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城

(广西教育学院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3)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中谈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人文关怀与道德观念，在当前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具体实践中，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有机结合起来。[1]P1955

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柳宗元，在步入仕途之后一直“勤勤勉励，唯以忠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力图革除弊政，振兴国家。虽然后因参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永州、柳州十四年，但也从未忘却自己的抱负。柳宗元在生命最后四年担任刺史期间，他因勤政爱民、造福柳州而被尊为“柳侯”。他对于国家、政治和社会的关切，使得他的很多作品都极富现实意义，有着对于现实的深刻思考，能为我们在当今的治国理政方面提供许多借鉴。例如他在《梓人传》与《种树郭橐驼传》等文章中所阐扬的领导素养及领导艺术，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他为官多年的经验总结，颇能给我们以启发。

一

《梓人传》作于唐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柳宗元任蓝田尉之时。文中的主角是梓人，他是一个能从宏观把控全局且知人善用的建筑设计师。梓人在建造房子的过程中，并不亲自做具体琐碎的建筑工作，但他却能“视栋宇之制，高深圆方短长之宜”[2]P1189，制好图纸，加以统筹规划，然后指挥其他工匠进行具体营造，建好的房屋无毫厘之差。

梓人在建筑工作中，实际上就是一位领导的角色。梓人看似拿着高薪却没有实际才能，连个床腿都不会修，柳宗元也因此“甚笑之，谓其无能而贪禄嗜货者”[2]P1189，觉得他没有什么才能却贪图钱财。但后来让柳宗元惊讶的是，梓人在为京兆尹“饰官署”的工程中，展现出极好的领导素养和高超的领导艺术。

首先，梓人作为工程的总指挥，能够统筹全局，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并完美地予以执行。梓人“画宫于堵，盈尺而曲尽其制，计其毫厘而构大厦，无进退焉”[2]P1189。他在墙上描绘房子的图形，一尺大小的地方却能详尽地绘出房子的建筑构造。按照他的这个微缩图形，工匠们能建造起高楼大厦，而且没有一点误差。

其次，梓人能够善用工匠，使工匠们各司其职、各尽其用。在工程开工之时，他“委群材，会群工，或执斧斤，或执刀锯，皆环立。向之梓人左持引，右执杖，而中处焉。量栋宇之任，视木之能举，挥其杖，曰‘斧！’彼执斧者奔而右；顾而指曰：‘锯！’彼执锯者趋而左。俄而，斤者斫，刀者削，皆视其色，其言，莫敢自断者。其不胜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2]P1189。可见，梓人在开工之前，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备好建筑材料，招募各类工匠。他能在工作中权衡一切，每一个环节进程都了然于心，进而根据不同工作的需要来安排相应的工匠来完成。正因为他的调度有方，每个人都能发挥各自的长处，所以工匠们都非常听从他的安排，没有一个擅作主张。

再次，梓人待人公平公正，奖罚分明。梓人对待工匠，“能者进而由之，使无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2]P1189。他奖励擢拔有才能的人，但不需要他们感激自己；黜退不胜任工作之人，但又能使他们不产生怨恨。这一切都源于梓人根据工匠工作的完成情况而定，而非根据他个人的喜好决定，这也正是梓人以德服人之处。

最后，梓人还有着高超的领导艺术，那就是他从来“不炫能，不矜名，不亲小劳，不侵众官”[2]P1190。柳宗元在文中除了写梓人的领导才能，还赞许他低调不炫耀的品质。相反，柳宗元讽刺了一类官员：“以恪勤为公，以簿书为尊，炫能矜名，亲小劳，侵众官，窃取六职、百役之事，听听于府庭，而遗其大者远者焉，所谓不通是道者也。”[2]P1190这些官员看似兢兢业业，亲历而为细小琐碎之事，总想着去干涉各部门的工作，把各部门擅长的工作都揽过来自己做，然后得意地炫耀自己的全知全能，殊不知这种做法会影响工作的展开。

《梓人传》通过梓人形象的塑造展示了一个领导所具备的素养。在柳宗元看来，领导并非全才，他的核心工作就是统筹规划，总揽大局。所以，在工作中，领导面对纷繁复杂的工作，首先是要制定大纲方针与工作标准，把控工作的总体进程。然后根据岗位及不同工作的特点，选拔各类人才到相应部门，使其都能各得其职，各擅所长。同时，领导要制定奖惩机制，公平对待每一个人才，提拔优秀的，斥退不合格的，并且让每一个人都心服口服。领导除了这些素养外，还要有一定的领导艺术，那就是不必事事躬亲，什么具体的事务都亲力亲为，什么工作都要插一手，而是不过多地干涉各部门的工作，放心地让各部门及各类人才发挥自己的特长。

二

如果说柳宗元在《梓人传》中只是简单地提及了领导不要“亲小劳，侵众官，窃取六职、百役之事，听听于府庭”的领导艺术的话，那他在任柳州刺史时所写的《种树郭橐驼传》中，则将这种领导艺术更为深刻、详细地阐发出来。

《种树郭橐驼传》中的郭橐驼是长安一位驼背老农，善于种树。他种的树成活率高，即便是移植过来的也能存活，而且长得高大茂盛，果实结得早且多。其他种树的人即使学习模仿也比不上他。他说出其中的根本原因是：“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2]P1172在他看来，他并没有让树木长高长大的好办法，只不过是在种树时，依据树木的自然特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2]P1172，舒展它的根部，均匀地加以培土，种植的时候要用原来培植树苗的泥土，并将其夯实。“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2]P1172，也就是说，开始种植的时候对待树木就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用心，但在种植之后就不要去过多管理，“勿动勿虑，去不复顾”[2]P1172，让树木按照其本身的成材规律来生长即可。

但是，有很多人的做法却和郭橐驼相反，他们在种好树之后，却整天忧心忡忡，担心它们长得不好，“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2]P1173。这些人过于爱惜树木，过于担心其生长，所以早上刚看完，晚上又去摸摸。走的时候还一边走一边放心不下地回头观望。更有甚者还用指甲割破树皮以观察其死活，摇晃根部看是否长得牢固。这些种植者的所作所为，表面是上看是疼爱这些树，实际上却是害了它们。所以，“天者全而其性得”，是否能够顺应树木生长的自然规律，是郭橐驼和其他人在种树方法上的根本区别，也是他种植的树优于别人的关键之处。

郭橐驼还借种树讽刺一些官员的“有为”：“我知种树而已，官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蚤缫而绪，蚤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2]P1173

这些官员看似爱护百姓，实则祸害百姓，因为他们太喜欢发号施令了。他们一会儿催促百姓耕田，一会儿鼓励百姓种植，一会儿又督促百姓去收获，要不就是一会儿让百姓煮茧抽丝、梭衣织布，一会儿要百姓多养育子女，一会儿又要百姓喂养好自家的家禽。官员们动不动就来乡里发号施令，他们来或走，百姓要中断工作以迎来送往，一刻不曾闲着，哪有工夫从事生产？最后使得百姓疲乏劳累，苦不堪言。

《种树郭橐驼传》可以说在领导艺术方面给世人以极大的启发，那就是领导在工作中要学会适当“无为”，过多“有为”而去干预工作，实际上是有害的。这里的“无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人才的培养与使用上要学会“无为”。领导在对待人才方面，首先要善待人才，为人才的成长提供良好的条件和发展环境，然后要尊重他们的个性，放手让他们自由发挥自己的特长。不能以爱护之名，为他们提供所谓的指导意见，给他们加上条条框框，束缚人才的发展空间，也不能时时加以监督检查，唯恐人才犯错。二是在管理工作上适当“无为”。有些领导事无巨细，大事小事一手抓，事事亲力亲为，似乎每一项工作没有了他就无法完成。有些领导更是该管的没管，不该管的却是一样未落。这些领导虽然表面上辛苦劳作，但因为过多地干涉专业部门的工作，越俎代庖，会让专业人员顾此失彼，反而不利于调动各部门的积极性，结果适得其反。这些做法，与《种树郭橐驼》中那些不善于种树之人的所为一样，是违背工作的客观规律的。到最后只能是把事情推往相反方面发展。同时，领导要尽量减少检查考核，相信专业人才的能力，不要让人才的精力花在应付检查上。

所以，“无为”也是一种高超的领导艺术。领导在工作中的“无为”，有时候并不是不作为，而是在尊重与信任的基础上，创造出极佳的工作条件与环境，给予各专业部门和专业人才更多的自由空间，放手让他们去完成具体的专业任务。

三

柳宗元为文讲究“文以明道”，注重文章的现实性及思想性，其曾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2]P2178如《梓人传》和《种树郭橐驼传》般的寓言式人物传记也不例外。从宋代开始，这两篇文章就颇受世人关注，其所包含的现实意义也常为人们所发掘。如《梓人传》，自古以来，人们就多认为柳宗元借写梓人来比喻宰相治国之道，宋人黄震评其“喻为相之道也”[3]卷六十，清人储欣说它乃柳宗元“胸中实实见得相道如此，借梓人发出”[4]P1140。而《种树郭橐驼传》，世人则多论此文乃柳宗元喻为官之道，宋人韩醇就称此文“益于为政者”[5]卷十七，而明人茅坤则说“守官者当深体此文”[4]P1130。《梓人传》作于柳宗元二十九岁刚步入政坛第四年之时，而《种树郭橐驼传》作于柳州刺史任上，两篇作品相隔十多年，它们的创作从柳宗元仕宦生涯的早期贯穿到晚期，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柳宗元的为官之道。柳宗元为官颇有政声，如治理柳州时就惠泽当地，深受当地百姓爱戴与推崇。所以柳宗元所阐述的为官之道，并不是单纯的理论总结或凭空杜撰，而是极为丰富的实践经验。

因此，作为一个领导者，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养，应该如何处理与人才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管理好各部门，柳宗元写于一千多年前的这两篇文章或许可以引发我们对于领导素养和领导艺术方面的一些思考，并带来不少启发。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都很关心领导干部的培养问题。他早年在河北、福建、浙江等地工作时，就对如何成为优秀的领导干部，领导干部如何培养人才以及用好人才，发表了很多极有见地的重要论述。如就领导和人才之间的关系，他在福建宁德地委工作时就提出领导要“念好知、举、用、待、育的‘人才经’”[6]P60。“知”即善于发现人才，“举”即推荐、选拔人才，“用”即把人才放到合适的岗位上任用，“待”即尊重、信任人才，“育”即培养人才。习近平认为，领导培养人才之道是：精心扶植，严格要求，大胆使用。[7]P10习总书记所说，和柳宗元在《梓人传》与《种树郭橐驼传》所论，多有契合之处。由此可见，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很多宝藏，如何不断地对其进行深度挖掘，并且将其合理地运用于当代的治国理政之中，是我们目前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也是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