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大鑫

《中庸》是儒家重要典籍之一，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在儒学发展历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就儒学的发展历程而言，《中庸》对先秦儒学中“天”“诚”“命”等范畴探讨得最为完备，建构起了系统的天人之学，以至于影响汉唐、宋明儒学的本体论、心性论等。如中唐时期李翱《复性书》对“诚”的重视，将诚与天道相联系；北宋周敦颐《通书》对“诚体” 的探究、张载“以《中庸》为体”的思想体系、二程对《中庸》“天命”“中和”等范畴的重构与探究；南宋朱熹关于“中和”问题的思考与阐发；明清时期刘宗周“以慎独为宗”的思想体系、王夫之在“诚”的基础上，以实有论剖析体用等范畴，乃至当代以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等为代表的新儒家均通过对《中庸》思想的解释，对先秦儒家思想加以继承与阐发。通过对《中庸》学史的简要回顾，可知历代儒者通过阐述《中庸》及其相关概念、范畴的方式，推动了儒家形而上学的发展与深化，这也恰恰体现出《中庸》学蕴含着丰富的儒家形而上学思想；《中庸》学的发展与演变，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儒学的发展方向。《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的关系研究是儒学史上的重要内容，经过长期探究，研究成果颇丰，但仍存在着不足之处(参见郑熊：《〈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3—20页)，缺乏系统的著述。《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之间究竟有何完整且详细的关系脉络？这是研究儒学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

通过对《中庸》学的考察与研究，来观照儒家形而上学的发展与演变，这是学界探究二者关系的主要途径与方式。历代儒者在阐述《中庸》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儒家形而上学有所探究与考察，进而推动了儒家形而上学及儒家本体论的发展与深化。同时，儒家形而上学在发展、演变中，又促进了《中庸》学的发展。郑熊教授所著的《〈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一书，正是围绕上述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依照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主要以《中庸》学推动儒家形而上学为研究重心，对先秦至明清时期《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作出了切实可信的回答。本书是郑熊教授多年来在《中庸》学领域深耕的研究成果，对于深化《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关系研究大有裨益。

一、全书思想理路及内容

(一)《绪论》及全书思想理路

作者在《绪论》一章对形而上学、本体论、儒家形而上学等相关概念进行辨析，为关于《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关系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作者对目前学界关于《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关系研究现状进行搜集与分析，这是作者对于学界最新研究动态的掌握与认识。基于对研究现状的认知与理解，作者明确了意识到目前研究主要注重对先秦、两宋时期《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关系的研究，对汉唐、明清时期《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关系的研究存在不足等四个方面的问题。再次，结合目前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作者详细阐述了本书的研究思路及内容。研究思路即是“考察《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形成、发展、演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而关键就是要探究《中庸》学在儒家本体论的构建、发展等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关系研究》，第21页)依照上述研究思路，全书按照如下理路展开：先秦《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的构建、汉唐《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的延续与深化、宋代理学《中庸》学与儒家本体论的构建与深化、明清《中庸》学与儒家本体论发展的多样化。最后，作者基于对《中庸》相关文本的考察，《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互动关系的考量，明确提出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为：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思想史与学术史相结合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从第一手材料出发，采取比较、归纳、综合的方法。

《绪论》一章在全书起着纲领性的作用，按照逻辑顺序、层层递进地对相关概念、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作出了解释说明，一方面阐述了作者关于《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关系的认识与理解，明确了学界的研究现状与不足；另一方面对《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关系的研究思路、内容进行阐发，展现了全书整体的写作意图与思路。

(二)全书主要思想内容

依照上文所言本书的研究思路，可将全书划分为两个时期五个阶段。

第一时期为先秦至汉唐《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关系研究。这一时期是儒家本体论未产生之前的时期，具体分为先秦《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的构建、汉唐《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的延续和深化。就先秦阶段而言，作者认为在前《中庸》时代，《诗经》、《论语》及郭店简《性自命出》等对中、中庸等都有研究，显现出形而上学的特点，构建了初步的儒家形而上学。《中庸》在前人思想基础上，以道为讨论中心，对天道、人道等观念进行细密的阐述，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儒家形而上学。同时，《中庸》的逻辑思路与范畴概念也为后来思想家构建形而上学体系提供了思想资源。孟子、荀子以及《易传》通过对《中庸》的诠释，推动了《中庸》学及先秦儒家形而上学的发展。就汉唐时期而言，作者将汉唐儒学及汉唐《中庸》学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以阐明“儒之道”为核心的时期，以董仲舒、郑玄、王通等人为代表。董仲舒等人《中庸》学在天道、人道及天人关系等方面未实现突破，他们的儒家形而上学是对前人的延续。同时，董仲舒等人《中庸》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明“儒之道”。二是重视“儒之道”与“儒之功”相结合的时期，以韩愈、李翱为代表。他们通过对《中庸》道、诚及性情等问题的阐发，促进了儒家形而上学的发展与深化。

第二时期为宋至明清《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关系研究。这一时期是儒家本体论产生之后的时期，可划分为北宋理学《中庸》学与儒家本体论的构建、南宋理学《中庸》学与儒家本体论的深化及明清《中庸》学与儒家本体论发展的多样化。就北宋理学阶段而言，作者强调周敦颐、张载、二程及其后学在前人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庸》及其相关范畴、思路的诠释与重建，分别建构了诚本论、太虚论及天理论，这使得儒家形而上学的发展有了质的飞跃。就南宋理学阶段而言，作者认为《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儒家本体论的深化。“儒家本体论的深化，指的是儒家本体论与心性论结合。”(《〈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关系研究》，第196页)具体来说，朱熹通过对中和问题的研究，使得天理与内在的心、性产生联系，促进了儒家本体论的深化。“张栻、陆九渊等通过对《中庸》诠释来构建心性论，而在心性论的构建过程中就实现了对本体论的构建。”(《〈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关系研究》，第229页)就明清阶段而言，作者指出陈献章、湛甘泉、王阳明、刘宗周及王夫之等为代表的儒者，通过对《中庸》相关概念、命题的阐述，建构了反支离、求合一的思维模式等内容，推动了儒家形而上学的多样化发展，实则也是促进了儒家本体论发展的多样化。

二、对当下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启示

《〈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关系研究》一书以《中庸》与儒家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在研究中紧紧围绕《中庸》学如何促进儒家形而上学的发展，实现儒家本体论的构建与深化这一主线展开系统探究。郑熊教授立足于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思想史的思索与忖度，对《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之间的内在理路做出鞭辟入里的解释与说明，直指问题之要害。全书读来，文字晓畅清晰，论证有理有据，视野开阔深远。作者在结语处所得的认知，是对《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关系的深刻总结，为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借鉴与思考。

第一，注重互动性的思维与方法。《中庸》学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形而上学思想的影响，也推动了儒家形而上学的发展。全书注重考察《中庸》与儒家形而上学的互动关系，强调二者互为主体，互为受动者。本书通过对先秦时期前《中庸》时代的儒家形而上学思想与《中庸》形而上学思想的考察，归纳出儒家形而上学推动了《中庸》学的发展。同时，本书明确表明唐宋时期李翱、周敦颐、张载等人出于儒学复兴、儒家本体论建构的需要，着重阐发《中庸》，促进《中庸》学的兴盛，这一表现也反映了儒家形而上学推动《中庸》学的发展。反之《中庸》学也促进了儒家形而上学的发展。本书通过对先秦时期孟子、荀子及《易传》关于《中庸》的研究，汉唐董仲舒、郑玄、王通与韩愈、李翱等人对《中庸》的阐述，北宋周敦颐、张载、二程及后学对《中庸》的阐发，南宋朱熹、张栻、陆九渊对《中庸》的研究及明清陈献章、湛甘泉、王阳明、刘宗周、王夫之等人对《中庸》的阐述等五个方面的考察与分析，明确指出历代儒者通过对《中庸》的阐述，实现了儒家形而上学的发展与深化。此外，《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之间的互动关系，还主要通过围绕着与道相关内容的阐述得以凸显。

第二，以发展的眼光探讨学术思想。学术思想的存在并不是孤立、静止不动的，而是呈现出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本书通过对《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关系的分析，发现儒家形而上学的发展显现出阶段性特点。作者按照儒家本体论的出现将儒家形而上学划分为两个时期，儒家形而上学发展的第一时期即儒家本体论未产生之前的先秦至汉唐时期；儒家形而上学发展的第二时期即儒家本体论产生之后的宋至明清时期。儒家形而上学的两个时期也是各分阶段的，具体来说，在第一时期，《论语》、郭店简《性自命出》构建了初步的儒家形而上学；《中庸》构建了结构完整的儒家形而上学；孟子、《荀子》及《易传》乃至董仲舒、韩愈及李翱等人通过对《中庸》的研究，进一步推动儒家形而上学的发展，一是使得儒家形而上学所涉及的相关内容日趋完善，一是推动了儒家形而上学开始从外在的礼法之学转向为内在的心性之学，实现了道的内化。第二时期，周敦颐、张载及二程等人通过对《中庸》的阐发，构建了儒家本体论；朱熹、张栻、陆九渊的《中庸》学，实现了儒家本体论的进一步深化，将本体论同心性论相结合；陈献章、湛甘泉、王阳明、刘宗周、王夫之等人则通过对《中庸》的探究，推动儒家本体论向纵深的方向发展，尤其是王夫之实有论的提出，标志着儒家形而上学发展到了顶峰。

第三，内外并举的研究视域。在儒家发展过程中，《中庸》所具备鲜明的形而上学特征是其他儒家经典所无可比拟的，同时以《中庸》为代表的儒家在发展历程中，常与佛、老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本书内外并举，一方面注意到《中庸》、易学在儒家形而上学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存在着差别；另一方面意识到《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还和儒学与佛、老的关系相联系。就前者而言，作者指出《易传》中“天→人”、“人→天”的思维模式与儒家天道伦理化人性、伦理道德哲学化为本体的本体论建构模式相不同，且儒家形而上学在发展过程中对易学的诠释，重心在于将宇宙论与本体论相结合。同时“儒家形而上学的形成、发展以及儒家本体论的建构、深化，并用实有论来统括整个世界，从而推动了儒家形而上学发展到顶峰，都是来自《中庸》学”(《〈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关系研究》，第357页)。因为《中庸》围绕天道、人道及天人关系等方面构建了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为后学构建本体论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就后者来说，作者通过对孔颖达、王通、韩愈、李翱等人《中庸》学的研究，明确指出《中庸》学对儒家形而上学发展的推动，一是通过对《中庸》的阐述以建构儒家形而上学体系，一是通过对佛老的吸收与批判，以突显儒家形而上学，而这两方面常融会在一起。

《〈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关系研究》不仅回答、解决了学界关于《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关系的问题，更为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范式与借鉴，使后来者看到研究者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为后学的研究提供指引。本书在《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关系研究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一方面从根本上回答、梳理了《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之间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深化了《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关系的研究，充实了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另一方面关于《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的关系，留下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如《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的关系，对于理解经典诠释学与中国思想史之间的关系有何意义？这有待于进一步地解决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