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廖苑辰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十三五”的主要目标,就是在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按照现行标准,贫困人口已全部脱贫成功,从而基本解决了总体的脱贫问题;管理体制等方面也都将更加健全和定型,国家的管理体制和社会管理能力现代化都将取得重大进展。也因此,运用“互联网+”技术推动农业经济社会管理创新,以提高中国农业经济与社会管理的现代化水平,是中国现代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及对“三农”发展改革的重大历史使命。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建设和创新发展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时代的新召唤。

一、我国农村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

农村社会管理是健全政府监督机制、提高管理水平、实现社区安定祥和的关键法宝。所以,必须重视农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农民的实际需要,才能进一步提升农业政府服务质量,扩大农民社会福利,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

（一）我国农村社会治理面临新形势新挑战

农业经济社会与农村市场经济处于高速发展与改革的时期。随着乡村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农村经济社会问题也将不断涌现,而乡村经济社会管理也将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挑战。(1)随着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农村涌现出了一批行业内新型的生产经营主体,如农民大户、合作社、龙头企业,使乡村经济的社会管理服务对象变得更加多样化；(2)随着乡村城市化与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逐步推进，农村外出人口增加，农村自身建设出现了危机。

（二）我国农村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

农村社会不安定原因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最基本的问题是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不健全,农村村级群众自治机构脆弱,农村社区组织发展缓慢。这是农村社区管理在新时期存在的问题。

（1）农村的管理一般采取静态管理。长期以来,农村管理人员都习惯了在静态的社区稳定框架下化解社区问题。如果不及时发现潜藏的社会风险,这或许还会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但乡村社区治理理念已经跟不上现代发展,也无法满足乡村经济社会迅速变化的现实需求。用落后的管理方式和办法,来解决新时期的社会新问题,是不行的。

（2）尚未设置防范制度,冲突或隐患无法及时减少。风险或矛盾的出现不是没有预兆,需要时日累积。有些农村的基层管理机关忽略了社会问题预警与防控体制的建立,也没有形成事前预警制度,不能制定早期干预的工作办法,从而造成社会问题积聚、问题发酵,风险或矛盾进一步加剧。在疫情出现后,必须重点突出并强制采取紧急处理对策措施,也就是人们俗称的“无事”不管,“有事就救”,而不能防患于未然[1]。

（3）日常管理流于形式，应急措施多为短期行动，不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容易引发更激烈的对抗性冲突。

（4）忽视了平等对话和协作,没有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社区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村民是基层管理工作的核心和主导,而部分基层政府部门却把村民排除在外,或者单纯地把村民放在“被管理”的地位。没有人认真听取民众的呼声,不尊重群众的集体智慧,不引导民众积极地参与社区管理。而农村居民则以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无法形成对公共事务的自我管理[2]。

（5）乡村社区管理方式仍是政府集中管理,陷入了“高依赖低信任”的困局。目前乡村社区管理方式多为自上而下的政府管理方式,以缓解农村社区问题。因为时间的不够造成了很多“不作为”,让群众对基层政府更加不信任和猜疑。不过,在当前的乡村社区管理中,乡村各类社区资源并未得到有效整合,无法实现多元化社区机构的有序发展。

二、“互联网+”农村社会治理创新发展对策

（一）打造服务型政府，做好顶层服务

积极搭建农村互联网与服务协作的基础平台,通过协作办事、共同监督,实现与信息化的“分管共享”推动农村社会治理由“多元管理”向“协同管理”过渡。

近年来,由于电子技术的日益发达和应用,计算机网络越来越能够便利人类的生产与生活,并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益。同时,也可以推动乡村社会管理由“多头管理”向“合作管理”过渡。基层政府部门将成为乡村社会管理的领导者,基层政府作为农村社会治理的引领者，因其本身的服务宗旨与服务质量,对乡村社会管理的整体效益将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在当前信息时代,它的总体目标一方面是打造服务型政府,同时着眼于农村创新；另一方面,我国各地的基层政府部门工作人员需要利用“互联网+”的各种技术,融合“网络化”的农业政务组织架构,以形成更加适应农民心理特征和心理需要的管理奖惩考评制度。在现阶段,必须建立健全社会管理信息化构建的保障机制,为实现农村社区管理的快捷、有效、科学的目标奠定坚实基础[3]。

另外,在基层政府组织运作的流程中,要加强对硬件设施建设和软件信息管理平台的整合,并运用各种先进的计算机技术,逐步形成科学的管理体系,从而进一步引领了农村社区的管理与发展。由“多头管理”向“协同管理”过渡,从根本上提升管理工作的效能、科学性和合理性。

（二）整合资源，推进农村社会治理一体化

依托乡村社区管理与公共服务综合信息网,充分发挥乡村网格化管理和社区组织功能,提高乡村综合治理与服务质量。建设全国城乡人口信息基本数据库,进一步强化农村重点人员服务管理工作,以驻地工作人员、流出人员、“三留”人员为重点服务对象,形成以矛盾诉求、社会事务办理为重点服务内容的社区管理,了解信息、协调交流、督查跟踪。积极防范和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积极推动电子村务,实现全方位、动态、有效、便利的社会公共服务进村；积极整合农村电子商务，促使农户在生产、营销、物流等相关系统中,充分利用农村网络信息化；发展农村电子商务，使农户逐渐适应；优化电子政务，开通农村信息咨询服务、防灾应急、医疗卫生、法律援助、生活服务渠道，并及时更新农村业务信息，使村民可以足不出户地办理多种业务[4]。

大量科学研究数据分析已经证实,在电子技术日益发达的当代社会,网络已经成为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整合农业信息资源,形成联动缓解农村社区问题的信息数据库,是完成现阶段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与综合治理目标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根本前提。在当前的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借助“互联网+”的各种先进信息技术,形成乡村社会管理与农村公共服务的综合信息网络平台,进一步发挥乡村社会管理功能。网格化管理城市和社区组织时,也要夯实社会基础。重点措施是综合管理与服务能力。就目前情况来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当代社会,农村城镇化、工业化进程日益加速。不少农村青年剩余劳动力为自身生活和家庭的需求,不断流向城市,乡村人口发展极不均衡。所以,为了从根本上实现对乡村社区的有效管理,基层人民政府机构就必须建设好乡村人口基本数据库和农村社区问题的化解数据库,以做好对辖区内特殊人群利益的保障。重点管理与重点协调可以达到农民主动防范与化解矛盾纠纷的目的,达到应有的良好效果。而且,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遍应用,农村居民对电子信息的接受程度也愈来愈高。所以,在当前信息时代,为了更有效提升电子乡村管理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基层行政组织不仅可以开展电子村务活动，实施全面、动态、便捷的社会管理工作，同时,政府还可以加强对农户的教育培训,指导农户逐渐适应电子技术的特定用途,并协助地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后期的网络整治工作等，为实现治理目标打下扎实的基础[5]。

（三）转变政府管理方式，实行“网格化管理，一站式服务”

细化管理网格,实现基础管理结构网络化,整理农村社区管理的基本数据,拓展信息准入途径,通畅农村社情民意的征集与传递途径,促进农村建立起源头管理与动态管理相结合、应急响应的社会机制。将政府各类管理业务分工纳入网格管理范围,整合公共管理业务资源,最大限度利用有限社会公共资源；促进各类政府业务信息向网络平台流转,以达到政府办事网络化、业务网络化、沟通互动化;提供综合电子政务、电子农业、电子融合子服务等的智能化、个性化服务,让政府政务管理信息与服务触达社会(村)、家庭、甚至惠及于个人；统筹组织，为农村地区提供下一步的服务。

据有关数据调查,基层政府普遍受到传统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的严重影响。在日常的乡村管理流程中,政府内部人员继续沿用传统的治理理念,使用传统的管理方法,严重降低了管理品质和工作效率。所以,政府要探索受农村群众欢迎的治理道路，需要采用多种管理方法，然后综合评估管理方法的效果，然后选择最合适的治理策略。为提高农村整体治理水平奠定基础。

在当前现代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信息技术产业作为一个新兴的农业技术领域,在提升农村生产效益方面也起到了很大作用。所以,为了从根本上实现乡村治理的合理化,基层行政机关就需要借助“互联网+”技术,建立更快地将源头管理、动态管理和紧急响应等有机地结合的社会机制。另外，基层行政管理者也必须对社会管理网络信息进行详细分析,在整合的基础上,为扩大信息进入途径、交流渠道、畅通农村社情传播和舆论收集途径打好基础。

另外,在当前的现代工业发展模式下,基层行政机关通过对传统的农业社区管理与服务委派结构进行重组重构,并采用“一站式”公共服务管理模式,以进行更加科学、快捷、有效的乡村管理。为实现管理目标打下扎实的基础,从而为乡村产业经营的深入发展提供优越的服务条件。

在中国现代信息业发展过程中,为从根本上提升基层政府对农村农业经济社会管理的治理质量与效能,把“互联网+”作为提升农村治理能力的重要载体和抓手,构建“资源全共享、科学决策;全方位服务、零距离服务;管理网格、职责清晰”的平台，运用“全面”资源共享、科学决策“一体化”的管理方法,是当前中国基层政府组织有效促进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措施。对于此，基层政府要建立一个管理主体多样化、业务个性化、过程规范化、流程开放的新型农村社区管理公共服务支撑体系,逐步摸索出受到广大城乡民众好评的新型农村社区管理方法，形成城市乡村统一的社会综合治理网络平台,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乡村一体化的网络连接,并实现精细化管控，进一步促进农村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