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毓灿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1)

列宁与罗莎·卢森堡同为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史上极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家，二人之间既存在着深厚的友谊，也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关于政党建设问题是列宁与罗莎·卢森堡发生的一次重大争论，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根据笔者检索，中国知网中主题为“列宁”“罗莎·卢森堡”的期刊论文共有262篇。通过筛选，内容与列宁与罗莎·卢森堡围绕政党问题争论相关的期刊论文有115篇，其中学位论文2篇。在著作方面，以“列宁”“罗莎·卢森堡”为主题或相关研究内容的代表性专著主要有贾淑品著《列宁和罗莎·卢森堡政治观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系统梳理学术界围绕列宁与罗莎·卢森堡关于政党建设问题争论的比较研究对于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以及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更好的理论支撑。

1 列宁与罗莎·卢森堡关于政党建设问题争论的背景条件

对列宁和罗莎·卢森堡关于政党建设问题争论原因的研究，是该研究的重要起点，而且也可以较为清晰地认识和把握其中重要论述形成的必然性。一部分学者将二人放在各自所处的政治背景、社会环境以及个人特质中探讨。大多数学者认为列宁从事建党时，俄国既面临黑暗的专制制度压迫，党内又存在着崇拜自发性，低估党组织作用的错误思潮，党组织实行“广泛的民主”是不可行的。为了保证革命运动的有效进行，实行“集中制”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必然选择。卢森堡长期处于德国社会民主党选举自由、召开定期代表大会、合法斗争公开的民主制度传统中以及看到党内修正主义取得统治地位压制群众积极性的情况，对俄国社会民主党过于重视集中制的建党原则表示反对。王进芬、李东明指出卢森堡长期置身于德国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内部官僚主义日益滋生导致卢森堡对列宁所主张“集中制”的建党原则产生深刻的思考和怀疑[1]。张光明认为，列宁在建党初期主张先牺牲党内的“民主形式”是出于夺权的目标，把权力集中在一小批最有革命头脑、最有政治经验和最忠诚的职业革命家手里用于隐蔽革命斗争以便提高革命的效率，而罗莎·卢森堡担心列宁这样的策略过于激进会使党遭遇破产，主张采取保持党组织内部和解和团结的策略[2]。这一部分学者主要分析了俄国和德国当时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具体情况，认为列宁在建党初期当时面临党的小组和地方组织完全独立分散，并且因为沙皇独裁统治造成这些组织无法参与政治生活。面临如此政治环境，列宁认为急需在这样黑暗的统治下建立一种积极统一的且具有较高革命理论水平的政党组织,而罗莎·卢森堡所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发展成为第二国际最大的党，但党内重要职位被许多修正主义者霸占，使社会民主党愈发官僚化，日益呈现为“国中国”，因此，罗莎·卢森堡致力于第一时间唤起无产阶级的民主性和创造力来克服党内占优势的官僚主义。因为环境的不同导致他们对政党建设问题产生两种不同的态度。可以说，列宁和罗莎·卢森堡二人处于不同的国情，两国的党组织发展情况不同，导致他们对于政党建设的理解不同。

另一部分学者从二人的政治身份与思维特质方面展开探讨。李德阳认为，列宁作为俄国革命和建设的领袖，思想更为务实甚至有些专断。罗莎·卢森堡长期被排斥在领导核心之外，更多是作为一个批判的理论家角色出现，在革命经历和严酷程度上远逊于列宁，思想充满理想色彩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这就导致二人对革命实践的视角和理解存在分歧[3]。梁蕊认为，卢森堡乐观上进、崇尚自由平等的思想来源于她原生家庭的教育。后来卢森堡在参与革命实践过程中亲身感受到德国的经济组织凭借自身对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垄断经济从中谋取高额利润，借提高工人工资待遇的名义实质为了笼络工人群众，威胁革命组织的基础，从而削弱德国工人运动的实力，卢森堡对此也产生了高度警惕[4]。这些探讨从不同角度肯定了列宁与罗莎·卢森堡的政治角色，深入剖析二人不同的思维特点。总之，列宁和罗莎·卢森堡的个人经历不同，二人在领导革命中的角色不同，俄国革命和德国的革命道路也不同，对于政党建设的理论认知也不同。

2 列宁与罗莎·卢森堡关于政党建设问题争论的主要内容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学术界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们争论最为激烈的民主集中制、群众观、政治廉洁与反腐败、党的纪律问题上。

2.1 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争论

学术界紧扣列宁与罗莎·卢森堡争论的焦点问题展开研究。主要涉及“极端集中制”与“自我集中制”、新闻自由、党内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关系等问题。

在“极端集中制”和“自我集中制”方面。1904年列宁写了《进一步，退两步》一书，对孟什维克无视党的组织纪律和原则的机会主义错误思潮进行猛烈批判，并提出党必须按照铁的纪律和严格的集中制建立起来的建党主张。罗莎·卢森堡看到列宁这一著作后认为列宁提出的组织原则是“极端集中制”，随后撰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对列宁进行批判,并提出“自我集中制”的观点，二人围绕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展开争论。为此，一部分学者主要基于对《进一步，退两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的文本进行研究。贾淑品认为，罗莎·卢森堡的“自我集中制”是要充分发挥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党组织内部大多数人的统治，同时强调这样的民主并不是无原则的民主，与资产阶级和无政府主义者鼓吹的“绝对自由”完全不同，对党员个人和下级党组织仍需保持一定约束，而这种约束在集中程度上小于列宁提出的“集中制”[5]。张荣臣着重分析了二人争论的实质，即集中制能不能构成无产阶级政党的一般组织原则。在列宁看来，高度集中、高度统一的党是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必须。而卢森堡反复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原则要以党内民主，发挥广大党员的政治积极性为保证[6]。还有学者从克服党内机会主义方式的角度分析，认为列宁深知机会主义者否定党的领导、鼓吹自治制度的错误言论严重影响了党的健康发展，只有加强党的集中统一才能保证党的强大战斗力；相反，卢森堡指出机会主义只能依靠革命运动本身来克服，只有通过实行党内民主才能清除修正主义者给党带来的官僚习气[7]。总的来说，学术界普遍认为无论是列宁还是罗莎·卢森堡所提出的宝贵经验都是基于现实情况的考虑，不仅是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证，而且对于推进和加强党的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在新闻自由方面。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罗莎·卢森堡目睹了俄国布尔什维克为了维护苏维埃政权驱散立宪会议，取消党内外新闻自由的举措，随即撰文进行了批判并坚决主张要保持党内外的新闻自由。卢家银分析，卢森堡认为新闻自由是健康的公共生活和公众参与政治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民主保证，如果取消了新闻自由那么广大人民群众的统治根本无法实现[8]。王学东认为，在罗莎·卢森堡看来，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根本就是一种小集团的专政，尤其是一撮政治家的专政。在这样没有自由意见交锋的专政主义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终将灭绝，只有官僚主义是唯一的存活，所以她极力捍卫党内外的新闻自由[9]。陈力丹认为，列宁出于革命形势的考虑，封闭所有非布尔什维克的党派报纸和资产阶级报刊是因为它们有部分制造或参与了叛乱，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偏差，严重威胁到了苏维埃政权，并非没有想到民主形式的问题，而是把侧重点放到了如何真正保障劳动人民获得出版自由。列宁在1922年2月写的《政治家的短评》中对卢森堡与他的论战作了回应，认为是卢森堡犯了错误,而自己是正确的。列宁对卢森堡的革命精神表示赞叹，称其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始终是一只“鹰”[10]。研究者从双方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地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卢森堡批评列宁带有很强的片面性,似乎有些武断，对俄国实际的政治斗争缺乏正确的认识，但为后期苏维埃建设提供了独特视角。

在党内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关系方面。戴海东认为，卢森堡早期在与列宁争论的过程中虽然忽略组织和制度的作用，没有对民主制度建设进行明确的论述，但她的许多党内民主的思想也贯穿到社会民主制度建设的原则中，如普选制和言论自由、肯定代表大会的作用、民主公开监督[11]。孙志娟认为，卢森堡不仅从党内民主的角度创造性地提出了“自我集中制”，即广大党员群众才是党真正的主人，马克思主义政党应该是大多数人的统治。也从民主的角度把握住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即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主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人们应该有权利对自己的全部生活充分自由地驾驭[12]。汪信砚、梁玉兰认为，卢森堡对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实行高度集中制的做法提出尖锐批评，不仅出于对党内易于形成官僚主义风气的紧张，更是对没有民主的专政可能使社会主义国家走向集权主义的担忧[13]。这些研究探讨了列宁与罗莎·卢森堡在苏维埃建设初期对待立宪会议的不同态度，进而反映二人对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不同理解。研究从罗莎·卢森堡的民主思想出发充分肯定了她的批判精神以及对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呼吁，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但也客观分析了列宁相关思想提出的原因。

2.2 关于群众观问题的争论

学者对于列宁与罗莎·卢森堡群众观的争论研究较为丰富,纵观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将研究归纳为三点。

第一，在“自发性”与“自觉性”方面，学者探讨了列宁和卢森堡关于“无产阶级意识”来源的不同观点。张羽佳认为，卢森堡强调革命并不是由政党自上而下通过舆论宣传出来的，而是人民群众对特殊时代环境和物质条件的自发反应，必须依靠群众的创造性，依靠群众的力量去解决种种突发情况。卢森堡的这一主张与列宁强调党自上而下的领导作用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与列宁的争论中，卢森堡不可避免地被列宁指责低估了革命的理论意义和政党的作用[14]。贾淑品从理论分歧与态度分歧方面研究列宁与罗莎·卢森堡关于群众观的不同认识，指出列宁在理论上提出社会民主党要不断提高自觉性，反对群众的自发作用；而卢森堡更偏重于强调群众运动的自发作用。在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上，列宁认为党的领导对于群众运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自发的群众运动必须服从党有组织的领导，相反，卢森堡过分重视群众的自发运动，对党的领导没有足够重视[15]。周凡从后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对自发性进行解读，认为长期以来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在列宁的视域下被视作一种宿命论，这一概念曾被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者定性为否定党的领导、忽视革命理论如原罪般的概念，一度认为卢森堡在组织原则问题、俄国革命等问题所犯错误根源均来自于自发性理论。但是后马克思主义学家拉克劳与莫菲认为卢森堡的自发性理论极具创造性，因为群众的自发运动是受客观历史进程规律影响，并非受党和工会或少数革命团体自以为绝对掌握的革命规律影响，这一点，列宁当时并未意识到[16]。总之，学者们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分析了列宁与卢森堡对于阶级意识来源的不同认识，肯定了二人在争论的过程中一致肯定阶级意识的觉醒对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性。

第二，在发挥党员群众首创精神方面，学者的研究大多基于党员群众的首创精神对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作用进行探讨。程人乾认为，卢森堡之所以坚决反对列宁在党内实行严格的集中制，是因为担心过分的集中不能充分发挥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从而影响政党的党内民主生活，窒息党的生命力[17]。李后梅认为，卢森堡充分发挥党员群众首创精神的民主观点只是从理论上加以阐述，但是实践上仍然沿用资本主义的民主形式，对列宁的批判也是基于具体民主制度的形式。但实际上，列宁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对于发挥党员群众的首创精神都作出非常丰富的阐述和举措[18]。丁俊萍、赵光元认为，卢森堡把重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运用到党内政治生活中来，强调在党内必须尊重党的基层组织并且充分发挥党员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体现了其人民民主思想和党内民主思想的统一[19]。总的来看，列宁与卢森堡同样肯定发挥党员群众的首创精神，但卢森的理解更多基于理论思考因而在实际斗争策略上有些脱离实际，而列宁在群众问题上实现了思想理论和实际操作制度良好的结合。

第三，在党群关系方面，学者围绕列宁与罗莎·卢森堡对党的领袖领导程度的不同认识进行分析。贾淑品认为，卢森堡鲜明指出了党内民主的核心问题，即党到底执行谁的意志。在她看来，党的领袖应该是全体党员群众意志的代言人和执行人。党的中央委员会不应该如列宁所主张的那样全面决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的活动和人员构成[5]。方章东认为，卢森堡强调无产阶级政党需要学会放低姿态，真正理解“领导”的内涵，时刻保持同广大党员群众乃至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最重要的是并非一味领导而是要充分发挥无产阶级群众的创造精神[20]。张光明认为，卢森堡与布尔什维克在处理革命运动的错误这一问题上存在重大差异，在卢森堡看来，布尔什维克通过让中央委员会对党的各项事务全盘执行和包办只能导致官僚主义，颠倒无产阶级政党与群众的主客体关系[21]。学者们从唯物史观出发辩证地解读了卢森堡和列宁对于党的领袖和全体党员群众关系的不同理解，研究主要探讨在革命事业中究竟谁才是真正的领导者。列宁坚定主张全体党员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而卢森堡更侧重于发挥无产阶级群众的领导作用而非少数党的领袖单独意志，领袖人物只是人民群众意志的“代言人”和“执行人”。

2.3 关于政治廉洁与反腐败问题的争论

政治廉洁与反腐败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卢森堡认为列宁及布尔什维克的集中制原则逐步形成中央委员会的权力中心，党领导集团的地位和权力被无意识地抬高，忽视党员群众的真实意愿，变成一种“官僚集中制”。学者们的研究主要侧重官僚集中制的危害。贺敬垒指出，卢森堡在领袖与群众的问题上与列宁相反，卢森堡强调群众与领袖的换位监督是为了防止领袖滋生官僚主义作风的必要措施[22]。戴海东认为卢森堡担心列宁及布尔什维克政党实行高度集中制，加强党内民主监督可以有效防止党遭遇各种不良风气的破坏[11]。学者们在研究中肯定了罗莎·卢森堡批评官僚化倾向这一主张在马克思主义运动史上的重要意义和坚持提倡党员群众广泛参与政党建设的民主观。

2.4 关于党的纪律问题的争论

学术界对二人关于纪律问题的争论研究成果不多，有部分学者从克服党内机会主义的角度进行探究。周路、罗许成站在列宁主义的立场上认为在党的作用问题上，卢森堡是忽视了或弱处理了党的领导作用。因此，卢森堡反对布尔什维克通过组织章程和严格的政治纪律来解决与机会主义的斗争[23]。范冉冉分析列宁与罗莎·卢森堡之所以在党的纪律问题上会产生分歧是因为他们二人对党内知识分子对待党的纪律态度存在不同的认知。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党当中知识分子散漫、模棱两可的表现是天生的，但是卢森堡却认为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机会主义倾向是受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影响[24]。王进芬认为，卢森堡批判列宁在党内实行铁的纪律，对于列宁来说，他对此表示愤慨认为卢森堡误解了自己的思想，但同时对卢森堡提出在铁的纪律下下级对上级机械地服从会使党内活力下降的观点表示高度赞同[25]。这些研究相对分散，暂时没有列宁与罗莎·卢森堡关于党的纪律问题争论的专题研究成果，但是相关的研究还是有一些，许多学者不是单独论述这一思想，而是从列宁与罗莎·卢森堡关于其他政党建设问题的争论中间接探讨了这一问题。

3 相关研究的评述与展望

列宁与罗莎·卢森堡关于政党建设问题的争论具有深刻的意义，学术界从多角度进行了梳理概括：第一，罗莎·卢森堡“自我集中制”的思想是列宁“民主集中制”思想的来源之一。部分学者对卢森堡“自我集中制”和列宁“民主集中制”思想从时间方面分析，认为卢森堡对列宁“集中制”思想的批判与列宁在这一批判后提出“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具有先后关系，卢森堡“自我集中制”思想在前，列宁“民主集中制”思想在后。卢森堡所阐述的“自我集中制”实际上就是“民主集中制”，只是当时没有使用这一概念，通过研究发现卢森堡在批判列宁中所提出的“自我集中制”概念极大地启发了列宁，1905年俄国革命后俄国政治环境有了一定的民主氛围，列宁合理采纳卢森堡所提出的“自我集中制”思想，适时地将“集中制”修正为“民主集中制”，并对这一思想进行理论阐发和实践应用。第二，列宁与罗莎·卢森堡都是为了维护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地位。从这一方面来看，列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结合自身的革命经历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设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不仅仅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肯定与维护，更是为将这一理论转化为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实践提供了全新的理论依据与实践经验。卢森堡强烈反对列宁提出在党内实行严格的集中制的主张是因为她认为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当中的民主性，因此卢森堡据理力争，与列宁展开论战，不仅为了维护党的民主更是为了坚决捍卫无产阶级政党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明确提出坚决反对在党内实行绝对集中的建党主张。这部分研究主要基于二人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的不同理解以及用不同的思想主张诠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

学者们对列宁与罗莎·卢森堡关于政党建设问题的争论研究无法简单地分析对错，普遍认为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初期，卢森堡对俄国实际革命情况并未完全了解以至于对列宁所提出的“集中制”原则存在误解，在当时看来，列宁虽然在“集中制”问题上对“民主”实质的把握和应用并不完善，但提出的理论与策略更有利于当时俄国革命的发展。然而，随着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列宁吸取卢森堡合理的意见并从理论和实践开始践行“党内民主”。卢森堡对党内高度集权造成党内民主严重丧失，官僚腐败严重的担忧在苏联兴亡的历史中也得到验证。从这一方面来看，卢森堡的理论是值得肯定的。

学术界从不同方面围绕二人关于政党建设问题争论的研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理论性、系统性，为深化本专题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借鉴和支撑。但是，现有研究仍然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

第一，研究存在一定重复。一方面，单从多篇论文各级标题就可以看出,研究内容重复性、雷同性现象严重,诸多文章大同小异,讨论政治背景、价值意义、具体内容占绝大多数。另一方面，素材占有十分有限，缺少对二人文献资料的深入挖掘并将这些著作内容与二人思想的整个发展过程结合起来的动态研究。学者多为摘抄罗莎·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和《论俄国革命》中批判列宁的语句，视列宁的集中制建党思想为“极端集中主义”或者是“看守主义”。对列宁文献的引用更多摘取列宁《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中的片段与罗莎·卢森堡的观点进行比较和回应，缺少对二人其他著作的深入挖掘或是对相关历史文献的详细梳理。

第二，研究视角略显狭窄。关于二人的分歧，学界多把罗莎·卢森堡放在列宁视域下当作列宁的反面加以评议，用更多批判的语气讨论双方的观点，缺少对双方争论内容的中立评析。另外，研究视角多为政治学的视角，法学、哲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视角的解读较少。

第三，研究内容有待丰富。一方面，当前学界对于列宁与罗莎·卢森堡关于政党建设问题争论的研究主要围绕民主集中制、群众观、官僚主义等方面进行，而从党的纪律建设、文化建设、教育建设等层面审视其内涵涉猎不多。另一方面，列宁与罗莎·卢森堡的党建思想对马克思的党建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方面研究不足，到底哪些方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哪些方面超越了马克思主义，还需要进一步挖掘。

第四，关于争论的原因分析趋于泛泛而谈。关于二人发生争论的原因，现有研究泛泛而谈的居多，一般归纳为社会环境不同、党内情况不同、政治身份不同、个人特质不同、脱离群众等因素，对原因背后的深层次决定因素以及二人在思维方式和所继承哲学传统方面较少论及，原因之间的逻辑关系也较少深入研究。

列宁与罗莎·卢森堡的党建思想内容博大精深, 值得深入钻研。在充分肯定现有研究成果逻辑性、奠基性作用的同时，未来学界对二人关于政党建设问题争论的比较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丰富研究内容。就目前学术界的现有成果来看，关于列宁与罗莎·卢森堡党建思想的研究内容绝大多数研究成果在民主集中制、纪律建设、党群关系、组织制度问题上有较多涉猎。今后，还可以沿着民主观的思路关注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党内监督思想、党的领导、党性教育等方面，加强比较研究，并出版理论性见长的优秀学术专著 。

第二，扩展研究视角。现有的研究成果侧重于列宁与罗莎·卢森堡的文本解读，大多数研究成果的分析方法侧重于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两个学科，因而还应诉诸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比如，运用历史学和哲学的研究方法加强对二人思想历史渊源的差异研究，运用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方法从政党管理的视角系统探讨党的政治建设的重大意义，通过与党史学科的结合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创新发展。

第三，加强语境结合。把列宁与罗莎·卢森堡关于政党建设问题的比较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纳入不同的历史阶段重新定位，加强对这一方面研究的力度，系统梳理二人思想的共识与分歧，并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深入探讨二人在争论中所提出的思想主张与俄国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一脉相承的关系，为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思想提供力所能及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第四，结合中国视角。一方面，需要立足中国本土国情，尝试从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传统国家治理观念、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等视角中找到列宁与罗莎·卢森堡关于政党建设思想与中国新时代党的建设之间的联系，再把这一联系与国家政权建设中的基本问题有机结合，深入挖掘中国政党建设给国家治理现代化带来的深刻变革，进而阐述二者相互融合所展现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另一方面，还可以结合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与国外其他政党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展开横向对比，分析中国共产党政党建设同其他国家政党的相同点和不同之处，取长补短，用以推动我国政党建设的更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