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宏韬

（兰州大学，甘肃 兰州 730000）

全面抗战时期，为加强防空建设，国民政府规定自1940年起每年11月21日为防空节，各地举行相应纪念活动。作为抗战时期中央政府创设的国家纪念日，防空节的创立是推广建构起政府宣传防空知识并进行抗战动员的重要社会场域，从而为观察国家意志在地方的渗透与巩固过程提供了节日层面的视角。近年来，学界围绕民国时期国家纪念日与节日的政治文化史研究日增[1]，其中唐守荣、陈海懿等分别以重庆、安徽为对象，从节日与战争视角对防空节建构及1940年两地首届防空节纪念过程做了梳理[2]。总的来看，防空节的研究刚刚起步，其蕴涵的丰富内容，尤其在中央主导下，将这一政治节日在各地推行及其纪念仪式政治化等内容，尚付之阙如。抗战时期，兰州作为甘肃省会，是国民政府经营西北的战略中心，特设第八战区司令部于此，并由蒋介石兼首任司令，同时也是中苏交通的重要枢纽，起着保障苏联军事援助通畅的职责。兰州由此成为日军轰炸“照顾”的重灾区，亦成为国民政府开展防空工作的重点。因而，国民政府倡设防空节后，甘肃省政府即起而响应，并使之成为兰州年度性节日，直至抗战结束。故而，翔实地梳理战时兰州防空节的创设、仪式展演及纪念活动，对重新审视其背后蕴涵的国民政府中央权威的意识形态表达、书写与社会动员及其效果，乃别有趣味。

一、“追远思源”：全面抗战前后国民政府的防空建设与防空节日创设

学界一般将现代战争中的防空分为“积极防空”和“消极防空”两种类型：前者通过空中或地面作战方式，以摧毁、阻滞、干扰敌方空袭载具为目的实现对空防御，其实施主体多为军队；后者则以空袭前后的隐蔽及防护为主要内容，通过普及防空知识，修筑防空设施及建立疏散救护制度等为手段，尽可能减少空袭对己方造成的损害。[3]由于参与主体遍及一般民众，“消极防空”建设更能体现政府的战争应急水平，反应其社会动员机制运行及民众组织能力。

国民政府对于防空概念的认识及政策层面上的重视，源自1930年初日本对华的早期区域性轰炸，成型于全面抗战时期的防空建设实践。早在“九·一八”事变及“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由于日军在锦州及上海所发动空袭导致的伤亡及破坏，使得社会舆论开始将关注放到被长期忽视的防空建设上来，“自九一八后，国人始知国防之重要，自锦州被轰炸，始知空防之重要……自沪战突发，不一月而繁华之大都市，几为灰烬，死亡枕藉，财物荡然，即苏杭内地，亦同时波及，国民至此，始知空防建设之必须”[4]，并逐步认识到防空对于国防及现代战争的重要性。由是，一批介绍航空知识、防空作战与宣传防空重要性的文章、书籍应运而生：其一为翻译、介绍国外尤其是日本的空权及防空理论，宣传“无空防即无国防”[5]的观念，强调“‘没有防空则没有国防’的标语，任何国家也可适用”[6]；其二为普及防空知识，强调全民参与防空建设的紧迫性，通过编写手册等方式介绍防空演练方式、防空壕洞修筑办法等一般防空常识及防空注意事项[7]，指出“国民防空，犹人民之有自卫也”[8]；其三则呼吁建设国民、军民一体防空体系的必要性，强调“处立体战争之今日，军人不知空袭之防御，市民不知空防之设备，是自置身于虎口也”[9]，说明国民防空体系建设的紧迫性及必要性。面对国防领域中出现来自空中的新的威胁，“无空防即无国防”逐渐成为时社会对于防空建设的共识。

早在1925年黄埔军校成立之初，孙中山即训示“欲因应现代国防之需要，非扩充空军力量不为功”[10]，惟因当时国内军阀割据，民族工业衰微而难以付诸实践。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除进一步加紧整合空军力量推进积极防空建设外，亦有意识地进行各项防空计划的制定与消极防空事项的实施。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为保证首都地区防空安全，南京警备司令部制定《南京临时防空计划》，因当时“积极防空因器材缺乏及时间关系势所难能，故拟采用守势防空，以备万一”[11]。该计划对于南京防空预警、情报通讯、灯火管制、人员疏散及空袭前后治安及救护等工作均有相应规定，成为中国城市防空计划之肇始。1934年5月，蒋介石下令改组原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下辖航空署为航空委员会，隶属军事委员会并由其直接领导，同时改组原航空署下设防空科为防空总监部，负责统辖全国防空行政。对此安排，蒋介石强调“要将国家民族从万分艰难危急中救转来，非赶紧建设与发展空军，即奉行总理航空救国的遗训不可”，希望航委会“人人都要深切明白所负责任的重大”“随时随地总须有国家民族的观念，立定为国家为民族牺牲一切的决心”[12]。同年，国民党中央防空学校首任校长黄镇球提议仿效国外经验于杭州举办防空演习，蒋介石则明确要求将演习地点放在首都南京。11月5日，蒋介石电令朱培德、唐生智：“首都演习可定于本月哿日（电报用语，哿日即每月二十日——笔者注）开始，以三日至五日为限。对于防空演习，最好召集华北与华中各省市，密令其派主持防空人员一二人来京参加更好，但须有切实准备，勿使人轻笑。”[13]21日，南京首都防空大演习正式开始，前后共计3日，在军事委员会及南京政府周密计划下“所有积极防空、消极防空和防空情报等，都能达到预期的效果”[14]。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土防空实地演习，其组织办法及防空经验亦由国民政府加以推广，并在1935至1937年的两年时间内相继于杭州、镇江、长沙、苏州、武汉等城市举行类似防空演练。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所筹划的防空计划、防空演习及防空宣传等活动，一方面检验了防空机关组织及防空体系运作，积累起一定的防空作战经验；另一方面则向民众普及了防空知识与防护技能，为抗战期间消极防空建设奠定了一定基础。但这一时期的防空演练与防空建设仍主要集中于华中、华东及主要交通枢纽城市，防空规划呈现“东重西轻”“城重乡轻”的总体特征，西部地区与乡镇的防空建设仍处于起步甚至空白阶段。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侵华部队凭借其陆海军航空队的制空权优势，对中国各地军事及非军事目标实施了大规模轰炸，“从‘七七’到次年占领武汉，在一年六个月的时间里，海军航空队共出动飞机1万架次，投弹5000枚，重量达3000吨，另消耗对地机枪子弹32万发”[15]。武汉会战后，为打破日本军事行动僵局，日本天皇下达“大陆命令第二百四十一号”作战命令，指示侵华日军“大本营之企图，在于确保占领地域，促进其安定，力求以坚实之长期围攻态势压制残存抗日势力促进其衰亡”，并进一步要求航空作战部队“尤应压制及扰乱敌之战略中枢，并尽力消灭敌航空战力”[16]。在此命令指导下，自1938年底起日军航空兵开始了以空中优势通过对包括重庆等在内的后方城市采取轰炸以保持对华战略压迫，企图迫使国民政府投降的“政略轰炸”（见表1）。

表1 1939年各省空袭状况统计表

由下表可见，1939年日军共出动飞机14139架次，空袭中国后方包括城市、农村、机场、交通线等在内的目标共2603次。这其中除抗战前线所在省份外，川、陕、甘、宁、云、贵等后方所在的西部省份亦是日军轰炸范围所在，“敌空军之轰炸目标，亦随其政策之转变而由破坏我军事力量，改为对我后方城市及各建设之盲目滥炸狂轰”[17]。而因早期防空建设的缺失，中西部地区在轰炸下的损失及伤亡亦甚惨重，仅一年空袭，即造成了中国军民死亡28463人，受伤31546人，房屋损毁138171间的惨痛代价[18]。说明了日本“政略轰炸”政策下空袭目标的无差别性及对抗战后方地区的巨大破坏性。

为促进在日本“政略轰炸”情势下后方防空建设，进一步普及防空知识，减少空袭损失，1940年7月，时防空总监部负责人黄镇球提议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认为“惟是欲求防空建设之完善，必须人民对于防空有普遍之认识，有建设之热情，出其全力协助政府，方克有效”，请求于每年中择一日设置防空节，而其节日设置意义一方面在于政府防空工作上“在此节日，各地防空主管机关，应将经办业务作普遍之检讨，举行防空部队与防空设备总检阅，扩大防空之宣传与训练”，另一方面在发动民众坚持抗战上“因有此防空定节，可永久不忘敌机所予之惨害，抗战结束之日，亦可藉为居安思危之机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协助国家之防空建设，裨益国防空定非浅鲜”。在防空节日期的选择上，黄镇球建议“查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我国首都南京举行第一次防空大演习，自此以后，全国各地之防空建设渐次开始，故十一月二十一日可称为我国建设防空之第一日防空节”，蕴含“规定此日为节日，因可含有追远思源之义”[19]。这一节日提议案后由周至柔当月十一日上报军事委员会，并在7月17日经国民政府批准，遂成为具有固定时间并周期性举办的程式化国定节日开始全国化的推广与举办。蒋介石亦亲自为防空节题写训词到：

现代战争，无论攻守，均必首重空防。从积极防空到消极防空，从预防损害到救死扶伤，悉赖全国各地同胞一致努力，奋发忠孝仁爱之精神，开扩民胞物与之心肠!或协建空军，慷慨输将;或锻炼技术，云汉翱翔;或奉行法令，防护精良。吾人积有奋斗三年余之经验，彼日形凋敝之寇机，已难复逞其猖狂，幸我同胞益用淬励，各尽其能，各竭其力，争取将临之胜利，创造神鹰部队之飞扬，永保我祖宗伟大遗留之宇疆。[20]

从纪念节日的功能指向与日期选择中可以看出，应对抗战中现实的防空需要是防空节这一新节日产生的关键土壤，与此同时，在抗战这一整体背景下，防空节的创设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作为以现实事件为基础通过政府法令加以确定的政治性节日，防空节自诞生伊始便被打上了“服务抗战”的鲜明烙印。在此基础上，各地以抗战动员为基本导向，围绕防空节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防空节开始从简单的节日提案走向正式的节日实践。

二、“长空铁垒”：兰州防空节的纪念实践与功能表达

兰州作为甘肃省首府驻地，地理位置连接陕、宁、青、新四省区，并因作为抗战初期连接自新疆经河西走廊的中苏国际通道，成为时苏联援华物资输入内地及抗战前线的重要集散枢纽，虽远离抗战前线，但兰州亦因其重要的战略位置成为侵华日军空袭的重要目标城市。为截断苏联支援物资“援蒋路线”，1939年末日本陆海军首次联合制定共同攻击兰州的“百号作战”方案，于当年11月28至30日连续三天出动99架次飞机对兰州机场、市区进行了集中轰炸，创造了自抗战爆发以来日军战机动员数目的最大记录。[21]而从抗战爆发至1940年10月间，日军共出动飞机721架次空袭甘肃46次，其中仅兰州一地便遭空袭23次共计飞机500架次，分占日军空袭甘肃次数的半数及空袭总兵力的近七成，“昔塞外属羌，今成国防重地”[22]。

防空节日案通过后，航委会颁布《各地筹备防空节办法》（下称《筹备办法》），除中央方面由航空委员会负责筹备纪念外，要求“各省市政府所在地设纪念大会筹备会，由各全省（或要地）防空司令部、防空协会、防护团会同省动员委员会、省市党部、省市政府、最高驻军政治部等负责召集当地有关机关团体组织之”[23]。在此办法规定下，兰州有关防空节纪念事项亦以第八战区司令部、甘肃全省防空司令部及甘肃省政府等机关负责筹划，确定了兰州防空节省一级的组织规格。总的来看，全面抗战时期兰州的防空节纪念活动，可以分为以防空节纪念大会筹办为核心的官方仪式行为，和政府主导下的围绕抗战动员及防空宣传的社会纪念活动两个维度：

（一）防空节纪念大会：官方仪式行为的主体环节

作为国民政府主导下政治性节日的关键内容，防空节纪念大会因其在特定场域内集合起政、学、商、社等各界共同参与特定仪式流程这一官方行为，成为防空节日系列纪念活动的核心环节并为各地仔细策划。而兰州市则以首届防空节纪念大会的筹备与举办最具典型。1940年11月13日，甘肃省政府召集包括第八战区政治部、国民党甘肃省党部、防空司令部、兰州市警察局、兰州市总工会及甘肃学院等共十五个单位代表，于省政府船亭召开了兰州市首届防空节纪念大会筹备会议。根据《筹备办法》所列“各省市政府所在地纪念大会主席团，由筹备会推定之，其主席团主席以当地最高长官为原则”[24]之规定，会议决议防空节纪念大会主席团成员构成，并推举朱绍良担任主席团主席一职，同时设置总务、宣传、文书、纠察四组分别办理大会前期筹备事项[25]。

首先，在纪念大会宣传方面，会议决议以19至21日三天作为宣传期。为营造纪念氛围，扩大节日宣传起见，会议决定请西北日报、甘肃民国日报两个当地报社于防空节当日以专门版面形式出版纪念特刊并开展相关征文活动[26]，并由筹委会分送各机关学校团体防空标语“请缮写张贴以期收扩大防空宣传之效”[27]。防空标语内容从表达意义上可分为四个方向，第一是重申防空工作的重要意义：包括“防空是全民动员工作”“要巩固国防先要建设防空”“要巩固国防先要建设防空”等。第二强调防空行动的全民参与：例如“一人没有防空知识，即减少防空事业一份力量”“一人行为不合防空要求，即使一城一市人民全体遭殃”等。第三为呼吁民众积极建设防空事业：即“要保障生命财产，就要出钱出力完成防空设备”“青年们到防空阵营里去”“同志们踊跃参加防空工作”等。最后则是宣传防空建设办法：包括“防空技术要科学化”“防空教育要大众化”“疏散都市人口，建设农村”等。[28]作为节日宣传中传递“抗战动员”这一关键信息的直接载体，标语以张贴的方式直接出现在街道等基层社会的“公共空间”中，在体现纪念象征的同时，亦为民众接触、了解官方意志提供了文字形式的直观孔道。

其次，在纪念大会内容方面，会议定于21日上午9时在兰州东教场先行检阅防空及防护部队并举行纪念典礼，由市内各单位分别派员参加[29]。以纪念大会名义请时任甘肃省最高军政长官朱绍良等政府人物进行演讲，同时派飞机于会场上空散发传单[30]。并临时动议以纪念大会名义起草致敬蒋介石及慰劳防空部队电文[31]。会议还决定了在防空节当天进行慰问防空殉职同志与死难同胞家属之活动，相关活动由市防护团主持，内容包括将遇难人员姓名登记造册，以纪念大会名义拨款并分送戏园戏票于遇难者家属以示慰问等[32]，相关慰问金款项由兰州空袭救济联合办事处负责，共拨发国币2000元[33]。从防空节纪念大会的内容安排可以看出，官方有意利用公众演讲、检阅部队、飞机播撒传单等各种手段将个体参与纳入节日纪念活动之中，并通过慰问被难人员及家属、致电前线部队将士等方式突出抗战节日的纪念中心，虽拨款慰问金额有限且多停留于象征意义层面，但节日内容的组织仍被当时政府加以宣传，用以强化社会对于艰难时局下的防空认识与抗战信心建设。

经过各方筹备，1940年11月21日上午9时，兰州市首届防空节纪念大会在兰州东教场举行。依据《筹备办法》所列防空节纪念大会仪式，大会仪式流程如下：开会、全体肃立、唱国歌、向党国旗暨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大会主席朱绍良恭读国父遗训、大会指挥官罗麟藻带领全体参会者向防空殉职人员暨死难同胞俯首默哀三分钟、朱绍良报告全省防空工作、由朱齐青、曾扩情、水楚琴等代表军政各界作讲演、呼口号、奏乐、礼成散会[34]。而较之同时间其他省市所举办之纪念大会不同的是，兰州首届防空节纪念大会筹备之初，即决议将纪念大会与当年欢送出征军人大会合并举行，定名为“兰州各界纪念防空节暨欢送出征军人大会”[35]，并利用防空节纪念大会会场上向出征军人进行慰劳。关于两项纪念活动的合并举行，官方在节日宣传期通过报刊向社会传达二者在纪念表达上相同之处，强调：“纪念防空节暨欢送出征战士是有同一的意义，要大家努力防空建设，加强国防准备，发动壮丁踊跃应征兵役运动；另一方面，还要大家能够效法抗战将士们的忠勇，慰问抗战将士们的劳绩，鼓励他们杀敌的勇气，并且慰问空军将士防护人员以及出征军人们的家属”[36]；朱绍良亦于防空节纪念大会的讲话中提到：“今天是中央规定的防空节，我们在此地热烈纪念，同时并举行欢送出征军人大会，两个会的名称虽然不同，意义本属一贯，因为前者为空防的建设，后者为军队建设，二者同等重要而互为关联，所以我们今天将两个大会和并举行，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37]，并在当日发表纪念防空节暨出征军人欢送大会的署名文章中再次对这一安排解释道：“在最后胜利功亏一篑的时候，我们以沉痛的心情，纪念防空殉职人员和死难同胞，同时并以热烈的情绪欢送出征军人，在表面上似乎是失于协调，而实际上精神却为一贯，所谓一贯的精神，就是不成功便成仁，这种精神贯彻于每一个因防空而殉职的人员和每一个死难的同胞以及每一个出征将士，而同时这种精神的贯彻，也正是我们争取最后胜利完成建国大业的主要因素”[38]。伴随抗战形势变化，为突出战时建设空防的节日主题，自1941年起，兰州防空节纪念仪式与其他抗战主题的纪念活动相分开而独立举办，但以服务抗战为创设考量的防空节与以宣传应征为活动指向的欢送出征军人大会，均落脚于“抗战动员”这一相同的意义表达，为两项纪念活动的合并举行提供了价值书写上的契合前提。与此同时，大抵相同的节日内容及纪念活动，亦使得重复环节的仪式流程发挥了对抗战动员作为社会意志的强调作用。

首届防空节纪念大会的筹办为后来兰州年度化的防空节纪念仪式确定了基本内容基调，其后防空节纪念大会的纪念内容仅根据每年活动需要进行部分调整。而在举办规模上，除1940年首届及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第六届防空节纪念大会要求市内各机关学校民众团体根据人数选派代表参加以外，抗战时期其余年度纪念大会均由市府通知各单位全体参加[39]。通过防空节纪念大会这一程式化和固定化的“仪式行为”，国民政府以仪式建构者的身份试图完成其对于“抗战建国”政治氛围的营造与渲染，民众则以仪式参加者的身份在仪式的组织与参与中形成对于防空节及官方抗战宣传的共同情感体验。

（二）社会纪念活动：政府主导下的防空节日延伸

较之仪式流程相对固定的防空节纪念大会，政府主导的社会纪念活动由于其纪念方式的多样性与灵活性，成为官方丰富节日内容，调动社会参与的重要手段，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地防空节的筹备程度与举办效果。依据《筹备办法》“各战区纪念防空节得按酌当地情形举行”[40]之规定，抗战时期的兰州围绕防空节举办了一系列社会纪念活动，为群众的广泛节日参与提供了可能，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起防空节动员抗战参与，服务抗战事业的社会活动舞台。

在诸多社会纪念活动中，献金运动是对抗战最为直接且最具实际意义的支持，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甘肃省教育厅曾制定防空节宣传要点并下发其所辖市内各中等学校，强调“在抗战期间，建设防空不是政府单独的力量能办到，必须全国同胞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的原则，尽量捐输，协助政府，以完成献金任务”[41]，说明了献金运动对防空事业建设的重要意义。兰州防空节的献金来源，除各政府机关、学校、团体等单位组织捐募及分派征募款项所得等常规途径外，政府举行的义卖活动所得款项亦是防空献金筹集的重要方式。1941年兰州市第二届防空节筹备会首次决议“举行义卖运动，以其所得由市政府转交防部，以作充实防空设备之用”[42]，义卖活动由兰州市政府社会局负责，市防空司令部、市防护团等单位协办设置义卖场地，并令兰州市商会牵头征集教育图书、教育用品、画报杂志等用作义卖商品籍资宣传[43]。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的义卖活动兰州市政府社会局特别筹备300架铅制小飞机模型作为义卖商品，分别转饬市立各小学组织学生义卖队，以每架最低国币10元的标准于防空节当日上街义卖[44]。11月23日防空节当天，全市11所小学一天内共计售出小飞机207架，共收国币2160元，市政府同时对小飞机义卖成绩较优之义卖队进行了嘉奖，活动取得了较为积极的成效。（见表2）

表2 兰州市第二届防空节小飞机义卖结果

游艺演出放映等以艺术形式为载体的纪念活动，作为烘托防空节日气氛，体现抗战积极心态的重要形式为社会大众所喜闻乐见，同样成为社会纪念活动的关键一环。1940年兰州首届防空节筹备期间，防空节筹备宣传组即决议在当天由市内宣传机关放映电影公演话剧以作纪念[45]。相关活动在1942年第二届防空节筹办期间得到进一步完善，演出活动由市政府社会局及战区政治部组织兰州市内新兴、众英、振兴等剧社在防空节纪念日免费开放公演一天，另给予剧院200元化妆费作为公演补助[46]；游艺活动则由兰州市第二届防空节筹备会主办，于防空节“是日下午六时在西大街新舞台举行游艺会，以示庆祝”[47]，同时向市内相关单位团体分送游艺会入场券若干，由市警察局派人负责招待事宜[48]。除此之外，在兰州市所举办的防空节社会纪念活动中，政府有意识地突出防空人员与防空军人这类对应群体在防空节中的角色作用，用以实现抗战动员的根本节日指向。1941年防空节筹备期间，兰州市政府社会局责令兰州市商会负责“规定本市商民于防空节日将各种货品一律九折优待防空人员，并于各商店门首张贴‘各货九折欢迎防空人员’之标识以示本市商人尊重防空人员之诚意”[49]，并“转饬各剧团及电影院于是日开演对防空人员免费参观”[50]。

在抗战的时代背景下，围绕防空节的社会纪念活动在政府的主导与规范下同样突出着“服务抗战、宣传防空”的内容基调。其中，通过举办滑翔机飞行展示宣传防空及空军建设，成为兰州防空节社会纪念活动中的特色环节。1943年11月19日，兰州市第四届防空节筹备会议决议于防空节举办当日上午十时，在皋兰山坝起飞滑翔机作飞行表演活动[51]。而滑翔项目成为当年防空节社会纪念活动的原因，亦与当时被视作空军人才训练方式的滑翔运动的新兴密切相关，报刊社论对此评论道：“我们有了大量的飞机，还需要大批的飞行人员，而学习滑翔，便是准备空军人材的捷径。凡有志凌空的青年，均应踊跃学习滑翔机的飞行，因为滑翔机，我国可以自造，而学习又不消耗汽油，扩大练习，以为建设强大空军的基础。何况滑翔机的运输，在战争中又具有相当价值。参加滑翔是直接有裨益于抗战的。”[52]

“抗日战争不仅是军事上的抗战，也是精神上的抗战，抗战精神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53]。包括义卖活动在内的献金运动，因其通过直接金钱输将的方式将个人身份的普通民众与抗战救国的集体行为之间直接相连，有利于调动民众的广泛参与，亦有利于形成社会对于国家的向心力。游艺会、纪念日公演与电影放映等纪念活动等亦逐渐定型为后来常态化的社会纪念活动，亦进一步营造其政府官方与社会民众于特定时空内共同参与与庆祝的节日氛围。总的来看，作为社会动员的有效场域，这一时期的兰州防空节一方面在官方的主导下，成为以节日纪念仪式为载体实现“精神抗战”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则在社会各方的参与中，通过群体记忆的再现与共同经历的形塑，完成对于“抗战精神”的集中表达。1941年后谷正伦接替朱绍良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兼甘肃全省防空司令部司令，并题词甘肃防空道：“建设长空铁垒，消灭敌氛”[54]，正是对兰州防空节日纪念实践与功能表达的深刻阐释。

三、“急起图功”：防空节地方推行中的官方意识形态书写

从节日类型上看，民国时期的防空节，既不是源自传统社会生活而传袭已久的时令性节日，亦非近代以来自西方传入中国的西式或国际性节日，它诞生于战争这一特殊的环境土壤，是政府从动员抗战视角及减少防控损失的现实需要出发主动建构与创造的，自一开始便被赋予了官方节日的色彩。在国民党“抗战建国”的既定国策指导下，除最为明显的抗战宣传与动员外，对于以塑造民族国家认同、确立中央领袖权威为主要内容的国家意志的传递与强调，同样是防空节日纪念的重要指向。而作为重要的政治文化资源，国民政府亦有意在防空节的地方推行过程中，利用节日设计、节日空间、节日内容与节日活动等来表达各种官方目的与意志。具体包括：

首先，利用节日设计反映战时规划。1939年5月，蒋介石发表《防制敌机轰炸告各省市政府及全国国民书》，指出日军大规模轰炸目的在于“其一欲以不断的轰炸，威胁吾全国民众之抗战精神，希翼吾同胞向之屈膝求降；其二欲以猛烈的轰炸，断绝吾同胞之生活，企图吾同胞与流离失所之中，减少生产，影响我抗战之前途；其三欲以集中的轰炸，妨害我社会之安宁，妄想扰乱吾后方之秩序”，并进一步提出扩充武力、抗战到底，建设农村、积极疏散以及防护城市、稳定秩序三项要求作为指导原则对各地防空事业加以规划[55]。

防空节诞生后，上述三项要求成为节日设计的基本框架，并通过报刊社论等向民众加以宣传。《甘肃民国日报》于首届防空节前夕的11月19日发表社论道：“努力防空就是努力救国”，并进一步解释道“敌人狂炸的毒计，是想得毁灭我们的生命财产，减少我们的抗战力量，因此，我们必须努力防空工作，粉碎敌人的这种阴谋毒计……同时，就更应该努力防空工作，增强抗战力量”[56]。1942年兰州市第三届防空节纪念社论更指出：“本省年来未遭空袭，市容亦逐渐繁荣，致使前之疏散郊外者，今复集中于市内；所有防空设备，殊少增修；甚或谓敌人空军，已被盟机所击败，今后敌机对于偏僻之甘肃必无能为虐。如此过分乐观，危险特甚。苟不速加改正一旦敌机来袭，则所蒙损害，必远逾于前。故吾人于隐忧之余，不惜提供意见，藉促各界同胞之警惕。”[57]由此可见，防空节的节日设计与节日宣传作用在战争时期加强民众空防意识，形成社会战时空防状态的积极意义。

其次，利用节日空间强调国家符号。梁启超曾举“非君主国美国与法国等独立或革命纪念日”对比清末新政时期仿照西方改良皇帝诞辰的万寿圣节，认为引入臣民悬挂国旗庆贺的项目作为中国近代国家纪念日的肇始，“不是庆祝君主诞辰，而是通过纪念过去‘事业’养成国民之爱国心”[58]。进入民国后，“国家”一词更受近代民族主义下主权观念的填充而渐次从概念走向实际。为实现对“国家”的强调，兰州防空节的纪念活动一方面通过对纪念大会会场中布置国旗、标语、总理遗像及遗训等象征符号，创造出位次分明，标记突出的节日会场空间达到对国家标志的渲染；另一方面则以市政府通知形式，要求全市各学校、机关、民众团体及商店于防空节当日张贴标语并悬旗志庆[59]，将节日空间延伸至街道、广场等等日常生活区域，构筑起围绕国家标志的全景空间。

再次，利用节日内容表达中央权威。“节日是一所学校，由于节日的规律性、公共性、它所要求的紧张性，显然还由于它的内容，它所‘呈现’‘展示’和‘解释’的东西：所有这些反复使用的词汇足以清晰地说明人们试图让它具有什么内容”[60]。而在航委会颁布的《各地筹备防空节办法》中，大至筹备事项、仪式流程的规范，小至“防空节标语口号由中央订定颁发”，这种程式化的纪念环节与固定化的纪念方法既便于各地短时间内完成筹备与操演，亦以一种“不可动摇”的仪式意象强调着在防空节中，中央及国家的权威性存在。与此同时，作为“成年人的学校”，节日中的纪念大会将个人与群体集合在一起，在这个个人性无限消失，公共性无限放大的特殊场域内，军政领导的训词与名人代表得到讲话使民众经历着类似学校教育般的宣教，亦成为节日内容上贯彻中央权威的直接表现形式。

最后，利用节日活动显示领袖崇拜。在防空节的纪念活动中，以纪念大会名义通过致敬电文是未被《筹备办法》明文规定，但于各地防空节纪念活动中普遍存在的纪念形式。1940年兰州市首届防空节纪念筹备会，以临时动议形式通过了以防空节纪念大会名义电总裁致敬并电防空部队慰劳一案，相关电文由省政府秘书处负责撰写。这一决议于次年第二届防空节纪念大会筹备中得以保留并以正式活动案的形式确定下来，成为固定的纪念活动项目[61]。根据档案保存的兰州市第三届防空节纪念大会致敬电文原稿，摘录其内容如下：

委员长蒋钧鉴，本日此间举行防空节纪念大会，各界踊跃参加，盛况热烈异常，仰维钧座，建树铁空，指挥若定，作同盟国家之中坚，攥最后胜利之左券。寰瀛慕义，薄海归心，虔肃电音，恭考大敬。兰州市第三届防空节纪念大会叩。[62]

从致敬电文的内容上看，虽系表达致敬而无实际意义，但字里行间突出体现了防空节纪念中的蒋介石崇拜。作为国民政府内政治文化内容之一的领袖崇拜，反映在各地自发且自觉的纪念活动中，则亦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长期以来的政治形态塑造与抗战时期蒋介石有意识的军政领袖形象建构密切相关。此外，电文致敬对象还包括时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时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及前线将士，除对地区军政长官的致敬外，对前线将士的公共纪念依然再度点明了防空节日重抗战动员的功能表达。

王海洲曾论述到：“政治仪式塑造着政治记忆的体现方式，维护合法性中的有效性”[63]。受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影响，自1941年后，日机已无暇轰炸甘肃，仅保留空中侦察活动至1943年10月，但兰州市的年度防空节纪念依然在抗战期间固定举行。在这一背景下，兰州防空节的相关纪念活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央权威通过不断形塑，完成对地区渗透与贯彻，进而在传统政治边缘区建构起政权合法性存在的“文化政治”途径。联系民国政治版图中的西北政局形势，南京国民政府对于甘肃的介入虽早于宁、青、新三省，但面对原有地方势力与长期政权建设的缺失，仍经历了从1933邵力子主甘失败，再到朱绍良以军队进驻为手段前后两次主持甘政的努力，最终于1940年完成了中央对于甘肃的直接控制，建立起较为稳定的地方统治秩序。[64]在全面抗战时期防空节建构到举办的六年时间里，恰是以谷正伦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对于甘肃控制最为严密的时期，而兰州防空节在这一时期的筹备与举办，亦成为政府利用节日这一载体，表达抗战后方建设思想，尝试在甘肃建构政权合法性，深化边缘地区政治内化及秩序稳定的重要方式。从这一点上看，1940年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词首届防空节纪念特刊道：“急起图功，有备无患”[65]一语，除促进防空建设减少空袭损失的期翼外，其所图之“功”亦有着国民政府借以防空节进行政治生态建构与政治话语表达的深层考量。

四、结语

进入民国以来，现代国家以其强大的军事及政治力量渐次打破了长久以来基层社会的治理壁垒，填补了“公共空间”中的国家权力真空，而以国家为主导的政治性节日的出现与普及，亦加速了政治权威在公共生活中的渗透过程。抗战的爆发，使得长期以来远离政治中心区域的西部地区一跃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后方，更使得国家力量得以在政治整合与政权建构的过程中实现对于传统政治边缘地区的控制与内化。作为战争时期消极防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政府有意识地将防空节同空防建设与抗战动员相结合，一方面通过在固定时间节点集中重现抗战轰炸这一即时性记忆，唤起民众对于防空认知与社会防空建设的重视；另一方面则在仪式过程中贯彻中央主导下程式化的纪念办法，完成对防空节作为“国定节日”的地方移植及其背后的政治话语表达。虽防空节这一以服务抗战为节日指向的政治文化资源受国民党政权操控，在抗战胜利后成为其鼓吹“建国”使命，实行反共宣传的活动平台，但从抗战时期防空节的筹备与举办来看，其纪念活动方式与节日庆典内容对于激发民众抗战热情，减少抗战空袭损失，维护后方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较为积极的作用。以全面抗战时期兰州防空节的移植经过与纪念实践为例，或可为从政治性节日的创设与实践视角探析政治边缘地区国家政权建构成效及其中的央地互动关系拓展相应研究视野，提供具体个案材料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