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

在2003年的反乌托邦小说《羚羊与克拉克》中，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描述了一种药丸，它能让每个人都开心并消除疾病。但这种药丸的广泛使用会打击制药公司的利润，因此这些公司向药物开发商HelthWyzer支付报酬，在药丸中插入病毒让用户得病。然后HelthWyzer可以通过出售解毒剂实现利润翻倍。

“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最好的疾病，”科学家克拉克解释说，“应该是那些症状旷日持久的疾病。理想情况下——也就是说，为了获得最大的利润——病人应该在他或她的钱花光之前死去或康复。”这个精明的商业计划，一个令人遗憾的后果是，它会让世界上大部分人口死亡。

这里的挑衅性思维是：故意寄希望于让“坏”产生“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用他的理论表达了同样的想法，即经济通过“创造性破坏”取得进步。

但这一概念的终极体现，是歌德的《浮士德》（Faust）。在开篇“天堂的序幕”中，上帝向恶魔梅菲斯特解释了他的问题，即人类有进步的潜力，但天生懒惰，缺乏好奇心，“人很容易颓废，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什么都不想做了”；上帝派梅菲斯特去充当“会永远作恶，但也能创造善”的力量，将人类从自满中唤醒。

那么，这种“恶”会否是可能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极端气候事件？毕竟，现在很少有人真诚地相信世界能够实现最近在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设定的目标，也很少有人真诚地相信，我们能将全球总体变暖限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1.5摄氏度的范围内。

经济学家查尔斯·杜马斯在他的新书《脱碳经济学和疫情后的世界》中，预测将出现一连串与温度升高有关的极端气候。如果到2025年全球變暖“稳定”在1.5℃，可以预期北美和非洲的荒漠化速度加快，到2100年墨西哥湾暖流将放缓或停止，山地冰川和北极部分消失，雨林消失，以及前所未有的南大西洋飓风吞噬岛屿。

在第二种预测情况下，全球温度升高“超过”1.5℃。结果是，戈壁沙漠扩大，贝类灭绝，地中海变得干旱，森林大火不断肆虐。此外，到22世纪中叶，迈阿密、伦敦市中心、曼哈顿的大部分地区、孟买和曼谷都被淹没在水下，控制新液态北极的战争爆发，安第斯冰川融化使秘鲁干涸，以及许多物种死亡。

杜马斯预测的第三种情况更为极端：南部非洲和亚马孙盆地的大部分地区变成沙漠，印度北部和巴基斯坦受到喜马拉雅融雪冲击，风暴不断肆虐。不断上升的海平面淹没了纽约、伦敦、荷兰和澳大利亚的城市，比新冠更危险的热带疾病迅速蔓延。杜马斯没有进一步预测，因为前三种情况造成的损害“有很大可能让严厉措施被接受并采取”。

这样的灾难性事件，不需要神的审判来作为必要的警钟。启蒙思想家认为，人类思维的进步是线性的，但实现更高的思维和行为状态实际上可能部分取决于极端事件。历史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大量支持：例如，二战是多年后欧洲联盟成立的必要前提。

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为了实现善，应该刻意行恶，比如采取阿特伍德小说中制药公司的行径。首先，校准“最优”危机是不可能的。其次，我们今天不太会同意罗伯斯庇尔的观点——如果恐怖导致美德，它就是合理的——因为进步的“必要代价”理论与希特勒主义的暴行相冲突。

“我们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1948年写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意阅读歌德，而是转向莎士比亚、埃斯库罗斯或《圣经》，如果我们真的还能阅读的话。”

但浮士德仍然是房间里的大象、现代性的不速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