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汪森编著的《粤西诗载》是一部广西历代诗歌总集，也是一部记载广西风土人情和历史变迁的重要地方文献。以现代视角观照这部历史文献则会发现，《粤西诗载》从创作主体的构成、描写对象以及对国家意识的高度认同等方面均生动地展现出古代广西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认知，这对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源流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粤西诗载;广西;文化认同

[作者]张啸，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博士。北京，100872。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4-0152-0008

一、问题的提出

《粤西诗载》由清代汪森在广西“历代史及诸家文集并类书小说”共计二千余种的基础上加以校勘和汇编而成，共计25卷，30余万字，收录了秦汉至明末涉及广西（古称粤西）的诗歌共计3118首、词45阙。在清乾隆年间，《粤西诗载》被收入《四库全书》之中，纪晓岚认为其“所录碑版题咏之作，多志乘所未备”[1]。汪森自己论述编纂《粤西诗载》的主要目的是希望“稗粤西之山川风土，不必身历而恍然有会;其仕于兹邦者，因其书可以求山川风土之异同，古今政治之得失;且以他日修志乘者所采择焉。”[2]8由此可见，《粤西诗载》既是文学史上的重要典籍，也是记录广西自然资源和人文历史的珍贵文献资料。

以1988年广西人民出版社版《粤西诗载校注》为标志，学术界对《粤西诗载》的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的是梁超然通过分析具体的诗歌作品论证了《粤西诗载》所蕴含的史学价值与美学价值。[3]1～8近十年来，关于“粤西三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下几方面：其一，探讨广西独特的地域环境对《粤西诗载》创作产生的影响。如钟乃元以《粤西诗载》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互相关联的视角来梳理分析唐宋时期广西地域文学的创作情况。[4]其二，有关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如张维通过对《粤西诗载》中明代文人吟咏柳宗元和柳州的诗文作品的解读，探讨柳宗元与柳州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5]175～179其三，以《粤西诗载》印证广西的变迁情况。如唐基苏、秦幸福选取《粤西诗载》收录的以“兴安道中”为题的诗作，由此观照这些诗作反映出的兴安一带的自然风光与民俗风物，印证出兴安一地曾是“一带一路”上连接中原的纽带。[6]66～70其四，以《粤西诗载》体察历代广西形象的演变规律。如刘海波以《粤西诗载》中的唐代诗歌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中勾勒出唐人对广西情感印象的演进轨迹，表明从初唐到晚唐，唐人对广西的好感是与日俱增的。[7]73～77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已经普遍关注到《粤西诗载》所具有的史料价值和地域文化价值，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然通过梳理可知，针对《粤西诗载》中存有的“因其书可以求山川风土之异同，古今政治之得失;且以他日修志乘者所采择焉”[2]8这一价值，仍有继续言说的空间。作为记载了广西历代先民活动、社会变迁的重要文献资料，《粤西诗载》对古代广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记述不应被忽视。有鉴于此，本文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就《粤西诗载》中的相关内容进行富有现代意义的再度观照与阐释，以期对《粤西诗载》的现实意义进行探究和考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8]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实践基础。我国民族地方的文献典籍详实记录了各民族间交流与发展的历史进程，梳理文献典籍中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讲述，有助于理清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不仅可以进行古代文学中有关地域文学的研究，而且对于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源流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能够用文学的审美力量激励和引导人们从历史记忆中寻求中华文化的基因，探究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就广西而言，自秦以来广西一地就纳入到中华版图之中。自那时以来，广西先民不断加深对自身的地域环境和文化根基的认知，同时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不同样式的外来文明。在日常的生活中，广西先民对国家意识保持着高度的认同。这些自发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粤西诗载》中有着生动的记述和描写。

二、文化背景多样的创作群体

《粤西诗载》记载了历代吟咏广西的八百余位诗人，时间跨度極大，类型也繁复多样。按照诗人们的文化身份，可将他们划分为贬谪、宦游、云游和本土四类文人群体。

贬谪诗人占据了《粤西诗载》创作群体的半壁江山。唐代以降，因贬谪和流放而来到广西的中原文人明显增多，这些文人或贬谪至广西为官，或因贬谪而途经广西。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有言“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9]198，文人在贬谪过程中时常百感交集、心绪复杂，宦海的沉浮赋予创作主体涌动的文思，创作出大量情真意切的优秀作品。比较有代表性的贬谪文人有唐代的张说、沈佺期、宋之问、王维、柳宗元，两宋的丁谓、苏轼、秦观、黄庭坚、孙觌、李纲、汪应辰、张孝祥，明代的解缙、顾璘、董传策、苏浚，等，可谓数量庞大、不胜枚举，仅明代一朝贬谪至广西的文人就超过了五十人。就创作心态而言，贬谪至广西的文人大都经历了由初到广西之时的焦虑与恐惧转为贬谪后期的接受与认同这一过程。以唐代的柳宗元为例，初到广西柳州的柳宗元写有一首《寄韦珩》，表达了自己对广西的陌生与恐惧。诗人形容自己来柳州是“独赴异域穿蓬蒿”，眼前所见到的更是一派荒凉恐怖的景象“桂州西南又千里，漓水斗石麻兰高。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蒲萄。”而柳州的气候也与诗人熟悉的中原迥异，“炎烟六月咽口鼻，胸鸣肩举不可逃。”炎热的气候令人无法呼吸。自然环境如此恶劣，而人文社会环境则更加糟糕，“到官数宿贼满野，缚壮杀老啼且号。”而此时的作者又不幸感染了“霍疾”，“今年噬毒得霍疾，支心搅腹戟与刀。迩来气少筋骨露，苍白瀄汩盈颠毛。”[10]105染病更令贬谪的生活雪上加霜。在此种心境之下，作者可谓是度日如年，惶惶不可终日，极度渴望尽早离开这片蛮荒之

地。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柳宗元对柳州的感情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柳宗元眼中的柳州不再荒凉，而充满着难得的闲适与宁静，这在他的《柳州暑中作》中就有所体现：“南州溽暑醉如酒，凭几独眠开北牖。日午睡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11]3～4表现出诗人因远离政治旋涡的繁杂而感到身心的彻底放松。正是源于对柳州的认可和接纳，作为柳州刺史的柳宗元在任期间努力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在他的治理下，柳州的民风也由原来的荒蛮盗乱变得祥和安定。

宦游文人是指离开家乡来到异地求官或做官的文人，云游文人意为因赏玩、游乐或访亲探友而如云朵般四处游荡的文人。在《粤西诗载》中，上述两类也不乏其人。如南北朝时期的颜延之、谢眺、范云，唐代的张九龄、李商隐、张籍，两宋时期的柳开、陈执中、范成大、张栻，元代的李岩、刘志行，明代的孔儒、桑悦、管大勋等人。与贬谪文人因获罪遭贬而被迫来到广西不同，宦游文人与云游文人多属主动来到广西一地，虽然他们也会因此心生羁旅漂泊之感和思乡念归之情，但并未对广西怀有过多的恐惧和不安。相反，他们或将广西视为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舞台，或沉醉于广西的湖光山色。因此，这两类文人的诗作多为对广西优美和谐的自然人文环境描写。宋神宗年间，担任广南西路提点刑狱之职的彭次云在任期间与友人同游曾公岩，留下了唱和诗篇：“目击烟霞昼卷舒，披榛敲石得蓬壶。洞天日月千年久，人世尘埃一点无。灵药难寻云缥缈，落花不见水萦纡。使君凤阁翱翔近，谩与东山作画图。”[12]89整首诗极言广西山水的缥缈仙姿，丝毫不见险恶之态，可见作者对广西自然风光的由衷认可和赞美。来桂云游的诗人则因没有了公务的羁绊，心情更加轻松愉悦，可以用审美的心态描绘广西的独特风光。唐代诗人张籍在云游至广西时曾作《送人之临桂》一诗，其中“旌旗过湘潭，幽奇得遍探”一句写出广西山水异于其他地方的幽奇，而“有地多生桂，无时不养蚕。听歌难辨曲，风俗自相谙”[13]93则道出了广西异于中原地区的民俗风情。

自唐代开始，广西的本土诗人群体逐步发展壮大，他们对广西的山山水水和民俗风情带有天然的熟悉和热情，成为《粤西诗载》中讴歌广西的最富活力的创作群体。如唐代的曹唐、曹邺，两宋时期的周渭、石仲元、李时亮，明代的陈政、易宗周等人。与前面几类创作主体不同，本土诗人在诗作中对养育自己的家乡进行了自觉的描绘和反复吟咏，对家乡胜景的热爱之情溢于笔端，且在创作中极为关注广西的历史，多有抚今追昔之作。如兴业籍诗人莫相的《游铁城》就写道：“天外孤城紫翠间，纷纷冠葢共跻攀。千年遗迹凭谁问，百岁浮生此日闲。兴到那辞诗句拙，豪来翻笑化工悭。胜游恐负双蓬鬓，也插岩花十朵还。”[13]114在外漂泊半生的诗人对自己的家乡进行了动情地描写，并由眼前的景色联想到千百年来的人事浮沉，不禁感慨万千。值得一提的是，本土诗人多选择以组诗的形式对家乡的景观进行集中介绍，以求全方位展现家乡的自然风貌。如桂平籍诗人龙国禄以组诗的形式分别描写了桂平的白石洞天、罗丛岩月、南津古渡、铜鼓滩声等景观，这些景观富于地方特色，极具代表性。本土诗人热衷吟咏自己家乡的风貌，是广西本土文人地域文化意识不断增强的体现，这对推动广西区域文化的不断发展，为后世展现广西独具魅力的地域风貌起到了重要作用。

通过梳理《粤西诗载》创作群体可以发现历史上的广西文人群体呈现出如下特点：其一，中原文人南迁的数量不断增多，这些寓居广西的文人与广西本土文人平等交流、友善相处，共同促进了广西地方文化的发展。其二，广西本土文人不断发展壮大，并对广西自然环境和地域文化进行了持续地关注和描摹，展示出广西本土文人的文化自觉意识。其三，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不同文化身份和地域的文人在广西一地能够长期共存，并互相学习，形成了新的文学创作集团，成为广西文化包容性的有力证明。从《粤西诗载》的创作主体构成来看，古代广西能够以包容的姿态接纳来自不同地域、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各族同胞。在彼此尊重、和谐相处的同时，各族同胞也逐步培养与建立起自身的文化自信，从而很好地保留了自身的文化特征。

三、对广西风貌的深入挖掘

《粤西诗载》直观呈现出了广西自然山水的秀美奇丽。北至全州，南达合浦，东自梧州、贺州，西抵龙州、上林，许多广西的风景名胜都能够在《粤西诗载》中找到文学的审美印记。细读这些诗歌，展现在读者眼前的就是一幅十分精美详尽的广西山水宣传画册，令人不禁心驰神往。

历代来到广西的文人墨客都会折服于广西的自然美景，并纷纷以诗歌抒发自己流连忘返之情。这些流传至今的诗句堪称是广西山水画卷的剪影，是对广西自然风光的历史记录。汪森认为，若论自然风光，即使和素有名气的山水名胜地区相比，广西也毫不逊色甚至略胜一筹。他编著的《粤西诗载》收录了大量有关广西自然风光的诗作。其中最受后世瞩目的作品当属明代董传策的《粤西山水歌》。全诗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并没有对广西山水进行具体的细致刻画，而是采用写意方式，让读者于朦朦胧胧、似是而非之中感受广西山水的奇丽玲珑。其中“珑涛飞出水晶宫，龙齿潺湲舟底窄。仰视流水一窍通，众石尖尖撑太空。”[10]303几句用丰富的想象力和大胆的夸张手法，竭力描绘出广西山水的奇特之处和非凡气势。

《粤西诗载》中的诗作既有对广西自然风光的吟咏，也有关于广西名胜古迹的题唱。在这类题材的诗歌创作中，人工修建的岩洞园林和亭台楼阁成了传达古人审美情致的媒介，赋予广西山水以文人的情感和哲思。广西的文人们在这里吟咏题刻，游赏酬唱，流连忘返，人与自然的互动逐渐开始热络，主客体的关系日益紧密，山水风光与人文审美得以交流融合。如明代顾璘所作的《静观亭》描绘了一派充满温情的秋日景象：“独游秋山静，偃蹇群松蒼。田家谷新熟，平郊散牛羊。”[14]239秋日降临，千山远寂，苍翠的松林扬起一阵风涛。登临纵目，横亘旷野的是金黄的稻田，远处有牛羊三三两两地散落在平郊。在浓浓的秋意中，作者登临静观亭细细体察着周围的景物，留意到野草仍然充满生命力地在秋风中摇曳，孤洁的野花独自绽放。在这样的秋景中，作者联想到自己的生存境况，表达出自己此时徜徉于此方天地，忘却俗尘，闲适从容，悠然自得的心境。静观亭作为作者的一个观察据点，虽未在诗中出现，却始终处于整个画面的中心，此处观测到的景致不仅仅是自然风光，人们的劳作与生活状态也成了被旁观的一种风景，让人流连忘返。

除此之外，《粤西诗载》中也收录了不少对广西民俗风情进行描绘的诗作。广西共有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水、彝、仡佬等12个世居民族，各民族文化在保留本民族特色的同时，也不断地互相交流、相互融合，由此形成了广西独具特色的民俗景观，这些独特的民俗景观也成了《粤西诗载》表现的重要内容。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文化，具体指由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广大民众创造并传承、享用，最终成为这个民族约定俗成的集体习俗。广西一地涵汇了十几个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精华，有着一枝独秀的地域特色、多姿多彩的社会风貌以及风格迥异的民俗景观。广西独特的民俗也给外来的诗人带来了新奇的体验，使他们领略到了与中原庄重典雅的文化风格截然不同的豪放与质朴。明代的解缙在初到广西之时，对壮族人民对歌的习俗颇感新奇。他在《七星岩·其二》中写道“殊方异俗同熙皞，欲进讴歌合颂声”[12]268，详细描写了壮族和汉族不同的对歌风俗。整首诗将对歌的场面放置在优美的山水风光之中进行讲述，描绘出一幅自然景观与民俗风情交相辉映的地域风俗画。柳宗元自长安来到广西柳州之后，曾作有《柳州峒氓》一诗，详细描述了自己在柳州的见闻：“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鹅毛御腊缝山罽，鸡骨占年拜水神。”[12]8诗作介绍了柳州当地人用青箬装盐，集市上的商贩用荷叶包饭，用鹅毛制成的被子来抵御腊月的寒冷，以鸡骨头沾水用以占卜和祭拜水神，向水神祈祷一年风调雨顺。这些带有鲜明地方特色的讲述为我们生动而真实地描绘出了广西先民的独特生存状态。除此之外，广西的饮食结构也十分博杂，当地少数民族素有“虫豕能蠕动者皆取食”的饮食文化，飞禽走兽、游鱼虫豕、果珍木实等等皆可取食。宋代文人孙觌在绍兴初年贬至象州，受到了地方官员的热情款待，席间各色美食一应俱全。在《到象州寓行衙太守陈容德携酒见过二首（其一）》记载了当时的情形：“饤坐黄甘噀手香，堆盘丹荔照人光。莫辞蜑酒一尊赤，会压瘴茅千里黄。未省谗言遭薏苡，直将空腹傲槟榔。酒醒梦觉知何处？树影参差月满廊。”[12]125诗中提到的黄柑、丹荔、辟瘴的蜑酒、治腹胀的槟榔，都是独具广西特色的饮食，语言生动形象，让人读来有既视之感。

《粤西诗载》对于广西自然风光、名胜古迹和民俗风情的细致描写，使广西的形象长存于中国文学史中。位于中国南部边陲的广西虽在地理上远离文明中心的中原地区，但从未缺少外界的体察与观照。尤为令人感动的是，历代众多的寓桂文人，对广西的自然山水和民俗风情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将真实的广西形象推介到了其他地方，破除了世人对广西的蛮荒想象，为其他民族了解广西文化、进而对广西产生喜爱和认同奠定了基础。通过《粤西诗载》所收录的历代诗歌，我们可以勾勒出外界逐步了解与认知广西的历史进程。这也是中国各民族逐步走向融合的一个历史缩影。

四、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

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中提出：“中国各民族成员能够认识到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进而能够在心理上自觉认同、主动归属于这一共同体。”[15]4自秦代归入中央政权的统治区域以来，历史上的广西在对自身区位优势有着明确认知的同时，也一直保有着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

古代广西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首先体现在各族同胞为巩固边疆安定而做出的努力。农业生产既是关乎区域经济发展和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活动，也是维护区域安定和维护国家统治的重要保障。古代的广西一地，也同中原地区一样，自觉遵从了传统农耕社会的经济制度，高度重视发展以种植业为主的基础经济，这对广西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国家政权的巩固统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从《粤西诗载》的相关诗歌中也能找到诸多的例证，如明代广西怀集知县区昌就写有一首《劝农歌》：“东城春气和，氤氲袭农蓑。停尔来和锄，听我劝农歌。民生百艺农为好，上天养人谷为宝。深耕易褥贵及时，我劝我农休草草。”[10]236诗歌中明确提出了“民生百艺农为好”的观点，符合了农业为国家经济根本这一重要思想，并且劝导人民群众种植农作物要“贵及时”“休草草”，不能轻视农业生产，而是要辛勤劳作、不误农时。提到劝课农桑，广西地区更早可以追溯到张栻，张栻时任宋代靖江府经略，并且负责安抚广南西路，他在《劝农于郊》中提到了“熙熙阳春，既发既舒。翼翼南亩，是展是图。嗒尔农夫，各敬乃事。往利尔器，诫尔妇子，惟生在勤，勤则及时。惟时之趋，时不尔违。”[14]3诗歌中传达的是对农民深耕细作的鼓舞和指导。明代包裕也写有《麦黄歌》：“大麦黄，小麦黄，家家男女登麦场......舞者舞兮歌者歌，胥言收获今颇多。”[10]223也有作为土生土长的广西桂林人，诗人对于广西的感情更为深厚，对于人民所遭受的痛苦更加能够感同身受，这首诗在开头部分充分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丰收的景象，农民因丰收而喜悦的心情跃然纸上。广西一地的官员除了重视农业外，也重视民生、关心人民的疾苦，他们在作品中注意展现出自己爱民如子、清正廉洁的一面。如明代王泳的《斥金歌》中有“割我赤子肉，还以噉我肠。来献千万金，未损彼毫芒。”[10]78的表述。来自中原地区的王泳将当地官员对百姓的盘剥视为“割我赤子肉”，深切表达出自己爱民如子的真挚情感。细读这些满怀深情的诗句，可以生动感知到身为外来官吏的王泳对广西当地百姓的珍视与爱护。正是有众多像王泳一样爱民如子的地方官员，广西一地保持了长期的稳定局面，为巩固国家的边疆安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反映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也是《粤西诗载》的一个常见主旨，如明代桑悅在正德年间担任广西柳州府通判，他写作的《夏日收粮有感》就真实描述了明代柳州地区官员对百姓横征暴敛的史实：“柳州五月开军仓，大家小户仍纳粮。白粲如珠堆满场，府君监督当厅量。汗珠垂垂日当午，天孙锦裳污尘土。君不见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遗事千年传乐府。”[10]229诗作客观记录了“大家小户仍纳粮”，而官员则“白架如珠堆满场，府君监督当厅量”的真实情形：百姓终日在田地间辛苦劳作，每当烈日炎炎的正午时分，汗滴总会垂落田间，而当地官员却只图贪欢享乐。作者以辛辣的笔端揭露社会的不公与为政者的贪婪，实现了针砭时弊、鞭挞丑恶的写作目的。

古代广西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也体现在对国家主流价值观的认可与遵从。《粤西诗载》对于历史人物的相关事迹进行了忠实的记录和客观的讲述，表达了对于他们高尚人格的崇高敬意和由衷赞美，表现出了对传统道德观的自觉遵从。比如对于历史上来到广西、并对广西的历史社会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的马援、柳宗元、刘赞、陆绩等，这些先贤或有维护广西社会稳定之功，或为广西经济发展殚精竭虑，或对广西的文教事业发展做出卓越贡献，他们的精神品质均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激励和鼓舞作用。明代诗人田淮佑作有《题伏波马将军庙》一诗：“尝于青史见勋名，遗庙江边古木横。烈士平生穷益壮，大才自昔晚方成。巍巍铜柱功难朽，寂寂云台论不平。千载乌蛮滩下水，犹怀愤激显英声。”[14]137伏波将军即为马援，全诗围绕着马援“烈士平生穷益壮”展开，高度赞颂了马援为巩固南方疆域稳定而做出的贡献，对其遭受冤屈表示出深切的同情。郁林诗人陈献文也作有《铜鼓湾》一诗：“水绕湾头铜鼓东，昔年谁此寄行踪。青山绿树江天小，鱼跃鸢飞眼界同。薏苡何须来谤口，云台还好像无功。我来矍铄翁如在，对景兴思目远峰。”[14]76诗中所写的铜鼓湾即广西桂平县的铜鼓滩，相传马援南征之时至此滩，见有两只铜鼓跃入水中，铜鼓滩因此得名。全诗融写景与叙事为一体，由眼前的铜鼓湾而追忆伏波将军马援的生平事迹，着重表现了马援的盖世功勋与不平遭遇的巨大反差。诗人以“薏苡何须来谤口”一句委婉记述了马援在远征归还时军中载有薏苡，却被人诬陷所载皆明珠的史实。不觉触景感怀“昔年谁此寄行踪”，咏叹一代名将马援在此为国浴血征战却遭人诬陷，到头来却落得个“云台还好像无功”的结局。三国时吴国的陆绩曾任广西地区郁林太守，他为官清正廉洁、两袖清风，在他任期已满准备乘船返回苏州的时候，因为行李太轻压不住风浪，船夫只得用一块大石头放在船舱以保持船身稳定，这块石头后来被称为“廉石”。

《粤西诗载》中有不少的诗作以“廉石”的典故吟咏陆绩的廉洁，勉励后世官员以陆绩为楷模。如明代文人杨于陛在天啓年间曾任广西郁林州（治所在今广西玉林市）知州，其间写有《题廉石》一诗：“炎荒之地有寒山，更有陆公一片石。朝夕往还唯丈亲，米颠下拜我尤癖。”[16]123表达了自己愿以陆绩为榜样，清廉自守的思想情感。明代邵宝在《送朱推官》一诗中也提到：“指日听宣风宪召，郁林船石又东吴。”[14]33其中的郁林船石就是指陆绩用来压船舱的廉石。同为明代文人的黄镐在《郁林即事》也提到“空舟郡守名犹在，跨鹤仙人去不还。”[14]26这些诗作都表达了对陆绩廉洁品德的赞颂和追随之情。唐代诗人刘贲因敢于反对宦官专权而被贬为柳州司户参军，后客死广西柳州，当地百姓感念刘贲的高尚人格而专门为他修建了贤良祠。贤良祠位于柳侯祠的左侧，与柳侯祠并称为唐二贤祠，祠内塑有刘贲的雕像，还陈列有刘贲生平事迹的文献资料。刘贲崇高的国家责任感和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常使后人常来此凭吊，并留下大量追思诗作。明代的谢少南在拜谒贤良祠之后就写下了《柳州谒刘贤良祠》一诗：“谏议祠堂两地成，湘西柳郡北昌平。危言总为当时计，直道何知后世名。隔岸墓林围茂草，绕祠江水泛香蘅。登科我辈犹颜厚，不尽千秋万古情。”[2]233全诗详细描写了贤良祠的环境，并对刘贲的精神品质给予充分肯定。同为明代文人的袁袠也写有一首《谒刘贤良祠》：“高树临流水，空庭澹夕阳。万言翻下第，三黜竞投荒。事业存青史，英灵俨白杨。古来称屈者，不独一贤良。”[17]331这些诗作在表达对刘贲凭吊之意的同时，也給后来者以巨大的精神鼓舞。读者细细品读这些作品，想见历代先贤的高尚情操，于今天依然能够得到陶冶和启发。

古代广西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还体现在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广西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交融的地区。自秦置郡以来，由外来文人所带来的先进文化在与本地文化不断交流、融合与冲突中推动和促进了广西文化的发展。这一多元文化共存、融合的进程，也体现在《粤西诗载》的创作中。颜延之、元晦、柳宗元、苏轼、黄庭坚、秦观、范成大、张孝祥、解缙、王守仁等人先后来到广西，在为广西引入中原文化的同时，自身也受到广西文化的影响，他们的文学创作也因此融入了新鲜的元素。唐代柳宗元在柳州任上曾作《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一诗，这首诗详细描写了作者在柳州城北种植柑橘树的场景。全诗将生长在南方的橘树林视为高洁品行的象征，称赞橘树“几岁开花闻喷雪，何人摘实见垂珠。”[11]6～7作者想象着橘花盛放含香如雪的风韵和硕果累累的令人垂涎欲滴的景象，发出了“滋味还堪养老夫”的感叹，体现出诗人对这片南国土地的深情希冀。黄庭坚在广西宜州度过了人生中最后的一年多时光，就是在这短暂的时间里，黄庭坚的诗作形成了新的风格。黄庭坚在这一时期的诸多作品都带有着浓郁的地方色彩。如他的《宜州乙酉家乘》一诗对当地的食品医药、茶酒水果、气象变化等等都进行了翔实的记录，成为外界了解和研究广西风土人情的重要史料。与此同时，这些寓桂作家的文化品格和文学修养也滋养了广西的文化发展，如柳宗元、黄庭坚、秦观等人在广西期间一方面为当地治理付出大量辛劳，另一方面大力培养本土文人，形成了一个个文学群体，为广西的文教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柳宗元初任柳州刺史之时就组织修缮了孔庙，并亲撰碑文表达自己发展当地文教事业的心愿。在行政工作之余，柳宗元还大力兴办学堂，并亲自登坛授课，为柳州培养了一批晓诗书知礼仪的青年才俊。柳宗元在《种柳戏题》一诗中写道：“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谈笑成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12]90将种植柳树与培养人才相联系，体现出植树育人、惠以养民的教化思想。在柳宗元等人的影响下，自唐代后期开始广西各州府逐渐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纷纷设立官学发展兴办教育，培养出多位广西籍的读书人通过科举步入朝堂。到了明代，广西的有名的经济重镇如桂林、柳州、庆远等地，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文风已经颇成气象，明代王世贞感慨道：“广西其颖称名儒，取甲第，服官蜚誉，彬彬然与中土埒焉。”[18]6可见当时的广西的文化事业和教育水平也逐渐得到了中原的认可，广西不再是蛮荒之地，而是和中原一样，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形成“诗书文物之盛领顽中州”的可喜景象。当地的百姓也没有忘记这些寓居广西的先贤对地方文治教化产生的深远影响，他们以汉民族的风俗传统为柳宗元修建了柳侯祠，为黄庭坚修建了山谷祠，为秦观修建了淮海祠，这些祠堂延续千百年至今仍然是当地重要的文化景区，成为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见证。

五、结语

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类型的诗歌作品是先民为后世留存的历史记忆，这些作品至今仍发挥着鉴古知今的重要作用。习近平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19]通过《粤西诗载》的相关诗作，能够感知到广西先民一直怀有的对祖国、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体现。通过分析《粤西诗载》的诗歌创作主体，我们可以直观了解到广西历代文人流动与迁徙的情况，通过他们的生存状态，不难看出古代广西能够以包容的姿态接纳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就作品题材而言，《粤西诗载》对广西的自然环境和民俗风情进行了生动而翔实的描述，使广西的文学形象长存于历代文学作品之中。梳理《粤西诗载》中的广西形象，可以勾勒出身处文明中心的中原和地处边缘的广西不断增强彼此的交往交流交融，在持续的观照、交流中，中华文化逐渐接纳广西民族文化，广西民族文化逐步融入中华文化的历史进程。通过具体的诗歌创作，今天的人们也可以清晰了解到历史上的广西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这主要体现在历代广西对不同文化形态的接纳、对国家主流价值观的遵从以及注重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等方面。通过《粤西诗载》，我们不难看出历史上的广西走出了一条保持自身地域特色与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协调发展之路。历史延续至今，这一增强自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对于今天的广西仍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本文得到广西高等学校千名中青年骨干教师培育计划专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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