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上帆

1977年，湖北随州（当时为随县）一单位扩建厂房，偶然让一座战国早期的大型墓葬重现人间。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反复铭刻着一个人的名字——曾侯乙。

曾侯乙是谁？学者们查遍史籍却一无所获，可就是这样一座“无名之辈”的墓葬出土了各种器物和竹简达15 404件，仅青铜器就达6 239件，其种类之丰富、工艺之精良，令人叹为观止。尤其是雄踞于古墓中央的一套大型编钟，更是震惊世人，它由65件乐钟组成，总重高达4.4吨，是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音律最全、保存最好的编钟。

曾侯乙墓所在的湖北省随州市地处鄂豫两省交界地带，在商周时期，这里成为一条重要的青铜走廊，庞大的青铜器需求推动着中原王朝向外扩张，来自湖北、湖南、江西的铜、锡、铅等矿料，沿着长江和涢水，经随枣走廊北上，人称“金道锡行”。

为了掌控这条要道，并防止蛮夷入侵，周天子在此分封数个姬姓诸侯国，即所谓“汉阳诸姬”（周王室亦为姬姓），其中实力最强者即是以随州为中心的曾国。

西周早期，曾国忠心辅佐周天子，多次征讨反叛的诸侯及部落，深受王室倚重，因其位于汉水以东，因此又号称“汉东大国”。然而，西周末期周室渐衰、诸侯并起，与曾国相邻的异姓诸侯国楚国，亦在这一时期快速崛起。

从公元前706年起的上百年间，楚国不断侵扰曾国。武力威逼之下，曾国被迫臣服于楚国，曾侯乙，即是曾国附楚时期的一位国君。

随着周天子日渐衰微，曾国掌握了相当丰富的青铜原料。曾侯乙决定用这些原料做一套象征着王权与秩序的国之重器。他召集能工巧匠，第一步是确定各种原料的比例，战国时期的人们已经发现铜、锡、铅的不同配比，会导致铸成的青铜器具备不同性质，人们将其总结为“六齐”。

就编钟而言，锡太少，音色便不够丰满悦耳，锡太多，钟体便会脆而易破。只有合理的铜、锡比例才能铸出一口好钟。工匠们按照定量、规范精心配比，以84%的铜、14%的锡、不到2%的铅冶炼出最适宜铸钟的铜液。

接下来便是铸造，工匠采用了当时最流行的范铸法，即先以陶土烧制成模，形成一内一外两个范，再将铜液浇入两范之间的空腔，待其凝固后敲碎陶范，便可得到特定形状的青铜器。

曾侯乙编钟共有三种形制，包括1件镈钟、19件钮钟、45件甬钟。不过，刚刚铸造成型的乐钟还只是一个钟坯，其音调尚不精确、稳定。工匠们因而进入下一个环节，开始对钟坯进行精细的调音，在这一凝聚着古人智慧的调音过程当中，一把名叫均钟的五弦器登场了。

它似琴非琴、似瑟非瑟，是一种用来定律调音的工具。工匠一面在均钟上弹出预期的音高，一面敲击钟坯使其发出声响，并以耳测的方式比较这两个音的高低，再用锐石对钟坯内壁进行打磨。

作为一种体鸣乐器，编钟的钟体越小、钟壁越厚，其振动频率就越高，音高也就越高，因此工匠们会先将钟坯铸厚一些，而后通过反复打磨内壁，逐渐将其音高调低，直至达到理想效果。

这样一来，曾侯乙拥有了65件音高各异的乐钟，但它们还尚未成编，还不是一套统一的编钟，这时就需要第四个环节——编列。所谓编列指的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将多个乐钟编排成序列。

早期的编钟多是3件、8件或9件成编，形制较为单一，而曾侯乙所处的战国早期，编钟进入其发展的巅峰，他将65件乐钟分为三层八组，每组均七声齐备，可独立演奏乐曲，并以钮钟在上、甬钟在下为原则，以各组组内的音阶为顺序，将它们依次悬挂于铜木架上。

一套庞大、精美，代表着先秦音乐最高成就的编钟，就这样诞生了。

2 000多年过去，天翻地覆，寝宫变为棺椁，曾国成了随州，重见天日的宝藏、历史、文明，与曾经滋养着它们的汉东大地以一种新的方式再度联结。曾侯乙墓的发掘直接推动着随州城市能级的提升。2000年，地级随州市成立，成为湖北省最年轻的地级市。而曾侯乙，更是成为一个文化印记，深深烙在随州发展的轨迹中。

在曾侯乙墓发掘现場的原址，一座精美的博物馆巍然矗立，展现着脚下土地的悠久历史，编钟则走入这里的大街小巷。在随州街头，随处可见各种以编钟为原型的创意设计，或具象或抽象，或平面或立体，展现着“中国编钟之乡”的风采。

1978年8月1日，在它的故乡随州，曾侯乙编钟第一次公开敲响演奏了《东方红》《浏阳河》等曲目。此后专家对曾侯乙编钟进行了复制，原件被列入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极少再对外敲响，仅在特别重大的场合才展露真声。最后一次敲响，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以曾侯乙编钟原件录制的《交响曲1997：天·地·人》响彻特区上空。

华夏之声，千古未绝，下一次钟声响起又会是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