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启文

“写小说真像一根扁担， 一头挑的生活，一头挑的技巧。 ”说这话时，柳青已是出版《种谷记》《铜墙铁壁》等多篇小说而名满文坛的青年作家，参与创办《中国青年报》， 并主持文艺副刊工作。 1951 年9月，柳青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赴苏联访问。 实地访晤，柳青为眷慕已久的托尔斯泰的顽强毅力和一丝不苟的创作精神所打动，被“生活在自己要表现的人物环境中”的创作理念所折服，暗暗做出了新的人生选择。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作为从延安走出来的作家，柳青每次大战结束后都发奋写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派往大连工作，他写下《种谷记》，作品一完成，立即回到艰苦的陕甘宁边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许多人想见世面到各地游山玩水，他却埋头写作《铜墙铁壁》，作品一出，他又开始计划着新的作品了。

当时，农村合作化运动是个千年不遇的新事物。“作家要进三个学校：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 ”“搞写作，就先到基层群众中去。”这位能讲英语、俄语，心怀文学理想的青年作家讲出石破天惊的话语，惹得同行们一阵侧目。 那时文艺队伍不少人爱“做姿态”，下去以前大张旗鼓地表决心、喊口号，下去三五天，找个堂皇理由陆续都回来了。有的只是到领导机关聊聊，吃两顿饭就算深入过了。然而，勘破红尘般决绝， 柳青放弃舒适的条件，回绝省领导的劝阻，干脆把工作关系转到终南山下的长安县，县委所在地韦曲镇离省城只有二十五里，既有浓郁的乡土乡音乡情， 又能回避城市机关里的纷纭干扰。那时，巨大的政治变化，必然带来经济和各种社会心理的变化，柳青认为长安县离城市不太远，最能迅速、明显地反映这种变化， 最能找到独具代表性的乡村“典型”，心目中的“英雄”。

“要想塑造英雄，首先要塑造自己，要写英雄，首先要学习英雄。 我绝不能说一套，做一套。”1952 年9 月，秋风乍起。柳青带着简单行李坐着汽车出了西安城大南门，下了最大一道坡，进入稍微宽展的土街道，就到了韦曲镇。 住进县委大院一间平房，已是行政级别九级的柳青，暂时担任县委副书记，分管农村互助合作。“在生活里，学徒可能变成大师，离开了生活，大师也可能变成匠人。”柳青想尽快下基层，在这里只是过渡一下，对全县情况做些初步了解。

“我马上要下去了， 把我县委副书记的职务取消了吧！ ”县委领导理解大作家创作心切，只好答应柳青的请求，但仍为他保留县委常委一职， 是为解决工资待遇，好让他安心写作。拔锅起灶，柳青决定落户皇甫村。 皇甫村就坐落在神禾塬南麓。 1953 年4 月，柳青夫妻二人暂住到一所叫“常宁宫”的旧疗养院里。 两年后，村中一座叫“中宫寺”的破庙修整后，柳青才算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刚来皇甫村， 柳青穿着熨帖的白衬衣、西装裤，戴着金色边框的眼镜，提着公文包，坐在牛车上，俯身看着老人和孩子争抢牛粪。遇见的村民嘟囔他：“洋活得很嘛。”柳青心头一震，第二天就在集市上买了农民的服装， 换掉四个兜的干部服，头发剃光，抽上旱烟，挽起了袖口。要写好农民，首先得把自己变成一个农民。此刻，柳青想在皇甫村尽量生活得时间长些，真正进入他的书写对象之中，“永远不失去一个普通人的感觉”。

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古今几千年， 农民过惯了一家一户的日子，穷了一家去乞讨，富了自家享用，没有互助的意识，谁能接受互助合作呢？ 农民常常是看着别人的样子走路，跟着发财，不跟着跳崖。柳青就先给党员、团员、村干部和积极分子讲互助合作课本，让他们带头示范。大伙都说，大道理谁都会说，可柳青讲的不让人烦，反而爱听。 有时没听到柳青的讲话，就有人念叨：柳书记今儿怎没来？光想听他说个啥，几天不听心里还蛮慌的。

在皇甫村，柳青不仅是“百事问”，还是“百事管”。 有人问他，你在县上是分管啥工作的？他回答，凡是群众需要的事，我都管。 柳青化作关中农民，全面参与当地基层干部的工作管理，在田间地头和乡亲们唠家常。 遇上赶集，柳青还扮作粮客去赶热闹，眼镜也不戴，混在人群中观察粮食交易情形。 转到牲口市上，他又扮成买牲口的，不动声色地观察一番，也会和当地农民一样把手伸进牙家袖管里，一阵捏掐。谈成一笔好生意，柳青突然哈哈大笑，弄得人家莫名其妙。

柳青坐在灯下写作。他计划第一部写互助组阶段，第二部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在那盏油灯下，身后的影子，像一位黑色的巨人般守护着他，也守护着那一片光明。 隔壁的邻居已经睡下，鼾声穿过土墙，听上去像地震。 他出门投进黑夜，院子里的树影像泼了墨似的。 那时枣子刚刚熟透，香香甜甜满树，他摸黑抓下一把，脆脆地嚼上。 一股甘甜穿透全身，再听那鼾声，也不那么刺耳了。

互助组的初起、整顿、发展、成熟，其中的曲曲折折、是是非非，柳青全都经历过。 身居破庙，心向草棚，白天跑农村，晚上写笔记，他的精力全都用在了农村农业上。 利用体察各种人的思想和心理的时机，柳青让不同人物素材在他头脑中积累起丰富的记忆。“文学艺术不是真实生活的临摹，不是叙述，它除了有生活的规律，还有艺术自身的规律，使这两种规律尽可能恰如其分地结合起来， 就是艺术构想，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是艺术技巧。 ”他写了不少，也丢了不少，剩下的是反复研磨后过滤出来的。竖排的稿纸写满如豆的小字，再细心整理成册。 历经五年，四易其稿，小说才正式定稿。

1960 年，《创业史》第一部问世，引起极大社会反响。 高兴之余，柳青随即着手第二部的写作，他想把梁生宝等农民创业的历程“印”在中国文学史上。 那时段，柳青亲自参与创建陕西王莽村“七一联合农业社”、皇甫村“胜利农业社”，使长安县农业互助合作工作得以健康发展，成为陕西和西北的先进典型。“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当代作家路遥，曾评价柳青的创作：“一只手拿着显微镜观察皇甫村及其周围的生活，另一只手拿着望远镜在瞭望终南山以外的地方，因此他的作品不仅显示了生活细部的逼真精细，同时在总体上体现出了史诗式的宏大雄伟。 ”

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用长度，而是用深度去衡量的。柳青有心让自己的作品像从黄土塬上长出来一样，浸满地气。 他留心观察农村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和生活状况，用心揣摩“小说对象”的心理、精神状态和行为习惯，将每个人物使用的性格化语言都烂熟于心。《梁生宝买稻种》一段，把农民向往新生活的艰苦奋斗刻画得逼真传神，使庄稼人的传统美德和共产党员的特有气质和谐自然地统一在一起，被选进中学语文课本。作家“深入生活”的效果是用“生活深入作家”的程度来反映的，是在具体的农村社会现实背景中“演”人物。柳青这样认为，也是这样去做的。他经常与《创业史》中梁生宝的人物原型王家斌谈论工作，商量村中问题。王家斌说，柳青对普通农民从来不发脾气， 也不说重话，要求脱产干部像和尚的木鱼子，“人家敲时嘴里还经常骂你，嘟囔你，那你也不能发脾气”。做农民工作，说明问题不要面面俱到，一次就讲一两个问题，用农民熟悉的语言和实例，把道理说深说透，让人们真正理解党的政策。讲干部办事怎样才算公道，整整一个会，两个多小时，就说了“公道”二字，人人都凝神听，生怕哪句没听清。

柳青笔下的梁三老汉，是在泥土里扒拉一辈子的农民，善良、勤劳、倔强、保守，他由衷地感谢带来土地、带来创业希望的共产党，但又不理解、不能接受社会主义的新事物， 思想和性格上充满种种矛盾。写梁三老汉的时候， 柳青情不自禁地流泪，他是把梁三老汉当作自己的父亲来写的。 这个形象，承载了大量中国农民几千年的奋斗与辛酸。

为了写好小说中的白占魁， 一段时间， 柳青混在街上那些下棋和围观人堆里。 为了深入了解这类人，柳青戴个烂草帽，或观棋不语，或下棋、悔棋，有意地争执，无故地发问。 惹得群众有些反映：“那都是些不务正业的地痞，柳书记怎成天和他们混呢？”低于生活不是现实主义，脱离生活也不是现实主义。 柳青深谙此理，他对贫苦农民倾尽笔墨，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倾注在他们身上，当然也包括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他常常以托尔斯泰为标尺自省，不敢失去一个作家的良心，竭力在作品中体现出历史价值和作家的责任担当。在创作的同时，他还抽空编写《怎样沤青肥》《耕畜饲养三字经》等读本，印刷给乡亲们，还将《创业史》第一部的全部稿费一万六千零六十五元，全部捐出帮助集体修建王曲卫生院、农业机械厂，以及修筑滈河大桥。 三年困难时期，柳青家庭经济窘迫，有人嘲讽他捐献稿费造成自己的被动，又有人说他捐款是“沽名钓誉”“吃小亏占大便宜”“收买人心”。而柳青认为，写书不是为了自己，农民把收获的粮食交给国家，他也应该把自己的劳动所得交给国家。 柳青像个苦行僧，摩顶放踵沉到贫苦中。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多年农民打扮，习惯已成自然。 有次上北京开会，他一身农民穿着，拿着软卧票，就是上不了车，列车员再三审查盘问， 不相信他的真实身份。受邀去一家高档西餐厅， 他一进门就被“严防死守”，饭间上卫生间，都有一个男服务员在门口盯着，事后才知晓自己是被人家当小偷对待了。

1967 年，政治风云激荡，城里人造反，乡里人也造反。在经历两次莫名的抄家之后， 柳青被迫搬离蹲点十四年的皇甫村，回城。望着撂荒的乡野，柳青哀切长叹，原本一心设想把《创业史》一直写到公社化，计划写四部怕是写不完了，小说矛盾冲突的高潮怕是见不到了……

太阳转身了，神禾塬上一片阴郁。 坐在牛车上，柳青久久地回望，熟稔的诗句又在他的胸臆流转：

襟怀纳百川，志越万仞山。

目极千年事，心地一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