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巍，陈晓玥

(大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4)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判理论当中讨论“幽默”、“笑”等社会批判及其政治解放功能并不是独立的理论现象，包括著名的生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卢卡奇理论的传人阿格妮丝·赫勒等理论家都对上述问题给予了深刻的理论关注并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见解。伊格尔顿以其“幽默”切入了上述问题并以独创性的理论建构，丰富和拓展了此问题。《幽默》(Humour)是伊格尔顿的重要理论成果，“集中体现了伊格尔顿在近半个世纪里对文学理论、批评理论、悲剧理论和文化审美思想的学术贡献。”[1]讨论“幽默”的社会批判与政治解放功能是伊格尔顿为社会批判理论及其政治解放创新开辟出的一条新思路。在《幽默》(Humour)中，伊格尔顿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主要包括“不协调论”、“释放论”、“优越论”三部分。伊格尔顿以其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为基础，利用“幽默”在文学艺术形式上所具有的含蓄性和反讽性，试图讨论“幽默”由于共通性所生发出的普遍性对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重要意义。

一、开阔社会批判理论及其政治解放的视角：“幽默”批判的建构

在《幽默》(Humour)中，伊格尔顿的“幽默”批判主要包括“不协调论”、“释放论”、“优越论”三部分。这三个组成部分的作用在于伊格尔顿试图从文学当中析出有关“幽默”的内容，并把它融入社会文化批判当中探索其政治解放功能，这一方式是一种理论上独特的创新和发展。伊格尔顿试图将“幽默”所在文艺领域中的含蓄性和反讽性建构在人与人彼此交往的共通性之中，以此突出“幽默”共通性而唤起的普遍性对人类自由和解放的作用。此外，这三部分在此基础上突出了“幽默”的“不协调作用”、“释放作用”、“优越作用”，分别回答了“笑什么”、“为什么笑”和“笑的目的是什么”的问题，三部分彼此联系、相互交融。

(一)“幽默的不协调论”

伊格尔顿的“幽默不协调论”是其“幽默”批判的核心，其中涉及到的“幽默”来源和旨归问题在社会批判和政治解放中也占据核心地位。“幽默”来源于事物的无规律性和疏离感，“不协调”是“幽默”的来源和“幽默”所抨击的对象。伊格尔顿认为：“幽默起源于不协调方面的冲突——视角的突然转变，意义的意外滑落，引人注目的不协调或矛盾，对熟悉事物瞬间的陌生感等等。作为一种暂时的‘感觉脱轨’，它涉及有序思维过程的中断或违反法律或惯例。”[2]45“当某些现象突然变得不合时宜时，当事情偏离轨道或失去平衡时，我们就会大笑。”[2]23此外，伊格尔顿还指出了“幽默不协调”的诸多类型，即“歧义”、“偏差”、“僵化”、“陌生化”。“歧义本身也可以被归类为一种不一致的形式。”[2]50“偏差也可以归类为不协调的类型。”[2]52“加倍和重复可能是不协调的。”[2]53“不协调的另一种类型是陌生化。”[2]54

“幽默”来源于“不协调”，但最终目的并不是嘲笑这种“不协调”而显示自身的优越性。相反，“幽默不协调”的旨归在于“协调”。推动精神的发展、刺激精神的转变、促进社会的发展——“不协调”是为了“和谐”，同时“和谐”的“不协调”会促进人的精神和社会向前发展。伊格尔顿认为：“人们嘲笑畸形，可能不仅仅是出于优越感，也可能根本不是，而是因为它们不协调。我们对古怪的事物一笑置之，是因为它打破了我们固有的期望。”[2]52“但其最终目标是修复、恢复和调和。”[2]25“不协调——事情出错、滑出位置、旋转出同步的事实——是维系精神展现的东西。”[2]38“历史的核心存在着一种不和谐，没有这种不和谐，历史就会停滞不前。”[2]38因此，伊格尔顿的“幽默不协调论”旨在于批判社会的“不协调”现象，并试图唤醒人的主体意识，达到政治解放的目的。

(二)“幽默的释放论”

伊格尔顿的“幽默释放论”主要通过“笑”表现出来，笑的意义主要体现在笑的功能上。其一，笑的解体性带有释放功能。伊格尔顿认为：“在所谓的释放论中，所有的幽默都涉及到这种通缩效应，就像在去升华的冲动中，我们节省了投入在严肃事情上的精力，或在抑制某些不正当欲望上的精力，然后用笑声的形式把它消耗掉。”[2]20“我们笑，是因为我们能够从习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也能间接地将欢乐沉浸在对权威人物放肆无礼或极其粗鲁的行为中。”[2]56此外，伊格尔顿还看到了笑的程度会影响释放的效果。“最暴躁和惊厥的笑涉及感官的解体。”[2]10“与悲伤、剧烈疼痛、极度恐惧或盲目愤怒一样，真正喧闹的笑声涉及身体自我控制力的丧失。”[2]10可以看出，伊格尔顿在这里所说的能够呈现出解体状态的“笑”是一种“狂欢式的笑”。对此，伊格尔顿认为：“狂欢的话语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它是在寻找一个自由、友爱和平等的变形世界，它就会为了达到它而嘲笑、讽刺和毁容。因此，它的批判和肯定功能是一体的。大众狂欢是一种疯狂的解构力量，瓦解等级制度，歪曲神圣的真理，贬低崇高的教义，恶作剧地颠倒高低，但这种破坏活动都是为了娱乐和友谊。”[2]94一方面，“狂欢式的笑”作为人们释放内心的方式和推翻压迫统治的手段是伊格尔顿所认同的。“作为一种特殊的认知形式，狂欢式的笑在世界的不断成长、衰败、繁衍、变异、重生和更新中抓住了世界的本来面目，并在此过程中削弱了貌似永恒的官方意识形态模式。”[2]26-27另一方面，伊格尔顿认为：“这种活动有一种惊人的动物性，不仅仅是它所包含的那种噪音(鸣叫，嘶叫，咯咯叫，嘶鸣，咆哮)。它还提醒我们与其他动物的亲密关系——这无疑是一种讽刺，因为它们自己不会，或者至少不会明显地笑。”[2]10伊格尔顿否认这种与动物性相差无几的“狂欢式的笑”，指出这是一种被异化了的笑，认为人性会在类似于这种动物性的噪音中被瓦解殆尽。

其二，笑的超越性带有补偿功能。笑能够实现人们对社会现实的暂时逃离，获得精神上的安慰和补偿。伊格尔顿认为，笑“以虚构的形式面对自我的消亡意味着自我能够实现短暂的超越，获得短暂的永生体验。”[2]13这种“从日常意义的轻度压迫感中得到的短暂休息就是一种升华。”[2]13因此，伊格尔顿的“幽默释放论”旨在于从“笑”的释放中实现人精神压力的释放和主体性的回归。

(三)“幽默的优越论”

伊格尔顿的“幽默优越论”主要是从“幽默”优越性的辩证看待和“幽默”优越作用两方面展开的。“幽默来自于对他人的脆弱、愚钝或荒谬的一种满足感，这一论点由来已久。”[2]28“根据这种偏见的观点，幽默的主要来源是从别人的痛苦中获得快乐，德国人称之为幸灾乐祸。我们嘲笑妄想、自我欺骗、膨胀的自我重要性、毫不掩饰的好色、贪婪的自我主义和蹩脚的自我理性化，以及笨拙、拙劣和愚蠢。这样做，自我就可以享受某种虚幻的无懈可击。”[2]28

伊格尔顿否认将“幽默”的优越性视为是“恶意的幽默”的观点，指出“幽默”的优越性不是以恶意中伤和卑微为目的，而是以纠正、保护和社交为目的的。其一，“幽默”的优越性带有纠正功能。伊格尔顿认为，“幽默能够弥补不幸，解决冲突，鞭策恶行，激励美德，从而促使社会进步。通过纠正过度的越轨行为，它可以让暂时陷入混乱的社会恢复一定程度的秩序和平衡。”[2]31然而，“被嘲笑意味着你的论点被削弱、被贬低，因此这是一种特别痛苦的羞辱。”[2]28但伊格尔顿又认为:“尽管笑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但它也是人类进步的象征。”[2]12其二，“幽默”的优越性带有保护作用。一方面，作为嘲笑者时，“幽默”的优越性给嘲笑者一种虚假的无懈可击的优越感以及满足感。“观察他人的过失和纰漏，我们可以获得一种虚假的无懈可击的感觉，这反过来可能产生一种永生的虚假感觉。”[2]32“通过把自己的缺陷投射到别人身上，可怜的自我可以得到片刻超越伤害的幸福。借助这种防御机制，它可以使自己免于过度的痛苦和焦虑。”[2]32另一方面，作为嘲弄者，“自嘲式幽默”往往是一种生存策略。“自嘲式幽默可以表现出一个人的屈从，作为克服这种屈从的策略的一部分。如果自我足够谦卑地畏缩不前，它也许能够逃脱超我的残酷谴责。”[2]41同时，“宣称自己毫无价值可能是在宣布一个人甚至不值得被杀死。”[2]41其三，“幽默”的优越性带有社交作用。“我们以取悦他人为乐，同时也让他们看到我们与他们相处融洽，并希望招待他们，这种乐趣会因对方对我们的好心情的愉悦反应和他们同样渴望讨人喜欢而增加。因此，在一个自我产生的过程中，相互的笑倾向于培养更多的相互关系。”[2]70伊格尔顿的“幽默优越论”旨在于利用“幽默”优越性来实现纠正、保护和社交作用，而不仅仅拘泥于“恶意”。

上述三个部分各有其特点和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伊格尔顿的理论建构目的。与此同时，法国生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与伊格尔顿同时代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者阿格妮丝·赫勒和卡莱尔·科西克等都对“幽默”、“笑”等社会批判及其政治解放功能有自身的理论见解，并在一定程度上与伊格尔顿的理论建构有相通之处。柏格森认为，虽然笑的表达方式不是善意的，但笑的目的却是善意的。他指出：“笑是用来羞辱人的，它必须给作为笑的对象的那个人一个痛苦的感觉。”[3]120“笑是不能出于善意的，它的任务就是通过羞辱来威慑人们。”[3]121赫勒进一步指出，发笑是一种理性的价值判断，是理性嘲笑非理性的表现，是建构公共领域的一种文化话语，是对充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具理性和私己主义现象的克服。科西克则站在人性的角度上，既看到了笑是人性的表征，是唤醒人性的手段，又看到了笑之异化的动物性对人性的荼毒。科西克指出，罪恶之笑、狡诈之笑、虚假之笑、献媚之笑、屈从之笑、恶意之笑、扭曲之笑是“炫耀压倒了真实性，表象征服了本质，扮演的性格比人本身更重要，一个人的面具和功能比其人性更重要。”[4]191上述三者的观点总体上都从现实的社会出发，提出了“幽默”、“笑”在社会批判与政治解放的作用，但均未有体系性的理论建构。

二、拓展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的理论思路：“幽默”与“重振主体性”

伊格尔顿的“幽默”批判重申了美学话语的重要性，拓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理论的新思路。其“幽默”批判的目的在于从“幽默”的角度“重振主体性”，试图唤起被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秩序所束缚的主体意识，从而实现政治解放的目的。

(一)“幽默”批判的核心目的是“重振主体性”

伊格尔顿“幽默”批判的核心目的是“重振主体性”，唤起主体的审美意识。“重振主体性”是伊格尔顿在《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中提出的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并试图寻求政治解放的出路。他的这一观点在学界激起了一定反响，但究其根本“重振主体性”没有具体的实现方式，个体无主体性的状态并没有得到较大的改善。随后，伊格尔顿深刻意识到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弊端着重表现在其消费活动中附加上的“美”的因素，这种“美”的因素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美”的外衣包装后作为消费手段，是麻痹大众的工具。伊格尔顿指出，当代西方美学史实际上是一部资产阶级建构自身话语体系的自救史，这里的“美”是被资本主义异化了的统治工具，跟原本意义上的“美”相距甚远。传统意义上的“美”是“独一无二的具有审美距离感、发挥着膜拜价值，是观者可远观不可亵玩之物。”[5]62而随着大众文化和大众艺术在现代社会的出现，“美”渐渐失去了其应有之意。瓦尔特·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中将大众文化和大众艺术视为“机械复制艺术”，指出这种“机械复制艺术”相较于“美”的艺术则是“唾手可得的，不再有此时此地的真实感和高高在上的神圣感，不再是私人的创造物，而是成了集体产物。”[5]62这种艺术“为领袖、种族、征服、技术、力量、速度披上魅力的外衣，使之成为供大众顶礼膜拜的偶像，”[5]62“通过增加艺术作品的暗示力，削减其思想解放的精神影响，”[5]63“使各个个体制作者和观众一一瘫痪，从而使现存的诸多关系永久化。”[6]275此外，奥利维耶·阿苏利在《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中更加详细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统治利用“美”的消费得以巩固的本质。资本主义鼓吹消费，给消费者营造一种购买了此商品就会获得幸福感和满足感的假象，鼓吹对欲望的满足。“审美品味的对象是那些人们并非真正需要的东西，它把奢侈型消费提升到比实用型消费更重要的地位上，让感觉战胜了道理、情感战胜了理智，使愉悦变得比功效更重要。”[7]7在“美”的充斥下“现在每一个人都已经转变成了消费者，仅仅是空心的欲望存储器。”[8]102在伊格尔顿看来，“审美从一开始就是个矛盾而且意义双关的概念。一方面，它扮演着真正的解放力量的角色——扮演着主体的统一的角色，这些主体通过感觉冲动和同情而不是通过外在的法律联系在一起，每一个主体在达成社会和谐的同时又保持独特的个性。”[9]16-17另一方面，审美预示着“内化的压抑”。“正是出于对审美之中包含的感性体验与政治权力的矛盾性的认识，伊格尔顿反对将美学或审美隔绝于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论倾向，同时也反对认为美学仅仅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观点，主张对审美进行意识形态的分析，重振革命的美学话语——既要对作为统治的意识形态的美学理论进行批判，同时还要凭借革命的美学理论打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的垄断。”[5]143因此，伊格尔顿试图采取“以美制美”的方式，引出“幽默”这一具体方式试图唤醒人们的审美情感，达到社会批判和政治解放的效果。

(二)“幽默”批判发挥“重振主体性”的效用

伊格尔顿尝试从“幽默”批判“重振主体性”，试图通过“幽默”找到“重振主体性”的具体方式，唤起主体的审美意识，这一观点也是对其审美意识形态思想的接续发展和实现方式。伊格尔顿文学批评前期理论研究主要是“审美意识形态批评”阶段，这个理论阶段是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关键时期，可以说也是奠定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的理论身份的重要理论探索时期。[10]展现他的审美意识形态批评的主要著作大致是《勃朗特姐妹——权力的神话》《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批评与意识形态》《文学理论:导论》《意识形态:导论》《审美意识形态》等。[10]在《幽默》(Humour)当中，以审美意识形态为基础达到发挥“重振主体性”效用的观点表现在：第一，“幽默”具有反抗压迫的政治功能。在伊格尔顿看来，“幽默”是拥有审美情感的人的一项重要的品质。这样的个体可以通过“幽默”所赋予的反压迫性的功能以自身的经验、习惯乃至生活智慧作为判断标准，从而摆脱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控制，实现一定程度上的自由。这样，统治阶级的权威就会由于个体的审美情感而得到削弱甚至不复存在。第二，“幽默”带来了主体间的共通感，经由共通感所获得的“会心一笑”的宝贵时刻实现了心照不宣的彼此认同，表达了类似或共同的情感经验和价值观念，搭建了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通的桥梁。第三，“幽默”所唤起的审美情感在伊格尔顿看来不是基于情境的“昙花一现”，而是具有通向现实生活的内在功能的，它可能为新生活方式的开辟打开实践通路。第四，“幽默”能够促进“身体”或生命意义上的感性复归，同时“身体”也是“幽默”的物质基础。

伊格尔顿以其审美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幽默”批判，旨在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审美情感以实现“重振主体性”的目的，拓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的理论思路，试图达到社会批判和政治解放的目的。此外，“身体”在“重振主体性”的实现过程中发挥作用，凸显了“身体”在“幽默”批判的重要意义。

三、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幽默”与“身体”

伊格尔顿的“幽默”批判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身体”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试图促进“身体”的解放，以实现社会解放的目的。

(一)伊格尔顿的“幽默”批判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身体”概念

伊格尔顿的“幽默”批判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身体”概念，并试图实现其解放的目的。“劳动的身体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内核，在劳动的身体之中寄寓了美的理想和社会发展的理想，感性解放的力量与社会变革的动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5]144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住了“劳动的身体”，随着资本主义不断壮大，资本、理性和技术进一步抽空了“身体”感性的部分，使人变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权力运行的工具。马克思说：“人按照美的法则塑造自己，因此劳动按其本性应该是充满想象的愉悦的审美活动，但是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却书写了一部劳动异化的悲剧。绝大部分劳动没有给劳动者带来自由和满足，相反却成了折磨人的苦役，大多数男男女女的劳动收获竟然是没有尽头的贫穷，这是‘主体’的真正迷失。”[11]231马克思高度重视感性的问题，认为真正发挥感性的力量并将感性置于社会生产实践当中，才能够透过资本主义“异化美”的外表直击其剥削压迫的本质。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基础上看到了拥有审美情感的个体可以通过“幽默”的方式来发挥其审美情感中暗含的隐性权威，其“幽默”批判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劳动的身体”所赋予的含义，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社会批判与政治解放，力图达到“人类存在最后的审美化”[5]147——共产主义。

(二)伊格尔顿的“幽默”批判试图促进“身体”的解放

伊格尔顿的“幽默”批判试图唤起人的主体意识，以促进“劳动身体”的解放，进而实现社会政治解放的目的。“幽默”发挥其批判的效用要以“身体”作为物质载体，通过“身体”以“幽默”实现感性意识的复归，同时“幽默”还可以保持“身体”的解放状态。伊格尔顿指出：“人沦为了行动的承担者，失去了他们的主观性，成了一部运转良好的机器上的许多齿轮。”[2]36“他们的行为就像蒸汽机的工作一样是可以预测到的。他们的怪异可能近乎疯狂和残暴，或者仅仅是一种可怕的利己主义。在这种原子化的社会秩序中，男人和女人占据着他们自己封闭的空间，他们的交流方式不透明而古怪，他们的关系往往只是一些奇怪的连锁反应。”[2]7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个人主义现在代表了整个社会状况。”[2]74面对人们失去主体性的现状，伊格尔顿指出：“笑成为一种新的交流方式，是社会关系转变的物质标志。这里存在着‘一个友好的世界，一个黄金的时代，一个狂欢真理的潜力’。在这里，人找到了自我。”[2]94伊格尔顿接着论述道，笑作为一种社会编码必须要在人的范围内才能存在。因此，要使笑能够发挥“重振主体性”的最大效用必须要结成团体的形式。对此，伊格尔顿利用“幽默”抨击的对象——“不协调的身体”，阐明了发挥总体性真正政治变革力量的革命主体是受到压迫和剥削的人民大众。伊格尔顿认为：“不协调的身体很难处于一种构建社会秩序的状态。民众的良好情绪符合这些权力的既得利益，而一个沮丧的国家可能是一个心怀不满的国家。”[2]83伊格尔顿指出，正是由于劳苦大众承受不住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压迫和剥削，才会激起他们的反抗斗志。而正是由于“他们的理智还没有学会抑制他们的动物本能，”[2]62人民大众政治变革的力量才会如此彻底。“幽默”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利己主义，试图唤起人们的主体意识，将“不协调的身体”转变为“劳动的身体”并使得“劳动的身体”保持着“解放”的状态，从而实现社会政治解放的目的。

综上所述，伊格尔顿的“幽默”批判作为试图实现社会批判和政治解放的最新理论探索具有其不应忽视的局限性。第一，放弃了阶级分析而诉诸于人的主观感受性。伊格尔顿拒绝了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力所具有的社会历史作用，拒绝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动力所起到的作用。第二，精神层面的政治解放道路孱弱无力。在“幽默”当中，伊格尔顿试图想要在“笑”这样含蓄的表达中发现它的否定性功能，但在“笑”当中所生发的否定性功能的意义远远弱化于无产阶级革命性实践活动所具有的革命性和对现存制度的否定性意义。第三，诉诸于审美政治解放路径而不能完全实现其政治解放目的。审美政治解放路径只能是社会批判和政治解放的一个环节或组成部分，单凭审美政治解放而实现真正的社会批判和政治解放是不够的。当伊格尔顿把自身的文学批判理论奠基在“笑”的基础上发挥其文学的政治解放功能时，则体现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普遍退却。因此，既要看到伊格尔顿的“幽默”批判对社会批判及政治解放具有的重要意义，又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美学话语体系是秉持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基本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