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敏

《老友记》里有一集，钱德勒跟着瑞秋去了一趟美甲沙龙，并尝试了指甲护理。他一边暗自顾盼、向指甲吹气，一边佯作抱怨：“这里根本没有其他男人来美甲！”

钱德勒的窃喜并不是个例。数据显示，2021年“双十一”，男士护理一跃成为电商“大快消”家族八大品类之一，首次站上重头销售舞台；在此之前的2020年“双十一”，男性进口彩妆商品备货同比大幅增长逾3000%。近年来，男士对于形象的呵护，即使在口罩掩盖之下，也难免显山露水。

纵观东西方历史，自古以来，男性对于“好看”这件事，有着和女性一样的执着追求。罗马历史学家奥维德（Ovidius）撰写的《爱的艺术》中提到，男人们会用植物、草根混合朱砂制成的颜料涂抹在脸颊和嘴唇上。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男性遵循“三白、三黑、三红”化妆原则，即皮肤白、手白、牙齿白，眉毛黑、眼线黑、睫毛黑，唇红、脸颊红、指甲红，为此不惜用砷水洗澡。而在古老的中国，男子美白、簪花、熏香……同样不亦乐乎。

古墓里的男士化妆包

2017年，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刘家洼春秋芮国遗址，考古学家在一座男性贵族墓中发现了一个小铜罐，罐内保留的6克残留物，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多位学者对微型铜罐内的残留物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结论：它是美白化妆品，也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男性化妆品。

这位东周男性使用的“美白面霜”，是用牛的油脂和上洞穴中采集的钟乳石粉末所制。在此之前，记载中国人用动物油脂制作面脂这件事，最早是在北魏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刘家洼的发现，将历史提前了1000多年。

《齐民要术》中给出了制造面脂的方法：“用牛髓。牛髓少者，用牛脂和之。若无髓，空用脂亦得也”。这套以动物脂肪作为基质的面脂制造法，到现在还有，水貂油、马油等，都是常见的动物油脂护肤品。

东周墓中的护肤品，除了牛脂，还加了用来增白的钟乳石粉末。相比润肤，扑粉美白这件事，在中国有着更加源远流长的传说。很多古籍中都有关于妆粉起源的记载：元代伊世珍撰集的《琅嬛记》引《采兰杂志》：“黄帝炼成金丹，炼余之药，汞红于赤霞，铅白于素雪。宫人……以铅傅面则面白。洗之不复落矣”；《太平御览》引《墨子》曰：“禹造粉”；晋代张华《博物志》曰：“纣烧鈆（同铅）锡作粉”。这些记载把妆粉的出现一杆子推到了夏商时代，让黄帝、大禹、纣王3位大男人成了“粉底发明家”。因为说法过于缥缈，我们只能暂且观之一笑。

有实证的是什么呢？湖北枣阳九连墩一号墓出土过一件战国时期的便携式梳妆盒，由两块木板雕凿铰结而成，盒内分置铜镜、木梳、刮刀和面脂。这个梳妆盒是墓主的日常用品，而墓主据考证，是一名50岁到60岁的大叔。

认定过程曾备受争议的河南安阳曹操高陵，在考古发掘中出土过一些六边形石牌，其中一块石牌上有铭刻文字“胡粉二斤”。胡粉是东汉时从西域传入的矿物所制，除了用药之外，它最大的用途就是抹脸。《博物志》记载，晋代中原已能自制胡粉，“烧铅锡成胡粉”，以矿物铅为原料、经人工加工所造出的粉，是当时男女护肤的常用单品，这种粉因为是化铅而成，又称“铅华”。所谓“洗尽铅华”，就是卸妆。

魏晋男子时尚天团

曹操是否傅粉，史书未有记载；但曹操的养子、当时的名士何晏可以说是最早的男性美妆达人。何晏以白闻名，他的白是天生的还是傅了粉，八卦甚多。《三国志》里说何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即又自恋又爱抹粉。《世说新语》里则倾向于他天生肤白：“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魏明帝为了看何晏是否傅粉，故意让他吃滚烫的面片，想看美男子脱妆，结果美男子经得起推敲。

在此之前，男子化妆已是社会必要礼仪。学者彭卫在《汉代社会风尚研究》中指出，汉代对于男子体貌的审美倾向中，肤色白皙被认为是男性美的重要特征。汉初丞相张苍甚至因肤白免遭杀身之祸。《史记·张丞相列传》称，张苍违反军令要被杀，已经解衣趴下，监斩官王陵见他身材高大魁梧，皮肤白皙润泽如葫芦，是难得的美男子，动了恻隐之心，向刘邦求情，最终张苍免于一死。

除了美白，男子熏香也是这一时期的标配。曹操讨厌熏香，一度禁止女儿在家中熏香，奈何士族普遍喜熏香，香风蔚然。荀彧到别人家做客后，香气三日不散，按现在的标准来看，简直是不讲公德，但当时传为美谈，还被汉末的刘季和拿来效仿。《襄阳记》里說，刘季和有一回上完厕所，立刻扑到香炉上熏衣服，主簿张坦见到，一声嗤笑道：“难怪别人都说你是俗人，着实不虚。”刘季和反驳：“荀令君到别人家中，所坐之处余香三日不绝。我这点儿香跟他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对于男性形象管理，在这一时期，人们的态度总体是包容及赞许的。魏晋数百年的男子时尚天团、当世名士，八成以上在才干之外兼具美姿容：杜乂“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夏侯玄“朗朗如日月入怀”，王羲之“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司马昱“轩轩如朝霞举”，王恭“濯濯如春月柳”，高长恭“貌柔心壮，音容兼美”……比之现在的霸道总裁文男主角，毫不逊色。

相比魏晋，唐代男子更重视基础护理。每年腊日，皇帝都赏赐大臣润唇膏、润肤乳、护发素和香包，口脂被做成管状，已有了现代口红的影子。唐人也重视头发，唐人诗话有一则轶事：诗人李山甫长得美，头发将近两米，每次洗头都要婢女服侍，早上他在家里梳头，“云鬟委地，肤理玉映”，朋友进来吓了一跳，以为冲撞了女眷，李山甫赶紧追出去解释“是我是我”。

宋代男子对于面部护肤不太看重，但爱簪花。簪花从唐自宋，逐渐从贵族渗透到民间，成为坊间流行。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年），太上皇赵构八十大寿，宋孝宗携百官庆贺，杨万里如此描绘当时盛况：“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苏轼任杭州通判时参加雅集，人人饮酒簪花，老苏非常耿直：“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

如何看待“男色时代”

舆论对男子化妆，不是毫无负面情绪的。惠帝刘盈当政时，有官员帽子上插着鸟羽，腰带中点缀着贝壳，涂脂抹粉，极尽全力装扮自己讨好君王。司马迁对这种行为非常看不上，他在《史记·佞幸列传》里点名批评籍孺和闳孺，说他们“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贵幸”。婉佞贵幸，就是用美色向君王取宠。

后世对于魏晋男性的看法也呈两极化。一方面，魏晋风度放旷真率，几乎是艺术至上的黄金年代；另一方面，在战乱四起、人生如露的时代，贫者命如草芥，富者大肆行乐，不管是男子化妆，抑或纵情山水，都体现出一种避世消极的矛盾。但总体来说，人们抨击的从来不是形象管理本身，而是一味迎合他人心态的谄媚和置国家兴衰于不顾的软弱。

男性在意形象管理，曾易与“不阳刚”画上等号，但随着时代发展，人们的审美水平和文化包容性也在进步，不会有人规定化妆是女性才能做的事。凯度消费者指数调研显示，73%的中国一线城市男性认为，外表在求职和寻求配偶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越来越多的中国男性开始意识到，得体外表在彰显个性、增加自信、愉悦自我方面的重要性。毕竟，在能力过关的基础上，谁不想成为那一个“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的妙人，谁不想成为“此真神仙中人”的“夸夸文”男主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