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雯静

（韩国汉阳大学政策科学学院，首尔 047048）

城市化是21世纪最大的世界变革趋势之一。城市化概念强调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迁移的过程，是乡村转变为城市的复杂过程，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研究的逐渐深入，其内涵也逐渐衍生。城市化可以被看作城市要素的发展带动某一地域内的整体社会、经济、人口以及文化的改变［1］。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也逐渐加深，同时城镇人口规模增长供给逐渐变缓，沿海发达地区大部分农村的二三产业开始兴起，对生活品质的要求逐渐提高，乡村地区的发展战略也逐渐转变为更加生态化的新型产业模式，因此中国开始改变城市化的发展策略，发展重点从空间城市化转变为人口城市化。就地城市化的概念也随之诞生，这种发展模式协调了空间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农村地区的人口不再向城市迁移，通过改善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以及社会产业条件，让当地人实现非农就业，改变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拥有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2］。然而目前关于农民就地城市化的研究还不成熟，缺乏较为系统化的理论研究，因此本研究在结合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农民就地城市化发展水平的测度体系和农民城市化影响因素分析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通过实证分析探究Z省农民就地城市化发展的特征以及存在的问题，以期为中国农民就地城市化发展提供实践经验和理论参考。

1 文献综述

乡村就地城市化一般是指本地乡村人口在户籍所在地范围内实现非农化转变，以及在生活上逐渐市民化，也包括县域范围内部的城乡人口流动，实际上就是在乡村地区实现的人口城市化，是农村地区人口城市化快于空间城市化的表现。国内现有的关于农民就地城市化的研究，大多聚集于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内涵特征、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以及相关影响因素等方面。张娟等［3］对山东、河北等省的县域就地城市化进行了研究，分析了镇村工业、高收益农业以及工农兼业3种类型的农村就地城市化特征，并提出了找准农村发展特色、加强农村经济发展包容性、发展县域交通和生活圈、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以及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等建议。李二玲等［4］对河南省兰考县的特色产业集群带动下的就地城市化进行了研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ArcGIS空间表达法，对乡村地区民族乐器产业的发展及其对乡村空间重构、就地城市化的推动作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产业集群所带来的区域功能多样化以及周边县域发展，最终促进了特色小镇的形成，带动乡村就地城市化。许云鹏［5］对中国目前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政策相关因素进行了研究，发现新型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异地转移形式的人口城市化以及农村人口不变的农民就地城市化2种类型，在制度变迁上呈现出双重方向发展模式，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市场和政府的双方作用。海莉娟等［6］针对就地城市化背景下对农村妇女所受到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就地城市化使农村女性职业角色转变、生活生产方式改变以及资本获取渠道拓宽，为农村妇女带来了正向影响，但也有部分政府在推动就地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缺乏社会性别意识，为农村妇女带来了巨大阻力和困境。王志宝等［7］针对济南市城边村农民就地城市化状况进行了研究，采用SLA分析框架，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对当地农民就地城市化的现状、问题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当地农村居民更倾向于就地城市化，与城市社会网络存在隔阂，教育、医疗资源的空间分配差异是影响城边村居民城市化的重要因素，因此应促进医疗、教育资源的有效合理分配。车蕾等［8］对就地城市化进程中的“农转非”人口收入进行了研究，将目前的城镇常住人口划分为“农转非”的潜在人口和实际人口两类，比较这两类人口的收入差异，采用倾向值匹配法消除样本选择误差，经过实证分析发现，在“农转非”群体中，自发选择性人口的收入显著高于政策帮助性人口，非农户籍对收入的因果效应显著，并且非农户口的收入效应在公共部门、返乡市民化个体中更高，因此就地就近城镇化过程需要分层推进，更关注个体资源的多元获得，重点解决征地或灾害移民的就业等发展难题。

2 数据来源与模型的构建

2.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Z省的统计年鉴以及人口普查数据，选择Z省2010年和2015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研究，采用SPSS软件和GWR4.0地理加权模型处理软件进行空间分析运算。

2.2 模型的构建

2.2.1 农民就地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体系的构建农民就地城市化是新型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通过测度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发展水平可以直接评估区域内城市化的发展阶段，进行各区域之间城市化水平的比较。现有的研究中对就地城市化测度方式的构建大概分为2种：一种是基于城镇化率构建的单一评价指标方法，另一种是采用新型城市化分析框架构建的评价指标方法。由于第2种方式与农民就地城市化的人口城市化内涵联系性不强，与新型城市化的测度结果高度重合，因此本研究选择从单一指标测度的角度切入，与一般的城市化水平进行区分，基于乡村就地城市化的内涵，从人口城市化方面构建农民就地城市化发展水平计算公式。参考和借鉴现有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的一般测度方法，首先构建出整体就地城市化水平TRi，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TRi代表第i地区的总体就地城市化水平，Pi代表i地区户籍人口总量，Ci代表i地区的城市人口数量，Ti代表i地区的乡镇人口数量，Ri代表i地区的农民就地城市化人口数量，Oi代表i地区的外来人口。

参考国内外学者关于人口密度的研究，将人口密度大于2 000人/km2的农村地区作为农民就地城市化发展较快的区域，且只有当农村地区出现人口增长率快于区域人口自然增长率时，才可以判定人口密度大于2 000人/km2的农村地区是农民就地城市化发展较快的区域。采取动静结合的选取方式，将2000年作为基期年份，分别计算2010年和2015年达到以上标准规定的农村地区农民就地城市化人口总数。乡村就地城市化人口总数Ri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PDij代表i地区的j村落人口密度，Aij代表i地区的j村落面积。

乡村就地城市化率RRi是某地区农民就地城市化人口和乡村常住人口的比值，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Ui代表i地区农村户籍的人口总数。

2.2.2 农民就地城市化影响因素分析模型的构建在农村发展的相关研究中，大部分学者聚焦于政策演变、产业发展等因素对农村地区农民生活水平的影响；在农村空间格局相关研究中，大部分学者聚焦于道路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地形差异对农村发展格局的影响。而针对农民就地城市化格局的影响研究较少，对农民就地城市化的研究并不是以单个村庄为单位进行的，在整个大区域内，微小的自然条件因素难以采用某一个量化指标进行描述，因此主要选取社会经济因素（交通区位、公共服务以及产业经济）对农民就地城市化的空间影响进行分析，具体影响因素指标如表1所示。在交通方面，选取道路通达度和交通便捷度2个方面进行测度，道路通达度是各县级公路网的密度，密集的公路网络能够承接生产要素在农村地区的流通；交通便捷度以该地区用车率来表示，这2个指标都能够直接反映农村地区生产生活要素的流通和资源的配置效率。在公共服务方面，主要从教育和医疗方面进行测度研究，教育因素是指区域内的人均教育支出，对地区教育水平进行评价；医疗因素主要是采用每千人病床数进行描述，对地区的医疗资源进行评价，医疗和教育都是与农村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公共服务内容。在产业经济方面，主要采用地区产业结构和创新能力方面的指标，产业结构上是选取第二、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进行分析，描述农村地区的产业发展结构；创新能力采用专利授权数目进行描述，测度地区创新能力，由创新驱动经济发展。

表1 农民就地城市化影响因素指标选取

在选取分析指标后，采用OLS分析法建立回归分析模型全局分析Z省农民就地城市化影响因素。首先采用最小二乘法建立各影响因素指标对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全局分析回归方程：

式中，yi代表i地区农民就地城市化水平；x1代表公路通达度；x2代表人均民用汽车拥有量；x3代表教育支出；x4代表医疗资源；x5代表地区产业结构；x6代表地区专利授权；εi为随机扰动项，代表不同的县域；β0、β1、β2、β3、β4、β5、β6是各变量的回归系数。

为了更进一步探究农民就地城市化的空间差异，引入了地理加权回归法（GWR），对地区农民就地城市化进行局部回归分析。这种分析方式能够反映出不同影响因素在不同地区的作用差异，选取了6个影响因素指标进行研究，构建出的GWR模型如下：

式中，yi代表i地区农民就地城市化水平；(ui,vi)代表第i个样本点的地理坐标；xij表示该变量第i个样本点的第j个变量；εi为随机扰动项，代表不同的县域；β0、β1、β2、β3、β4、β5、β6是各变量的回归系数。

3 实证分析

3.1 全局分析结果

空间格局自变量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Z省2010年和2015年的各自变量方差膨胀系数值均小于5，数据可以纳入回归方程。分别对这两年的数据模型进行检验，均通过了置信区间检验，其中2015年的数据拟合优度更好，R2达到0.7，具有较好的模型解释能力。并经过杜宾检验，结果显示2010年数据为2.028，2015年数据为1.397，数据分析的残差自相关较弱，回归模型可靠性较高。2010年和2015年Z省农民就地城市化发展水平影响因素OLS全局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

表2 2010年Z省农民就地城市化发展水平影响因素OLS全局分析结果

表3 2015年Z省农民就地城市化发展水平影响因素OLS全局分析结果

由表2和表3可知，2010年Z省乡村农民就地城市化主要受到交通便捷度和区域创新能力影响，2015年该省乡村农民就地城市化的最主要影响因素是区域创新能力，是2010年的2倍以上，其次是道路通达度以及医疗资源配置因素。表明Z省2010—2015年，创新能力对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影响最为显著，且在持续增强；交通便捷度对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影响力逐渐被道路通达度取代；乡村地区的医疗资源配置逐渐开始发挥促进作用。而教育和产业结构没有对Z省乡村地区的农民就地城市化产生显著推动作用，这主要是由于乡村地区的教育资源主要整合集中在乡镇中心小学，对乡村地区的人口聚集能力较弱，并且Z省农村地区产业早在2000年左右就已经大部分转为非农产业，产业结构的工业化、非农化调整已经不是如今乡村产业发展的主要内容，Z省的农村地区进入了产业结构演变的平稳发展时期，注重提高乡村主导产业的品质化现代化水平。

3.2 局部分析结果

3.2.1 农民就地城市化发展水平GWR回归系数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Z省农村地区的农民就地城市化影响因素差异，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法的局部影响因素回归模型，剔除部分就地城市化水平测度值为0的极端乡村，进行模型数据基本情况分析，GWR模型的AIC值小于OLS模型，对农民就地城市化的解释能力更强。对回归残差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Moran’s），根据莫兰指数检验发现，2010年和2015年的检验值分别为-0.014和0.085，因此判断本研究所构建的GWR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是可信的。通过对所有样本点回归参数估计值的T检验，认为当某一回归参数检验绝对值大于2.009时，该变量对农民就地城市化发展影响显著。表4和表5是采用地理加权回归分析法对各影响因素回归系数的估值结果，并将分析结果输入到ArcGIS软件中得到各自变量GWR结果，如图1至图4所示。

图4 2010年和2015年Z省创新能力分地区回归空间分布

GWR模型的特征是以最小值、下分位数、上分位数和最大值为代表，相较于全局回归的OLS模型，更能体现特征变量在空间上的变化。由表4可知，2010年Z省教育和创新能力下分位数和上分位数的值都较小，表明预测值与该观察值更接近，且交通、医疗对人口的吸引程度较强。由表5可知，2015年交通的吸引力程度较低，产业结构的比重上升了，其中，创新能力的重要性不断上升，T统计量的变化最大，即道路网络密度的提升和城市化发展成反比，创新能力与城市化成正比。主要是因为高密度的交通网络协同使得乡村村民在更短的时间内到达工作空间或休闲空间，给予了他们本村或者附近村落居民生活的选择性，大大削弱了迁向城镇的意愿，且Z省产业结构已经实现了大部分专业化的调整，非农化调整已经不是如今乡村产业发展的主要内容，创新能力要素的增加更加注重品质的优化，加速了城市化进程。

表4 2010年Z省农民就地城市化发展水平影响因素GWR分析结果

表5 2015年Z省农民就地城市化发展水平影响因素GWR分析结果

3.2.2 道路通达度对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影响 由图1可知，在道路通达度上，2010年Z省农民就地城市化受影响的地区较少，主要集中于东北部，且道路通达度与农民就地城市化发展水平呈负相关，而2015年Z省大部分农村地区的道路通达度都与农民就地城市化水平显著正相关，且在空间上呈现出南北递减态势。在农村地区开始发展新型城市化战略之前，农村地区缺少配套基础设施，交通网络越发达，越容易加速农村地区人口流失，因此在2010年Z省的道路通达度对农民就地城市化呈现负面影响。而在农村地区开始城乡一体化发展之后，随着公路系统的完善，一方面将城市人流和资金带入了乡村地区，另一方面也带动了农村地区的产品流入城市，使农村村民休闲和工作上的通勤时间缩短，迁居城镇的意愿减弱，因此2015年Z省的农民就地城市化水平受到道路通达度的显著正向影响。

图1 2010年和2015年Z省道路通达度分地区回归系数空间分布

3.2.3 交通便捷度对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影响 由图2可知，Z省2010年的交通便捷度对农民就地城市化影响作用的区域差异，主要体现在对Z省东部区域发挥影响作用。但随着城乡一体化发展，交通便捷度对Z省乡村地区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影响作用逐渐减弱，到2015年在任何地区都不再有显著影响。这也佐证了乡村地区发展模式逐渐多样化，城乡之间的要素不再仅仅依托于交通工具等物质载体进行流通，开始转变为资金、信息形式的流通。

图2 2010年和2015年Z省交通便捷度分地区回归系数空间分布

3.2.4 医疗资源对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影响 在公共服务方面，相比教育因素而言，医疗资源因素对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影响作用更大。因此主要分析医疗资源对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影响。由图3可知，2010年医疗资源主要对Z省东北部的小范围乡村地区的农民就地城市化产生显著影响，2015年医疗资源主要对Z省北部的大范围乡村地区的农民就地城市化产生显著影响，而且都呈现为正相关。近年来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逐步完善，大大改善了农村人口的居留意愿，农村人口的小病小患能够就近解决，并且随着农村地区卫生管理体系的逐步发展，对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影响作用逐渐加深，影响范围也会逐渐扩大。

图3 2010年和2015年Z省医疗资源分地区回归系数空间分布

3.2.5 创新能力对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影响 通过全局分析结果已知产业结构因素对Z省农民就地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力较弱，因此采用创新能力指标进行局部分析。由图4可知，2010年和2015年Z省农村地区农民就地城市化受创新能力的影响都呈由西南部至东北部递减的趋势。Z省西南部的乡村地区依靠先进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实现了乡村地区人口产业等要素的快速聚集。而在Z省东北部，创新能力的提升反而难以短时间改变其原有的较为发达的传统产业发展模式，创新能力对农民就地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受到阻碍。可见创新能力的提升在Z省经济较为落后地区对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影响作用较为明显。

4 政策建议

1）创新财政资源分配机制。鼓励资金的多元化筹措方式，以政府为主导，引入竞争机制，带动乡村地区的社会资本流入；创新政府资源的再分配机制，对用于农民就地城市化发展的财政资源进行捆绑，从源头处避免资金、资源滥用。

2）健全基层组织架构。明确农村地区基层组织在乡村发展工作中的核心主体地位，挖掘基层组织中的内部人才，发挥村民与干部的协调合作能力，提高村民自治的积极性和配合度，驱动农民就地城市化发展。

3）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相关体制改革。明确政策执行主体，划权责边界，搭建合理沟通机制，确保政策实施中的信息传递无误，提高各部门工作效率。对农村地区资源配置中的各类型政策进行无差异化改革，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减少农民就地城市化发展中的政策性障碍。

5 小结

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快速推进，中国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农民就地城市化的概念随之提出，但关于农民就地城市化的研究尚未形成较为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对其影响因素的测度研究也较少。因此本研究基于农民就地城市化的人口城市化内涵，提出了针对农民就地城市化水平的测度体系，并建立了基于地理加权法的农民就地城市化影响因素分析模型，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各影响因素存在阶段性差异，随着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提升，农民就地城市化影响因素趋于多样化。Z省农村地区的农民就地城市化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地区差异，总体来说，受到显著正向影响的因素数量由沿海向内陆地区递减。创新能力的提升对Z省经济较为落后地区的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影响作用较为明显，医疗资源主要对Z省北部的大范围乡村地区的农民就地城市化产生显著影响，道路通达度因素对Z省北部乡村地区的农民就地城市化影响作用最为显著。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创新财政资源分配机制、健全基层组织架构以及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相关体制改革等政策性建议。但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不足，缺乏各影响因素对农村地区农民就地城市化影响的历年变化情况，数据时效性和完整性有一定欠缺，后续研究可以采用网络大数据收集，从更为精细的时间和空间维度来进行农村地区农民就地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