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西闽，福建长汀人，现居上海，自由作家。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在《收获》《天涯》《作家》《青年作家》等刊物发表大量文学作品。出版唐镇三部曲《酸》《腥》《麻》及《死亡之书》《狗岁月》《血钞票》《崩溃》《巫婆的女儿》《温暖的人皮》《白马》《我们为什么要呼救》《凛冬》等长篇小说三十多部。有《李西闽自选文集》（五卷）、《李西闽文集》（六卷）以及《李西闽经典小说文集》（十卷）出版。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西湖类型小说双年奖、西部文学奖等。

最早迷恋上写作，是1979年，那年我十三岁，初中二年级学生。记得我在《少年文艺》上看到了一个叫赵爽的女孩子写的习作，就试着将自己写的那些东西抄在稿纸上，按《少年文艺》上的地址投递出去。有上海和南京两个《少年文艺》，都投过稿，上海的《少年文艺》投得多些。那时写了很多的习作，有诗歌，也有散文，但大都是四不像的东西，自己会在四不像的东西上面标明小说，其实那时根本不知道小说是怎么回事，那是对文学最原始的冲动。我没有像《少年文艺》上同龄的赵爽们那样幸运，所有的投稿都石沉大海。直到多年后，上海《少年文艺》编辑张蜀君女士向我约稿，我还会激动万分，小说发表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那时，我有个叫蔡品高的语文老师，很神气的一个人，穿着打扮都区别于我们河田镇上的人，皮鞋永远擦得铮亮。我和同学们都喜欢听他讲课，有趣，而他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气质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们班有个同学，钢笔字写得特别好，晚自习时，经常会被蔡老师叫走，能够被蔡老师叫走，是多么荣幸之事，后来我才晓得，蔡老师叫他去抄稿子。蔡老师写了篇报告文学《迟到的录取通知书》，写了那个年代的荒谬和对未来的向往。那篇报告文学，命运多舛，蔡老师不停地投稿，也都如泥牛入海，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叫那个同学抄一遍，继续寄出去。最终，在我高中一年级那年，他的这个作品发表在了《闽西文丛》上，虽然那是一家地区级的刊物，但还是蛮振奋人心的。

从蔡品高老师身上，我学到了不屈不挠的精神，也让我一直坚持写作，尽管一直在失望和希望的孤独道路上行走，贪婪地读书和习作，我不晓得未来能否实现自己的作家梦，但对我这样一个经历过饥饿的乡村孩子，有希望毕竟是美好的事情。每天晚上，我在老屋的煤油灯下，一页一页地写着我认为是文学作品的文字，额头都被煤油灯的黑烟熏黑了。我父亲不知道我写这些东西有什么用，但是他永远对我的选择沉默不语，从来没有干涉过我的自由，这方面我是幸运的，从小没有被压制过蓬勃生长的思和想。到了高中一年级时，碰到了从别的地方转学过来的同学丘有滨，他很快就因为共同的爱好和我成为了挚友，他把写了几十本牛皮纸封面的日记给我看，他的文字优美，写的大都是和他造纸匠父亲有关的事情，艰辛和苦难一页页地呈现，让我感觉到从前文字的浅薄。我们俩一起探讨文学，形影不离，到现在，我还很清晰地记得在月光下，沿着汀江边上的十里长堤，彻夜长谈的情景。他很瘦弱，谈到深情处，眼睛里有泪光。那段时光里，我还充当了他的保护者，因为我从小尚武，还在他被欺负时挺身而出，一个人和三个人玩命地搏斗。后来，他让我认识了县城里的文学青年蓝自荣、刘超苏、董春水等人，并且加入了他们的“南窗雨丝”文学社。文学社不定期出油印的民刊《南窗雨丝》，前些年回老家，看着朋友保存的《南窗雨丝》，看到上面的习作，心情难以平静，仿佛回到那个纯真的年代。记忆中的一个雨天，我到城里去参加文学社的聚会，刘超苏穿着高跟鞋，在水门巷的巷子口等我。我特别羞涩，躲在她的伞下，忐忑不安，听着她高跟鞋敲击石板路的声音，像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加入文学社，对我写作是一次提升，大家分析我的作品，提出中肯的意见，我也在讨论他人的作品中得到良好的滋养。那时候充满了理想，单纯而又欢乐。文学社里的人，丘有滨后来成为了一个诗人，上大学后，崭露头角，成为了福建师范大学“南风”诗社社长，写出了诸如《落水》这样优秀的诗集。刘超苏也成为了诗人，卢弓成为了小说家，遗憾的是藍自荣后来悲观厌世，再没有写下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文学社的人谁也没有想到，当初最愚笨的我，会走得最远，在写作上也最彻底，最终成为一个靠写作为生的自由作家。

在写作上，我是个十分顽固的人，也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人。因为写作，我没有考上大学，我们班四十多个同学，基本上都考上大学了，只有我名落孙山。那年夏天，我心里长满了野草，和我一个堂叔去靠近江西的一个山村里建三层楼的村部，我和他学做泥水匠，学徒也当小工使唤，成天累得腰酸背痛。每天晚上，我在山村唯一的小酒馆里借酒浇愁。小酒馆由父女俩经营，女孩子十三四岁，圆脸大眼睛。某天晚上，在灶脚烧火的她突然抬起头对我说：“我看你和那些人（工地上的工人）不一样，你不是池中之物，应该去外面漂，不应该在这里做苦工。”她的话让我吃惊，看着她被灶火映红的脸，心里受到了触动。我说：“我该怎么办。”她说：“最起码你可以去当兵呀，你高中毕业，去部队可以考军校，我们村一个人，就这样去部队，现在是干部了。”她的一句话点醒了我，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离开了那个山村，回到了家里。那时正好是招兵的时节，我报了名，顺利逃离了当时还十分贫困的河田镇。

从福建西部，来到陕西，我成了空军高炮部队的一名士兵。就是在新兵连紧张劳累的训练之余，我还写着诗歌，每个午后休息时，我躲到营房背后的墙根，在塑料皮的日记本上，写下一句句诗行。有个兰州的战友，和我一样瘦小，总是跟着我，我们是新兵连两个貌似最弱小的人，这种结盟潜意识里是为了抵制强大的外部世界，一个连队也是一个世界，弱小者也会受到欺负，在我一次暴怒出手，击败了一个比我高出一个头，体重比我多出一倍的四川兵后，我们结盟的意义得到了彰显。我写诗之际，他就静静地坐在一旁，等我写完，他就拿过去朗读。我把写的诗，寄出去，希望能够发表。直到离开新兵连四个月后，我才得知，我的一首小诗《晚霞》发表在故乡的《闽西文丛》上，那十几行的诗是我发表在正规刊物上的第一首诗歌，尽管至今还没有收到过样刊和稿费，却让我在茫茫的人生之路上看到了一线光亮。

当兵之初，基本上写些小诗和短的散文，因为训练和生活都十分紧张，根本没有时间写長点的东西，当兵第二年年底，也就是1985年，那年百万大裁军，我们部队属于整编之列，没有什么训练任务了，而且人心惶惶，何去何从没有准确的答案，我这个时候也不管那么多，每天躲到训练室，不停地写作，也开始了小说的写作。说实在话，那时对小说还是处于懵懵懂懂的状态，投出去的东西还是石沉大海。对很多人来说，几年的坚持都没有回报，也许就心灰意冷，选择放弃了，我却不一样，似乎越挫越勇，失败也是一种光荣。整编后，我分到了新的部队，我是通信连的一名报务员，每天都要值班，在值班室里偷偷写东西。连队每天晚上九点就吹熄灯号，我蒙在被子里，打着手电写作。有天晚上，被查岗的连长发现了，他把我叫到了办公室，问我为什么喜欢写作。我回答说，没有为什么，就是喜欢。他很喜欢我这个小兵，就给了我训练室的钥匙，批准我可以在熄灯后去训练室写作，但是不能超过十一点，十一点之前准时回到床上睡觉，而且不许影响他人。在训练室里，我写出了四千多字的散文《孤树》，不久就发表在《空军报》上，整版，还配了编辑、也是空军青年作家李洪洋的短评，说我的散文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文章发表后，我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有鼓励，也有感同身受。那时，我们军部的一位女兵对我表达了爱慕之情，不过那时候的我情窦未开，根本就不晓得什么是爱情，错过了一次美好的情感。我很感激李洪洋，他一直鼓励我写下去，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写作，写人真实的情感和人性中的光辉。那个年代，军内的作家都特别开放，写的作品相当有力量，我一直在向他们学习，比如说江奇涛的《马蹄声碎》，对我产生过影响。

还有一个必须提到的人，叫谢平伟，1986年，他在《解放军文艺》发表的中篇小说《我们的世界》，让我十分惊讶，把军人的真实生活和面对的困境写得入木三分，他当时是我们空军最有潜力的青年作家之一。我没有想到会认识他，原来他就在我隔壁的部队，是轰炸机某师的一个宣传干事。认识他十分偶然，在一次因打抱不平关了禁闭之后，他领着从北京来的李洪洋到了我们炮团，和我们团领导说了后，将我从禁闭室里放了出来。从那以后，我和他就成了好朋友，多年来，一直喊他哥，和李洪洋一样。很多周末，我都会到他那儿，和他聊文学，他特别能说，口若悬河，经常听得我目瞪口呆，像个傻子。他让我明白了自己的局限性，一个士兵作者的局限性，他让我多读名著，还借了很多书给我读。那一年，也就是1987年，我在文学创作上有了新的开始。

那一年，我真正意义上开始学习小说的写作。夏天的时候，我随部队到嘉峪关外的大戈壁去打炮靶，感受到了戈壁的苍凉和生命的孤独。我开始构思和写作一个短篇小说。那是个关于生命和孤独的故事，写了一个在荒漠之中只有三名士兵守护的通信站发生的苍凉故事。通信站旁边有个无名盐湖，兵们给这个湖泊起了美好的名字——青草湖。每个黄昏，落日西沉之际，年轻的新兵单小伊就会坐在青草湖边，产生无边无际的想象，他一直幻想湖里有条鱼，会跳跃出水面，和他打声招呼。最后，单小伊走入了湖中，变成了一条鱼，每年有新兵来的时候，青草湖里就会跳跃出一条大鱼和他们打招呼，后来通信站的所有士兵都知道，那条鱼是单小伊变的。

这个短篇小说才六千来字，是我写作多年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处女作，我给这篇小说起名为《青草湖的童话》。写完后，我就给谢平伟看，他看完后，觉得蛮有意思，就推荐给《昆仑》杂志的副主编、军旅作家海波老师，我读过他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母亲与遗像》，有深刻的印象，那时，他在我眼里是可望不可即的大人物。我对这些大人物都有种奇怪的感觉，不敢靠近，直到现在，我仍对很厉害的人保持一种敬畏之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等待的过程中，我花了三个月的业余时间，写了部三万多字的中篇小说《红火环》，那是我当时写得最长的习作。想起来，和《青草湖的童话》不一样的是，《红火环》写得十分沉重，同样写了几个在戈壁滩上守营房的士兵的孤独痛苦和面临前路的抉择。谢平伟看后，同样也推荐给了海波。

1988年3月，我接到了《昆仑》杂志的通知，让我到北京去杂志社帮助工作，看稿之余，主要是修改中篇小说《红火环》，海波老师给我提出了十几条修改意见。那段日子学到了很多东西，编辑部里的编辑都是军事文学大家，他们平时的交谈就让我受益匪浅，而且编辑部里有很多中外名著，读起来十分方便。我一直想问海波老师，我那个《青草湖的童话》怎么处理，但是一直不敢开口，他就是神一样的存在，有种威慑力，尽管他是个热情善良的人，是很多军事文学名家的良师益友。改稿是艰难的，每改完一遍，海波老师看完之后，就又提出十几条意见让我修改，每改一遍，都要重新抄正一遍送给他看。当时编辑部里还有个叫周龙山的老志愿兵和我一起在那里帮助工作，他显得很老到的样子，而且行事诡秘，总像是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他极少和我说话，有时会用莫测的目光打量我，好像我是个怪物。有次，我忍不住问他，海波老师让我一遍一遍改稿，到底为了什么。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顾左右而言他，我就不再问他什么了。到了夏天的时候，他要回部队去了，才对我说，小李，你好好写吧，海波能让你改稿，就证明你的小说有点价值，否则把稿毙了不就得了。他的话让我有了希望，继续一遍一遍地修改。

那年秋天，《昆仑》杂志在上海方塔园有个笔会，其实就是改稿会，一个月时间，我的任务除了帮助杂志社做一些杂务，主要还是改中篇小说《红火环》，这已经是第二十一遍改动了。笔会来了不少军事文学作家，他们都是当时的成名人物，大都是各大军区的专业作家，比如裘山山大姐等。要特别提到一个人，叫朱克岩，是广州军区空军创作组组长，我们建立了很良好的友谊，后来在我落难时，他把我调到了广空，让我有了新的开始。改稿会是愉快的，秋日的方塔园，金桂飘香，白天我们分头改稿，晚上在一起聊天，蛮有意思。有时，我会和会务组的招待员小陈，去河沟里抓小龙虾，晚上找个地方煮了，给大家下酒，特别欢乐，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个淘气的孩子。改稿会结束前几天，海波来到了上海，他是来验收每个人的作品的，如果过关，就发表在《昆仑》杂志上。我忐忑不安地将第二十一遍改过的《红火环》交到他手里。对所有参会者的小说，他都给出了评价，大家表情各异，能够发表的自然开心，没有达到标准的，自然不太开心，但是他们极有涵养，没有表露出来。

海波老师没有评判我的小说，让我心里更加惴惴不安。回到北京后，他也只字未提。直到我离开北京之前，他才对我说，小李，《红火环》就不发了，别的杂志可以发的，我们就发你的《青草湖的童话》吧，我很喜欢这个短篇，像个寓言。他没有说为什么不发表《红火环》，我也没有追问，我知道，他决定的事情不会改变。那天晚上，我面对修改了第二十一遍的《红火环》，泪流满面，光一次次抄正，我就抄写了近七十万字呀，这凝结了我多少心血。后来我才明白海波老师的良苦用心，通过这部中篇小说的不断修改，我终于知道小说该怎么写，从那以后，我写小说基本就没有了障碍。《青草湖的童话》是我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发表在《昆仑》杂志1989年2期），而《红火环》的意义对我而言，十分重大，可以说奠定了我一生的小说之路。

2021年10月2日写于上海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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