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群星　曹劼　黄培昭

2011年1月 ，突尼斯内政部大楼前的抗议活动。

2010年12月17日，年仅26岁的突尼斯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当街自焚，以抗议警察暴力与政府腐败。18天后，全身三度烧伤的他在医院痛苦地死去。

熊熊燃烧的火焰夺去了布瓦吉吉的生命，也推动众多跟他有类似遭遇、在贫困生活中苦苦挣扎的阿拉伯民众走上街头。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出追求“民主”“自由”旗号的反政府风暴迅速席卷中东与北非，这便是被美国等西方国家赞誉为“民主胜利”的“阿拉伯之春”。

想象中的春天压根没有到来。11年过去了，“阿拉伯之春”演化为残酷的内战、“伊斯兰国”的恐怖暴行，以及全球难民危机。它不再是人们追求自由民主的象征，而是成为战乱、死亡、国家和民族分裂的代名词。

如果说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验证了美国枪炮下民主的必然失败，那么“阿拉伯之春”则证实了美国操盘的这种民主输出也是一地鸡毛。

在突尼斯中部的西迪布济德，穆罕默德·布瓦吉吉26岁的年轻脸庞被印在一处大楼的墙面上。11年前，他在家乡自焚，被民众奉为英雄;如今，这幅肖像却成了痛苦的来源。“我会咒骂它，我想把它弄下来。”54岁的当地妇女伊曼恨恨地说，“就是他毁了我们。”

这些年来，经历了“阿拉伯之春”的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走上“民主化”道路，境遇却不尽相同。作为“春天起点”的突尼斯经历了较平和的民主化进程，因此被西方媒体视为“民主转型样板”：2011年1月，执政23年的本·阿里政权倒台;同年底，突尼斯举行独立后首次民主选举。然而，民主是什么？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为谁而解决？这些在突尼斯从来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根据突尼斯无党派组织“阿拉伯晴雨表”的民意调查，当初民众反对本·阿里政府的首要原因是渴望改善经济状况，其次是在民主框架内打击腐败。然而，人们对于民主的定义存在分歧。25%的受访者认为民主是“通过选舉改变政府的机会”，22%的人将其定义为“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求”，还有21%的人认为民主应着眼于“缩小贫富差距”，可见美国民主鼓吹的“一人一票”并不是多数突尼斯人的诉求。“阿拉伯之春”发生后的2011年3月至今，突尼斯已迎来五任总统、九任总理，每次选举中民众的投票率一直很低。

这些年来，突尼斯人确实更自由了，但也更加贫困了。动荡发生前，突尼斯经济在阿拉伯国家中表现亮眼，被誉为“突尼斯奇迹”。2009-2010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在综合经济竞争力、生活质量改善等诸多领域，突尼斯在133个国家中名列世界第四十位、非洲第一位。

“阿拉伯之春”过后，突尼斯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0年至2020年，突尼斯的人均GDP（现价美元）由4344.64美元（约合2.77万元人民币）降为3521.59美元（约合2.24万元人民币），下降了18%。突尼斯的失业率则在2021年3月达到17.8%，国家外债总额超过40亿美元（约合254亿元人民币）。根据英国媒体2021年初的一项调查，84%的突尼斯人认为“阿拉伯之春”后贫富差距扩大，59%的人表示“不会原谅当时的革命者”。

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家人已经前往加拿大定居，几乎完全不跟家乡人联系。在他的妹妹莱拉看来，这十年来，突尼斯在政治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并没有解决将哥哥推向绝路的经济问题。“每次投票时，他们都会说‘我们要这样做，事情会改变’，但当他们掌权时，一切都没有改变。”

在西迪布济德，几乎所有计划多年的开发项目都处在停滞状态。“我们这十年都干了些什么呢？‘革命’的摇篮一无所获。”西迪布济德地区工人工会主席穆罕默德·加姆德说。

62岁的艾莎·库莱希住在距离西迪布济德约一小时车程的凯鲁万。她说，本·阿里时代的腐败现象仍然困扰着她的生活。政府分配给当地的外部援助中，“大部分钱都消失了”。“我们赢得了一点自由。在本·阿里的统治之下，我们无法说话。但这会影响我的生活吗？我想要自由和尊严，我不能两者兼得吗？”

2020年10月，利比亚，西迪布济德市民走过布瓦吉吉的画像。

2020年12月，利比亚，艾莎·库莱希在破旧的帐篷前卖面包。

埃及是第二个在“阿拉伯之春”中推翻原政权的国家。2011年1月，埃及首都开罗和部分省份发生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游行活动。同年2月，埃及时任总统穆巴拉克宣布辞职，结束对埃及长达30年的统治，埃及的强人政治时代结束。

取代穆巴拉克的是民选总统穆尔西，但他隶属的穆斯林兄弟会推动伊斯兰化政策，仅仅执政一年就因未能解决经济和民生问题被军方解职，由现总统塞西接任。2013年塞西上台以来，埃及政局相对稳定，埃及社会的“革命热情”明显消退，但“阿拉伯之春”后遗症仍在，反政府示威也于近年再次爆发。

埃及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与非洲大陆的邻国相比，其经济相对繁荣。但“阿拉伯之春”带来的动荡，使得埃及旅游业收入和外国直接投资大幅下降。仅以2011年度为例，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埃及的GDP增幅从动荡前五年的4%至7%断崖式下跌至1.8%，一半人口日均消费在世界公认的2美元（约合12.74元人民币）贫困线以下。

塞西政府积极开展经济改革，但2016年底的汇率放开造成物价飙升，2017年7月以来提高燃油价格与电价给民众带来沉重负担。多年来，埃及饱受外汇枯竭、经济下滑、失业率和通胀率居高不下等问题的困扰，直到近两年才回到“阿拉伯之春”前的水平。

上图：“阿拉伯之春”带来的动荡引发利比亚战争。图为利比亚第三大城市米苏拉塔街头2011年和2007年的对比。下图：2017年8月，也门，多国联军空袭过后，救援人员在房屋废墟中施救。

2021年3月，叙利亚，一名儿童趴在一堆废弃的弹壳上。

2014年10月，埃及，莱拉·苏埃夫和儿子阿拉走在开罗街头。

2020年5月，埃及，莱拉·苏埃夫睡在儿子所在监狱门口的街道上。

现年65岁的莱拉·苏埃夫是开罗大学教授、埃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她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自幼拥有丰裕的物质生活与思想自由，年轻时就开始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她仍记得2011年“阿拉伯之春”在埃及开始时的情景：开罗的解放广场被上万名示威者挤满，有人走了数百公里路来参加，人们相信将赢得民主。

“阿拉伯之春”過后，莱拉的儿子阿拉和女儿莫娜、萨娜投身政治，因为参加示威活动或发表异见言论而多次入狱。阿拉原本是一名软件工程师，过去11年中却有近9年时光在监狱中度过。白发苍苍的莱拉已经习惯坐在开罗的人行道上，静静地举着纸牌为阿拉发声。

对莱拉而言，2011年那些日子已成为海市蜃楼般的缥缈回忆。“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还有希望。”不久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莱拉这样描述她对民主的看法。她认为，美国和欧洲提供给埃及政府的援助并不是为了民主建设，而是为了本国军工行业的利益。“我们被打败了。”

在埃及人权工作者欧凯勒看来，西方国家给予埃及的支持显得格外薄弱。“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一直强调遵守民主进程，然后要双方都自我克制──讲得好像双方势力是均等的。他们传达的信息就是‘别担心，选完总统一切就结束了’。”然而现实是，选完总统之后，当地人民几乎什么都没有了。

突尼斯和埃及至少保持了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相比之下，利比亚、叙利亚、也门这些陷入长年内战的国家，则是“阿拉伯之春”中最悲惨的样本。

从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向东行驶约200公里，就是马基迪·曼古什的家乡米苏拉塔。自从11世纪跨撒哈拉贸易兴起以来，米苏拉塔一直是利比亚的重要商业枢纽，后来发展为全国第三大城市。

曼古什族在米苏拉塔地位显赫，城里最古老的一个区就以他们的氏族命名。在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当政的时代，马基迪的父母都有稳定工作，全家人过着温馨的生活。马基迪的三个姐姐和两个哥哥都考上利比亚的名牌大学，他则在2010年秋天进入米苏拉塔空军学院。

2011年1月，突尼斯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去世后不久，马基迪在学校军营里看到了突尼斯和埃及发生动荡的新闻。他感到震惊，但并没有将混乱的局势与利比亚联系在一起。直到一个月后，枪声开始在城里此起彼伏。“这时我们意识到出大事了。”他回忆说。

2月16日，反政府抗议活动在利比亚各地爆发。3月19日，美国等10余个国家开始军事干预利比亚，利比亚战争正式打响。在反对派武装、美法等多国联军与卡扎菲政权的争斗中，米苏拉塔是战事最持久、最激烈的城市之一。马基迪因此被政府军选中执行“特殊的爱国任务”：潜回家乡，摸清反对派武装领导人的位置。

这次回乡，马基迪目力所及之处，全是被炸毁或烧得漆黑的房屋，短短几个月，美丽的米苏拉塔被炮弹打得千疮百孔。马基迪好不容易回到家中，却从哥哥姐姐处得知，母亲陪病重的父亲去了突尼斯，大哥和一些朋友则加入了政府口中的“叛军”。和他此前被告知的不同，“叛军”不是什么犯罪分子，只是急于摆脱独裁统治的普通市民。“我曾站在政府军那边，但他们撒了谎，耍弄了我。”他加入了当地的反政府民兵队伍。

2011年10月20日，卡扎菲在武装混战中身受重伤死亡，成为“阿拉伯之春”中第一个被打死的领导人。他建立起的长达42年的政权也随之终结。“利比亚有石油，人民聪明能干，并且都渴望更好的生活。”那一天，马基迪对利比亚的未来高度乐观，“利比亚终于迎来了新的一天。”

然而，利比亚的混乱没有结束。各种派系展开内斗，瓦解了建立新国家的希望。2012年秋天，马基迪领到了空军学院的毕业证书。对于已经一年半没有上课、什么课程都没有学完的他而言，这其实只是废纸一张。“但这就是新的利比亚。一切都是谎言和腐败。革命遭到了背叛，利比亚成了失败国家。”

卡扎菲倒台后的头两年，利比亚至少有一个表面上的中央政府。但2014年之后，民族团结政府和“国民军”在利比亚分庭抗礼。土耳其、卡塔尔和意大利支持前者，埃及、沙特阿拉伯、法国等国家则认为后者才是合法政权。双方战火持续燃烧，根据联合国的调查，外国对利比亚的干预也达到“空前规模”。

利比亚原本是非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如今全国基础设施近乎瘫痪，每天缺乏供水和电力的时间经常超过18个小时。据联合国2021年初发布的报告，利比亚近700万人口中的39.2万人流离失所，100万人需要救济，恶性通货膨胀致使民众几乎无法负担基本需求的支出。

马基迪后来又在民兵队伍中待了一段时间。其间他得知，空军学院的同学们被强行拉入混战，至少有100至200人丧生，其中包括他最好的朋友。侥幸逃过一劫的他选择重新进入大学学习，并在2016年拿到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学位。为了保护利比亚所剩无几的植被，远离了政治的他加入一家环保组织担任志愿者。

在目睹了祖国的一系列恶性循环之后，马基迪开始相信，利比亚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从前我们有一个国王，至少是一个国家。没有身份认同，我们只是一盘散沙。几年前我刚开始对朋友说这个的时候，他们光是哈哈笑，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同意我的看法。”

西方世界曾认为，“阿拉伯之春”将敲响盘踞中东多年的恐怖主义的丧钟。美国前国务卿克里2015年访问突尼斯时就乐观表示，美国对突尼斯的经济援助是对“民主”的投入，是反抗恐怖主义的象征。然而，“阿拉伯之春”带来的地区动荡和权力真空，反而使得“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借机强势崛起。

“阿拉伯之春”后，突尼斯的恐怖活动此起彼伏，较为著名的有2015年3月巴尔杜博物馆恐怖袭击事件和2015年6月苏塞海滩恐怖袭击事件。这两起恐怖袭击均由“伊斯兰国”发起。高失业率导致许多年轻人被激进思想吸引，突尼斯一度成为“圣战者”占全国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根据突尼斯内政部2015年6月的统计，每年至少有3000至4000名突尼斯青年加入“伊斯兰国”。

“阿拉伯之春”爆发前，埃及存在数个恐怖组织。2014年之后，本地恐怖组织纷纷加入“伊斯兰国”成为其分支，以“伊斯兰国”名义发动的恐怖袭击日趋频繁。2017年4月，“伊斯兰国”在坦塔市和亚历山大市制造了两起针对科普特教堂的恐怖袭击事件，造成至少40多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

在利比亚，“伊斯兰国”借着混乱的局势成功控制了大片领土。2012年9月，在“伊斯兰国”的支持下，利比亚本土恐怖组织“利比亚圣战者”袭击了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导致时任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史蒂文斯及其他三名工作人员丧生。2014年至2015年间，“伊斯兰国”又对阿尔及利亚、伊朗、西班牙、韩国和摩洛哥等国驻利比亚使馆发动了一系列炸弹袭击。

战乱还导致大量民众沦为难民。部分难民拥向欧洲，造成欧洲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潮。曾经为“阿拉伯之春”摇旗呐喊、如今深陷难民危机的西方国家，也不得不承认自己一手鼓动的“革命”失败了，阿拉伯国家进入的不是春天，而是漫长寒冬。

祖籍利比亚、即将47岁的狄亥思，在20世纪80年代随父母移民到英国海滨城市布莱顿。在当地难民收容机构的安排下，全家人住进一处免费的三居室公寓房。尽管如此，这个背井离乡的难民家庭仍然面临不小的生活压力。狄亥思的父母每天要打两份工，早上7点到下午6点去市郊的一处鞋厂车间工作，晚上10点到12点在家附近的出租车公司上班。

成年后，狄亥思经营起一家小型的房产中介公司。英国房地产行业这些年的发展势头不错，狄亥思过上了有车、有房、有存款的中产生活，跟妻子生下三个儿子。然而，这份宁静被“阿拉伯之春”带来的风波所打破。

2013年初，狄亥思的两个儿子先后偷偷前往中东，加入“伊斯兰国”。这一年年中，他最年幼的儿子、16岁的贾法尔也偷偷前往叙利亚，寻找先行抵达的两名兄长。当年10月，贾法尔被确认在阿勒坡去世，成为英国最年轻的、命丧于当地内乱的穆斯林。狄亥思的另外两个儿子，则是一人死亡，一人至今下落不明。

2016年2月，突尼斯，國民警卫队在沿海山区搜索“圣战”嫌疑人。

丧子之痛给狄亥思的生活带来沉重打击。如今的他已经无心生意，每天不是坐在家中看老照片，就是开车在城里漫无目的地行驶。由于孩子们牵涉到“伊斯兰国”，他不能离开布莱顿，警方会定期来家中向他了解近况。

一些英国媒体的报道将狄亥思一家形容为极端主义家庭，这让周围的邻居对他们敬而远之。但在狄亥思看来，这是因为难民始终被孤立在小圈子里，就连在英国出生的新一代也不能摆脱这种隔阂，所以“阿拉伯之春”发生后，西方煽动的民主却带来灾难，这些年轻的穆斯林很容易受到“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影响，认为“民主救不了我们，‘圣战’才能”。

据法新社报道，早在“阿拉伯之春”前，已有大量非政府组织和半官方机构在中东地区活动，如美国的自由之家、国家民主基金会、国际事务民主研究所等。上述机构以“非政府”自居，但实际上都得到美国政府大量资助。

2013年，《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一书在法国出版。书中提到，美国作为“阿拉伯之春”的幕后推手，一方面利用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输出民主，另一方面则通过网络等新兴媒介为动乱煽风点火。

有学者指出，在中东各国，普通民众期待“民主”，更多是为了改善自身处境，实现幸福、安宁的生活，并非“为了民主而民主”。美国民主在输出国确立的逻辑前提是稳定的国家秩序和国力增长，而中东各国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以排他性、分裂性、扩张性为特征的美国民主和中东国家的分裂性社会相结合，只能带来民主的溃败，反而破坏了这些国家的内部发展条件，连民众的基本生存权都难以保障。

“‘阿拉伯之春’其实是美国和西方的一次‘揠苗助长’式的民主输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学院教授周戎对《环球人物》记者分析，“阿拉伯之春”的溢出效应还造成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对抗性格局。中东、北非地区的一系列国家内战与地缘冲突，均源于“阿拉伯之春”后的大动荡、大分化。

“我不认为西式的自由民主可以空降，它也不应该空降。”牛津大学阿拉伯和伊斯兰研究学者伊丽莎白·肯德尔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你不能只读‘自由民主入门课’，吸收它，写一部宪法，然后幻想一切都能解决。选举只是个开始。”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在“阿拉伯之春”中，抗议者打出的口号是“面包、自由和公正”，这意味着这场剧变原本是包含多重诉求的全面性变革。变革的走向不仅事关地区格局，还牵动大国利益。西方大国十分担心中东失控，因此想方设法对其进行塑造和引导，力争使其朝着西方模式发展。然而，中东地区的权力集中型政体，是由其生产方式相对落后、民族和教派构成复杂、地区安全环境严峻等诸多主客观因素共同塑造的。引发“阿拉伯之春”的症结并非集权政体本身，而是低效而脆弱的国家治理。西方开出的“民主万能论”药方，是在中东何去何从的历史转型关头，错误地以为“民主转型”是纾解困境的万能灵药。

“照此衡量，‘阿拉伯之春’不是一场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社会革命，而是一场‘只开花不结果’的‘假革命’乃至‘反革命’。”田文林说，从根源看，发展不充分与发展不平衡均是非常棘手的结构性矛盾，不是朝夕之间就能解决的。面对自身元气大伤和世界经济总体萧条的挑战，中东国家仍需要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奋斗，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