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秋华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走出国门到欧美国家进行访问学习。根据教育部统计，到2016年，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年度派出人数比2012年增长了1.2倍，达到30，014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公派出国留学总人数为107，005人。其中，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博士后占派出总人数的41.9%。

自2011年以来，江苏省每年派出约300名高校教师出国学习。对于高校教师（包括本科院校教师和高职院校教师）而言，6个月至12个月的出国访学经历拓宽了视野，提升了学术研究能力。而政府公派人员出国的投入也正是为了推进访问学者们深入学习欧美国家先进的教科研理念，更好地提升日常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与本科院校教师相比，高职院校教师在学术背景和研究能力上整体水平比较薄弱，一部分原因是高职院校教师在科研中的实践能力欠缺和主动投入不足。因此，高职院校教师在外派访学期间的焦虑水平更高，他们在跨文化适应上的不确定性更明显。其中，高职院校教师自身的跨文化适应潜力直接影响到他们在访学中的参与度，关系到他们的学术收获，从而决定了访学经历对回国后教学的改进程度。为此，通过问卷分析高职院校教师普遍的跨文化适应潜力水平为提高培训效率提供了一个思路，以便做好更充分的准备，更快融入跨文化环境，提高访学的收获。

根据文献检索分析，Van der Zee 和Van Oudenhoven在2000年设计的“多元文化人格问卷”（MPQ，Multicultural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被广泛应用于测量外派人员和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能力水平。该测量问卷包括五个维度：文化共感性（Cultural Empathy）、思想开放性（Openmindedness）、社交主动性（Social Initiative）、情绪稳定性（Emotional Stability）和灵活性（Flexibility）。问卷测量分析的多元文化人格和跨文化适应能力的关联性有助于高职院校教师申请访学前了解自我，提前进行针对性培训，以便为适应跨文化环境做好充分准备。

二、文献综述

在19世纪80年代，“跨文化交际”概念被引入国内，学者们十分重视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理论分析。国内很多研究者总结了国外的研究经验与启示［2］，评估了跨文化适应力的理论模式［1］，甚至还构建了“边际博弈”等概念。

随着国际交流的不断深入，国际贸易和学术研究等领域的跨文化活动日益频繁，跨文化背景下的国际互动更加密切。许多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来调查外派人员的跨文化适应情况，分析他们的生活状况［3］，剖析其中的影响因素。研究对象涉及中国留学生、访问学者［5］、政府和跨国企业外派人员、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学生［4］等，影响跨文化适应的因素涵盖了外部因素（例如外派工作特性、外派意愿和动机、文化距离、社会支持等）和内部因素（例如认知方式、人格、文化智力等）。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国内学者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影响因素的探索比较深入，但利用测量工具对各类海外旅居者和外派人员的跨文化适应能力的研究相对较少。华东师范大学的严文华老师探讨了多元文化人格问卷等西方人格测量工具在中国运用［6］。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马一萍博士的研究表明，多元文化人格与跨文化适应水平有部分正相关关系。这些实证研究的现状为本文的调查研究和数据分析的必要性提供了支撑，利用多元文化人格问卷测量并分析高职院校教师们的跨文化适应潜力现状，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缺。

三、研究设计

（一）问卷设计

Van Oudenhoven 和Van der Zee在2002年对“多元文化人格问卷”进行修订，形成的五个维度的关联如下：

为了深入探讨高职院校教师在访学期间的跨文化适应情况，在本研究的第一阶段对十位有过一年海外进修经历的高职院校教师进行了深度访谈，提出了“一般自我效度（General Selfefficacy）”和“社会认同（Social-identity）”两个跨文化适应潜力测量维度。这两个维度一起编入修订版的多元文化人格问卷，用以综合测量高职教师的跨文化适应潜力。

（二）调查对象

本研究选取了苏州五所高职院校教师作为样本，通过纸质问卷和问卷星线上问卷的方式发放了400份问卷，收回389份，有效问卷374份，有效回收率96%。发放问卷的五所高职院校（苏州科技学院、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苏州经贸学院、苏州信息技术学院和苏州旅游学校）是苏州地区具有代表性的高职院校，使样本数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性。

利用SPSS11.0软件对数据进行汇总，样本的基本信息，见表1。

表1 样本基本信息表

四、数据分析

（一）研究问题1：苏州高职院校教师的跨文化适应潜力水平如何？

从表2数据来看，苏州高职院校教师的跨文化适应潜力水平较高，满分值为280，平均值为198.75。进一步分析发现，有214名教师（占57.2%）的得分在高分段（即总分在197至259），最高分达到了259，这表明了参加测量的教师具有很高的跨文化适应潜力。

表2 总分统计表

（二）研究问题2：教师个人因素对跨文化适应潜力水平有什么影响？

1.性别因素

本研究利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了教师个人因素对跨文化适应潜力水平的影响。从表3数据来看，教师性别与思想开放性（t=2.177，df=372，p<0.05）和社交主动性（t=2.592，df=372，p<0.05）两个维度存在显著性关联。与女性教师相比，男性教师的思想更开放（MD=1.009）且社交中更主动（MD=0.809）。这一统计结果基本符合人们的普遍观点：男性更理性，而女性比较感性。理性的人在面临诸如跨文化环境等不确定情境时能更好地做出判断，保持情绪稳定，能主动而有效投入社交活动。同时，男性教师的知识面较广，沟通能力较强，这些综合能力更提升了男性教师的跨文化适应潜力水平，而女性教师往往采取比较保守慎重的态度。

表3 独立样本T检验（性别）

2.之前的海外经历

表4的数据显示之前的海外经历与思想开放性维度（（t=3.754，df=372，p<0.01）、一般自我效能维度（t=3.354，df=372，p<0.05）和总分（t=3.597，df=372，p<0.01）存在显著关联。对于高职教师来说，海外进修或者访学的经历扩宽了视野，对教学、科研等多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使他们能独立、有效地应对跨文化环境中的复杂关系。

表4 独立样本T检验（之前的海外经历）

3.参与海外培训或学习的意愿

根据数据分析，这一因素与文化共感性维度（t=3.758，df=372，p<0.01）、思想开放性维度（t=6.071，df=372，p<0.01）、社交主动性维度（t=2.627，df=372，p<0.01）、一般自我效度维度（t=5.942，df=372，p<0.01）和总分（t=4.309，df=372，p<0.01）等多个方面都有显著关联，应该充分引起关注。意愿强烈的教师能够更主动地了解其他国家历史、地理和文化，这使他们受益匪浅，能为跨文化环境的生活提供知识储备。而社交主动性决定了教师们在跨文化过渡和适应期的社交活力，良好的社交能力在跨文化情境下同样能发挥积极作用，有利于更快融入海外进修生活。

4.专业

样本教师的专业比较分散，为了形成有统计学意义的数据分析，教师们的专业被重新编码成两类：自然科学类（包括理学、工学、医学，样本数为196）和社会科学类（包括文学、教育学、管理学、法学、经济学、历史学、哲学和农学，样本数为178）。从表5的数据来看，专业与文化共感性有一定的关联性（t=2.094，df=372，p<0.05）。社会科学类专业的教师具有更好的文化共感性（MD=-0.752），其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专业的教师在专业学习和教学经历中接触了更多的人文知识，对相关领域的了解更多。

表5 独立样本T检验（专业）

本研究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一步探索了年龄、学历和语言能力与跨文化适应潜力水平的关联。

5.年龄

年龄与情绪稳定性的方差分析显示25～30岁年龄组和31～35岁年龄组在情绪稳定性维度上的差异水平比较显著（F［5，368］=3.212，p<0.01），组间的多重比较分析可以看出31～35岁年龄组的高职教师比25～30岁年龄组的老师有更稳定的情绪。25～30岁的教师大多刚从大学毕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教师需要完成从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变，锻炼人际沟通和应变能力，从而能有效掌控好个人情况，在不同的生活环境（包括跨文化环境）中实现有效沟通。

6.学位

问卷数据显示教师的教育背景对各维度的水平都有一定影响。本科学士学位的教师（样本数153）比博士研究生学位（样本数26）在思想开放性维度上有显著差异，远低于博士的思想开放性维度的水平（F［2，371］=4.727，p<0.01）（MD=2.220），而稍低于其社交主动性维度的水平（F［2，371］=3.811，p<0.05）（MD=1.602）。另外，硕士研究生学历的教师（样本数195）比本科学历教师的情绪稳定性稍低（F［2，371］=3.301，p<0.05）（MD=2.213）。

7.英语语言能力

表6的数据显示：英语语言能力好的高职教师的跨文化适应潜力水平很高（F［4，369］=3.191，p<0.05）（MD=15.758）。英语语言能力的差异除了与教师年龄、教育背景密切相关之外，良好的语言能力也来自不断的语言学习和之前的海外进修经历。因此，良好的语言能力为跨文化适应潜力的培养提供了更好的保障。

表6 多重组间比较（英语语言能力-总分）

五、研究结论

从上述数据分析来看，本研究调查了高职院校教师的跨文化适应潜力现状，分析个人因素与跨文化适应潜力水平各维度的关联性。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总结：1.来自苏州五所高职院校374位教师的跨文化适应潜力水平较高（满分值为280，平均值为198.75）；2.性别、学历、专业、参与海外培训或学习的意愿和语言能力被认为是影响跨文化适应潜力的最重要的因素，它们对文化共感性、思想开放性、社交主动性、情绪稳定性和一般自我效能等维度产生显著影响；3.灵活性和社会认同维度在各组别分析中没有呈现显著差异。因此，对高职院校教师海外进修的选拔、培训和文化心理准备等方面的工作应该更加细化，以期促进高职院校教师海外进修的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