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刘雪玲

一、引言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强调以农为本，农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中国古代的立国之本。中原地区是中国北方粟作农业起源和发展的核心区域之一，也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关键区域之一。中原地区早期农业发展的梳理对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指的中原地区是狭义上的，主要为现在河南省境内大部分地区，并不包括广义上的晋南和关中地区。

周人以农业兴国，周代是我国农业快速发展和转型的重要时期，周王朝的大部分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与农业有关。西周初期的农业尚处于原始农业阶段，农业生产工具相对落后、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需采用集体协作模式才能完成生产，劳动者是游离于家庭之外的单纯劳动力[1]；西周中后期人口激增，贵族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加剧，原始的农业生产模式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土地私有化开始加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铁质农具陆续应用，牛耕技术的出现，使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成为可能，从而打破了原有的农业集体生产模式，出现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农业家庭，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小农经济模式[2]。

周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主要体现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如西周时期围绕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兴起的井田制、土地所有制与农村公社问题，以及春秋时期和战国初期的土地制度改革，这些都真实地反映了农业家庭当时的生活生产状态；周代历法的完善和发展，不仅说明了古人对农业更加重视，也说明了农业技术的不断革新和进步；农业思想方面，《诗经》反映了周朝时期的农业生产状况，《管子》中重农抑商的思想，儒家、法家等学派也都有重视农时的思想[3]。

考古学是以实物资料出发的，本文主要是以近些年中原地区通过浮选法获得的炭化植物遗存资料为基础，对中原地区周代的作物结构及其发展演化状况进行初步的分析。

二、中原地区周代作物遗存的发现

浮选法是考古遗址中获取植物遗存的重要方法，浮选法的广泛应用为我们研究古代农业结构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炭化植物遗存为我们研究早期农业起源提供了直接证据。中原地区青铜时代的植物考古研究相较于史前时期并不多，近些年随着对青铜时代农业结构关注度的提高，中原地区许多遗址开展了植物考古研究，为我们了解青铜时代农业结构的整体状况和当时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证据。中原地区目前开展过植物考古研究的周代遗址主要有：荥阳官庄遗址、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河南登封程窑遗址、河南濮阳金桥遗址、河南郑州东赵遗址。

荥阳官庄遗址位于河南省荥阳市高村乡官庄村西部，该聚落是一座具有一定规模的两周时期城址，其大小城南北相连、多重环壕的结构非常独特[4]。官庄遗址目前已开展了多学科研究，包括体质人类学[5]、植物考古[6]、动物考古[7]和骨骼稳定同位素分析[8]等多项生物考古研究。官庄遗址已经进行过两次浮选工作，2010年度浮选样品共37份，其中35份为西周晚期，2份为春秋早期，共发现5441粒炭化植物种子[9]。2011年度浮选样品共117份，共发现9412粒炭化植物种子，农作物遗存主要为粟、黍、小麦、大豆和大麻[10]。

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西部，遗址面积达50万平方米。2002-2005年王城岗遗址考古工作中发现一座面积30余万平方米的带护城壕的龙山文化晚期大城址，除了城址外，王城岗遗址还包含有自龙山晚期至春秋时期的基本上连续的文化堆积，年代序列清晰，文化内涵丰富。王城岗遗址春秋时期浮选样品共计67份，共计出土炭化植物遗存1176粒，农作物遗存主要为粟、黍、小麦、大豆和水稻[11]。

河南登封程窑遗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程窑村东北地一带，在嵩山山脉南侧，南临颍河，西傍书院河，遗址就分布在两河夹角的台地上，为一处主体为龙山时期，也包括东周和其他历史时期的遗址[12]。程窑遗址的浮选样品主要来自2014年和2015年抢救性发掘，采集了东周时期样品21份，包括采自灰坑的15份样品、采自房址的5份样品和采自灰沟的1份样品，共发现12037粒炭化植物遗存，农作物遗存主要为粟、黍、小麦、大豆、水稻和大麻[13]。

河南濮阳金桥遗址位于濮阳市华龙区，西侧紧邻马颊河。遗址面积约30万平方米，文化内涵丰富，包含有仰韶、龙山、晚商、东周等时期的文化遗存。2017年10-11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濮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对金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600平方米。金桥遗址共采集东周时期浮选样品13份，其中有11份来自灰坑，2份来自地层，浮选土量共计108升，金桥遗址共出土东周时期炭化植物遗存592粒，农作物遗存主要为粟、黍、小麦、大豆和红小豆[14]。

河南郑州东赵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西郊高新区沟赵乡东村南，北距黄河约20km，东距须水河约2km，遗址面积100余万平方米。自2012年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对东赵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连续考古发掘，累计发掘面积6000多平方米，发现新砦时期、二里头时期及商周时期的小、中、大型城址3座，清理出城墙、城壕、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及灰坑、窖穴、水井等重要遗迹单位[15]，东赵遗址目前只做了微体遗存分析。

三、中原地区周代农业结构探讨

中原地区周代出土的植物遗存主要为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和东周三个时期，通过对比不同时期出土农作物遗存种类和出土概率，可以初步了解中原地区从西周到东周农作物种植结构的演化和发展。西周晚期出土炭化植物遗存的遗址仅有官庄遗址，出土的农作物遗存主要为粟、黍、小麦、大豆和大麻，共计出土炭化粟粒4632粒，出土概率为46.9%，共计出土炭化小麦109粒，出土概率为34.3%，共计出土炭化大豆20粒，共计出土炭化黍138粒，大豆和黍出土概率相同为18.8%，共计出土炭化大麻166粒，出土概率为3.1%。从农作物组合和出土概率可以看出，中原地区西周时期是典型的北方传统旱作农业结构，农作物遗存中粟的出土概率是最高的，小麦的出土概率其次，大豆和黍的出土概率相同，大麻可能是当时居民用作纤维的作物，可以推测当时居民的农业生产主要是以粟和小麦为主，大豆和黍有可能是作为当时农业经济的辅助作物。

到春秋时期，除了官庄遗址还有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了春秋时期农作物遗存，出土的农作物遗存主要为粟、黍、小麦、大豆和水稻，相比于西周时期农作物遗存种类，王城岗遗址发现了1粒水稻，这可能与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或者当时的环境状况有关，而西周时期出现的大麻在春秋时期没有发现，这可能与选取的浮选样品有关。官庄遗址春秋时期共计出土炭化粟粒15粒，出土概率为100%，共计出土炭化小麦和大豆各2粒，出土概率都为50%，由于官庄遗址春秋时期只有2份浮选样品，故官庄遗址春秋时期出土的农作物遗存情况并不能真实反映当时的农业状况。登封王城岗遗址春秋时期共计出土炭化粟粒434粒，出土概率为47.6%，共计出土炭化黍粒7粒，出土概率为23.8%，共计出土炭化小麦67粒，出土概率为12.8%，共计出土炭化大豆3粒，共计出土炭化水稻1粒，大豆和水稻的出土概率都为4.8%，从农作物遗存的出土概率可以看出，粟在农作物组合中仍然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与西周时期有所不同的是黍的出土概率有所提高，而小麦的出土概率明显降低，由此可以推测中原地区春秋时期的农业生产仍然保持着以以种植旱地作物粟为主的农业结构。

东周时期出土炭化植物遗存的遗址为登封程窑遗址和濮阳金桥遗址，出土的农作物遗存主要为粟、黍、小麦、大豆、水稻、大麻和红小豆，相比于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农作物结构出现了新的农作物品种红小豆，而且在东周时期又出现了大麻遗存。登封程窑遗址中共计出土炭化粟粒9259粒，出土概率为89.5%，共计出土炭化小麦301粒，出土概率为42.1%，共计出土炭化黍粒582粒，出土概率为36.8%，共计出土炭化大豆802粒，出土概率为15.8%，共计出土炭化水稻3粒，出土概率为5.2%，共计出土炭化大麻134粒，出土概率为9.5%；濮阳金桥遗址中共计出土炭化粟粒272粒，出土概率为61.5%，共计出土炭化小麦43粒，出土概率为69.2%，共计出土炭化黍粒2粒，出土概率为0.48%，共计出土炭化大豆58粒，出土概率为15.4%，共计出土炭化红小豆43粒，出土概率为7.7%。从农作物遗存的出土概率可以看出粟的出土概率明显高于其他农作物品种，在整个农业结构中具有优势地位，小麦的出土概率仅次于粟，可见中原地区东周时期仍然是典型的旱作农业生产模式。通过对郑州东赵遗址[16]东周时期微体遗存分析发现的农作物遗存淀粉粒中粟和黍的淀粉粒最多，共计43粒，水稻3粒，小麦16粒，粟黍和小麦占据绝对的优势，这与中原地区东周时期大植物遗存浮选结果相吻合。

从作物组合看，中原地区周代是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其中粟是农作物组合中最为重要的农作物，小麦在所有农作物组合中的重要性仅次于粟，水稻的重要性一直很低。商周时期以前，粟和黍一直是中原地区农业种植的主要对象，而小麦在商周时期农作物种植体系中的地位有所提升[17]。本文讨论发现中原地区到东周时期小麦的地位确实有所提升，形成了粟麦并重的局面，这为汉唐时期小麦作为最重要的农作物而取代粟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