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陈一铭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体育赛事，各国为了借助奥运会以此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惜斥巨资扩大奥运会比赛场馆和的投资规模和建设规模，但当赛事结束后，前期投入的体育场馆建设成本难以收回，场馆日常维护成本难以支付，并且长期处于空置化状态。地方市政所属体育场馆的情况也与之如出一辙，不仅没有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反而造成了沉重的政府财政负担和公共体育资源的极大浪费。本文从体育场馆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从体育场馆投融资模式的推广运用、提升体育场馆利用率和无形资产价值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以期改善目前体育场馆面临的困境。

一、注重体育场馆投融资模式多元化

西方国家对于市政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研究起步较早，目前已有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并且已发挥出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从世界范围内看，运用较多的投融资模式大致有如下4种：

PPP模式，即英语中“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的缩写，表示公私合营，即政府吸引私人资本并与之合作共同投资于运动场馆的建设和运营。BOT模式，即英文“Build-Operate-Transfer”的缩写，意为建设、经营与移交，指政府准许私营资本投资方进行场馆建设，给与投资方一定期限的特许专营权，经营规定的健身娱乐服务、竞赛表演服务及文化表演服务，允许向消费者收取服务费，赚取合理利润，特许期满后将该场馆无偿移交给政府。PPP与BOT两种模式在世界上众多产业领域发展卓有成效，但只在我国个别大型体育场馆建设经营中得到运用。ABS模式，即英文“Asset-Backed-Securitization”的缩写，意为以现有资产或未来预计收益为担保，在金融市场上发行债券进行融资的一种方式，由于投资者众多，故分散了权益人的经营风险，英超联赛中著名的阿森纳足球俱乐部就是使用该种模式将球场从海布里搬到了观众容量更大的酋长球场，使得比赛上座率一跃成为英超第一，极大提高了俱乐部营业收入，该模式在国内的一些大型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中得到广泛运用，但在我国体育场馆建设领域应用的非常少。PFI模式是英语中“Private-Finance-Initiative”的缩写，表示私人主动融资。具体来说，它是指政府部门依据社会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提出需要建设的项目，通过招标，已取得特许权的私营部门进行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并在特许权期结束时将运营中的项目完好无偿地退还给政府，而私营部门则收取政府部门或接受服务方的费用，以收回投资的成本和合理利润。该模式最早出现于英国，并在英国的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内的上海外环隧道建设就使用了该种模式，成功的解决了资金短缺的问题，但在我国体育场馆建设领域几乎没有运用[1]。

我国体育场馆工程建设长期以来过度依靠国家财政拨款，虽然近年来国内也有个别大型体育场馆工程建设采用更加多元化的投融资模式，如中国国家体育场（鸟巢）采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共同投资建设运营，即PPP模式。北京五棵松体育馆采用政府授予投资建设企业一定期限的特许专营权，待企业回收投资成本并赚取合理利润后，将场馆无偿交给政府，即BOT模式。但从全国来看，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在体育场馆建设运营领域运用的范围明显很小，当然这与我国体育场馆建设投融资模式体系的不成熟、不完善有很大关系。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体育场馆建设中就出现了公私联营融资模式，私人投资部分主要通过场馆的运营来收回成本并赚取合理利润，如商品销售收入、广告收入、冠名权收入、贵宾席收入等。据统计，自1990年至2000年左右，美国政府对体育基础设施的投入约104亿美元，而民间资本就达到了76亿美元，民间资本约占总投资的42%，这与美国体育产业市场化程度高、健全的法律制度、发达的资本市场等外部环境息息相关，也与美国政府对参与体育设施投资建设的企业推行减免税费、设立补助金、与体育场馆建设相关的公司债券实行政策上的优惠等内部因素密切联系。美国的体育场馆建设因为吸引了大量的民间资本，所以大大减少政府建设场馆以及日常场馆维护等财政负担，同时也促进了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的社会参与度，提升了体育基础设施的数量，增强了体育公共服务能力[2]。建议政府从政策和法律方面，完善体育场馆投融资模式的制度体系，积极保障体育场馆投资企业的预期收益，多采用税收手段和金融手段吸引民间资本，提高投资的积极性，积极引进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体育场馆投融资模式的先进制度体系与政策导向，在减轻政府财政负担的基础上扩大我国的体育基础设施规模，筑牢国家体育产业的坚实基础。

二、提升体育场馆利用率的措施

目前我国体育场馆举办比赛和其他活动的时间较少，有的场馆甚至一年下来举办不了一场比赛，部分体育场馆闲置，且体育场馆的社会开放度不高，利用率低下产生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持续亏损，给地方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

提升体育场馆利用率的关键之一在于注重体育场馆的多功能利用，美国作为世界上体育产业高度发达的国家之一，大型体育场馆的年利用率在60%～80%之间，其中约一半的活动为体育赛事，剩下一半则是商贸会展、文艺表演、旅游观光、购物餐饮消费、仪式庆典、产品发布会等与体育无关的活动。与国内相比，国外的体育场馆更像一个大型综合体。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中心城区的斯台普斯体育中心，每年大约举办240场活动，年利用率达到了约66%，活动内容包括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美国女子职业联赛、美国国家冰球联赛、美国拳王争霸赛、格莱美颁奖典礼、明星演唱会、产品发布会等，2小时内可以完成体育场地与非体育场地之间的转换，一天内可举办多场活动，1999年以斯台普斯体育中心为核心，投资约30亿美元，建成一个集体育、娱乐、酒店、餐饮、购物功能为一体的占地约37万平方米的L.A.LIVE体育娱乐综合体，由于该项目与斯台普斯体育中心相结合，充分借助其强大的影响力，成为洛杉矶市内著名的景点，吸引着大批的外国观光群体。位于英国伦敦的北格林威治体育馆与斯台普斯中心相比就更加富有科技化，可伸缩的座位系统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场地之间的转换，场地转换非常高效，场馆从建设之初就非常注重多功能利用，挖掘了自身各类资源，确保每年举办上百场各类活动，近年来年接待观众量达到了6000万人次，场地出租和门票销售占到了2017年总收入的70%，场馆的功能、时间、空间得到了高效充分利用，是世界范围内为数不多的高效利用体育场馆的典范[3]。建议政府对已立项或者在建体育场馆进行多功能设计，采用西方国家建设体育场馆的科学前沿技术，使其能够满足不同的比赛和活动的需要，拓宽场馆的盈利渠道，增强场馆的运营活力。

提升体育场馆利用率的另一个关键在于将体育场馆推向市场化运作。2016年4月，国家发改委出台的《关于促进消费带动转型升级的行动方案》文件中提出：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所属的体育场馆，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和现代公司化运营机制等，推行“所有权属于国有，经营权属于公司”的分离改革模式。我国实行的政府管理体育场馆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早在20世纪70年代，国外就已经开始探索体育场馆的商业化运营，美国安舒茨集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娱乐公司，其旗下的 AEG Facilities 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体育场馆运营商，为世界许多著名的体育场馆提供服务,该公司与各领域的专业公司进行项目外包合作，在提升服务质量的同时也节省了很多成本，在经营场馆的同时也经营职业球队，为所经营的场馆带来了许多大型活动资源，也是全球唯一一家将现场娱乐业务与场馆运营业务实现完美结合的公司，这主要得益于 AEG 现场娱乐公司，作为美国安舒茨集团旗下的子公司之一，这为场馆吸引娱乐活动资源带来了很大的优势，美国安舒茨集团也以成套化的标准指南推行场馆的连锁化经营，实现了集团式管理，扩大了市场份额，增强了品牌影响力，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体育场馆运营管理经验，在为场馆所有方节约成本的同时，也为自己创造了可观的收益。目前国内有名的个别大型体育场馆由民营企业运营管理，如北京奥运会的篮球主场馆—北京凯迪拉克中心和上海世博会世博文化中心—梅赛德斯奔驰演艺中心由华熙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运营，东莞篮球中心—东莞东风日产文体中心由东莞市东世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运营，但剩下绝大多数体育场馆都是由政府事业单位或者国有企业在运营管理，与民营企业运营体育场馆相比，政府运营考虑更多的是社会效益，而不是经济效益，体育作为一个产业，场馆却没有完全走向市场，这极大的制约了体育场馆的发展[4]。建议政府大力推动体育场馆向市场化管理过渡，顺应全球体育场馆运营的发展趋势，提升体育产业的自身造血能力。

三、充分提升体育场馆无形资产价值

无形资产指是指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欧美发达国家体育场馆的无形资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很大，是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体育场馆必须多举办赛事、展览会、文艺表演活动，以致扩大影响力才可大大提升无形资产的价值。

体育场馆的无形资产包括场馆冠名权、商业赞助开发权、豪华包厢使用权以及特许经营权等。其中冠名权是场馆无形资产收入的最主要部分，现今全球大型体育场馆的冠名权收入高达四十亿美金，美国就独占四分之三，其余都是欧洲各国，早在1973年，美国的布法罗里奇体育场就已进行了冠名权的开发，而中国直到2003年才有了开发场馆冠名权的先例，南京市体育局管理下的南京市龙江体育馆面向市场进行了冠名权的拍卖，结束了我国体育场馆冠名权开发的空白。与美国体育场馆的盈利性特点相比，中国的大多数体育场馆都是政府投资兴建的，公益性特点占据主要优势，故大多数体育场馆的命名以地方行政名为主，这极大的浪费了场馆冠名权的价值[5]。商业赞助开发权具体指体育场馆在举办体育赛事时设置场地商业广告、门票以及会员卡等的背面印制广告、在赛事名称前商业品牌冠名等，商业赞助对于场馆方来说也是很大的一笔收入，但我国大多数体育场馆属于政府独有，交由事业单位运营管理，运营管理者为场馆拉赞助提收入的积极性并不高，使得体育场馆的商业赞助开发权形同虚设，几乎不产生效益。豪华包厢是一种包括坐席、休息室、吧台、宾馆等配置的单元性体育建筑，除了具备最好的观赛视野外，还提供餐饮、酒吧、休息等服务，配备地毯、沙发、电话，还有专门的服务员提供服务，享有专有通道和免费停车场，购买看台门票或者其他商品拥有优先购买权和打折优惠。购买者主要是企业，企业购置豪华包厢主要用于接待重要客户和团队建设活动，同时也是公司对外展现实力、广告宣传的一个重要标志。以美国洛杉矶的斯台普斯体育中心为例，豪华包厢使用权的收入可以占到年总收入的80%左右，但在中国设置豪华包厢的体育场馆鲜为少见，说明在中国开发体育场馆豪华包厢使用权的潜力巨大，前景广阔[6]。特许经营权指在体育场馆内的商业区域，场馆运营者以外的企业为顾客提供产品或服务的经营权，依照特许经营企业的所使用的面积、位置、提供的服务种类以年租金的形式收取特许经营费。早20上世纪80年代，随着美国NBA球迷数量的增加，运营商开始有意识地增加服务项目，主要是以餐饮服务业的特许经营为主，NBA联盟29个竞赛场馆主要被拉维餐厅、阿玛客餐厅等美国著名的连锁餐厅所垄断，对于场馆运营商而言，既提高了场馆服务能力，又获得了特许经营收入，而对于特许经营商而言，在场馆规定区域内经营餐饮既保证了稳定的客源，又为企业无形中做了广告宣传，场馆运营商和特许经营商形成了互利双赢的局面[7]。建议政府在体育场馆推向市场化的道路上可以先尝试开发无形资产，一方面为体育场馆提升效益，另一方面也为企业提供宣传平台，积极利用体育场馆的无形资产价值。

四、结束语

我国虽然是体育大国，并且在竞技体育领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体育产业还停留在起步阶段，如果能将赛后体育场馆以及地方市政体育场馆的运营管理问题解决好，使得体育场馆不仅能维持自身的生存，而且能产生丰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那么就为我国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