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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鼠入画:明宣宗宫廷鼠题材绘画的艺术趣味与创作动机

2022-01-10故宫博物院书画部杨博然

湖北美术学院学报 2021年4期
关键词:宫廷苦瓜题材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 | 杨博然

明代画院在永乐时期大致建成,洪熙至正德年间,明代画院不断延续和发展,宣德处于繁荣时期,随着“雅善绘事”[1]的宣宗朱瞻基继位,画院画家人数进一步增加,宫廷绘画环境更加包容。其中以鼠为题材的绘画在明朝第五位皇帝宣宗朱瞻基和画院画家孙隆的笔下均有出现,他们对宣宗朝宫廷及后世鼠画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宣宗朱瞻基(1399—1435),号长春真人,是开创“仁宣之治”的太平天子,他通博文艺,擅长诗文书画,在明代诸皇帝中颇具画名。其留神词翰,尤善绘事,山水、人物、花鸟、草虫,无不臻妙。明人徐沁在《明画录》中评价明宣宗:“有明翰墨,莫尚于景陵,缣素点染,天机横溢,颁赐臣列,目为至荣。”[2]1408

朱瞻基《三鼠图》卷现藏故宫博物院,经《石渠宝笈续编》著录,此卷分三幅,分别是《苦瓜鼠图》(图1)、《鼠石荔图》(图2)和《食荔鼠图》(图3),前三幅各绘一鼠,最后为明宪宗题诗,合裱一卷。有关这三幅图有诸多讨论。余辉1996年发表的《从明宣宗画鼠说起》认为宣宗是画史上第一位画老鼠的画家,其所画鼠图可能是赏赐给属鼠的臣下的,其中《苦瓜鼠图》与明宣宗笔法一致,且“宣宗绘此图是祈祝或庆贺皇家顺产得子”[3];《食荔鼠图》应是宣宗朝宫廷画家之笔;《鼠石荔图》则系明画。而明代宫廷画家“孙隆就是得益于宣宗画鼠而涉足此艺的”[3]。吴诵芬2012年发表的《宣德宸翰——允文允武的艺术天子明宣宗书画作品》中提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宣宗《夏果写生图》页与《食荔鼠图》构图题材完全一样,但《夏果写生图》页的技法与造型处理都欠佳,且其款、印均与明宣宗标准作品不似[4]。文金祥2014年发表的《大明朱氏家族书画艺术》认为《苦瓜鼠图》系明宣宗二十八岁时喜得长子朱祁镇后所绘[5]。还有朱万章2020年发表的《御笔画鼠》认为《苦瓜鼠图》为明宣宗朱瞻基之笔,《鼠石荔图》和《食荔鼠图》则有可能出自宫廷画家的代笔。[6]庄吉发在其著作《生肖图腾文化趣谈》中则详细描述了鼠图腾崇拜的文化意义。[7]

图1 苦瓜鼠图 明 朱瞻基

图2 鼠石荔图 明

图3 食荔鼠图 明

笔者梳理《三鼠图》卷相关史料时,发现上述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笔者将《三鼠图》卷与可靠的朱瞻基、朱见深绘画、书法进行对比,判断这三幅图及题诗的真伪,同时试图探讨明宣宗朝宫廷鼠题材入画的原因。

一、明宣宗宫廷鼠题材绘画真伪考辩

朱瞻基《三鼠图》卷中,第一幅《苦瓜鼠图》为纸本水墨,画上有作者自识:“宣德丁未(1427),御笔戏写”。图绘一鼠立于石上,回首垂涎望着枝上垂下的一大一小两苦瓜,瓜藤攀援于竹枝,石下杂草斜出,无限生趣,跃然纸上。第二幅,《鼠石荔图》为绢本设色,画上有御题:“宣德六年(1431)御笔,赐太监吴诚” 。作者画石旁栓一正大口吃红荔的小鼠。荔壳已被小鼠啃开,荔皮散落一地。被栓着的小鼠眼神机警地望着四周,小鼠与荔枝硕大体积相映成趣。第三幅,《食荔鼠图》为工笔设色磁青纸本,无款。作者用强烈的黑白对比,突出一只正在偷食红荔的白鼠。最后,对幅有朱见深题跋:“御制:累累果实委尘垂,夜静无端出没时。意料狸奴踪迹少,肆行窃啮上新枝。成化甲辰仲秋吉日。” 全卷钤“广运之宝”“宋荦审定”“乾隆御览之宝”“宝笈重编”“武英殿宝”“三希堂精鉴玺”“嘉庆御览之宝”和“宣统鉴赏”等印。

1984年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记录故宫博物院藏《苦瓜鼠图》《武侯高卧图》卷(图4)和《松荫莲蒲图》卷(图5)为朱瞻基之笔。[8]三图皆以墨笔绘之,《苦瓜鼠图》中的山石、杂草与《武侯高卧图》卷的地面、墨竹及《松荫莲蒲图》卷中的寿石、兰草的皴法、笔法一致。又《苦瓜鼠图》中鼠的绒毛与《武侯高卧图》卷武侯的胡须、毛发都用没骨淡墨加以干笔皴擦描绘,且两幅的御题上都钤有“广运之宝”印。可知《苦瓜鼠图》为明宣宗朱瞻基笔意。清阮元《石渠随笔》著录《鼠石荔图》:“立石上有菖蒲数叶,石下平地有金杙连索锁,一小鼠方噉荔子,荔子尚大于鼠,款楷书宣德六年御笔,赐太监吴诚中,钤武英殿宝。”[9]文中太监为吴诚中和御题中的吴诚不一致①。通过现在可以得见的《鼠石荔图》,可知其画风与朱瞻基御笔《苦瓜鼠图》相比不一致,画中老鼠与荔枝都为工笔设色,用笔细腻,只有寿石菖蒲为小写意,《苦瓜鼠图》则为意笔写之。且《鼠石荔图》题中“宣德”“御笔”四字明显与《苦瓜鼠图》朱瞻基御题有异。《鼠石荔图》题跋笔力纤弱,字形清瘦、工整,《苦瓜鼠图》御题则笔画较粗重,字形略宽,向右上欹侧。对比《鼠石荔图》“武英殿宝”印与辽宁省博物馆藏朱瞻基《万年松图》卷“武英殿宝”印,其既不合规矩,笔力亦偏软,系仿刻。如余辉所说,此图系明画,款印为清代添加[3]。《石渠宝笈续编》著录《食荔鼠图》为朱见深所作:“明宣宗宪宗三鼠图:本幅四幅,宣宗宪宗各二。”[10]但1988年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记录吉林省博物馆藏《树石双禽图》轴(图6)为朱见深之笔[11],而《食荔鼠图》画风与之相距甚远,可见《食荔鼠图》不是朱见深所作,且余辉认为,此图为宣宗朝的宫廷画家之笔[3]。综上所述,《苦瓜鼠图》为朱瞻基御笔之作,而《食荔鼠图》和《鼠石荔图》则源于宣宗画鼠,可能为宣宗朝宫廷画家之笔。

图4 武侯高卧图 明 朱瞻基

图5 松荫莲蒲图 明 朱瞻基

图6 树石双禽图 明 朱见深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珍图荟帙》册之“明宣宗夏果写生图”页(图7),绢本工笔设色,画上有题:“宣德三年戊申,武英殿御制。赐臣邢宽。”上押“武英殿宝”。对幅为清仁宗御题:“梅子熟团栾,鼯鼪窃取餐。写生形态肖,小道亦堪观。”其本幅构图、题材与《食荔鼠图》几乎完全一样,不同之处在于《食荔鼠图》为黑底圆幅的磁青纸本,又根据画中老鼠啃食的白色果肉,可知图中所画为荔枝,而《夏果写生图》页则为白底方幅纸本,从仁宗御题中知图中所画为梅子,且其画面右下杨梅叶子旁似有他物。《夏果写生图》页在技法方面也逊于《食荔鼠图》,其老鼠形态僵硬,鼠毛疏硬,造型能力不足,丝毛技法不娴熟,且款、印皆伪。综上所述,《夏果写生图》页与《食荔鼠图》均为伪作,从两幅图的对比中可知,后人在仿作的过程中有时会有稍许变化。

图7 《珍图荟帙》册之“明宣宗夏果写生图”页

宣德时期,明宣宗朱瞻基对绘画的热衷带动宫廷绘画的繁荣,画院出现一大批有名的宫廷画家,如李在、孙隆、商喜、戴进、林良等。其中,除朱瞻基之外孙隆也有鼠题材的绘画传世。孙隆,字廷振,号都痴,武进人,是开国忠愍侯孙兴祖之孙。吉林省博物馆藏孙隆《花鸟草虫图》卷(图8),在533厘米的长卷上,依次表现了瓜鼠、紫茄、莱菔、鹡鸰秋荷、青蛙睡莲等景。图卷无款识,卷末钤印“孙隆图书”“痴”和“开国忠敏候孙”。卷中“鼠瓜图”一段(以下简称孙隆“鼠瓜图”),老鼠立在瓜前,双手捧握刚刚寻觅的食物,边啃食边瞪大双眼机敏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此段与明宣宗朱瞻基《苦瓜鼠图》同样都是瓜鼠题材,两只老鼠都有长长的胡须、黑黑的大眼睛,身形灵活、矫健。不同的是孙隆“鼠瓜图”,所画为西瓜,且老鼠在石边呈立姿吃食状,而《苦瓜鼠图》所画则为苦瓜,老鼠站在石上做欲食状。但两图对老鼠鼠毛、姿态细微之处的描绘都反映出画家善于捕捉大自然中的天然情趣,充满生机活力。

图8 花鸟草虫图 卷 明 孙隆

显然,不论真伪,鼠题材都是明宣宗时期宫廷绘画中备受青睐的题材。

二、宋元鼠题材绘画的含义

老鼠在文学中出现早于绘画,早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提到老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硕鼠硕鼠,无食我麦……。”[12]《诗经·硕鼠》将残酷的贵族奴隶主比作大老鼠,这时候对老鼠的印象大多觉得其形象不佳,所以较少出现。

最早记载鼠题材绘画的是宋代文献《宣和画谱》和南宋《画继》,其中《宣和画谱》记载了边鸾的《石榴猴鼠图》,邓椿撰的南宋《画继》卷八“铭心绝品”则记载了黄筌的《鼯捕鼠图》,现在无法得知文献所记的画作是不是边鸾和黄筌的,但至少我们知道老鼠题材绘画在宋代就已出现。且在沈括《梦溪笔谈》中还记载了关于鼠毛、马毛、虎毛和牛毛画法的讨论,并指出“鼠乃如其大,自当画毛。”[13]

北宋时期,画科已分为十门,但仅《宣和画谱》记载北宋画家徐崇嗣《茄鼠图》一幅,将老鼠与茄子组合在一起。此时人们对老鼠的态度还比较消极,如,苏轼的《黠鼠赋》描写一只老鼠,在偷食啮物被关在袋子里后,“不啮而啮,以声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脱也。”[14]其借假死以脱身的故事。虽然此赋突出了老鼠狡黠偷食的形象,然而南宋对鼠的态度似乎有所转变,且鼠画的题材增加了鼠与果的组合形式。南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九曾记,在东安县有一士人善于作画,画了一幅鼠轴献给县令,县令最初并不喜欢此轴,随意挂在墙上,但之后轴总坠在地上,且屡挂屡坠。起初县令觉得很奇怪,但在某天早上却见“轴在地而猫蹲其旁, 逮举轴,则踉跄逐之。”[15]于是拿轴在群猫前试,猫也都跟着纵跃窜跳起来,于是知道了这幅图之精,画中鼠之逼真。文中群猫以为画中之鼠为真鼠,所以欲逮之,可知当时画鼠的技法之高超,并且当时画家对如何画鼠有一定的研究。②

元代对待老鼠的态度则更加宽容,刘因在《静修集》的《驯鼠记》中载:“盖安静慈祥之气,与物无竞,而物亦莫之攖也”[16]。文中的“物”指的就是老鼠,告诫人们遇鼠不要慌,人之气不能暴露于外,无害鼠之心,安靜慈祥地与老鼠和谐相处,它就不会触犯我们,人和鼠是可以共生的。传宋末元初画家钱选,也画过一些鼠画,其中有以老鼠和瓜组合为题材的画作,有记载的有《鼠食瓜图》《禾鼠图》《硕鼠图》和《瓜鼠图》等,但是一般都不是真迹。

同时,在民间关于鼠的故事也颇多,鼠被认为具有某种非凡之力,且经常被赋予吉祥富贵的寓意。夜间十一时至凌晨一时为子时,得阳气,此时鼠最为活跃,所以子属鼠,鼠咬开天,老鼠咬开了混沌,开天辟地。又《汉书·律历志》载“此阴阳合德,气钟于子,化生万物者也,故孳萌于子。”[17]鼠有很强的繁殖力,子鼠的“子”又与多子的“子”同音同字,故古人多将其与家族后代联系起来,祈愿子孙繁衍,家族兴盛。

鼠还被认为有长寿、祥瑞之兆。民间相信“鼠狼来窑,其家必长吉”“凡见鼠立,土大吉庆”[18]“狼恭鼠拱,主大吉庆”[19]。晋葛洪的《抱朴子内外篇》对俗记,老鼠有三百岁的寿命,善于凭人而卜,能知一年中的吉凶和千里之外的事情。又《本草纲目》也说因鼠的寿命最长,称其为老鼠。所以将鼠入画有生生不息、祈福不止、健康长寿、多子多福的寓意。

三、 鼠题材何以入宫廷绘画

老鼠题材入画虽然至少宋代已有出现,但关于该题材的绘画鲜有流行,有著录的不多,现存在世流传有序的更是少之又少。能确定的是,1988年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记录吉林省博物馆藏《花鸟草虫图》卷为孙隆之笔[11],此卷有“鼠瓜图”一段。同时还有1984年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记录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朱瞻基《苦瓜鼠图》[8]。民间关于鼠的艺术作品有很多,如剪纸、年画等,但宣宗作为明朝第五位皇帝,将活跃于民俗文化,形象难登大雅之堂的老鼠作为绘画作品的题材,又是何用意?

鼠题材入画最直接的原因即其所具有的求子、多子的吉祥意涵,明宣宗及宫廷画家孙隆所绘鼠题材绘画亦突出了此含义。宣宗《苦瓜鼠图》中悬于藤蔓上的苦瓜已经成熟并裂开,露出粒粒抱团的籽,以“多籽”寓意“多子”,与鼠多子的意涵相呼应。孙隆所绘“鼠瓜图”中,画家刻意描绘了一个在田间生长的大西瓜,瓜蔓蜿蜒消失于没骨法绘出的叶片间,突出了其“生长”的特征,而土堆后的鼠正捧食一小块瓜皮,这里突出西瓜也应主要是取其“多籽(子)”之意。此外,西瓜左侧丛草间还绘有一螽斯(从其长触角来看应为螽斯),螽斯在《诗经》中即有表现,突出了其繁殖能力强的特征,因此孙隆图中鼠、西瓜、螽斯的组合皆强调的是多子的含义。

本文在认可宣宗宫廷鼠题材绘画具有求子、多子含义的前提下,拟进一步追问,既然鼠画求子、多子的含义在宋代以来就已经具备,那么为何元代很少出现或基本消失的鼠题材绘画在明宣宗宫廷会突然频繁出现?本文认为,应从宣宗宫廷文人趣味、平民趣味向宫廷绘画的渗透这一更深层次的理念上来考虑。

1.宣宗宫廷鼠题材绘画之文人趣味

宣德时期宫廷审美不再只是追求一味的贵族化,而是有文人化的趋势。这时明宣宗朱瞻基和孙隆所欣赏的是文人士大夫所崇尚的野逸之趣。他们的花鸟画,无论是从笔墨技法的简逸疏纵,还是题材的田园野趣,审美趣味都很接近“徐熙野逸”[20]。徐崇嗣系徐熙之孙,初承家学,后被迫“效诸黄之格,更不用墨笔,直以粉色图之”[21],创没骨图。从绘画风格上看,宣宗和孙隆鼠题材绘画均运用了没骨法。

所谓没骨法,是指主要用颜色或墨蘸水晕染,不以线条勾勒轮廓或不突出线条勾勒痕迹的画法。孙隆是擅长没骨花鸟的高手,如徐沁《明画录》称孙隆“画翎毛草虫,全以彩色渲染,得徐崇嗣、赵昌没骨图法,饶有生趣”[2]1502。孙隆“鼠瓜图”中,西瓜、藤蔓、土堆均用颜色、水墨没骨渲染,相对比较容易,鼠以没骨法描绘则相对较难,该图中画家以淡赭色精致地渲染老鼠的身体,除鼠嘴、耳、爪及尾稍有轮廓勾痕外,其他部位均刻意消隐、淡化轮廓线,同时以略深的棕赭色表现鼠毛及勾勒鼠须,形态颇为生动,螽斯也是采用颜色渲染和淡彩勾线相结合的方法绘出。徐沁已指出,孙隆没骨法实际上是源自北宋初徐崇嗣的没骨花,但是从该图可以看出,孙隆发展了没骨法,将徐崇嗣表现西域芍药的没骨画法扩展到整个花鸟画领域,包括鼠、螽斯这样形体较为复杂的动物也能以没骨法来表现。

孙隆的没骨法虽受徐崇嗣影响,然而从他现存的作品中可知,他不但以色彩渲染,还加入了墨色,且其审美风格也与徐熙的野逸之风更加接近。画史中记载孙隆“山水宗二米”[22],且有“仙人风度”[23]。在其花鸟画上,董振秀在《花鸟草虫图》卷跋中说孙隆作画为“戏笔”,形神逼真。如《雪禽梅竹图》轴(图9)描绘雪霁天寒叶落,石轮尽白,雀跃寒梅之景。琉璃世界,一片静寂深心,寄梅竹两君岁寒明洁之意。孙隆用点厾画梅枝的同时,大量留白堆雪,并双勾写青竹,制造宁静的画面,同时用小写意手法画出喧闹的山雀,动静结合,充满文人趣味,寓意了文人浩荡坚贞,怡然高迥往飞之心。在其山水画上,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孙隆《写生图》册之“雨山图”页(图10)中可以得见,其山水宗法为文人所推崇的米芾、米友仁父子,表明了文人野趣在他个人性情和没骨图上的体现。

图9 雪禽梅竹图 明 孙隆

图10 《写生图》册之“雨山图”页 明 孙隆

明宣宗的没骨法应是受到孙隆的影响。董振秀在孙隆《花鸟草虫图》卷题跋中说:“宣宗章皇帝时洒宸翰,御管亲挥,公尝与之俱。”可见孙隆常陪伴宣宗作画,孙隆亦有“御前画史”“金门御史”印可以证明这一点。宣宗《苦瓜鼠图》与孙隆“鼠瓜图”在画法上较为接近,宣宗图中苦瓜、藤叶用点厾法阔笔点簇而成,局部用浓墨衬淡润之叶,鼠身以色入墨,用湿画法加以淡赭点染而成,富有毛绒的质感。相对而言,孙隆的画法更精细老练,更具备职业画家的特点,包括精细地画出了鼠毛,宣宗则更像是业余的文人画家。宣宗《苦瓜鼠图》款署“御笔戏写”,明显是受到了文人画家游戏翰墨观念的影响,与传统的宫廷画作款署多称“制”已有较大区别。另如宣宗《松荫莲蒲图》卷、《武侯高卧图》卷(皆藏于故宫博物院)亦运用的是文人画家所喜爱的画法,其中前图运用典型的没骨法,后图粗笔简简富有戏谑趣味,并款署“御笔戏写”,两图均凸显了宣宗对文人趣味的推崇。孙隆具有的文人趣味并不失精工的没骨画法能在宫廷中得到推崇,与宣宗的喜爱是紧密相关的。

明宣宗推崇孙隆的没骨法,不仅与该技法有既不失精工的描绘物象的能力有关,也与此技法符合文人趣味有关。朱瞻基《苦瓜鼠图》同样用“御笔戏写”体现了文人趣味,孙隆与朱瞻基的没骨图,崇尚情趣,不仅服务于对物象的传神写照,生动描绘对象的形神、动态、质感,还加入了个人主观意向的抒发,不仅考究画面的艺术功夫,还通过“游戏翰墨”寄文人情思于尺幅之外。

2.宣宗宫廷鼠题材绘画之平民趣味

宣宗、孙隆以没骨法表现鼠题材绘画,从技法上解决了以没骨法画鼠的问题,并在其中凸显了游戏翰墨的文人趣味,但在意涵上则更显著地表现出寓意喜庆的民俗趣味,表现出帝王俗世生活趣味的另一面。

《苦瓜鼠图》作于宣德二年(1427),余辉在其1996年发表的《从明宣宗画鼠说起》指出该图的创作与宣宗求子的愿望有关[3]。宣德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宣宗的宠妃孙贵妃“生”了儿子英宗朱祁镇。③据薄松年先生研究,民间美术中常以谐音寓意,象征类比的巧妙手法,将鼠与瓜、果等组合成优美的画面。[24]且《诗经·大雅·绵》曾记:“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25]瓜象征着生长与发详,鼠与瓜的组合有着多子的意涵,构成了加强人丁兴旺的主旨。他画《苦瓜鼠图》似乎是为庆祝儿子朱祁镇出生所画,期望多子多福。

明宣宗还以十二生肖及家禽、家畜等题材入画,突出民俗和吉祥趣味,宣宗朝的宫廷鼠画应也与之有关。在明宣宗朝宫廷中有大量的动物图像艺术品,其中明宣宗朱瞻基绘制的就有11幅,《苦瓜鼠图》中的“子鼠”作为十二生肖之首,位列其中。同时,他还绘制了其他以生肖题材入画的作品。如,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朱瞻基《戏猿图》轴(图11)、《三阳开泰图》轴(图12)和《子母鸡图》轴(图13)等,其中《戏猿图》轴与《苦瓜鼠图》同一年绘制而成,图中母猴紧抱小猴蹲踞于石上,小猴迫不及待地伸出手,望向在树上摘枇杷的公猴,三猴体态各异,在宣宗的细心观察下,形象生动地描绘了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温馨亲子之景致,且有崇尚人伦之意。宣德四年,宣宗朱瞻基绘制《三羊开泰图》轴,画子母山羊一大二小,两只小羊,前一只正低头吃草,第二只则在后闻讯赶来,同样表现了母子亲情的景象。图中“三阳开泰”典出《易经》,预示冬去春来,阴消阳长,有祥瑞而亨通之象,寓意吉祥。据东晋葛洪《抱朴子》记载,羊和猴都象征着长寿的意涵。《子母鸡图》轴则绘雌雄二鸡带七只雏鸡觅食,右侧雄鸡低首给两只雏鸡喂食,左侧五只雏鸡则围绕雌鸡,其中一只跳在雌鸡背上玩耍,温馨的亲情之景跃然纸上。除了十二生肖之外,朱瞻基还绘制其他动物形象,如《壶中富贵图》轴(图14)画一只可爱圆胖的扁脸猫,身子作拱起状,摇着尾巴,正望着头上插着牡丹花的铜壶,仿佛马上要跳起来一探究竟,猫谐音耄,加上牡丹,寓意富贵长寿。

图11 戏猿图 明 朱瞻基

图12 三羊开泰图 明 朱瞻基

图13 子母鸡图 明 朱瞻基

图14 壶中富贵图 明 朱瞻基

除了绘画,在其《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中也著录了许多如《鹅》《瑞兔》《蟹》《白鹭窥魚》《清河道中小猎》等描写家禽、家畜和生活趣事的诗句。且明宣宗曾为《岁寒图》题诗:“百尺龙鳞苔藓斑,梅花竹色共清寒。画师知有冰霜操,写作人间三益看。”[26]这些以动物为题材的艺术作品多取材于生活,反映了宣宗有着对民间趣味的追求,以此来与大众交流。

在明宣宗朱瞻基和孙隆之后,以鼠为题材的绘画渐渐在文人画家的笔下活跃起来。“海上四任”之一的任预和近现代画家齐白石都将老鼠偷食在笔下描绘得活灵活现。任预《十二生肖图》册中之“鼠图”页(图15),描绘五只狡猾的老鼠将罐子打翻,正爬上爬下偷吃罐中散落的瓜子,画中鼠在结构与块面的表达上受孙隆影响,其丝毛法隐现在鼠的结构中,鼠毛随形而转。鼠与“子”的组合,有期望后代繁盛、多子的愿望。齐白石《鼠烛》轴画两只鼠在灯台旁偷食葡萄的情景,图中的鼠则发展了朱瞻基的没骨法,从点染画鼠到以浓湿不同、变化丰富的墨色直接几笔铺出鼠的结构,此画将鼠与油灯、葡萄组成妙趣横生的画面,葡萄有多子的自然属性,灯与“丁”字谐音,同时鼠也与“储”字谐音,灯油暗指了家产,表达作者期盼家庭富足,后代繁荣的心愿。

图15 《十二生肖图》册之“鼠图”页 清 任预

四、结语

以鼠为题材的绘画,通过文献记载可知在宋代就已出现,之后的朝代也有该题材的作品,但是少有流行,没有有序的流传。随着对待老鼠态度的转变,将其“变憎为玩”,直至明代孙隆与宣宗朱瞻基开始画鼠,带动影响了明代宫廷及后世鼠画的发展,宣宗朱瞻基受孙隆没骨法影响以点染没骨意笔绘鼠,凸显文人野趣。宣宗宫廷老鼠题材频繁入画,一则与传统的求子愿望有关,再则具有民俗趣味的十二生肖、家畜等题材大量入画,反映了该时期宫廷绘画不再一味追求贵族化,而是体现了民俗趣味和文人趣味的统一。

宣宗本人及宫廷绘画中体现平民趣味并非偶然。明太祖朱元璋出身民间,故明代皇帝和贵族喜好的趣味中均带有浓厚的民间因素。正如石守谦《浙派画风与贵族品味》所言:“在他们(指明初皇室及贵族)的休闲生活里,出身民间而有较活泼生动个性的杂剧,才是最主要的活动。朱元璋本人不仅酷爱《琵琶记》,而且还在每个封王就藩之时,各赐给词曲1700本。他的后代亦多精于杂剧者,朱权的《太和正音谱》是研究北曲的重要著作,朱有燉制作的30种杂剧也在内府流行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27]明宣宗宫廷实际上是延续了明太祖以来就有的平民趣味,并在其中融入了文人因素。

注释:

① 《石渠随笔》著录的画已不见,无法查证。

② 吴师道在北宋末南宋初宫廷画家李安忠《鼠盗果图》中跋:“世之可画物甚多,而彼乃用心于鼠,亦异矣。使观之者变憎为玩,岂非笔墨之妙足以移人也哉!”(见厉鹗. 南宋院画录:卷二[M].于安澜. 画史丛书:第六册. 张自然,校订.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2069. )画不知真伪,倘若吴跋为真的话,那么画家“用心于鼠”通过笔墨的艺术再创造,将鼠“变憎为玩”,改变了对鼠的态度,观念的转变对之后鼠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③ 宣宗自永乐十五年(1417)结婚以后,就盼望着能有个子嗣,可胡皇后长期无生养,对此宣宗未能早早如愿。宣德二年,天遂人意,在他二十八岁时,孙贵妃阴取宫人子为己子,即朱祁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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