不断完善，广州对华南地区的辐射能力不断增强，在珠三角制造业兴起的背景下，大量华南地区外来人口涌入广州，形成“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特有现象，同时，在特有户籍情节下，形成大量以乡土情结为纽带的外来人口在特定地区集聚现象。

4.2 湖北籍外来人口与广州专业批发市场关系

在广州市外来人口中，沿京广铁路所带来的湖北籍外来人口，在全市广州批发市场中呈高度集聚现象，为探究广州市批发市场中湖北籍外来人口集聚现象及成因，采用2019 年12 月手机信令数据，以身份证号段筛选湖北籍外来人口，共筛选出湖北籍外来人口84.6 万人，同时对湖北籍外来人口就业空间与批发市场用地进行叠合。

经梳理，广州市共有专业批发市场700 余个，从业人口110 万人（含本地人口），相关配套人员30 万人，依据信令数据筛选，专业批发市场从业人员中有38.1 万人，占批发市场从业人口比例为34.1%，占湖北籍外来人口比例为45.1%。其就业范围主要集中在天河沙河批发市场、周边大源村等淘宝村（湖北籍从业人口约12 万人），中大布匹批发市场（湖北籍从业人口约6 万人）、白云区罗冲围、粮油果蔬市场一带（湖北籍从业人口约3 万余人)，越秀白马和十三行批发市场（湖北籍从业人口约1.6万人）、白云太和、林安等物流中心（湖北籍从业人口约1.1万人），其余分布在员村、棠下、员岗等城中村，就业范围主要在珠江新城，从事职业为商业商务，以及非固定的餐饮、快递就业。

4.3 专业批发市场湖北籍外来人口集聚成因分析

4.3.1 能人经济下抱团形成市场竞争优势

湖北作为九省通衢地区，物流批发业发展历史悠久，培育大批物流批发行业人才，上世纪90 年代初期，在珠三角“三来一补”工业体系的支撑下，广州率先放开专业批发市场小商品价格，专业批发市场得以迅猛发展，摆地摊“做走鬼”成为南下民工潮重要淘金方式，在此背景下，部分湖北能人南下广州，依靠低廉的房租、便利的交通条件及周边发达制造业优势产生初步集聚，在亲情、乡情、友情的维系下，形成若干个老乡团体，紧随市场方向，在抱团发展中不断壮大。集群的成本优势、灵活性优势、市场优势、创新优势等因素最终在2000 年后在中大、沙河等专业批发市场中形成竞争优势。

4.3.2 乡土关系淡化劳务雇佣内部的剥削关系

部分湖北籍外来人口在专业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后，为进一步获取更大的利润，压缩生产环节成本，自行开设工厂，为大量获得工资低廉的学徒工保证生产利润，便依托乡土网络招聘户籍所在地区镇村劳务人员，一方面乡土关系成为劳资关系的磨合剂，淡化了工厂内部的剥削关系，使工厂生产得以稳定，另一方面，乡土关系也保证了外来务工人员基本生存环境，以及使务工人员能够快速收获专业批发市场相关技能，从而使部分人员能够由员工向老板转化，产生更多乡土关系裂变。

4.3.3 低成本居住和就业空间使乡土关系网络趋于稳定

大量湖北籍外来人口在专业市场中聚集后，产生居住就业和相关配套需求，围绕专业市场大量的城中村廉价经营用房和居住用房为其乡土网络关系发展提供了核心空间承载要素，一方面，当湖北籍外来人口大量集聚后，廉价的城中村住房保证了其居住空间，另一方面，通过乡土网络关系和廉价的商铺价格，牵引了其家乡人员在专业市场周报开设相关餐饮、物流、五金等相关配套行业，使乡土关系网络更趋于稳定。

4.3.4 乡土关系网络支撑了批发市场产销关系高速运转

专业批发市场是城乡商贸体系与物流体系进行高度时空压缩的产物，其核心模式往往是以销定产，“款多，量多，货期短”是批发重要的特征，专业批发市场生存做大的基本条件就是能够快速应对市场，对生产、商贸、物流效率要求极为苛刻，因此，为了整体生产和销售网络的正常运作，需要离庞大的乡土关系网络的支持。一方面，户籍同乡的身份强化双方之间的信任，使双方能够快速达成共识，另一方面，由于乡土网络关系的延伸作用，一方对另一方的技术、产能、和信誉实际有同户籍人员保证，直接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支撑了批发市场产销高速运转。

5、结论与建议

5.1 运用住房政策工具促进外来人口市民化

广州市实际服务人口2200 万，其中外来人口超过1100 万，超过40%外来人口仍然居住在城中村，无法享受到广州市城市化所带来的公服市政配套，一方面，大量外来人口在城中村居住成为社会治安与社区安全的重要隐患，另一方面，在外来人口无法享受到住房政策工具情况下，流动性加大，长期来看，使城市产业结构长期处于低端化阶段和极易受到冲击，因此，应注重运用住房政策工具，建立由公共租赁住房、市场租赁住房、人才住房、商品住房等多类型住房供应体系，促进外来人口市民化。

5.2 促进外来人员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优化。

外来人口是广州市城市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原因，但目前广州市外来人口就业结构低端层次比例过高，产业结构的优化明显受到外来人口结构的制约，而城市产业结构不调整则无法起到调控外来人口结构，形成城市发展的负面循环，因此，要主动以产业结构优化为主，通过对重点产业的土地、金融等支持，从而进一步引导人口结构优化，另一方面，则要通过结合本地产业，有针对性出台人才引进政策，倒闭城市产业结构升级。

5.3 增强外来人口社区融入感

乡土关系是外来人口在融入城市生活中可以依赖的重要社会资源，其对城市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同时要注重游离于正式组织之外的外来人口群体，往往有抱团以实现自我维护权益的偏好。而这种内组织倾向，往往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群体与本地主流社会的疏离感。因此，应注意竭力避免地缘组织的过分成长。推进外来人口社区化，提升公共服务推进外来人口城市融合，增加外来人口群体与本地居民交往互动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