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震宏

汝窑、哥窑、官窑、钧窑、定窑，合称宋代五大名窑，享誉世界。巧的是，桐乡市也有一座“官窑”，与宋代五大名窑中的“官窑”同名同姓，可惜因为史书记载的缺乏，一直无人关注，桐乡官窑因此显得特别神秘。

桐乡官窑，首次出现于文献记载，是南宋人楼钥的《北行日录》。宋孝宗乾道五年即公元1069年的农历十一月十一日，中国现代“光棍节”，楼钥路过桐乡，他在日记中写道：

午过崇德（今桐乡市），更初，遇士颖弟于官窑。十二日，饭时过永乐，行二十七里，至秀州。

楼钥走的是京杭大运河，从他的这段记载可见，官窑与崇德、永乐、秀州一样，已经是一个固定的地名。那么，官窑的具体位置，究竟在哪里呢？

我们看楼钥的日记，可以判断，官窑就在永乐市（今桐乡市濮院镇）的北面，紧邻大运河。再看《至元嘉禾志》的记载，嘉兴县的范围：西至崇德县官窑铺五十里。又说：西南至崇德县界官窑铺四十五里。《至元嘉禾志》在记载各县急递铺时，说嘉兴县“杨梗泾铺西接崇德县官窑铺十里”，崇德县急递铺六所，第一个就是“官窑铺”。这样一来，官窑的位置，就更加清晰了，它处在嘉兴、崇德两县的交界，行政区划上隶属崇德县，今属桐乡市濮院镇。

《至元嘉禾志》编撰的时候，南宋刚刚灭亡，所以这部地方志反映了大量南宋的历史状况。我们从“官窑铺”三字可见，南宋时候，官窑这个地方，已经设置了“铺”。对来往官员提供食宿，是铺的一大功能，所以楼钥的日记中写到“更初遇士颖弟于官窑”，第二天“饭时过永乐”，很明显，公元1169年中国“光棍节”的那个晚上，楼钥是在官窑铺过夜的。

桐乡官窑的位置，还可以更加具体。据《至元嘉禾志》记载：“集贤，《旧经》（南宋时编撰）云，二乡接境有官窑。”这个“集贤”，是一个小地名，指崇德县永新乡（今分属濮院、乌镇）的集贤里。所谓“二乡”，指的是永新乡和梧桐乡，两乡交界处，就是京杭大运河。通过这个记载，我们就能更加清楚，官窑的位置，是在永新乡的集贤里，紧邻大运河。

通过考察文献，官窑的位置大致可以确定，但官窑究竟是什么时候造的？史料缺乏，难以断定。先作一个初步的估计，桐乡官窑的设置，存在两个可能，一是吴越王时期，一则是宋高宗时期，这两个时期，杭州都属于都城，桐乡离杭州不远，为了满足都城的城市建设，选择在桐乡建造一个官窑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官窑选择在大运河边上，非常便于运输。

但是从文献记载的情况来看，南宋以前，关于桐乡官窑，正史、笔记、地方志等连一个字的记载也没有出现。桐乡“官窑”之名，首次出现是公元1169年，这是最为关键的信息源，因此，桐乡官窑的建造，以宋高宗定都临安以后作为时间点来推算的可能性较大一些。我们再看楼钥的《北行日录》，桐乡官窑只是作为一个纯粹的地名，而并无工人劳作、烧造器物的记录，这说明它的历史使命很可能已经完成了。

那么，桐乡官窑，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窑？是烧制砖瓦，还是烧制瓷器？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尽管楼钥没有相关的记录，但我们从后世的记载中还是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比如明朝末年，桐乡人濮草堂所写的《濮院开镇说》（见《濮川志略》）记载：

自万寿山（今属秀洲区）至皂林（今属乌镇），皆呼濮家塘，沿塘堆阜，正当日垒窑烧砖处。

从这个记载可见，至少明朝末年的时候，桐乡、嘉兴交界的运河两岸，还有很多古老的砖窑遗址，这是濮草堂亲眼所见的。至于他说这是南宋时期他的祖上所建，乃是猜测之辞，并不足信，但他说是建于南宋，大概是得诸口耳相传。

我们从濮草堂的亲眼所见，倒可以推测，明朝末年桐乡大运河口的那些砖窑遗址，最有可能就是《北行日录》记载的官窑，两者的位置是重合的。如果这个推测能够成立，那么，当年的桐乡官窑，应该是烧制砖瓦的窑场。

桐乡官窑的规模究竟是多大？《北行日录》《至元嘉禾志》都没有记载。幸亏《濮院开镇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他说的“自万寿山至皂林，正当日垒窑烧砖处”，万寿山到皂林，正是大运河两岸，大概有十公里的长度，我们由此推测，宋代桐乡官窑的规模是非常庞大的，不愧“官窑”之称！

那么，如此庞大的官窑，究竟是派什么用场呢？

这又是一个谜。我的估计，桐乡官窑，很可能是为满足南宋初年临安府城市建设的需求而设置的。换句话说，南宋临安府那些巍峨的宫城、太庙、六部衙门等，也许都是桐乡的泥土烧成的！

因为文献记载的缺乏，以下不妨作一些分析。

第一，以南宋行在所临安府为中心，方圆百里之内，文献记载的“官窑”字样，桐乡是唯一的一个。并且桐乡“官窑”首次出现在文献，就在南宋时期。

第二，南宋初年临安府的宫城以及政府机构等大型建筑群，主要由临安府、浙西转运使主持修造，将作监作为配合部门。正如京镗写于宋孝宗淳熙十四年的《将作监题名记》所说：“南渡以来，行在所营缮之事，有府尹、畿漕（即浙西转运使）分其责。”而桐乡一地，宋代正属浙西路。浙西路转运使司是临安府城市建设的主要负责方，在桐乡设置官窑，无论是距离，还是运输，都是非常合适的。

附带说一下，宋朝政府在各地设置的窑务不少，所以“官窑”之名亦非鲜见，比如南宋施宿《会稽志》卷八记载：“广教院，在（上虞）县西四十里，国初尝置官窑三十六所于此，有官院遗址尚存。”这三十六个官窑，设置在北宋初年，地属浙东路，南宋时期已经废弃了，可见这些官窑跟南宋临安府的建筑并无关系。

第三，桐乡一马平川，陶土资源丰富，交通也非常便利。官窑的位置，就设在大运河边，有利于砖瓦运输，从官窑到杭州，沿着大运河，距离适中。而且从桐乡到杭州的官河，水流是从东往西走的，明代的李日华称为“悬流”，清初的张履祥《与曹射侯书》也说：从嘉禾至皂林（属桐乡），运河之水逆流而西。这样就更利于往西南的临安府输送建筑材料。

第四，建造宫城、太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官窑的规模势必非常庞大。濮草堂的《濮院开镇说》中记载了他亲眼目睹的一个现象，非常珍贵，那就是从万寿山（今属秀洲區）往西一直到皂林（桐乡），运河两岸存在大量的古窑遗址，濮草堂说这些都是古人“垒窑烧砖处”，说明他所见的都是烧制砖瓦的窑址。

从万寿山到皂林，大概有十公里左右的路程，如此庞大的规模，非一般的私窑所能具备，这非常符合南宋营造宫城、太庙、政府机构的需求。而且这片地方，恰恰与南宋人记载的“官窑”的位置是重合的。明末的这大片古窑遗址，正好反映出南宋初期官窑的全盛之象。

第五，据元朝初年的《至元嘉禾志》记载，桐乡在宋代称为“崇德县”，崇德县在北宋至南宋初期并无建筑城池以及其他大型建筑的记载，甚至嘉兴府的府城也只有北宋末年有过一次维修，南宋初年没有再修的记载。因此，宋代桐乡官窑为什么具有这么大的体量，其最可能的指向，应该是临安府！

第六，以今度古，以后推前，南宋初期建造宫城、太庙、政府机构所需的大量砖瓦，很大可能就来自桐乡官窑，而全盛时期的官窑，沿着运河两岸，有二十里左右的规模，这在明末尚有遗址可见。但楼钥在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路过桐乡时，只把“官窑”作为一个固定地名记载，他大白天路过此地并留宿于此，但在日记中，并无工人劳作的描述，可见此时的官窑可能已经停产，至少已经不再大规模生产了，桐乡官窑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结合《咸淳临安志》来看。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二月，定临安府为行在所，也即临时首都，但土木工程此前已经开始，比如绍兴元年十一月，高宗下诏在凤凰山修造行宫，这就是大内的雏形;绍兴四年，修建太庙;绍兴五年，修建四祖庙。确定行在所以后，临安府的城市建造速度增快，光绍兴十二年，就建造了文德殿、垂拱殿、太社坛、太稷坛等。总之，临安城中的宫殿、祭祀场所、政府机构、功臣赐第、军队营房等，大部分完成于宋高宗绍兴年间。这个时期，临安府的砖瓦需求非常巨大，也就是说，桐乡官窑的兴盛也应与此同时。

这个情况与《宋史 · 职官志》的记载非常吻合：“隆兴初（1163—1164），宫室无所营缮，职务简省。”“隆兴以后，宫室、器甲之造寝稀。”楼钥路过桐乡之时，正是宋孝宗隆兴以后。在这种大背景下，桐乡官窑的缩减、停产、取消，也在情理之中，以至于“官窑”渐渐变成一个地名，甚至到了明清时代，“官窑”这个地名也消失了，再也没有在地方志上出现。什么叫“尘封的往事”，这就是！

《论语》里说“文献不知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没有办法，我们只能从稀少的文献记载进行一些相对合理的推测，宋高宗时期为临安府城市建设提供砖瓦的官窑，可能就在桐乡，最低限度为桐乡至少是其中之一。历史真相究竟如何，期待更多的朋友探讨并揭开迷雾，也许很快，也許很长，这又何尝不是“宋韵文化”的魅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