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小琴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历史与民族学院，贵州 都匀 558000)

作为蒙藏委员会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且在任期间边疆形势更趋复杂的一位委员长，吴忠信在民国边政研究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目前有关蒙藏委员会的档案资料很多，但多系各类往来函电，从史料的角度而言，虽可厘清历史的大致脉络，但在细节上仍有其缺憾。因此日记作为一种史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其他史料的不足。鉴于此，笔者以为系统梳理吴忠信日记中有关边政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吴忠信的边政思想，对于进一步深化民国边政研究是有所裨益的。

一、吴忠信日记在民国边政研究中的价值

吴忠信从1926年开始写日记，一直持续到1959年其病逝前几天。关于吴忠信日记的起始时间，其得力助手、民国边政理论与实务的重要推进人物周昆田曾称“礼老从民国十二、三年起，就开始写日记，直到这次病笃入医院治疗止，数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1]抗战期间香港沦陷，为了安全起见，吴忠信令家属将当时留在香港1937、1938两年的日记予以烧毁，所以独缺此两年的日记，实为憾事。吴忠信在1942年3月15日的日记中便曾感慨到：“余存相关廿六年廿七年日记两册，他们(沈丽安，吴忠信妻，笔者注)于香港沦陷之日即焚毁，未免可惜，亦是不得已措施。”[2]

从总体上看，吴忠信日记具有“前简后繁”、“年月与专题相结合”等特征，即前期日记内容较为简略而后期则更为丰富，其日记撰写多数按照年月日，但也有很多按照专题的形式行文。譬如1941年1月2日“推测本年国际变化”，7月22日“记行政院讨论中印筑路事”，8月6日“渝市防空韵语”；1943年1月9日“有关边务机关之会报”，3月20日“记与西康伍参长陪英谈话”，8月21日“读老子之感想”；1944年7月1日“驯叔南开高中毕业记”，1949年8月4“记边政之失败”，11月23日“我对李德粦之失望”等诸多专题性论述。

在吴忠信日记中，保存了大量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珍贵资料，尤其是作为国民党元老、民国政要，孙中山的得力助手、蒋介石的重要幕僚，吴忠信日记所体现的其所处的立场及其所具备的视野与当时的普通民众乃至知识精英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独特性。譬如，吴忠信日记中既涉及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大时代背景下国民党、国民政府高层内部诸多重要决策及其背后的逻辑，又保留了大量国民政府在重庆时期关于民国政要日常生活的详细记录，这对于民国史研究而言，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资料。

从民国边政研究的角度而言，吴忠信日记更是具有不能忽视的价值。吴忠信从1936年开始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一直持续到1944年，共计八年时间。可谓蒙藏委员会历史上担任委员长时间最长的一位，约占整个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总存续期间的三分之一还强。可以说，吴忠信不仅是蒙藏委员会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一位委员长，同时也是民国西藏乃至边疆历史上最复杂、最曲折的一段时期，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历史事件，亦可谓影响西藏以及近代边疆地区历史走向的关键性事件。在蒙藏委员会任上，吴忠信对于蒙藏委员会本身的发展以及对于蒙藏乃至整个边疆地区的管理方面均有所建树。因此，吴忠信日记对于民国边政研究而言无疑意义非凡。

二、吴忠信日记等档案中关于“边政”内涵、外延的论述

吴忠信日记关于“边政”的论述总体上可以分为边政的内涵与外延，具体关于“边政”的外延，则大致可概括为：边政指导思想、治边原则、治边机关、治边规划、治边要素以及边政所涉具体层面。

对于什么是“边政”，吴忠信日记中并没有过多阐释，1939年8月19日，吴忠信在给蒋介石的密呈《边政计划草案》中指出“‘边政’一词含有二义：即治边政策与边政制度是也”，而该草案对于“边政”一词的解释是“边疆政治”，并且认为：“我国边地特殊，其地理环境与社会习尚，均与内地迥异，如以内地普通之眼光，而作边疆事务之衡度，其结论未有不错误者。故治理边事，尤须有一种特殊之政治以为之导，方可肆应适当，而无治尤紊乱之虞。有谓吾国边疆政治为专门政治，意即此耳。”[3]对于边疆的含义及范围，该草案认为这是“最值得注意之问题，必首先予以解决者”，[1]。在《边政计划草案》中，“边疆”所涉及的范围，“实乃范围东北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外蒙古、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青海、新疆、西康及西藏等疆域，既非限于国之边境，亦非蒙藏两地所可包括者也。”[1]这就与当时在很多人中颇为流行的“边疆即蒙藏回”这一观点具有天壤之别，也与“自然边疆”的观点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其实际上属于“人文边疆”的范畴。可以说这份《边政计划草案》虽为政府要员施政举措之一，但实际上也是对当时理论界有关“边政”大论争的一种回应，是对相关理论成果的总结式吸收，是“政”与“学”互动的一个典范。

在吴忠信日记中，“三民主义”是出现屡次颇高的一个词汇，而且，三民主义亦是一切边政的指导思想，“且现在之治边政策，一本之于三民主义扶植建设。”[1]在吴忠信看来，三民主义“实为适合中国国情与需要，以及顺迎世界潮流之主义。其理论浩繁深远……今犹蒸蒸日上，与时俱进，余无颓态乎。退而言之，本党义即使从今开始败退，则恐亦需五十或数十年后乃可穷尽，是亦不移之论也。”[1]

在治边原则方面，吴忠信日记认为最要之原则在于“以整个的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不可以狭义的民族利益为前提，尤其不可以边疆问题为号召。”[4]除此之外，“办理边政尤大矛盾即特殊化与统一化(甚至自由化)，如特殊化则于中央之政策相反，如统一化则于现在边人保有之制度相反，又谓办理边政，应理智与感情并重。”[5]

在治边机关方面，吴忠信日记认为蒙藏委员会是最为重要的边政机关，认为“本会主办边政，责任格外重大。”[6]对于各治边机关的设置叠床架屋、各机关之间事权不明的现状，吴忠信在日记中表现出不满的情绪，多次强调应当统一事权，增加效率，“蒙藏委员会虽为中央现在主管边事之机关，名义上负边政责任，然蒙古各盟及察绥蒙政会，系直属行政院，边疆各省政府隶属内政部，军事有军事委员会及军政军(原文此处有“？”，似存疑，笔者注)。教育有教育部，交通有交通部，经济有经济部，各司其事，无论施政行事，多直接办理。即公文往来，亦非必由蒙藏委员会经转。事权不一，统系不明，驯致蒙藏委员会几无可主办之案，惟供咨询、司承转及作建议招待之数项工作耳。”“本会主管蒙藏事务，因不能发挥职权，历来处于被动地位。本会治边事以政治的事实为前提。其他机关阙为以高调地幻想的为时髦。”[1]正因如此，吴忠信无论是在日记中还是其他形式的书面文件中，都曾数次建议将蒙藏委员会改为边政部，统一事权以强化其治边职能。尽管在1937年6月21日给蒋介石的密呈中，吴忠信表示“蒙藏委员会改为边政部……惟在此中央对边疆整个政策未决定时期，窃意下暂从缓，以一仍旧贯为是也。”[7]但在1939年8月19日密呈蒋介石和行政院的《边政计划草案》中则明确建议将蒙藏委员会改为边政部。尽管具体负责起草的并非吴忠信本人，但作为委员长，其一向以谨慎著称，因此他一定会严格把关，如果他完全不赞成将蒙藏委员会改为边政部，那么这份一份耗时一年之久、重头戏在于“边政机关改革”、专门密呈蒋介石并垦请“核定后赐予印刷，并酌量以密件分发中央诸同志研究，伏候钧裁。再拟请钧座于卷首赐题数语”[1]的草案，一定不可能通过他的最后审核，所以吴忠信对于蒙藏委员会改为边政部最低限度是乐见其成的。

关于治边规划，基于国情的变化和边疆问题的复杂性，国民政府的治边政策经历一个前后变化的过程，吴忠信对于治边步骤的前后差别亦说明了这一问题。1937年，吴忠信提出“三步骤”规划：第一步，同化内蒙，积极整理甘宁青，并实现西康建省；第二步，开发新疆；第三步，收复外蒙及西藏并扶植其自治。[7]到了1940年则变成了：(一)安定西藏，加强统制。(二)团结蒙古，恢复失地。(三)沟通新疆，保全领土。(四)联合藩属，巩固国防。[8]1942年则是：(一)建设甘肃(二)稳定宁青(三)巩固西康(四)调整新疆(五)控制西藏(六)沟通外蒙。[9]

在治边各要素中，吴忠信最看重的就是人才，并以之为“治边之先决条件”。[7]在吴忠信日记中，他指出“在过去派赴边疆服务之士，非京谴责之吏，即为不密于内地之人，自动走向边疆者亦多落魄不得意之辈，如此而欲求边疆发展，当不可得。此后治理边事必须以具有边疆专识与技能而品学兼优者任之。”[7]因此对于边政人才的择取，吴忠信向来十分审慎。“对边疆颇须用头等人才，最小限度应有下列四条件：(一)深通政治；(二)有宗教知识；(三)品行端正；(四)身体强健。” 对于驻藏办事处处长这类特定治边人才，吴忠信则认为其应当“1、熟习英印外交；2、明了西藏情形；3、得蒋主席之信任；4、身体强健。”[10]基于重视人才的思想，吴忠信多次以训话、谈话等方式劝导、教育边疆后备人才，教导他们如何更好的适应工作，为边政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除了治边实务型人才之外，吴忠信还特别重视边政理论与实务的互动，因此在他的日记中具有大量有关与边政理论界知识精英之间往来交流的记载，譬如其与吴文藻、顾颉刚、凌纯声、芮逸夫、卫惠林、杨成志、吴泽霖、李安宅、柯象峰、徐益棠、陈之迈、王化成、李惟果、浦薛风、胡焕庸、吴其昌、丁西林等当时著名的边政研究学者均有过交集。正因如此，吴忠信管理下的蒙藏委员会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变得更有针对性，尤其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蒙藏委员会针对边疆地区的专门性调查，不仅有相关边政学者作为顾问，甚至一些学者还直接参与其间。而其所主导的中国边政学会也被誉为是“政学互动”的一大典范。

关于边政所涉及的具体层面，在吴忠信看来，边疆管理应当从政治、军事、财政、教育、卫生、实业、交通、宗教、宣传、调查等诸多方面着手，[8]而政治则是重中之重，“惟一切建设，必以政治为先。盖政治者，百务之动力，必先有健全之政治组织与机构，然后推进经济交通及教育各种建设，始如枝叶之有本根，可期成长。”[1]而且边政政治应当格外重视管理的专业性，“边疆政治系专家政治，非普通政治常识可以办理。”[4]为了更好的管理边疆，吴忠信亦认为有必要改革中央边政管理机关，应由“多元化”向“一元化”转变，同时地方也应配套改革边政管理机关，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管理链。边疆之于国防的重要意义，吴忠信也有着充分的认识，特别是边疆交通线对于国防的重要性，吴忠信在多种场合多次以多种形式予以强调,譬如1941年7月22日、9月17日、12月8日等日日记对此均有记录。

三、吴忠信日记中关于西藏的论述

由于吴忠信曾长期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且在任期间曾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事宜，因此西藏在其心目中有着极为重要地位。加之在当时西藏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意义非凡，所以在吴忠信日记中，有关西藏及藏事的相关论述尤为引人注目。

吴忠信日记有关西藏的论述从总体上可概括为：西藏的地位、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治理西藏的制度与策略等，其具体内容则主要体现在民国西藏历史上的诸多大事件中，譬如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事宜、九世班禅返藏及圆寂善后事宜、修筑中印公路事件、印藏驿运事件、外交局事件、热振事件、慰问同盟国代表团事件、西藏商务考察团事件等一系列事件。

关于西藏的地位，吴忠信从被任命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之时，便有清醒认识，1936年8月18日，“上午八时到蒙藏会。先与各委员见面。即至大礼堂接见全体职员。随训话。略谓蒙古西藏为国家之屏障。而又居国际形势日趋严重之际。情形更为复杂。”[4]对西藏及康青藏区在整个国防中的地位而言，吴忠信日记指出，“如欲巩固西藏，须有势力，要从建设青康西省做起。”[7]对蒙古与西藏之间的战略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吴忠信日记指出应当遵循两个“最高原则”[7]并且认为“在西藏方面对象简单，本会可有办法，但在蒙古方面，除蒙旗之地方力量外，尚有甚多中央之党政军机关散布其间。”[5]

关于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吴忠信认为对于西藏地区的管理必须首先坚持“主权在中央”的原则。在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提案研究会上，针对孙科、邵元冲等人的观点，吴忠信表现出少有的愠怒，其事后在日记中写到：“今日中央诸公多不明白边情，又好乱作主张，吾人负实际责任，难乎为济矣。”他后来在与蒋介石的交谈中，再次提及此事：“一切问题，均必须加以深刻之研究，然后始可获得正确之结论与办法，邵力子先生主张我国边疆民族应模仿苏联，孙哲生先生主张应模仿加拿大。此等说法，均近似于高调，故我当时即提出反对。”[9]

关于治理西藏的策略与制度，吴忠信曾多次表明解决西藏问题应当“军事政治同时并进”，[2]并且两者之间的主次关系随着局势的变化而变换。在吴忠信看来，外国的干涉是中央与西藏关系恢复与巩固最大的障碍，“达赖转世之手续，关系中央对藏主权，又属民国以来之创举，自须出之审慎。且当此抗战期中，中英外交尤关重要万不可操之过急。”[4]“藏事数十年来未得解决之主因为受外交牵制。”[2]“如英外交有办法则藏事不难解决矣。”[10]“西藏问题就是英国人从中作祟”[10]“蒙藏本身对中央无问题，其问题在外交(如英国在藏特权)，倘外交问题得以解决，其他问题即迎刃而解。”[9]吴忠信清楚西藏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密不可分性，认为西藏宗教是西藏管理中的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在吴忠信看来，“西藏社会即以宗教为中心，其一切现象当无不受宗教之影响与支配。政治为社会现象之一，自不能例外。”[8]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需要接触很多蒙藏回等边疆地区的各类代表性人物，并于之交谈交流，在此过程中也会展现吴忠信对于边政的态度。以西藏为例，据吴忠信日记记载，吴忠信与以阿旺坚赞、喜饶嘉措、贡觉仲尼、罗桑坚赞、罗桑扎喜、阿旺桑丹、格敦恪典、图丹桑结、夏古巴等代表的西藏上层人士有过多次交往，其中尤以喜饶嘉措、阿旺坚赞等人最具代表性。譬如吴忠信与阿旺坚赞、喜饶嘉措之间的交往，仅以笔者所掌握日记部分进行统计，从1936年10月5日到1943年8月1日，吴忠信在日记中提及阿旺坚赞达26次；从1939年1月11日到1948年2月18日，吴忠信在日记中提及喜饶嘉措达21次。对于阿旺坚赞在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中的作用，吴忠信在1942年2月10日的日记中指出，“阿旺久居内地，彻底明白双方内容，如早数月到渝，对藏或不致如此恶化。”[2]应当说阿旺坚赞在吴忠信心目中的地位是不一般的，这也是与前述其关于边政人才要求的论述相一致的。

四、结语

通过对现存吴忠信日记关于民国边政的有关论述的梳理，吴忠信的边政思想已可见一斑。从吴忠信边政思想的内容上看，具有很大的时代进步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吴忠信本人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守，应当说在民国政要中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尤其是对于边政事务的“中枢机关”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而言，吴忠信的边政思想更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然而，在历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中，目前除了阎锡山日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存世的相关日记，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吴忠信作为在任时间最长的一位委员长，其史料价值对于民国边政研究是不可忽视的。不过作为研究者，在运用日记等史料时，应当更加审慎，尤其应当注意日记记录者思想与认识前后差异甚至矛盾的地方，以及对于语言措辞的择取方面的不同之处。对于吴忠信日记而言，从总体上其边政思想前后经历了较为明显的转向，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对于边政事务应持何种态度，吴忠信日记在不同时期是具有不同论述的。正是基于这种态度的转向，其对于边政所涉及的某些具体细节的认识是有前后差异的。所以本文所选取的材料均属最大程度能够反应其边政思想中“最稳定”的部分。除此之外，由于特殊的工作经历，在吴忠信日记之外目前大陆地区还存有“吴忠信入藏工作日记”“吴忠信主新日记”两种专门性日记，其与吴忠信全本日记在措辞择取、详略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差异。由于篇幅所限，已另文论述，不再赘言。

总而言之，我们在运用吴忠信日记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献时，应当结合其他史料，仔细加以甄别，分析其不同之处及其背后的逻辑。如此才能得出更加客观全面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