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鄞州区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供图）鄞州区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的科创团队队员们正在制作航模。

编者按：

9 月，宁波市发布“双减”工作方案，引发各方关注。在方案落地后的一个多月里，不少家庭的生活以及相关行业的从业生态都或多或少发生了变化。对这些改变大家如何应对？如何正确认识并理解“双减”？家校如何执行“双减”？政策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完善？……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家长、老师、校长、培训机构负责人以及专家，听听他们对“双减”的看法。■

01一名家长眼中的“双减”

外部环境传导的教育焦虑大大缓解

文/本刊记者 胡珊

宁波“双减”工作方案落地后的这一个多月，家住鄞州区的陈女士觉得，这是儿子上小学后，他们家一段难得的“静好岁月”。“这段时间放学后，儿子经常跟他爸爸去家附近公园打1 个小时篮球。看着一大一小在夕阳余晖中远去的背影，能让人短暂地忘记‘小升初’和中考。”陈女士说。

陈女士今年45 岁，在银行上班，儿子“胖豆”在市区一所普通公立小学读五年级。她和丈夫要小孩要得比较晚，是在经济和思想上都做了充分准备才生的孩子。当时她觉得在养育孩子方面，他们夫妻应该属于比较理性的家长。“平时和同龄孩子的父母聊天，学前教育、择校、校外培训都是绕不开的话题，但我和老公觉得教育的目的首先是培养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一切理应徐徐图之。”

（图/ 宁波市教育局供图）慈溪市红十字户外救援队的老师为慈溪市开发小学低年级学生形象化讲述急救知识。

然而随着“胖豆”步入小学，陈女士坚持的教育目标虽然没变，心态却不知什么时候绷不住了。“一年一度各所学校的升学率比较，亲友聚会上、朋友圈里的‘凡尔赛’式伤害，无处不在的焦虑式教育营销……被大环境裹挟着，你不可能无动于衷。”陈女士说。“胖豆”班上没有报校外培训班的孩子屈指可数。于是，在“胖豆”上二年级时，结合他的兴趣爱好并征得他同意后，陈女士给他报了数学、英语以及书法培训班。

亲子关系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陈女士记不清了。也许是她每次看到“胖豆”打开电视时不由自主脱口而出关于作业“灵魂三拷问”的那一刻；也许是讲解题目好几遍后“胖豆”仍不能理解时她不自觉拔高声线的那一刻；也许是面对“胖豆”别报新概念英语培训班的恳求时她回答“学习怎能半途而废”的那一刻……总之，儿子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喜欢黏在她身边，母子间越来越容易“一点就燃”，“为了作业的事情，家里一个星期吵三次架算频率少的。”陈女士无奈说道。

这次“双减”工作方案发布后，由于上课时间冲突，陈女士停报了“胖豆”的英语和书法培训班，并且让“胖豆”参加了校内课后托管。目前，校内学习任务还不重，“胖豆”基本上在学校就能完成作业。5 点20 分放学后，不赶时间上培训班，“胖豆”有时候会主动要求花20分钟独自走回家。如果到家时间还早，他会约上父亲打1 个小时篮球。“‘双减’之后，我跟儿子破天荒保持了两个星期没有吵架，这大概是儿子读书以来，我跟他关系最融洽的一段时光。”陈女士说。

02一名老师眼中的“双减”

校内托管需解老师后顾之忧

文/本刊记者 胡珊 周子琳

（图/ 宁波市教育局供图）北仑新碶中学的学生们利用晚自习在操场感受传统文化。

陈女士感到的另一个变化是，网上关于教育的营销文章少了，最近亲友聚会的话题也多围绕校内托管的利弊展开。“外部环境传导的教育焦虑的确大大缓解，可以让我重新回想起教育儿子的初心，审视自己的教育方式，思考教育本质。”陈女士说。

“但焦虑缓解并不意味着消失。”她又强调，如果社会用人评价机制不变，如果“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不变，教育焦虑将永远存在，孩子的负担不可能减轻。“目前，大部分普通家长的教育焦虑主要来自中考后的一次分流。其实，现在职校生的就业前景并不比普通高校生差，很多企业更愿意招收职校生。但为什么大部分的家长仍不愿意孩子去读职校？一方面是观念原因，另一方面则是职业教育发展得还不够好，职业技能社会评价机制还有完善的空间。如果职业教育跟高等教育能成为培养人才的两条平行线，两条线路在教育资源、职业发展、社会地位方面相差无几，换言之，当人们认可职业教育也是一条不比高等教育差的出路时，当下的教育焦虑才可能慢慢消失。”她说道。

“早上6 点出门，晚上7 点回家，10 多个小时在校时间如同打仗。一周至少有两天如此。”这是校内托管开始以后，宁波市一所公立小学五年级班主任兼任课老师李老师的日常，“真正的披星戴月、披荆斩棘。”

李老师今年33 岁，任教已近10 年。她以前在市区一所小学工作，去年被交流到城郊一所小学。

宁波的校内托管服务开展得较早。2019 年9 月起，宁波市教育局就要求全市有托管刚性需求学生的小学都要开展放学后校内托管服务。“最开始只有部分孩子报名，所以绝大部分学校实行的是混班托管。后来报名的孩子越来越多，一些学校高年段班级甚至达到近90%的托管率，不少学校都开始按原有班级进行分班托管。”李老师说。

从去年开始，李老师所在学校各年级都已按原有班级进行校内托管。“我们学校各班语、数、英老师采取的是“2—2—1”“3—1—1”轮值模式，即要么其中两名老师每周各轮值2 次，另一名老师轮值1 次，要么每周一名老师轮值3 次，另外两名老师各轮值1 次。如果算上老师们在全年级所有任课班级的轮值次数，每周每名老师至少轮值2 次，大部分老师都是3 次以上。包括体育、美术、音乐和科学老师也参加了轮值，负责年级巡查。”李老师说。宁波的“双减”工作方案实施以后，虽然校内托管的放学时间从16:50 延长到17:20，但李老师所在学校的老师很快都适应了变化。不仅如此，学校在托管的辅导科目上又增加了体艺托管，每周二、四，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报名参加相应的兴趣班。授课老师除了本校的体育、音乐、美术、科学老师，学校还与校外机构、非遗手艺人合作，开展内容丰富的素质类课程，费用都含在每月100 元的托管费用中，一推出就大受家长们欢迎。

“与混班托管相比，按原有班级分班进行校内托管的好处显而易见。”李老师说，学生们当天完成的作业，老师当天就能批改、反馈，而且从全班的完成速度上，老师可以知道自己今天布置的作业量是否合适，还能针对学生个人情况，进行培优补差，有效提升教学质量。

“当然，工作量也增加很多。有时候一天要上四五节课，还要管学生们晨练、午饭、午睡，中间还要开会、完成各种检查、接听家长们的来电……10 多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对老师体力而言，是很大的考验。”李老师说。她有2 个孩子，目前都是老人帮忙带。宁波的“双减”工作方案落地后，她通勤的时间也长了，经常下班回家就已是晚上7 点，跟孩子们相处的时间屈指可数，家庭生活基本顾不上。

李老师觉得，要想保证校内托管的高质量可持续，一些配套措施必须跟上。比如，学校在教学管理中是否可以梳理常规工作，对各类工作例会和学科教研活动进行优化编排，破解老师的“时间荒”问题；是否可以招募条件适合的家长义工，或是利用社会资源，丰富课后服务的师资编配，破解老师整体负担过重的问题；条件允许的学校，校内餐厅是否可以准备托管放学后的“平价放心菜”“平价晚饭盒”，解决老师们新常态下班时间带来的家务无暇应对问题。只有解决了后顾之忧，老师们才可能更投入地开展这项工作。

03一名培训机构负责人眼中的“双减”

学科类培训机构转型已成定局

文/本刊记者 胡珊 周子琳

“双减”政策发布后，33 岁的陈思学（化名）经历了他从业以来压力最大的一段时光。

陈思学是宁波一家知名培训机构的负责人。这家主要从事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机构2010 年成立。从2015 年开始，整个校外培训行业尤其是学科类培训，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很多培训机构逐渐做大做强。陈思学创办的培训机构正是在这段时间打响名气，从名不见经传的小机构发展为拥有7 个校区、100 多名老师、2000 多名学生的知名机构，其经营规模在宁波市校外培训市场中处于中上水平。

（图/宁波市教育局供图）宁波市江北外国语学校初中部参加晚自修的学生正在有序排队打菜。

今年8 月，宁波的“双减”工作方案落地，教育系统打出减负组合拳，整个市场发生了较大变化。

“由于学科类培训只能在周中的20:30之前进行，学校又有课后托管，报班学生急剧减少。‘双减’后，来我们机构培训的学生已经从2000 多名锐减到100多名，目前，我们不得已关掉了3 个校区，老师也从100 多名减少到20 多名，预计今年之内还将关掉2 个校区。”陈思学无奈说道，“我们的情况不是个例。在培训机构行业微信群里，这几天卖课桌椅的同行特别多，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但即便如此，陈思学却认为“双减”政策“并无不妥”。“这几年，学科类培训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他说。大量资本涌入这个行业，导致校外培训机构野蛮生长，不仅从学校带走大量优秀师资，而且一些不正规的培训机构在利益驱使下进行虚假宣传、焦虑营销，教学质量不高、乱收费等问题频发，影响了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从国家层面对行业进行规范是必要的。

“转型是肯定的。”陈思学告诉记者。目前，正常运作的4 个校区中有1 个校区开的是素质类课程，内容包括少儿美术、书法、乐高编程等，这个校区将是他日后发展的重点。此外，他还想开发一些研学类课程，通过“旅行+教育”的方式，帮助孩子们将课本上的知识转化为亲身经历，让他们增长眼界，培养兴趣，提高综合能力。

陈思学认为，“双减”政策是为了让培训机构合规经营，而非打击培训机构，学科类培训的市场需求也并没有消失，所以学科类培训仍有发展的空间，他不打算完全放弃。但在企业转型前他还在等待政策进一步明确一些问题。“比如，高中阶段是否属于‘双减’政策覆盖的范围？执法机关对违反政策行为的处罚标准可否公开？对无办学许可证办学行为如何查处？等等。这些都关系到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生存和发展。只有政策明确了，我们心里才有底，对行业的发展才更有信心。”陈思学说道。

04一名校长眼中的“双减”

家校协同精准施策，让“双减”落地落实

文/宁波市鄞州实验中学校长、副书记 李优治

“双减”政策的出台，让“家校协同育人”成为教育新常态。如何从“家校协同”角度推进“双减”政策落地落实，首先要明确“双减”政策的真正目的。以“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减轻校外培训负担”为主要抓手的“双减”政策，减的是学生过重的文化课学习的负担，同时加强德育、美育、体育等方面的培养。减负是一个策略和手段，其真正目的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学生核心素养培养，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因此，我们应该着眼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从解决家长焦虑、改变家长认知这一源头做起，精准施策，走出一条依靠家校共育促“双减”落地落实的有效路径。

（图/鄞州区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供图）“双减”时代的到来，让孩子们有了更充裕的课外时间。图为鄞州区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的学生正在阅读。

转变育人观念，引领“双减”落地。思想决定高度，家长与学校都需要树立“双减”下的正确育人观。家长绝不能错误地认为“双减”后，孩子学习的责任全交给学校了。孩子首先是父母的孩子，家长始终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双减”对家长而言，不是减责，更不能“躺平”。当然，家长过分焦虑，给孩子各种补习，也不可取。家长应该培育一个良好的心态：孩子的成长是马拉松比赛，不是百米赛跑——按照教育规律陪伴孩子，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和跑，孩子终会像树木一样茁壮成长。学校要牢牢抓住“立德树人”的根本方向，摒弃“唯分数论”，落实“五育并举”，让“双减”政策能真正落地。

健全育人队伍，凝聚“双减”合力。找准角色定位，家长和学校都需承担育人责任。“双减”使得家长从过去全能的家庭教师、保姆、父母等角色转变为真正的父母角色：孩子的道德示范者、学习参与者和生活指导者。同时，家长要成为学校和老师的合作伙伴，经常主动向老师沟通了解情况，特别是了解孩子的学习态度、人际关系、思想品行和兴趣爱好，帮助孩子扬长避短，从而有效指导规划发展。老师不仅是学生学习的指导者，同时也是家庭教育的指导者。健全学科教研组、专家讲师团、名师工作室、名班主任工作室、家庭教育骨干教师团、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团、家庭教育志愿者团、家长学校讲师团等专业团队，通过不同层面的作用发挥，提升家校协同育人水平，凝聚资源同心助“双减”。

建立课程体系，提升“双减”实效。深化“家校共育制”，举办家长学校、家长论坛、家长大讲堂等。开发家长全员培训的普及性课程、精准培训的针对性课程和满足家长多样需求的社会化课程。借助浙江省数字家长学校、浙江省家长学校联盟校等平台，开设线上公益课程，主要包括假期生活指导专题课程、家庭指南微课程、祖辈教育专题课程等。开设德育活动课程，如“践行家风家训好少年”“我说我的家教好故事”等品牌活动，帮助孩子健康成长。丰富的家庭教育课程内容、多元的家庭教育课程形式，满足不同家长不同时段的需求，给家长和孩子心理减负，帮助家长科学了解孩子身心发展规律，掌握有效的教育方法，让家长也能“减负增效”。

家校协同共育，让学校更像学校，让家庭更像家庭。“双减”政策的真正落地有效落实，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和关心，尤其需要义务段学校和家庭协同合作，各自承担教育的责任，共同呵护我们的孩子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

05一名专家眼中的“双减”

“双减”工作中的自我增能

文/宁波大学教授、宁波大学基础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 郑东辉

2021 年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提出“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提升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双减”不只是简单地为学生减轻过重的负担，根本性的目标是建设良好的教育生态，让“学生学习更好回归校园”“在校内学足、学好”。要实现这样的深远目标，不能只盯着减轻了什么，而是要关注减负提质所需要的教育服务能力。也就是说，各类教育主体以“双减”为契机自我增能，服务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在这里重点谈三类主体的应有作为。

地方政府应增强质量监管与教育指导能力。中央政策的落地需要各级地方政府的创造性执行。对于地方政府来说，首先要管好“双减”的两个源头。一是高中选拔制度，优化高中阶段学校招录方式，提升中考命题质量，调控普职比例，确保不同水平的初中生进入合适的高中。二是校外培训机构的各类学科培训，多部门联动从严治理校外培训行为，坚决查处不合规的学科培训，特别是学校工作日期间的晚上学科培训，降低家长对校外培训的依赖度，控制每天本已增加的2小时学习负担。其次，要结合地方教育实际，对学校开展“双减”工作加强指导和监测，指导学校的课程建设、课堂教学改革、课后服务、教师发展项目、作业管理等，制定“双减”质量标准，进行定期评估。核算教师增加的工作量，给予必要的绩效奖励。

学校应增强课后服务能力。学校作为“双减”的责任主体，最大的压力莫过于如何提升课后服务质量。因为这是一项新任务，过去只要按义务教育课程设置方案要求开足开齐开好课程就行，现在还要安排课后时间，还不能上新课，也不能简单地把学生“关”在教室里。这需要学校发展三方面能力。一是课程规划能力。学校需要对“5+2”（即周一至周五每天增加2小时课后服务时间）进行系统思考，科学规划学生超长在校时间的课程方案，及时调整作息时间，使“5+2”成为一个整体。二是个性化教育能力。学校需要为课后2 小时的学习提供多样的服务内容，并实施与之匹配的教学方式，不仅让作业不“回家”，而且能让学生有获得感。三是家校沟通能力。家校沟通的关键是改变过去单向告知学生学习结果（如考试成绩、作业表现）而缺乏解释的做法，要提供多种渠道，加强与家长的互动，让家长参与学校教育，让家长了解孩子在学校的具体表现以及改善不良表现的办法。特别是学习成绩，学校不能只给家长一个分数或名次，而要解读分数，提供建议，消解家长莫名的分数焦虑，引导家长减少不必要的校外培训投入。

教师应增强作业设计、实施与反馈能力。“双减”对教师最大的挑战是在工作时间延长的背景下，如何尽职做好作业设计与评价工作。教师要改变过去教、学、评分离的做法，将作业纳入教学过程，发挥作业促进学习的功能。一方面，依据学习目标，设计具有选择性的分层作业，使作业适合不同学习水平的学生。另一方面，创新作业批改与反馈方式，如描述性批改、个性化讲评、小组反馈，为每个学生的作业改善提供后续学习建议，减轻学生的作业心理负担。

当三类教育主体提升了上述关键能力，合力作用于“双减”工作，才有可能实现义务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还幸福的校园生活于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